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的文章_反贪学习心得
反腐倡廉，不仅是某些人的工作，它还需要全民动员，只有大家行动起来，对大官小官挂起一面疏而不漏的网，才能起到监督的作用。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文章的相关资料，供您参考!
反文章篇1：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乐当人民的好公仆
党中央明确指出：把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作为党的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是十分必要的重要工作，为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权利的归属、权力的使用、权力的服务方向。
一、为什么要强调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历史证明没有管理，不论是一个部门、一个国家都将成为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没有方向。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比没有执政党艰难得多。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今天，我们党的建设和监督的客观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都不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违法犯罪。加上我们的一些党组织面对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中存在着一些“不适应”和“不符合”的问题，我们的一些部门单位仍然存在治党不严、用人不当的问题，且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凸现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是十分重要和非常迫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掌好权，使我们的党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使我们的党更加英明伟大，充满朝气，有强大的凝聚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怎样正确认识把握权力观
我们所要树立的正确权力观，应该从权力的性质来看，我们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信任，人民的重托，用之于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服务，而决不能把权力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否则人民可以收回这个权利。我们必须始终信守为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正确原则，同时要始终自觉地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行使权力的监督。现在有少数同志之所以不能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利，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违反原则逃避监督。
本来，谁授予权利，就应当为谁服务，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但是，在极少数党员干部的心目中，“为谁服务”的问题却成了一个问题，主要存在着三种偏差：
第一种认识偏差，就是“谁能决定我的升迁。我就信赖于谁，服务于谁。”当今党内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等现象是怎么出来的呢?一是同用人选人的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有关;一是同这种对权力目的认识偏差有关，说到底，就是对“权力从何而来”的问题，没有从理论上真正搞清楚。各级干部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呢?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群众通过一定的方式把公共权力授权给政府，政府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则是公共权力的具体实现者。我们的许多党政干部，除了上级政府任免之外，有些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或以其他方式征求民意才被授予一定的权利，而绝不是个别领导随意给予的，这一点作为有权利的人必须牢牢记住。
第二种认识偏差，就是“手中的权力是我个人奋斗得来的。”这种认识，我们也要具体分析。至少有三条必须看到：一是任何个人的进步和取得的成绩确有个人勤奋学习、奋发工作的因素，但在你奋斗的过程中，你个人的努力离不开同事的帮助，离不开集体的关心，更离不开组织的培养;二是要看一个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固然有个人主观努力并创造因素，但确实有历史机遇的因素。我们现在的干部队伍，确实是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但是由于干部队伍结构是宝塔形的又要考虑到干部队伍的稳定。很多同志没有能够升迁，并不都是因为能力和水平问题，这与机遇分不开的。再有一条就是你不管在什么领导岗位，不管你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你手中的权力只能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不仅关系到你个人的进步、成长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那种认为“手中的权力是个人奋斗得来”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正确的权力观的。
第三种认识偏差，就是“在我负责的一亩三分地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种对权力使用的错误认识，是同权力监督的错误认识分不开。当前利用手中权力独断专行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时有发生，有的“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办事一挥手”，有损党的威信，有损党的形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上搞任人唯亲;二是在重大经济决策上搞个人说了算，也有个别人认为，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顶多算决策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认识非常错误的。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同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具有同等的危害性，同样要受到严厉惩处。如果一个领导干部把手中的权力看成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专横跋扈、为所欲为、自以为是、拒绝监督，总有一天会犯错误的，总有一天受到人民的唾弃。
总之，我们所要树立的正确的权力观，具有非常鲜明的“公共性”。为的是要有“公信力”，立足于为民办实事。这种“公共性”的主要体现一是我们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二是手中的权力切不能为个人或小团体牟利，而应该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三是手中的权力只能按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来行事，要认认真真查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把手中的权力，自觉严格地置于人民监督之下。
三、如何才能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说到底，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权力的诱惑力，金钱的刺激力等更要求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做到：
(一)要加强学习。加强学习对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自觉抵制消极腐败现象很有益处。当前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科学发展观，用党的最新理论武装头脑。现在的环境比过去复杂多了，各种诱惑和考验比以前严峻多了，特别是关键岗位、敏感岗位和行业，包括“一把手”岗位，可以说是“高风险”的岗位。事实证明，有一些过去表现很出色的同志在复杂情况下迷失方向，堕落成腐败分子，根本教训就是长期不重视学习，不自觉改造主观世界，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想得多了，结果私欲膨胀为所欲为。为此我们要牢记胡锦涛在中纪会上提出树立正确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并付之于行动之中。
(二)要加强修养。加强党性修养是我们党的一大长处和优势。刘少奇同志写了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教育和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革命战争年代，党员和干部要讲个人修养;党执政了，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党员和干部同样要讲个人修养。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使人高尚，也能使人堕落。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考验越多。我们要头脑清醒，警钟长鸣，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无论在八小时之内和八小时之外，都要坚持做到“四慎”：
首先要“慎权”。要慎重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人民掌好权。有的党员干部刚开始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比较谨慎，能客观看待自己，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注意学习别人的长处，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但是，当工作做出了成绩，周围赞扬的话多了以后，就开始飘飘然然，再下去是居功自傲起来，把成绩当成向组织、向群众讨价还价的资本，甚至凌驾于组织之上。
其次要“慎欲”。荷兰哲学家斯宾纳莎说：“欲望即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欲望可看出什么样的人。”牢记不计名利，不贪钱财，不近美色，始终保持党员干部的高尚情操，要做到三个“不”也不是那么容易。人非草木，都有“七情六欲”。但是，手中有了权，认为就可以随心所欲，放纵自己，自以为是，做出一些出格和越轨的事，那非栽跟头不可。
第三要“慎情”。要不为人情所扰，不为亲情所动，不为友情所左右，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正常的亲情、友情往来，是无可非厚的。我们许多党员干部从内心深处也对搞特殊化有反感，但是一旦遇到事情有觉得情面难却，有的随乡入俗，有的听其自然。实际上所谓的风气就是怎样形成的。所以作为党的干部，不论权力大小都要从自己做起，明白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可以讲情面，什么事不可以讲情面。做好说服工作，坚持原则，采取适当方式，终究可以得到亲属、朋友的理解。
第四要“慎独”。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要能够自我约束，洁身自好。当前，在一些部门和单位，出现了“三股歪风”，一股是萎靡之风，一股是送礼之风，一股是“作秀”之风。这三股歪风中，最难抵制的是送礼收礼之风，因为它带有隐蔽性，带有潜在的危险性。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还在于少数党员干部认为接受这样的钱，不过是“灰色收入”，“人之常情”，拿了，玩了还心安理得。所以，关键是党员干部能够自我约束，管住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伸手，把得住嘴巴，抗得住诱惑，以高尚的人格力量，保证人民给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服务。
(三)要接受监督。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既要靠思想教育，又要靠制度保证，自觉接受监督是非常必要的。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自觉接受来自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在当前体制、机制、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自觉接受监督这一条，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自律和接受监督，重点就是要认真对待和处理好与配偶子女的关系，认真对待和处理好与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认真对待和处理好商业人员敏感岗位上工作人员的关系，真正做到不越界、不离谱、不出格、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要的东西不要，不该玩的场所不去。身先士卒，带头自律，自觉接受监督。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正确和党的政策英明，人民群众从中得到了实惠，对党有一定的感情。在信息畅通的今天，如果少数干部一时的感情用事，势必会造成决策失误引起连锁反应，使之工作难以开展，造成政府公信力失衡，干部威信下降和不和谐的因素，甚至造成严重后果。为此权利的运用和操作更要体现公平、公开、公正，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提高工作开展的通畅度，提高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政府权力、干部形象的可信度，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全体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为民之事，树立党员干部为民服务、清廉的良好形象，乐当人民的好公仆。周市镇党校 二00七年三月
文章篇2：从自律、制约到制衡：反腐思路的转变与深化
腐败可以说是权力的“影子”，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性以及变成现实性的程度。要使腐败不成为现实或使其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必须对权力施加某种限制，而能不能有效限权则取决于采取何种策略与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腐败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有效控权、限权途径的历史，走过了一条从自律到制约再到制衡的道路。
自律及其限度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里，控权的基本思路是诉诸思想道德教育和公职人员的自律。曾几何时，凡查出一个贪官，在分析他变质的原因时往往是“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放松主观世界改造”等等。既然腐败原因被归结为思想认识，所以相应的反腐手段则是教育，把腐败分子的劣迹制作成警示片让大家观看，或者到问题比较严重时开展集中的思想整治活动。
自律控权、思想反腐背后隐含的是人性善假定或官性善假定。比如，我们误将理想当作现实，以为公共机构不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公职人员是一群“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权力具有自我扩张和排斥约束的属性，要求权力自我约束，无疑是“与虎谋皮”;同理，要求权力自我监督，也不符合监督的本义，因为监督内含有他律的精神。
单向度制约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依靠自律防腐逐步转为主要依靠外部制约。从全国党代会报告来看，十四大报告中尚未出现“制约”一词;十五大报告则提出要“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明确了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的努力方向和权力监督的重点环节。
然而，在实践中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却演变为上级权力对下级权力的单向度制约，具体表现为权力的上收或纵向集权。在行政领域，是以垂直化管理为手段将地方政府的权力上收。实行中央或省级垂直管理的系统不断增加，涉及海关、金融、外汇、海事、工商、税务、质检、食药、土地、烟草、盐业、环保、统计等30多个部门。针对乡村基层腐败，许多地方则推出了“村财镇(乡)管”体制，由乡镇政府出面直接控制村委会财务，以扭转村级财务混乱局面。针对县委书记腐败，一些省份则采用省管办法，直接介入县委书记的考察和任免。针对用人上的腐败，组织部门也采用“大包大揽”做法，深度介入到各个系统、各个单位的干部提名、考察、招录、考核等各个环节。特别是对法院、检察院、纪委监察系统的主要领导实行“空降”或“异地交流”，通过控制人事权来实现对这些领域的监控。
纵向集权式反腐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抑制下级机构的自主性，强化“等靠要”思想，上级和下级两方面的积极性变为上级一方面的积极性。第二，削弱下级机构的治理能力，由于人权、财权、事权上收，基层和地方管理主体被肢解，无力对民众需求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基层和地方治理的窘境最终会影响到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第三，加重上级机构的负荷。上级对下级的不信任导致扩权和事无巨细地监管，而扩权和事无巨细的监管导致上级管理幅度剧增。以少数来制约、监督多数，结果要么是“顾此失彼”，要么是“鞭长莫及”。比如，一个省级组织部门要面对数百个厅局级单位、数千名厅局级干部、上万名厅局级后备干部，不论其它，单从工作量就可以想象其管理的难度。在管不过来且不知情的情况下，“带病提拔”现象便难以根除。
通过上级集权来对下级进行制约监督同样反映的是一种性善论。与自律治腐策略不同之处在于，自律策略建立在全体公职人员可以通过教育、自我觉悟用好手中权力的假定之上，而集权治腐策略则假定下级机构和人员是恶的，是会出问题的，而上级机构和人员是善的，是不会出问题的。事实是，当权力上移、上级机构和人员拥有更多权力的时候，他们出问题的概率也会迅速增加，“分散的腐败”被“集中的腐败”所取代。近年来中央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不断被查处(如“郑筱萸案”)，县处级以上“一把手”犯案已占被查办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的近40%(如“陈良宇案”)就是明证。
呼之欲出的制衡
由于认识上的简单化，长期以来我们把制衡视为西方“三权分立”的伴随物，在批判“三权分立”的时候把制衡一起否定掉。所以，在正式文献中很难找到“制衡”这个词，即便有也是一个贬义词。但我们可以找到带有制衡意思的近似表达——“相互制约”。《宪法》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十七大报告进而用“司法职权配置”来表达司法权力之间的改革要求。这意味着，在司法系统，相互制约不再局限于办理刑事案件方面，而是扩展到各个方面。十七大报告还在更大的层面上提出了优化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要求，即“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将权力一分为三并使之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可以说对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从制度上控权限权具有深远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制衡”已正式出现在党的文件和领导讲话中。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先使用了“制衡”一词，要求形成企业内部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2008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使用了“制衡力”的概念，提出要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实效性。
制衡原则对政治组织的治理结构或权力配置提出了新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优化三种关系：首先，成员与组织的关系。成员或直接或间接(通过代表)有表达和实现共同意志的权利，相应地组织有尊重这些权利的义务;反过来，成员有遵守和执行经民主和法定程序作出的决策的义务，组织有维护这些决策权威性的权力。其次，组织内部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核心是决策、执行、监督的关系。决策应充分发扬民主，执行应注重效率，监督应强调严肃权威。最后，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应明晰各自权限范围，既不以下犯上，也不以上侵下。
合理的治理结构不仅是对现代企业的要求，而且是对现代政府、政党、基层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要求。在成员的选举权、表达权、知情权落空的时候，组织便会游离于成员意志之外。在最高决策机关虚位、监督机关缺失或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必然导致执行机关“坐大”。在上级大包大揽的时候，下级组织则无主动担责的积极性。如果下级组织的治理结构不完善，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异化问题。
从分解权力和权力制衡入手来控权防腐，在实践中已初露端倪。比如，近些年来“村官”成为腐败的重要群体。“村官”犯罪的制度原因是在基层群众自治结构中有决策机关(村民代表大会)和执行机关(村委会)，但缺乏专门的监督机关;由于村民代表大会非常任，因而也无法对村委会进行有效监督。为从制度上防范“村官”腐败，一些地方出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村务监事会”、“村民代表会议”等机构，专司对村委会的日常监督。这些制度创新已经写入正在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类似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制度性缺失在其它领域也可以看到，所以这些领域的改革也必然要遵循基层制度变革的逻辑。这或许是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不同的是，前一次发生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联产承包”)，这一次发生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