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90周年阅兵观后感
2017年8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率领其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了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学习啦分享2017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观后感，仅供参考!
2017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观后感范文1
我的父母都是军人，我从小生活在军营里，不到15岁就入伍穿上了军装，学的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学雷锋，争当五好战士，对自已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就象歌里唱的，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珍贵。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我学会了做人，学会了不怕苦不怕死，学会了有组织有纪律，锻炼了思想，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当年穿着军装我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回想这些，我仍然觉得无比自豪，我想，我永远都会因此自豪。
解放军来自于民，服务于民，回归于民，这回归是经过大熔炉熔炼之后的回归。我从一个刚懂事的孩子成长到今天，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是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是在部队打下的基础，加上自已的努力。不忘过去是为了干好今天，创造明天，毛主席说过：人贵有自知之明，还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多年来，我体会到，这种精神，主要是无私奉献精神，就是要象张思德，做平凡人，做好平凡事;象雷锋，一辈子做好事;象愚公，不怕艰难困苦;象白求恩，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八一建军节，就是要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老一辈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打天下，创建了新中国，我们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国家日益繁荣富强，能有今天，这中间有我们的努力，有我们的汗水和付出，我们问心无愧。今天我们依然要爱党爱国胜过爱自已，象爱家一样爱单位，不管做什么工作，把祖国的责任记在心头，一辈子保持发扬军人的、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维护自已的形象，在自已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国家的发展多做贡献。
2017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观后感范文2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阅兵今后将成为“新常态”，除今年9月的大阅兵之外，中国官方还计划在未来几年举行至少三次阅兵，借以展示对军队的完全掌控，并对邻国日本发出警告。
中国将于9月3日破例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举行大阅兵的消息，近期引起中国与国际媒体的热议，因为这将是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的首次阅兵，也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在非国庆节举行大规模阅兵，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极强的政治寓意。
路透社前天引述不愿具名但接近中央决策层的消息人士称，此次大阅兵将有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式武器亮相，参加阅兵仪式的部队目前已在北京郊区秘密演练，今年1月刚从中国国防大学校长改任北京军区司令的宋普选中将将担任阅兵总指挥。
消息人士还透露，在任期内多次阅兵将成为“新常态”，中国官方除今年9月举行大阅兵外，还计划在2017年8月1日解放军建军90周年、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及2021年7月1日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举行大阅兵。
据报道，倘若上述计划得以落实，阅兵将打破此前两任军委主席的惯例。在江泽民与胡锦涛最少十年的任期内，只分别于1999年及2009年国庆日在天安门各阅兵一次。
报道称，检阅部队的实况预计将在中国全国播放。消息人士指出，这一方面是为了震慑与中国存有历史仇怨和主权争端的邻国日本，另一方面也借以展示在大力打击军队贪腐的同时，仍牢牢掌控军队实权。
针对这一说法，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罗援14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路透社的这一报道猜测成分居多，且不符合常规。
罗援表示，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将其视为重要的、值得共同庆祝的日子，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有关部门已经证实将在9月3日举行阅兵活动;而201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逢整数年一般也会举行大阅兵，因此这两个时间点的阅兵值得期待。但中国并非“逢典必庆”，在建党和建军周年纪念日举行大阅兵，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先例。
对于路透社所称阅兵将成为中国“新常态”的说法，罗援对表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状况，举行大阅兵的时间选择、方式、目的均有所不同。对于中国来说，大阅兵一方面是为了庆祝当年的胜利，缅怀先烈，另一方面也可以鼓舞士气、凝聚民心，在展示国防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是在彰显我们的精神风貌以及维护中国国家主权的决心意志。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直秉持勤俭持家的原则，所以不可能会频繁阅兵。另外，很多军事装备的研究也是有周期的，如果短时间内不断阅兵，也起不到展示先进军备的目的。因此，称中国阅兵将成为“新常态”，不太妥当。
2017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观后感范文3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解放军将士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纪念这一整十的大节日呢?
2015年，中国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举行了“九三”阅兵式。如果才两年后的2017年8月1日，建军90年时，再举办这样的大规模阅兵，可能性比较小。
但也有可能举办像1981年的华北大演习加阅兵的方式。如果采取演习加阅兵的方式，与华北大演习不同的是，演习的地域可能在海上和岛上。
如果要演习加阅兵，原因有二：一是台海形势有不可预测的风险，有必要再秀一下肌肉，震慑台独势力。二是军改不能停下来改，而是边改边练，特别是把改好的部分拿出来练。
当年为什么要进行华北大演习?
30多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张家口地区举行了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实兵演习和阅兵。
这次大演习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给全国军民以极大鼓舞，对国际霸权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国外一些评论说：这是一次精彩的演习，是人民解放军最盛大的一次显示力量，证明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精良的军队。
当年为什么要进行华北大演习?
一是1979年，中国教训了一下越南后，前苏联叫嚣要帮越南反击中国，这次演习有一定震慑苏联的意思，因为演习中用炸药模拟了“核”打击。
二是刚打完反击战期间发现了不少战术问题，通过演练新战术提高战斗力，加强诸兵种之间的协调性。此举标志着我军把军事训练提到了战略高度。
三是告诉欧美国家我们还是有实力的，什么都不怕。和我们合作对抗苏联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邓小平为什么拍板搞大演习
粉碎“_”后，中央军委高度重视战略问题，成立了战略委员会，由徐向前元帅任主任。
中央军委考虑，要进一步增强高级干部的战略意识，从分析世界战略形势，特别是周边形势入手，领会我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研究一旦外敌入侵，我军应采取的战略对策。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军事战略方针作出更为准确的表达，来统一全军的思想。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预见世界战争可能延缓或推迟。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备战备荒中。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军建设的着眼点，仍放在打大仗和应付核战争上。而国际战略格局却发生了变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东战争、英阿马岛战争、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及巴拿马等一系列局部战争都相继变了脸。
十年动乱，军事训练几乎被取消，全训部队还不足30%，官兵的军事素质跌到谷底。1975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他提出“军队要整顿”，可惜壮志未酬。第三次复出后，他在1977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无仗可打时，提高部队战斗力只能靠演习。
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干部指挥能力弱，战士军事素质低，部队协同作战能力不强等问题。
战争的检验使我们看到了训练与实战的差距，警示我们必须按照实战的要求尽快实施训练改革。
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军队的形象受到损害，军政军民关系也出现隔阂，一些同志抓军事训练更是心有余悸。
把军事训练作为部队建设的中心工作，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
1980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重新审视我军的战略方针，并加以修改，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明确作战指导思想和战争初期的战略任务。
1981年，中央军委决定，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保密代号“801”。叶剑英提议由总参承担，张震协助具体筹备。
9月17日至10月16日，“801”会议召开。10月16日，叶剑英讲话说，将来打起仗来，敌军可能从天上地上海上一齐来，前后方的区别就很小了。这将是一场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就是打常规战也与过去不一样了。就地面作战来讲，主要是对付敌军集群坦克的连续突击，还要对付它的空降。就我们自己来说，许多方面与过去不同了，同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不一样了。特种兵多了，重装备多了……敌我双方的这些变化，必然给未来战争带来新的问题，新的特点。
为贯彻“801”会议的精神，配合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向老帅们汇报，聂、叶、徐同意，邓小平确定由总部集训大军区正副职的三年规划，拟在几个主要方向分别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一年一个战略方向。
当时考虑，华北地区可组织方面军的防御作战演习，西北方向主要搞阵地防御战、运动战、游击战，渤海湾方向主要是搞抗登陆演习。研究结果，倾向“三年规划”的第一年选在华北，具体定在张北地区。目的是研究在主要方向上防御作战的实施，以及战役规模的坚守防御，这里的设防工程和地形情况比较合适。演习地区土地较贫瘠，占地赔偿可以少花点钱。而且演习地区对全军来说位置居中，便于组织大批人员参观。
按邓小平的设想，这次华北大演习空军协同，加上保障，11万多部队。邓小平希望通过华北大演习，把军队的士气鼓一下，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
华北大演习的意向出来后，接着开了个“802”会议。战略思想统一了，还要解决战役战术问题，一是从理论上探讨，二是通过想定作业和演习来验证。
1980年底，三总部联合命令，责成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演习代号“802”。北京军区军训部部长李德臣回忆：大演习到底多大规模?究竟怎样搞?前半年我们开始接触。
1981年1月14日，副总参谋长张震、总参谋长助理韩怀智和总参军训部的有关人员到军区和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马卫华一起商量，由我负责记录。到底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
马卫华主张搞大的，张震也主张搞大的，搞方面军规模。因为参观者是大军区一级的头头脑脑，你搞个师或集团军规模的没意义，人家用不上。也有不同意见。某领导提出，要搞大的，就由总部牵头，我们没这精力，也没这能力，办不好。是不是总部直接搞?你们拿出方案来，我们办。当时还考虑到花钱的问题，国家还穷，搞“大的”花钱太多。
2月5日是大年初一，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到邓小平家拜年，报告了演习方案。
接着，华北大演习的具体任务下来了，由北京军区军训部执行。中央军委指示总参与北京军区尽快拿出演习方案来。
2月25日，中央军委及总参领导听取北京军区的汇报，原则同意北京军区的设想，预算花费77万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真没有太大的把握，国家财政能承受得起吗?国际上会不会有负面影响呢?
3月初，军事科学院拿出集团军规模和师规模的两个方案，加上北京军区的方面军规模的方案，一共三个。选“大”，选“中”，还是选“小”?只有定下来，才能进行设计。领导层还有方案之争，不是不想用大方案，主要是怕花钱。当时的拦路虎主要是“钱”。
3月5日，___听完张震汇报，说你主管，以你个人名义给小平同志写封信，看他有什么指示，然后再以总参名义正式给军委写汇报。
3月6日，张震的信写好，还没送出，邓小平提出近日听一次汇报。
3月10日上午，总参谋长___把北京军区的方案作为第一方案，一并提供给邓小平。当时某军区要搞海上演习，邓小平没批。杨得___说，有人担心演习会不会引起某国反应。邓小平说，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的演习不同，我们又不是海上演习。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我们只在陆上搞演习，不会有什么国际影响。我们过去也搞过嘛。
邓小平认为，当时世界上一些军事强国，都把组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作为训练军队的重要手段。苏联也搞嘛，每年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如苏联的“第聂伯”演习，参加兵力100万，坦克7000多辆。北约组织的“秋季熔炉-78”演习，有13个成员国32万人、3200多架飞机、190余艘舰艇参加，都没有政治上的反应
我们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也好久没有搞大规模的演习了，也是给军队打打气。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上都要有。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通过训练可以提高部队的实战水平。
___说，军委都同意立案企图，只是感觉规模大，花钱多。1980年11月洛阳有个演习，一个师，规模不大，但出动了空军，花费67万元。动用储备油和子弹210万元。
邓小平说，搞就搞大的，能起点作用。就是用油多一些，现在我们油还不多，打的炮弹也多一些，这笔钱还是要花的。我们自卫还击作战也打了很多炮弹，当然也有浪费，恐怕多打了一倍吧?
关于自卫还击作战，对我们的评价有两条，一条是炮火厉害，第二条是部队勇敢。这样规模的演习，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问题看组织能力怎么样。演习时各军区、各军兵种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看，总参要抓。
张震说，如果这样搞，需要动用储备物资。邓小平说，就这样吧。提笔在请示信上批示：同意(北京军区)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总参正式发出通知，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
华北大演习的消耗约占当年军费的十六分之一。当时红箭-73反坦克导弹3万元一发，打了10多发。这种导弹还比较小，大导弹更贵。
参加演习的部队有陆军1个军部，8个师零29个团，空军2个航空兵大队，以及后勤分部、医院等，共11万余人。出动坦克、装甲车1300多辆，火炮1500余门，飞机285架、1000多架次，汽车1万余辆。
这么大的规模，在我军尚属首次。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但下这么大决心的，只能是军委主席邓小平。邓小平批了，国务院特批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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