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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的文章精选

克浩分享

  柴静(1976年1月1日-),生于山西临汾,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学习电视编辑专业。是非常著名的主持人。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文学作家。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关于柴静的文章精选,希望对你有用!

  关于柴静的文章精选1:生命不是用来比较的

  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独立不是不听话,独立是只听真理的话。

  很多语言都是假的,只有一起经历过的才是真的。

  非典期间在医院采访到一个女病人,举着吊瓶,看着摄像拿镜头对着她,转身跟医生说:再拍,再拍我就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都哈哈大笑。911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忍着眼泪说笑,我当时不明白,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最不容易被打败的。

  有些笑容背后是紧咬牙关的灵魂。

  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

  我问路卢安克: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

  生命不是用来比较,而是用来完成。所以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只是在这个过程里,不断的传播收割自己。虽然有时候这个过程会有些长,可是不要慌,生命没有那么分秒必争。觉得乱的时候,就停下来把字整理清楚。然后再出发。沉住气,忠于内心,生命才饱满。

  关于柴静的文章精选2

  十年前,陈虻找我的时候,原话是说,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

  我当时还没想换工作,陈虻说你来我们年会玩玩吧,也见见大家。

  那年年会是白岩松主持的,象他书里写的,“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题,我跟台长分一组,白岩松问“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最后好象钱包也被抢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现金。

  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

  晚上有同事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试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一晚上他就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象说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

  就这两个,他没再问什么问题,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我刚到连线,没有任何新闻经验,日子不好过。

  现在想起来,他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对我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他心里估计比谁都难受。

  有次我穿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当时我不理解他,后来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这个腥烈的战场上生存。

  有一阵子我连结尾评论都不会写了,怎么写都通不过,领导等着审,我瞪着眼坐在桌前,他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串场词。我惭愧又感动,一直留着那张纸。

  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还坐在办公室剪片子,进来对我说了一句,“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

  后来我去了调查,跟他见面很少,几年中评论部分分合合,不过很多离开的人钥匙串上,都是挂着新闻评论部的小方铜牌,磨得精光锃亮。 2008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导”。

  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

  这几年,他做时评,天天在新闻的风口浪尖上。

  有人说,说这些干嘛,就算没有风险,有什么意义。

  他在书里写到他的节目《新闻1十1》,“多简单的名字,1十1=2,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十1=3。”所以他说的捍卫常识,其实是要用千斤之力来扭住的。

  他在书里说到喜欢曾国藩,没细说,我大概理解一点,因为想要有所建设的人,多半是象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哪方都不讨好,保守派觉得你冒进,激进派觉得你迂腐。唯有苦苦支撑。

  我没听他沮丧抱怨过,我遇到事的时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

  岩松妈妈七十多岁了,我有次见她,老人家看我一会儿,说,老看你节目,别让你妈担心。然后说,“我天天看电视,也替岩松揪着心。”

  这话我听了心里挺难受,所以有时候也想劝劝他。他就一句话,“有人在前头,你们也好走些”。

  他这本新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上面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我翻开扉页,上面印着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

  身为同事,看这书时最触动我的,是他满腔没有说出的话。

  他曾经以年青人的狂狷,写过《渴望年老》,今天他四十二岁,鬓角灰白,人生的重负真实地压在肩上。我们不多交谈,只每年秋天,新鲜的内蒙羊肉来了,他就叫上八九个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点儿酒,看台湾民歌三十年的演唱会。他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匆匆,匆匆,莫等到了尽头,枉叹此行成空……” 他喃喃自语“我恨不能给他跪下”。我回头看到他泪光闪闪。

  这是一条最遥远的路,以他的资历声望,本可以选择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没有后退,也没有拐弯,只是往前走去。

  关于柴静的文章精选3:纪念叶企孙先生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

  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冀中的战士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他在狱中一年半。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

  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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