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文章名家名篇
古今有很多名家写过很多关于爱的名篇,下面就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爱的文章名家名篇,希望大家喜欢。
爱的文章名家名篇:我眼中的父亲梁实秋(梁文茜)
我讲得虽然是梁家的一些家庭琐事,也反映一个时代的过程。很多人就说你们家的这些悲欢离合,风风雨雨,反映的就是中国五十年的时代变迁,有很多知识分子都大同小异,有类似的遭遇。
梁家家事
梁实秋故居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20号,现在门牌是39号、40号、41号。我曾祖父是满族,在清朝是四品官儿,八旗,生下来就有皇粮。四品官儿也不算小,收入比较多,此外还在北京和南方经商,他就买了内务部街这套房子。这处故居起码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
我曾祖父叫梁之山,他不能生育,后来就抱了一个孩子,我爷爷实际上是一个汉族,好象是从沙河那儿一个农民家里抱来的,刚出生就抱我们家了,我爷爷的亲身父亲、母亲不是满族,是汉人。
我爷爷和我奶奶一共生了13个孩子,除一个夭折外,其他都长大了,6个男的、6个女的,我父亲排行第二,那时候叫梁治华。我大爷去世早,死于肺病,他儿子也死了。在清朝的时候都讲究妇女殉节,如果丈夫和儿子都死了,女子就要殉节。我大妈殉节以后,后来慈禧太后知道了认为这是贞节烈女,所以就赐了一个牌坊“贞烈可封”,大石头牌坊,树立在双榆树。当时那个地方有个双榆树村,给了13亩地立了一个祠堂,表彰这些在丈夫七天没有出殡时自杀,跟丈夫一起出殡的贞节烈女。后来那个地方拆迁了,变成双榆树商场。
我母亲的娘家在安徽会馆附近。他们是一个大家庭,有小叔子、姑姑、婆婆都在一起住,后来我妈妈为什么也没上大学,因为经济比较困难,她父亲死了,我外婆是一个小脚妇女,连文化都没有,也不能挣钱。所以后来我妈妈很早就上香山慈幼院那儿工作了,日后学习画画。她跟我姑姑是同学,这样介绍就和我父亲认识了。以后他们在四宜轩约好,我爸爸上美国留学,我妈妈等他三年。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说好了三年,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那时候妇女只要家庭一给说好了,包办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我妈结婚。
我妈妈做饭,他在小屋里写莎士比亚,我妈妈就给他做点小吃送去。他喜欢吃虾,有点糖味的烤虾,我妈妈给他做好一小盘,给他送屋去,他也不出来,在屋里拿手捏着就吃了。我妈妈也不是学做饭的,但是她自己可以钻研,所以她做饭我们大家都爱吃。我们吃打卤面,我妈做的特别好。我妈包的饺子,我也觉得特别好吃。我父亲经常外面吃饭,有时候回来告诉我妈今天做了什么好吃,我妈就模仿给他做。反正他的衣食住行离不开我妈。关于他跟我妈的历史,有一本书叫《槐园梦忆》,他写的很动情,就是一辈子跟我妈在一起生活的琐事。我妈死了以后,他简直觉得痛不欲生了。现在我妈埋在美国了,为什么叫《槐园梦忆》,我妈埋的美国墓地叫“槐园”,我妹妹把我父亲的那些纸笔也和我妈埋在一块儿。
一生翻译莎士比亚
我父亲一生所从事的,如果说最多的话就是教育。他从20几岁就当大学教授,一直到65岁退休,没干过别的事儿,别的都是副业,写作都是副业,正经的职业就是教书,他说我是个教书匠。他的学生真的是桃李满天下,到处都是他的学生。因为他教了一辈子书,他写的那些教科书的讲稿现在都在台湾,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都有。
如果说他业余的就是写作了。他一生比较大的就是翻译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怎么开始翻译的呢?因为他在学校教西洋文学,当然莎士比亚是在西洋文学里是代表性的,他讲课就讲这些东西。当时胡适当校长,胡适就委托梁实秋、闻一多等四个人翻译莎士比亚,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部头太大了,莎士比亚有40个剧本还有十四行诗,如果说都翻译了,这个工作量不用毕生的精力都是翻译不完的,而且莎士比亚的文字有很多都是一些古英语,很难翻,不是有很深英语造诣的就很难理解,不能把它的原意翻出来。另外还要中学文字上的秀美,要有这个修养,没有这个也弄不了,所以那三个人就干别的去了,不干这个事儿了,结果把这个任务就都放在梁实秋一个人身上了。梁实秋接了这个以后,他就决定这一辈子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完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翻译莎士比亚,一直翻译了好几十年。到他70岁的时候,在台湾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庆祝完成了全部的莎士比亚。但是这个中间是历经了很多风风雨雨了。20岁开始翻,翻到70岁,一年翻一本的话,不能间断,而且要找很多参考资料。我记得他那个牛津大字典都特别厚,都是从英国买来的,英国书店跟他长期都有联系,有什么新书和参考书都给他送;他一看目录要什么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给他送书,这样他就整天在书房里。除了教书以外,翻莎士比亚,那时候他还编一些杂志什么的,整天就蹲在书房里。他为什么感激我妈妈,他家事不管的,都是我妈妈管,他成天就在那里面就是书呆子。家务事、带孩子都是我妈妈管。他说,没有我妈妈的话,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都完不成。他有痔疮,痔疮有时候流血他也不知道,他就一直写,后来我妈发现他椅子上有一大滩血。当他专心致志写作的时候一切疼痛,其他的事情全忘了。后来我妈妈又给做一个大棉垫,以后就坐在上面工作。
另外他编了一套字典——《远东英汉大辞典》,属于工具书,收录了八万多条字汇,当时中国字典只有三万多条字汇,这个他是用了三年的时间,他发动了200多人,全世界各图书馆都跑遍了,收集资料,编了一套英汉字典,然后分类出版,有医学的、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等等,有30多个版本。当初联合国用的英文字典就是梁实秋主编的这本字典,我原来也不知道。为了去美国探亲,我到美国领事馆签证。他问我:“你是梁实秋的女儿?梁实秋是我老师。”我说:“怎么会是你的老师呢?”他就从他抽屉里拿出一个黄本的英汉字典,他说:“我天天都在看他的字典,所以他是我的老师。我给你办移民到美国去吧。”我说:“不行,我在中国当律师,我这儿有工作,我去探亲一个礼拜就要回来的。”他说:“那好。”赶快就给我办了手续。另外,他还翻译了10多种其他英语文学名著,比如现在热销的《随想录》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翻译之外,住在重庆北碚的雅舍期间,他写作了大量随笔散文,后来结集为《雅舍小品》、《雅舍散文》等,出了30多个版本,被译成多国文字,风靡全世界。
当然他也有一些嗜好了,那会儿在北京他喜欢放风筝。好像老北京人都爱放风筝,我父亲放风筝可是挺讲究的,现在的风筝可能不那么普及了。那时候我们家放风筝,各种大沙燕,有瘦长的叫瘦沙燕,一般的叫普通沙燕,黑色的叫黑锅底,还有龙顶鱼,那个眼睛能翻的,还有孙悟空。我们风筝上面都带着那个小鼓,还有上面带琴,一拉风一兜,琴就响,放上去以后就跟有乐器的声音似的。我们使用的线都不是普通的棉线,那个线不结实,放远了就会断了,都使用的是老弦,就跟拉胡琴的弦一样,特别的结实。有一个放风筝的线车,拿手一拨就转。那个轴都是硬木的轴。放远了以后,要是风平浪静的时候,把它拴在我们前院的柱子上一夜,第二天早上还在上头。可是这里面有时候也会有麻烦,因为好多人家都放,天上多了,会打架的,有时候把线缠在一起了,一看线缠在一起赶快往回倒,你不往回倒,人家把风筝拉人家去。我父亲喜欢玩儿这些东西。
平常他是逛书摊,上琉璃厂、荣宝斋、海王村这些地方逛书摊,人家那儿老板都认得他。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逛厂甸。在北京过年好象习惯都去逛厂甸,就是一种庙会的性质,在新华街上搭上棚。很多摊贩都集中到那儿去,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甚至金银珠宝翡翠,现在都差很多了,那会儿卖羊头肉、奶酪、炸糕,反正都是北京的这些东西。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上厂甸,又吃又喝,又买玩意儿。他带着我们去,那会儿厂甸,喝豆汁,吃灌肠、驴打滚、艾窝窝,大糖葫芦,特别长,有好几尺长。他喜欢玩儿什么呢?爱抖空竹。有的是两头都有圆的,中间像个葫芦似的。还有一种是单头的,这边有圆的,那边没有,这样的不好抖。大空竹、小空竹,家里有很多。他认为那个是一种运动,一到厂甸就买空竹。
老友
闻一多和我父亲在青岛大学的时候在一个学校教书,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好,闻一多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上我们家。在青岛的时候我还小,但是我记得闻一多经常来我们家(今青岛市鱼山路33号),他常抱着我玩。后来闻一多到昆明了,我父亲在重庆,两个人就不在一起了。但是那个时代,文人只有一支笔,他没有枪,别人要迫害他的时候,他只能用笔来反抗。那时候我父亲就说闻一多受抗战的影响很激进的。当时就有很多特务都跟踪他们,我爸爸也是被跟踪的对象,有一个小黑汽车老跟着他,他特别害怕。因为我爸爸说话嘴上没有遮拦,看什么不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得罪很多人。他就对闻说:闻一多,你自己留个心眼,你不要在公共场合这样,会受到迫害。可是当时闻一多热血沸腾,所以遭到人家的迫害。后来我父亲知道以后特别伤心,因为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他喜欢下围棋,当时摆的有围棋盘,有围棋子。他一拍桌子,说:一多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那棋子都滚到地上去了。因为北碚的房子是木板地,很粗糙的木板地,有很多缝,他一拍那个棋子顺缝都掉下去了,抠不出来了。后来到台湾去,闻一多给他的信一直带在身边。还有闻一多当时受害的报纸,都黄了,跟手纸似的,他一直带在箱子里。
他和冰心感情也很好。因为他们都到美国留学,是在船上认识的,聊天时冰心问他:你是学什么的。他问冰心:你学什么。她说:我学文学的。他说:我学文学批评的。他和吴文藻(冰心的丈夫)都是清华的同学。在美国我父亲和冰心他们都一块儿演戏,有很多活动。后来他到台湾去以后,不知道谁传说,说冰心死了,他非常伤心,写了一篇《忆冰心》的文章在台湾报纸上发表了。后来得知冰心没有死,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表示很道歉,说我听说你死了,没有死我就这样写你,很不应该。冰心说:不对,我非常高兴,因为一个人很难知道他死了以后,别人是怎么样纪念他。她说:我现在知道,我死了实秋会写文章纪念我,我很高兴。
在北碚的时候,梁实秋和老舍都在编译馆,老舍就住在我们家东边。现在都开辟成立梁实秋纪念馆和老舍纪念馆。我爸爸担任翻译英文的编辑委员会的主任,老舍晚上经常上我们家去,闲着没事儿有时候打麻将、聊天。后来开文艺晚会的时候,他们俩说相声,两人都一口北京话。说相声有一个习惯,一人拿一把扇子,作为一个道具,有时候说到哪儿,敲一下,引得大家都笑。我爸说咱俩拿这个扇子可以当道具,他说:你不要敲我脑袋,你不要打我。他说我不打你。但是说到兴高采烈的时候,老舍可能忘了就敲他,一敲他,他就躲,我爸爸戴一个大眼镜,正好扇子就把眼镜给打下来。我爸爸穿着长袍马褂说相声,赶紧拿衣裳一兜,就把眼镜兜住了,眼镜没有掉地上,省得摔碎。但是底下就哄堂大笑,人家以为就是导演给他们做的滑稽的动作呢,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临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很多记者都拿这个作为一个趣闻。
后来台湾推荐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家推荐梁实秋,梁实秋说我不行,说这是中国代表就给一个名额,说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代表不了中国,人家说那你推荐一个,谁行呢?他说我看就老舍行。可是那时候老舍已经死了,他还不知道呢。后来一问,老舍死了,人家说你推荐别人吧。他想了半天,那推荐不出来了。所以后来就没有了。据说把这个名额给了日本。老舍死了以后,我上美国探亲,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给我写了“健康是福”四个大字。胡絜青是书法家也是画家,我给父亲拿过去,父亲心里特别感触。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与徐志摩、青岛大学的校长、《新月》杂志社的那些人都是很熟悉的。后来我父亲到台湾去了,跟这些人联系少了。像季羡林就和我父亲关系特别好。那时候季羡林在犹豫学什么好呢,学东方语文学系是少数,全中国人没有几个人学。我父亲说你就学这个吧,学这个好,越少数越好,全中国就你一个人会。季羡林就在东方语文学系学少数语种,后来他当然推广了,他学了很多国的文字,所以季羡林对我父亲是很尊重的。在学术上我父亲也非常器重,那时候他还年轻,觉得他将来特别有出息。
中国人
我是学法律的,不太懂得文学,所以有时候人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不怎么谈文学的事情,因为不懂,胡说八道让人笑话,但是耳闻目染也知道一些,我父亲对于文学,他不希望有什么束缚,他说我想到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不希望别人给他定一个条条框框,中国的文学上有很多流派,过去八股文就是条条框框,就得起承转合,作诗平平仄仄,就得押韵,写散文的可以超脱一些。这样就跟有些流派认识不一致,那也是可能的,但是这些事情不要去指责什么,将来从历史上自有定论,因为每一种科学也好、艺术也好、文学也好都有流派,你说张大千的画好还是徐悲鸿的画好,那就不好比。文学上也有各种流派,当然也受各种政治思想的影响,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生在这个时代里,不能脱离这个时代,当然那都是历史上的事情了。谈到鲁迅的事情,我知道鲁迅的后代在台湾跟我父亲关系很好的,经常上我们家吃饭去,照了相片给我。现在台湾和大陆和平相处亲如一家了,求同存异了,就别再揪住历史的问题,历史的问题就是历史。再过500年或者5000年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事情那就更客观了。
人不管流浪到多远,对于故乡的感情永远是割不断的。我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美国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为自豪。他说如果说中国和美国要发生冲突的话,我必然要站在中国这边,因为我是中国人。
梁实秋虽然是搞文学的,但是爱国的思想贯穿在他思想里头。从我们家里来说,一直也都是教育子女都要爱国。那时候抗日战争,后院有一个井,我奶奶常年老设一个祭台,摆上水果,就是纪念抗日战争牺牲的这些阵亡将士,我们都去磕头。那时候行礼,不是鞠躬就是磕头。我父亲他对于中国,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我父亲是老知识分子,所以对于说吃也好,北京一些玩儿的东西也好,过年的风俗习惯也好,都好些体现在他的文章里头,其实这么大岁数了,还想吃这口东西也不见得,一种感情上的寄托罢了。
爱的文章名家名篇:我的母亲(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zheng府倡用陽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甘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爱的文章名家名篇:我的母亲(胡适)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甚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分!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 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 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甚么事,说错了甚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藉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甚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甚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事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甚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甚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甚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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