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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书法:论魏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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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碑体的概念形成于清末.是指北魏碑刻中以斜画紧结、点画方峻为特征的楷书书体。这种书体主要流行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至北魏分裂为东、西魏这一时期洛阳地区的碑刻中。代表作品有《龙门二十品》、太和、景明、正始年间墓志,以及《贾思伯碑》、《张猛龙碑》、《马鸣寺根法师碑》等。我们一起来看下吧。

  魏碑体非崔、卢旧法

  《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云:“玄伯自非朝廷文浩,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幕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湛。并以博艺。湛法钟繇,悦法卫灌,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湛传子很,很传子邀。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又玄伯之行押,特尽精巧,而不见遗迹。’玄伯之子浩亦工书。太武帝时尚书郎黎广“善古学,曾从吏部尚书清河崔玄伯受字义,又从司徒崔浩学楷篆,自是家传其法”。((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云:“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模楷。’《急就章》为魏晋以后对字书《急就篇》之俗称。自魏晋以来,书家多以古典草书写《急就章》,故称《急就章》草,简称章草,以区别于今草。故知崔浩善写楷篆和章草。汉魏以来,士族世家经学艺能,都以家传,格守旧法,世不替业。崔家所传为索靖、卫琳草隶行押之书,体势精巧。卢家所传为钟繇、索靖之法,卢湛六世孙伯源,亦善书,代京平城宫殿,皆由其题榜。崔、卢二家所书隶楷,也应该是踵、卫旧法。世不替业的书风是守旧的,其真书应和魏晋时期一样,带有较浓重的隶法。

  崔浩于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被杀,清河崔氏及与浩同宗者皆死,和清河崔氏世代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被族灭。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以前碑刻如《大代华岳庙碑》、《嵩高灵庙碑》及《吊比干文》等,字皆带隶惫,结构也较宽博。《皇帝东巡之碑》〔图一〕、《皇帝南巡之颂》虽斜画紧结(其形成原因,后文将作分析),但或多或少也带隶意,《皇帝南巡之颂》有些横画收笔还带波挑。崔、卢之二家门第清高,累世显宦,故“魏初重崔、卢之书”,这些由国家所立的丰碑巨刻,很可能受崔、卢书风影响,尤其崔浩信奉道教,与寇谦之关系密切,书写《大代华岳庙碑》和《嵩高灵庙碑》的人学崔法是极有可能的,可见魏碑体并非是崔、卢二家之法。

  魏碑体不同于写经体

  自西晋八王之乱,北方诸少数民族贵族先后建立政权,人主中原。洛阳陷落,士族大批南迁.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即位,建立东晋政权,从此南北政权二百六十余年间基本处于敌对状态,文化学术阻隔。北魏孝文帝时虽曾多次与南齐互遣使者通问,并曾向南齐求借图书,南齐朝廷官吏议论不准给与。王融上奏,认为“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对虏狄能起到教化绥服的作用,于朝廷又没有损失.齐武帝同意了王融的建议,但是给北魏图书的事最终还是没有施行。这说明南北文化学术交流十分不易。南朝曾先后风行王羲之、王献之的书体,但是南朝书风影响到北朝,则是在西魏恭帝元年(554)于谨等攻破江陵,梁朝名士王褒人长安后,北周上流社会人士都纷纷学王褒的字,使北朝书风得以改变。王褒的书法是受其姑夫萧子云的熏陶,而萧子云是学踵舞、二王书体略加变化的书法名家,王褒的书法可以说是典型的南派。南派书法初次在北方出现,引起了轰动,在此之前,由于政权对立,地理阻隔,南北书风是截然不同的。

  东晋十六国时期和南北朝,僧侣的流动相对要较其他阶层人士活跃自由得多。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使后人能看到自晋代、十六国时期一直到北宋的数万件墨迹。其中大最的是佛教写经。在新疆库车、都善等地也有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写经发现。如都善出土的北凉承平七年(449)所写《持世经》后面有尾记H :“吴客丹杨郡张依祖写,用纸二十六枚。”还有梁朝天监(502一519),普通(520一527)、大同(535一546)年间的写经。。南北方佛教的传播和流通相对比较宽松。来源书法 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人中国,即有《四十二章经》。汉桓、灵二帝时,西域僧安世高翻译佛教经典三十余部,支俄译经十余部.另有其他西域和汉土僧人也分别译经和参与译事。魏、晋时译经之风甚盛,除了在都城洛阳外,敦煌、天水、长安、嵩山、陈留、淮阳、广州等地也翻译佛经,所译经典数以百部计,译经成了主要的佛教活动。译出的经典即大量抄写用以传播。当时已流行有“供养经”,即出资雇人写经,以为修行、利益众生之事。

  魏晋大量的佛经所抄写的书体,正处于汉末由带有波碟的隶书即“八分书”和不带波碟的简率隶书向楷、行书过渡的阶段,捺笔和主横画尚含有浓重的隶书波碟意韵,显得丰肥厚重,但是已出现楷书的撇、钩。撇和钩在东汉碑刻上的八分书中几乎是不出现的,而在一些书写较快捷的隶书中,因为笔画的简省呼应产生了这种笔致,在楷书中吸纳了撇和钩的写法,并成了基本笔画。写经的字不能草率,草率就不虔敬,而抄写的速度又要快,才能出效率.故写横画都是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转折处多不提笔转换笔锋,而是略作顿驻后再换锋.以取劲疾。写经有一定程式,即是先画好乌丝栏,每纸的行数、每行的字数(最常见的为短行17字)都有一定规格。抄写时,以旧的经卷为底本,照式抄写。抄经的人大多为寺院僧尼和以抄经为职业的经生,这些人一般是看不到名家手迹的,他们习书的范本就是前人抄写的经卷,当他们抄经时又须依照旧本抄写,不掺人己意。这样,魏晋时的写经书体就一直沿袭下来。十六国、南北朝时大量新译的佛经律论也都是用写经书体抄写的。南北朝后期,写经的书体虽然隶书笔意愈来愈少,但是仍保持其沉雄厚重的体式,南北方写经的书风差异也很小,后人称这种特殊的书体为“六朝写经体”。写经体到南北朝时,与当时世俗流行的楷书是有明显区别的。写经体含有隶意,隶书的横画一般不带斜势。写经体与带有明显斜势的魏碑体是显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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