中国古代各朝代政治文化(2)
62.在运河沿岸的城镇中，以商贾为中心的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围绕运河，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文化氛围，全国各地的正直脸洗衣机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在空间光度和社会深度上都超越往古。
63.隋至唐初，是一个制度整合的时期，是使行政秩序合理化、简化和效益化的时期。
64.律：惩罚犯罪行为的刑法典;令：正面规定的规章制度;格：皇帝临时称制整理汇编而成，相当于律的补充与变通(留司格：一司条贯、散颁格：海行条贯);式：按工作性质归口的章程细则。
65.中华帝国的法典体系(“混合法”)：成文法和判例法(“故事”：过去的事件以及处理方式，视之为可供效仿的规范、原则)。
66.唐代法典的基本原则：以礼(秩序、差序)为本，礼(价值层次)法(操作层次)并用。“以礼入法”原则的确立。
67.德国历史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68.丝绸之路是一个路线网络，走法多达14种。唐玄奘取经是经过丝绸之路，路途艰辛，唐与突厥的政治矛盾。主要有三类人：官方使节、商旅、宗教信徒。
69.751年，大食人(阿拉伯人)与唐代人第一次遭遇战。
70.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政权的交涉的轴线，安史之乱后由西北(匈奴、突厥)变化到东北(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并且开始出现“海上丝绸之路”，出销瓷器。
71.“丝绸之路”这一说法，其内涵以及外延不断扩大，不仅指沙漠地带的陆上通道，也指经过北方草原地带，以及经过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通道(宋以后，瓷器成为大宗出口商品)。
72.东西贸易往来：波斯和拜占庭的货币(有人认为当时在中国有货币特区)，外国钱币的涌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在丝路贸易中的“出超”态势，折射出相对先进的生产水平。
73.“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于东西方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条道路虽然主要是商路，但当时中国与亚欧各国的政治往来、文化交流也依靠这一通道。通过它，中亚、南亚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信仰先后传入中国。
74.粟特人(文化汇聚的中介和标本)，中世纪早期的东西方贸易，是由特殊的“商业民族”担当媒介的。这些承担“远程贸易”的民族，比如活跃于地中海、北海的犹太人，活跃于中亚的粟特人，往往以特殊的宗教纽带联结，以聚居形式生活在中世纪世界的缝隙中。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径称为“胡”。他们的故乡以中亚的撒马尔干为中心，有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国。他们多以经商为业，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地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75.佛教东传的一个印证，西部是早期石窟寺遗迹最集中的地方。时间为两汉之交。季羡林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有两条途径，都是经过中介的。印度—大夏(大月氏)—中国、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路线之一是通过我国西部，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
76.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敦煌，斯坦因(英国)、伯希和(法国汉学家)窃取敦煌文书。
77.隋唐时期敦煌文化的构成：以儒、道为主的汉文化;混杂居住于敦煌和西域地区的汉、吐蕃、回鹘、粟特、于阗等民族多变交往而产生的混合型文化;印度、中亚、西亚等外来异质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汇聚产生的“嫁接”式文化。
78.尽管在宗教、艺术、器物等方面，通过西域传来的印度、中亚、西亚等文明对于唐代的习俗、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唐代的官制、兵制、刑法、赋役等主要制度都渊源于先前的王朝，并没有因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感到要以外来的价值观念重新审视自身的历史——包括社会制度、政治结构和伦理准则。相反，佛教教义中接近中国思想的内容，由于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特殊的亲和力，而被选择出来着意发扬。——参见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
79.开放趋势与保守倾向并存：当时的兼收并蓄，是为了追求大一统的极致，是要在差异中求一统，而非真正鼓励多元化的发展。这事实上削弱了异质文化所可能带来的刺激与活力。
唐人沉浸在一种“天可汗”的文明优越感中，而不同文明的较量与冲突事实上正在潜移默化、或隐或现地进行。
80.直接与间接传入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儒释道三家，经过长期的冲突与相互作用，最终各自发生了局部的质变而构成为中国整个思想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
81.文化交流是一个内容复杂的过程。跳出“汉化”、“胡化”或者“西化”的研究窠臼，系统地考虑不同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相互影响的种.种现象，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富有科学的旨趣，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82.讨论政治就是讨论权力关系。寺地遵政治史研究要点：国家统治机构、国家政策、重要政治事件、政治主体以及政治势力，政治运作贯穿四者。
83.制度是人制定、修改以及废除，制度是对事件的回应，由非常规、偶发到常规、规范。制度限制或保护某些关系(人与人之间以及事件之间的关系)。关注政治制度沿革，把制度当成一个窗口，这才是核心性问题。
84.国家的行政首脑：掌承天子，助理万机。宰相职权的核心：“入则参对而议政事(议政权)，出则监察而董是非(监督百官执行权)。”宰相是一个综合性、集合性的名词，是指特定的一群人。
85.宰相是一批人的统称，各个时代宰相的名称不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君相关系、内朝与外朝关系的交互作用，是决策与行政合理化的过程，是效率与制衡的过程。
86.西汉：皇权强化，近臣内职权势膨胀，西汉中期以后，政务繁多，行政系统不足以应付新的事务。深宫君主——外廷宰相，议政空白地带——“中朝”(“内朝”)，侍从近臣，秘书、咨询机构。“尚书”，选任身份低微而有才干的近臣，随侍身边，调遣方便。传递、掌管—处理、批复文书章奏。“百官之本，国家枢机”，责任增加，政务范围扩大;弥补原有政务职掌之不足，成为联系皇帝与百官之间的枢纽。汉昭帝时出现了“领尚书事”(后来的宰相，如果没有领尚书事的头衔就是没有实权的)，大将军、九卿“领尚书事”，得以扼制朝政枢纽——辅政体制。
87.东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成为独立机构，直接指挥外廷事务;诸曹组织分工。事权日益向尚书台集中;三公府逐渐萎缩，诸曹闲散化。尚书过问庶务，事实上即开始走向外朝，神秘色彩与权威性随之淡化。东汉后期，太后称制，居于深宫，靠身边的外戚或宦官参与谋议，传达消息——宦官、外戚专权。
88.曹魏、两晋：三公系名义宰相，尚书台/省“职无不总”，转化为外朝宰相机构。皇帝身边，新的秘书咨询机构中书省、门下省发展起来。南朝：中书省“典诏命”，门下省“审署下达”，付尚书省执行。中书省、门下省走向外朝。北朝：逐渐形成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之制。
89.在中国古代，“内朝”活跃通常意味着皇权加强。内廷机构无正式名目、地位，却可能倚仗皇帝亲随之优势，凌驾于外朝之上，干预甚至取代外朝宰相职能。一旦内廷机构权力膨胀，发展为政府机要部门，甚至取代外朝决策机构，帝王为驾驭制约，必然转而扶植新起的内廷机构。内廷、外朝互补，亦相互制衡。其深刻矛盾，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各个阶段。这种格局，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集权政治背景下中枢机构的基本格局;是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又存在种.种矛盾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一种设权分职方式。
90.南北朝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已经出现，但不等于已经产生了三省制;尚无严格运作规范，尚非既独立又互补的外朝权力系统。隋唐时期，三省分工机器关系已经明确而制度化。三省长官的议事之所为政事堂;政事堂会议是当时的最高决策机关。三省制：中书出令→门下审覆→尚书执行。比较整齐的三省制度，主要存在于唐朝前期。唐初中央政府实现了决策、行政和事务机关的分离，形成了一整套公文程式和处理程序。中书省的首长中书令及门下省的首长侍中和尚书省的首长尚书令共同构成了唐代前期的宰相(李世民在李渊在位期间做过尚书令，所以后来尚书令空置，尚书省的首长为仆射)。政务的处理有严格的程式，反映出官僚制度的逐渐成熟。
91.宰相的构成：①三省长官②“知政事官”：由皇帝指定他官，加衔“知”政事、知机务等，参加政事堂会议。(所加之衔，逐渐固定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无论现居何职，凡加此衔即为宰相)唐代宰相制度格局：由以侍中、中书令为核心的知政事官参掌朝政，由政事堂议决军国大政。
92.一般中书省、门下省在宫城里，尚书省在皇城里。唐代后期的南衙北司之争，南衙是宰相的机构和外朝的百官，北司是在宫廷里最北边的机构，就是宦官的机构。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陆游《老学庵笔记》写道:“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袯裤;刑都比门,总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见鬼”。除政务机关之外，隋唐到宋还有寺监等事务性机关。
93.宋代的中枢权力机构，当时的宰相就是二府的首长，正宰相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平章事)，副宰相是参知政事，包括枢密使。以事任为中心，相对“扁平”式的政务管理机构，幅度而层次少。(宫崎市定认为这是一个君主独裁的时期就是因为这些部门都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不像唐代很多事情是由政事堂决定的)
94.枢密院/枢密使：唐代中后期——宦官专权，枢密使、神策军护军中尉，掌机要事务，统领禁军。(枢密院在唐后期就已经有了。那时的枢密院是沟通内廷和外朝的，枢密使是宦官担任。)五代——政治体制的运转，以军机要事为中心。皇帝最为亲信、器重的官员，常担任枢密使。枢密院权力达到巅峰。(那时候兼枢密使的宰相才是真宰相)。宋代——重振外朝机构，文臣掌管枢密院。
95.汉魏以来趋势，内廷要职→外廷(政府)要职。(取代外朝宰相，形成新的宰相制度)。晚唐-五代-宋，枢密院权力上升→向中书门下回归→二府并立。明代，内阁(大学士)，清，内阁(大学士)→军机处(军机大臣)。
96.中枢机构的政务化趋势：隋至唐前期的中书门下是决策首脑机关，基本不负担琐碎事务;而自唐玄宗行政改革开始，唐代中后期至宋代的中书门下承担了大量的日常政务性工作，出现了中枢机构政务化的趋向。宋代的设官分职方式，在“丛脞芜杂”的表象背后，突出了国家政务的核心内容，职责与事权明确集中，官员的专业化程度较强。
97.唐代与宋代的分工与制衡：唐代：决策与执行(程序与职任)的分工;宋代：以“事任”为中心，以“依事系任”为原则的机构分立。在管辖权限之内，决策、执行一体化。
98.元代的宰相机构是中书省。它不是隋唐三省制、宋代二府制的自然发展，而是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行政组织和程序简化这一特征的反映。大蒙古国“家产制”传统与汉式中央集权体制结合，导致宰相专权的现象出现。“以成效责中书”，而决策程序、制衡机制不完善。家臣治国、委任责成。
99.文书的运转与规范的完备：文书的上行下达，实际上就是情报或指令的流动，构成帝国时期的行政与信息网络。这一网络中的关节点，体现着一种政治地位;在各个关节点上处理文书的权力实即政治权力。而文书的流程实际上反映着政治秩序，反映着权力的格局。文书是制度的依托。
100.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完善与成熟：分级分类进行行政立法、执行中有书面令式可循、奖惩有文档资料作为依据。(宋代的时候有皇帝直接下达文书给官员或者某机构的，叫内降，但是宋代外廷挺抵制的。)
101.宋代的官僚政治已经具有现代官僚政治的许多基本特征：职能的专业化、权力的等级制度、正式的法规系统，以及非人格性的理想。——John Chaffee《宋代科举》
102.秦到西汉：三公九卿制，三公为宰相;尚书、“领尚书事”出现。东汉、魏晋南北朝：三公失权，事归台阁;中书省、门下省出现。隋唐宋元：三省制——两府制——中书省(一省)，出现中枢权力集中的趋向。明代：取消丞相制，君主直接统领六部，专制主义君主独裁程度大为提高——内阁辅政。清代：满汉杂糅的中央官制，清初，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满族大臣)，还有内阁——南书房——军机处。
103.效率与制衡：首先，皇帝总览大权，为提高治事效率，需要身边有贴近的辅佐;而其身边参与顾问、起草诏书、传达命令的近臣，因与皇帝接近、掌管机密、参与决策而逐渐获取大权，“外化”为朝廷重臣;而当其外化之后，帝王便会赋予新的近臣以权力，同时产生再度“外化”的可能。如此层层剥离，中枢权力围绕着专制君权，由内及外不断转移。其次，中枢机构变化的走势，是由皇帝与官僚机构、官僚队伍的矛盾决定的;皇帝一方面要设置得力的办事机构，需要赋予它的权力;一方面担心掌握权力的大臣权势日高，威胁到皇权，因此要另设亲信机构予以制约。中枢机构权力分立的格局，正是出于相互制衡的考虑。
104.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作为统治主体的两端，牵动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走势。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始终实行中央集权。表面上看，中央政府居于主动掌控的地位;实际上地方政府更为贴近基层社会，就信息分布的不均衡状态所造成的对比态势来看，地方政府及官员所享有的灵活程度显然是中央政府望尘莫及的。因此，这种集权必然是有限的，是在“分权”基础上的“集权”。
105.士人阶层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兴起，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之源。还没有做官居位的学子可称之为士，做了官，可称士大夫。士大夫政治形态在隋唐还得到了 科举制的保障。士大夫阶层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也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分割者。士大夫最重要的特定：既承担文化又承担行政，既是学者又是官僚。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小知识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及其职能表现行政管理，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诸侯国变法，并在秦统一后不断发展演化。本书第一章将简要叙述古代官僚政治的渊源和若干发展阶段。
古代皇帝专制，有别于贵族领主制，又与近代民主制风马牛不相及。它至高无上，具有统辖一切的绝对权威和独裁性。专制皇帝集各种权力于一身。其权力可贯通到中央、地方各部门，直至最基层的臣民，且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皇帝以集权的形式、独裁的手段去驾驭臣民，对整个国家进行统辖治理。这就是处于古代官僚行政管理主宰地位的皇帝制度的框架概要。在正式研究古代官僚政治的方方面面之前，本书第二章将考察皇帝和皇帝制度及其对官僚行政活动的控驭。
由于中央集权以内驭外的基本机制，中央官僚的施政活动，始终处于古代行政管理的核心位置。中央官僚距权力源头最近，长期充任专制皇权支配、控制行政管理全过程的有力工具。中央官僚的行政管理带动着整个行政管理体系的运作，也最能直接体现专制皇权与官僚、与行政管理的联系，最能显露古代官僚政治的内在本质。本书第三章将着力探研官僚中枢组织及其演变，宰相等臣僚协助皇帝决策的诸方式，各时期朝廷政务管理等，以期究明中央官僚行政管理的统属结构、权力运行及因君主与宰相间权力冲突引起的一系列内部变化。
秦以降的历代王朝，所辖疆域甚广，必须采用有效的方法去督责或直接指挥地方官府，以收指臂运如之效。古代官僚政治对民众的统治，对全社会的支配，主要是在地方行政管理范围内推行和贯彻的。地方官府及乡治机构的统治方式如何?各级地方机构的职权如何划分?其功能作用如何?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怎样处理?均成为地方官僚行政管理所面临的课题。本书第四章将从郡州府县官僚施政，乡里保甲组织的行政职能，部州方镇行省督抚的设置与职能转换等若干方面，剖视地方各级官府行政管理诸职能的运作方式、内部机制、社会效应等。还要涉及缙绅、宗族势力等在地方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官僚选用黜退，是专制君主不断组织和更新职业官僚队伍的过程。它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官僚的行政能力、禀性操行，即所谓“才”“德”;第二，官僚队伍的适当员数规模。官员少，官僚机构会出现“贫血”。官员多，则造成官僚机构膨胀和成员冗滥，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加重财政负担。为此，我国古代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制度与措施。官僚的选用黜退，直接影响官僚本身的成分、素养和行政管理的效能。本书第五章将研究官僚队伍的更新及弊病。
官僚政治作为一种权力形态，也存在吏治混乱、官僚队伍腐败等严重问题。为了对付这些弊端，古代官僚政治在两千年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整肃官场秩序的机制。凭借这种机制，君主和官僚集团就可以在行使权力、实施行政管理的同时，不断克服内部的腐败现象。尽管此类整肃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它对古代官僚政治的生存与发展又是不可缺的。本书第六章将探讨政绩考课、行政监察、肃政惩贪、官场道德伦理节制等官僚自身管理的若干重要方面。通过这些探讨，揭示古代以官治官，而非以法治官的局限性，揭示官僚统治秩序周期性破坏的原因和影响等。
在古代官僚政治的条件下，公文始终是政务命令和报告的文字载体，始终是官府权力运作的重要手段。它具有沟通上下统属关系，指导行政等作用。官场公文诸形态及运转，也是古代官僚政治的组成部分。本书第七章将专门研究官场公文的起源、种类、规制，公文流通与行政权力行使的关系、对行政效率的影响等，进而剖析造成公文壅滞的种.种背景和原因。
历代王朝虽有政府官员布列中外，在各级衙署中行使其职权，但大量的日常琐细事务的具体处理，又是靠为数众多的胥吏及幕僚来完成的。这些人不属于官，却实际执行着政府的职能。没有他们的辅助，各级官员在行政中就寸步难行。作为官僚政治管理辅助性工具的胥吏幕僚，还与官场严格的技术规则、文牍档案等相联系，甚至可以称之为古代官僚政治中文牍主义的产物。本书第八章还将较详细考察胥吏、幕僚的名目、职掌、选用、身份特征、对官僚行政的作用等，并揭示其官场文牍主义背景及其与吏治败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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