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经济论文
经济模块是高中政治的重点内容，涉及到的论文怎么写呢?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高中政治经济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高中政治经济论文(一)
一、中国金融市场化区域差异的成因:假说提出与理论阐释
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变革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分离还是外汇体制改革，抑或是九十年代初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等，中央政府一直都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发起者与组织者，而各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有金融机构都只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行动集团。作为中央政府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既是地方行政机关，又是中央的代理人，而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代理人，因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官员存在着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虽然地方官员是由各级人大选出的，但中央的意志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事控制向下传递，进而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当前体制在经济上又高度分权，具有一定资源调控能力和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绩及分享财政税收增长的好处，有动机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中国实施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尤为突出。既然金融市场化会弱化政府部门对金融资源的掌控，地方政府阻碍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势必成为自发的逐利行为。另外，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干预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上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不得不呈现出亲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其经营管理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各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有证据显示，中国有82.6%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事实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竞争中胜出，有动力通过其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向更能凸显政绩的项目发放贷款，这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还会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造成负面冲击。依据上述逻辑，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发展符合地方利益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会成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阻挠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改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在当前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比如，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东部地区私有经济比重较高。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西藏、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论
本文首先在理论上梳理了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性因素，并系统研究了地方政府行为、国有经济、腐败等制度性变量对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当地金融市场化改革;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倒逼地方政府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越慢;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上述结论对今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要合理界定政府与金融机构的边界，纠正国有企业、政府与银行之间的不当关系，切实清除地方行政权力干预金融机构的渠道及机制。其次，要转变政府职能，精简行政机构，积极从发展型政府转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型政府，最大限度的消除行政管制，减少官员腐败的机会;正如报告提出的那样，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界定好二者的边界。此外，还要积极完善和推进地区反腐败制度建设，减少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负面影响。
高中政治经济论文(二)
一、“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原因
当今，中国人口政策正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是继续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低出生率的同时导致劳动力不足;还是重新回到生育毫无控制的时代，导致资源短缺加剧，社会问题出现。因此，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做出人口选择的时代。“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为人口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粘锅”
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面对众多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人口政策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员，也只能算是“小鲜”。“小鲜”数量繁多，且很脆弱，久烹则糊，需要及时翻动。计划生育已经四十多年了,“小鲜”早已“烧糊”了，人口政策现在该翻就得翻。小鲜越糊越粘锅，如果不果断翻动的话，全部都会粘锅。同样，计划生育实行了几十年，已经跨越了最佳发展阶段，渐渐进入衰退期，导致生育率大幅减弱、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龄化加剧，非常“粘锅”。同时，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错误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的发展”。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扭曲了民众心理，很多人将计划生育政策当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千篇一律的执行。总之，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粘锅”会演变成“砸锅”了。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带有社会性，人口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我们不能撇开社会来谈人口。我们在考查人口政策调整原因时，必须从社会角度去考虑问题。新形势下，社会现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单独二孩”政策的开启迎合了时代的要求，更是扩大了人民消费的需求。自亚洲金融危机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日趋平稳，GDP保八发展显示疲态;市场的供求关系从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也从扩大储蓄和投资转变为扩大消费需求。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会导致需求不足，这与我们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悖。另一方面，“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人口红利周期，即相对提高了新增长人口数量，促进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期”，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三)家庭生育心理的推动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代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大到国家层面的经济、政治关系;小到家庭层面的家庭关系。家庭作为国家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的人口心理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人口政策调整。从功利角度讲，人的行为要追求善的最大化。边沁认为，“人类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家庭选择生育的子女数时便会考虑快乐和痛苦的收支，趋利避害。在经济上，每一个家庭都有自有的一套“人口价值学说”，当家庭认为每一个孩子在将来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使家庭更加富裕的时候，他们会趋向于多生育子女。在我国农村地区，男孩不仅被认为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同时也是农业的重要劳动力。在精神上，出于各方面原因，如担心独生子女遭遇不测，以防万一，或者是认为生育两个孩子对孩子心理、品德成长更有利，这时父母都会选择生育两个以上的小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愿意生育两个子女，是国家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微观条件。
二、“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影响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绝大程度上缓解了低生育率状况，使人口政策与社会现实更加紧密结合。但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生育率短期显著回升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如果长期低于1.8，或长期在1.5-1.6水平上徘徊，不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历史证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最高时曾经到达7左右，而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观念的转变，总和生育率才得以下降，降至目前的1.5-1.6。“单独二孩”政策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大大放宽了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使我国总和生育率有一个相对显著地回升，并逐渐向1.8靠拢。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可知，全国范围内有1500万至2000万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妇，大约50%至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单独二孩”政策是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实行，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过渡形式，这样可以防止一下全面放开两孩，短期的累积效应会使生育率大幅度上升，大大超过更替水平，对长期发展不利。
(二)消费结构的变化
消费结构是指消费中不同商品或劳务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着我国商品市场化和资源的共享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居民的各项支出逐渐增加。“单独二孩”政策的实行使得少年儿童人口增加，人口年龄结构改变，从而也影响了消费结构。“单独二孩”政策少年儿童人口的消费更偏向于一些基础的、低水平的消费，如儿童生活用品花费，初级教育文化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水平的消费金额比例下降，如高科技方面的消费，而高科技方面的消费的减少会导致高科技企业的资金积累速度变慢，抑制了相关产业的规模，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延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过程中经济的实际增长“乏善可陈”，但对市场的运行、资源的浪费，甚至于环境的破坏却是可以预见的。
(三)耕地压力加大
耕地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最必需的生产要素,一定的耕地保有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孕育人口最重要的保障。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的人口大国，人口众多且增长迅速，而土地则是一个既定的存量，它不仅不能再生，而且还在日趋锐减。据统计世界人均耕地而积为0.32hm?，中国只有0.09hm，少0.23hm。不仅如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更多的土地资源被需要，这些地从哪里来获得?不就是从耕地面积里去拿，如此一来耕地压力不仅是水深火热，更加是雪上加霜。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单独二孩”政策加剧了人地矛盾。国家“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各省市的细则也陆续出台，政策上的鼓励满足了符合条件的家庭想生育二胎的心理意愿，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加入了生育二胎的队伍中，大幅度加快了新生人口数量，这对土地的承载力是更大挑战。
三、我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
(一)人口数契合生产最优化
所谓的生产最优化指的是生产与环境、资源、消费市场相适应，价值最接近边际效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只能人去适应规律以谋求发展最大化。同样，我国的人口增长也存在着客观规律，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客观规律，那么解决人口问题将不再是空话、梦话。因此，第一，人口数量变化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是指生活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地域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的总和，所以在政治经济学中研究的人并非是生理上的人，而是社会生产中的人。也就是说社会中应该有多少人应该根据社会生产所决定。进入21世纪，我国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水平极大提高，我们必须改变人口政策，以达到统筹人口最优数量的目的。第二，劳动力数量与就业数量相吻合。早有中国学者提到劳动力数量与就业者数量吻合之后能保持人口零自然增长率。在这种人口增长模式下，人口结构按各年龄段平均分布，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口政策引导，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二)提高人口质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提到：“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它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的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所以，解决人口问题困境，探求我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必须提高人口质量，使人口优势变成人才优势。邓小平强调：“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提高人口质量，增强教育水平和强化人力资本是必要的。据相关数据统计，工人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效率提高17%，假定一个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的职工构成的企业将其职工全部换成高中学历的话，则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全部换成大专学历的话，则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因此，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继续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进一步明确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要求，从而达到增强人口质量的目的，明晰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
(三)保持人均耕地高于最小人均耕地
确保人均耕地高于最小人均耕地，对明晰我国人口政策改革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人均耕地是上年末耕地总数与人口总数之比。所谓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指的是为了保障一定区域生产发展食物安全，而必须保护的耕地数量底线。计算公式为一段时间内人数、人均需要的粮食量的乘积与与耕地面积之比。我们可以从公式中看到：在我国耕地面积总数基本上不变的情况下，假如短时间内人口增长速度高，分子变大，最小人均耕地数就会迅速提高，这时耕地压力就会显示出来。面对如此情况，今后我国进行人口政策改革，必须控制人口总量，保护耕地面积，坚持人均耕地高于最小人均耕地原则，否则将是人口政策之危，经济发展之末、人类生存之尽。对此我们要：第一，保护耕地，尤其是保护肥田，用以保证必要的农业生产。第二，大力支持袁隆平院士领导的杂交水稻的培育研究项目，集中力量提高我国粮食的单位亩产。第三，在全社会倡导珍惜粮食的美德，减少在消费环节的浪费，减轻国家耕地压力。
高中政治经济论文(三)
1民营企业进行税收管理的意义
(1)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民营企业可以把通过税收管理积攒下来的资金投入到生产经营或者是基础设置建设当中，这样有利于企业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加强对税收的管理既能帮助企业积攒资金又能存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企业在市场中提高核心竞争力。
(2)可以促使民营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提高。在民营企业的财务管理中，税收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与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具有直接的关系。民营企业财务工作人员主要是通过培训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只有加强了自身的业务素质才能提升税收管理的水平，也同时培养出了很多的财务管理人才。因此，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加强税收管理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3)有助于企业规避税收风险。民营企业的税收风险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法律责任风险，第二种是资金风险。民营企业的税收风险中，以上两种风险都存在，企业税收风险的种类有很多，例如税款负担风险、税收违法风险等。因此，企业只有不断加强税收管理，才可以对这些风险进行分析、预估，从而规避这些风险。
2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税收管理存在的问题
2.1税收管理意识不强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在税收管理方面的意识并不是很强，税收管理观念还比较落后。在很多民营企业中，税收管理人才是非常缺乏的，因此它们对于国家税收政策通常比较模糊，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认识也不够，因此造成了税款拖延、税款不足的现象，导致企业最后也受到税务部门的处罚，甚至有的企业还受到限制经营的处罚。还有一部分民营企业，在纳税的时候总是抱有侥幸心理，投机取巧，想尽办法偷税、漏税，最后还是被税务部门查出，并对其行为进行了惩治。这样的企业不仅没有少缴纳税收，相反，因为违反税收政策而受到处罚，缴纳更多的罚款。
2.2民营企业的财务人员专业性欠缺
在大多数民营企业里面，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相对较低，有些财务人员尽管拥有会计证，但是财务管理水平不高，有的甚至还在采用手工记账的方式，其记账方式不够严谨规范，税收机关工作人员查账的时候往往由于成本资料、收入凭证等文件不够齐全而无从下手。而且在我国民营企业里有将近一半以上的企业聘用的是兼职会计或是要别人代理账务，外聘人员由于对企业缺乏责任感而不会深入的去了解企业的运作流程，所以一般记账方式并不符合会计通则以及会计准则。
2.3民营企业亏损严重难以融资
由于政策的支持，银行在信贷市场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但是由于民营企业规模小，本身资金也非常有限，缺乏可以抵押的资产，还有些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给予的贷款后居然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逃避亏欠银行的贷款，这些导致民营企业的信用形象大减折扣，种种原因都导致银行不愿意房放贷给民营企业。这导致民营企业失去了一个庞大的信贷支持。不少政府里的工作人员仍然保有这一思想，使得民营企业由于自身规模等原因受到歧视。这一歧视也导致政府对于大企业大力扶持，针对民营企业的优惠政策却非常少的。失去了资金和政策的支持，民营企业想要扩大规模就显得非常的困难。
2.4税收管理工作繁杂难以管理
我国民营企业数量繁多，行业种类跨度非常大，经营管理方式也非常灵活多变，而税收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人数有限，无法对每一个民营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了解清楚，所以税务工作管理起来非常的困难。有不少民营企业一直认为办理营业执照就已经足够，而未及时的去税务机关做税务登记以及纳税申报。还有些民营企业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地址并不是真正的经营地址，导致虽然它已经领取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但是税务机关依然无法管理。
2.5税收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有待提升
当前税收管理工作的主要职责是认真贯彻落实税收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尽可能的提高效率为纳税人带来便利。目前税收管理工作主要有税收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贯彻落实，所以税收管理员的素质对税收工作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税收管理人员的职责与其所可以行使的权力并不是对等的，平常事务性的工作量大、临时性的工作多、管理水平低以及管理员自身素质水平不高，导致了管理人员没有办法兼顾所有的中小型企业。
2.6纳税评估的手段不够先进、数据不够准确
对于基层税务管理来说，纳税评估是一项税源管理的重要工作。管理的对象比较特殊，因此，民营企业对于评估工作不是非常适应，纳税评估通常是采用静态的资料进行分析，而不能进行实地检查，也不能进行时时的监控和管理，。因此，纳税机关只有对企业的纳税情况有全面的了解，例如生产状况、核算情况以及申报情况等，才能进行全面的评估。目前，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在财务管理的水平上是比较低的，因此，很难达到以上这些要求。一部分企业由于受到利益因素的影响，法律意识不强，对财务核算比较马虎，甚至有的企业还做假账。因此，财务资料、信息、数据都不健全、不准确的情况下，财务评估又怎么会准确呢?因此，最后得到的财务结果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评估效果也是不佳的。
3解决我国民营企业税收管理的对策
3.1加强民营企业纳税宣传教育
在税收管理工作中，民营企业作为主动方，其纳税意识的提高对税收工作能够起到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首要工作，应该对民营企业进行税法知识的普及，让民营企业由被动、不情愿交税转变为主动缴纳税款。具体做法包括以下几点：(1)向民营企业管理人普及税法知识，让其明白企业的发展必须依赖规范的生产经营以及严谨的会计核算体系为支撑。交税纳税对于企业日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2)开展专门针对民营企业财务人员的培训班，通过传授财务知识、税法知识、以及税收法律责任等多方面的知识，提高财务人员的综合水平，做到依法记账、科学记账、真实记账。(3)和其他有关部门一起齐心协力，共同为民营企业的财务和税收核算进行管理，确保民营企业的账务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企业促进法》《、民营企业财务制度》《、税收征管法》等相关法律进行工作。
3.2加强对民营企业税收的监督力度
要做好对企业的税收管理，必须有效地提升税收管理工作的力度。首先，对企业的过程进行全面监督管理，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结算等等方面。其次，对于岗位的设置要科学合理，要把对企业的监控管理也进行目标责任制考核。如果在日常监控中遇到了异常情况，要及时的对其进行税收评估喝着把它转交给稽查部门，以便对企业进行有效的评估和稽查。此外，尽可能的加强对民营企业税收的监督力度，有企业前来办理税务登记的时候，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避免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不在同一位置等情况的发生。定期的走访企业，及时掌握企业的最新情况。同时要加大惩罚力度，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环节，对于发现有异常的企业要紧追不舍，严肃处理违法乱纪的行为。
3.3加强税务管理基础工作
税务部门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征收赋税，要改革以前的传统思想，只知道一味征税，不顾及企业发展的思想要合理进行改革。首先，要在税收政策的基础上发挥好税收的杠杆作用以及导向作用。把税收政策的管理和引导作用进行合理结合，为企业的发展营造好的氛围。对于民营企业，应该增强他们的依法纳税意识，使税收法制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还要建立一些税收辅导制度，更好地为税收服务，建立会议制，主要与企业的法人和相关人员为主。及时宣传新的税收政策和相关法规，励志对民营企业的纳税行为进行更进一步的规范。与此同时，作为税务管理人员，可以把纳税人分为不同的片区进行集中管理，这样使税务管理工作更加细致、更加到位。管理人员对纳税人可以实行跟踪管理，切实对税源取得密切的联系，随时掌握企业的生产情况和纳税情况，对于纳税人的信息、资料等要全面收集和整理，加强稽查、核查工作、日常登记工作等等，切实做好税务管理的基础工作。
3.4加强纳税评估效果的管理
民营企业一方面要提高管理意识，另一发面要使评估面得到扩展，最好能做到在一年中，可以对所有的民营企业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针对那些申报情况异常、与自己的经营规模不相符、财务管理混乱的企业要进行重点评估。根据行业、类型的不同，采取不一样的评估方式。此外，对于财务数据的录入、审核等要使评估结果尽量准确。对企业的纳税评估要有主次之分，收集、整理、处理真实的经济信息将会使税务评估的结果更加准确，更加有效。
3.5提高税务管理人员的素质
目前，税收管理更加规范，税务管理中税务的管理者是主体。因此，作为基层的税务管理人员，一定要有明确的责任感，把税务管理与纳税人进行有效的结合，进一步加强对税源的管理，使税收管理质量有所提高，使纳税服务更加健全。税务管理人员要把自己的责任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对二者的认识也要更深刻。税务管理人员要从一些琐碎的事物中解脱出来，把重点放在税源管理以及服务上面。而这就要求税务管理人员既要懂得税收有关的知识，还要有分析的能力，更要懂法。但是，目前的一些企业，税务管理人员的素质是比较低的。因此，企业在选择税务管理人员的时候要在人员搭配方面有所重视，尽量选择一些素质比较好的员工，在处理税务事项的时候，大家要相互配合、相互合作，从而使人力资源的作用发挥最好的效果。可以使每一个税务管理的优势被发挥出来，从而使企业的税务管理工作质量更高。根据人员的不同特点，采取不一样的培训方式，使财务人员在知识方面更加丰富、全面，使财务管理人员的素质进一步提高，这样才能使企业的财务管理更加精细化。
总而言之，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税务管理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财务人员专业性欠缺、纳税意识有待加强、税收管理工作繁杂难以管理、等等，因此我国民营企业税务管理要想得到加强，就要实行一系列的有效的措施，例如加强民营企业纳税宣传教育、加强纳税评估效果的管理、完善纳税服务等等，在这些措施得到合理的实施以后，民营企业的税收管理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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