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着北宋诗新运动最高成就的作家是

　　北宋年代文学名家如同群星闪烁，欧阳修，王安石，每个都如同明珠般璀璨。那你知道标志着北宋文学成就最高的是谁吗?下面就让学习啦小编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吧，希望大家喜欢。

　　欧阳修.

　　北宋诗新运动

　　中国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北宋初年，面对土地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主张革除社会弊病，要求文学反映现实，而当时风靡文坛的西昆体根本无法担当这样的历史使命。于是推崇韩愈、白居易，反西昆成为政治改革派们在文学上的反映。北宋诗新运动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是初发阶段。先驱者有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柳开首举“尊韩”旗帜，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尚朴、宣扬教化等，反对浮靡文风。王禹偁也主张宗经复古，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石介在《怪说》中抨击西昆体“缀风月，弄花草”，“蠹伤圣人之道”。他们的诗文显示了诗新运动的最初成绩，但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在当时影响不大，存在重道轻文，忽视文章语言形式的倾向。除王禹偁外，他们的创作成就不高。

　　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时期，是运动形成高潮阶段。代表作家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苏氏父子、王安石和曾巩等。先是范仲淹提出主张改革文风，戒浮华，得到朝廷支持，于是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李觏要求文以经世，反对拟古和雕琢。尹洙摒弃骈文，致力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苏舜钦认为写作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反对以藻丽为胜，提倡“道德胜而后振”。梅尧臣论诗强调写诗要有感而发，重比兴。认为诗歌要写实，要对现实有所美刺，反对西昆派的浮艳诗风，主张语言要朴素，风格要平淡。稍后于苏、梅的欧阳修，则是整个诗新运动的领袖。他有意把诗新运动与政治上的改革要求相呼应，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斗争服务。文学主张上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提倡文章要有用于当世。具体表现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认为道应是易被人理解且可以照之去做，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他反对那种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在文的方面讲求平易，提倡简而有法，反对追求奇险。欧阳修还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中有许多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此外欧阳修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并大兴创作之风，努力提举后进。欧阳修上述主张、措施，使诗新运动达到高潮。

　　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是诗新运动完成期，代表人物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而苏轼则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强调作文要有感而发，十分重视文章的文学价值，要求作家要有细致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艺术修养，主张为文要从不同内容出发采取不同表现形式，为文要文理自然，还要讲究章法。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北宋诗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步，对后世影响巨大。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被奉为正宗。但同时，北宋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表现了该运动的历史局限。

　　北宋诗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

　 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和诗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谥号“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集》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生平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成为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 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苏轼评价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卒谥文忠。

　　文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宋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佑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他留下的建设遗迹和诗文，成了滁州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留下的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成为滁州人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承继前人开发滁州

　　如今说到滁州，人们自然会想到琅琊山，想到醉翁亭，想到欧阳修。琅琊山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都远近闻名。琅琊山最有名的景点是醉翁亭，被誉为全国“四大名亭”之首，名扬海内外。与醉翁亭隔山相望的丰乐亭，也是令许多探幽访古之士向往的胜迹，与醉翁亭一起被称为“姊妹亭”。丰乐亭下的“紫薇泉”，则与醉翁亭的酿泉合称为“姊妹泉”。这些，都是欧阳修知滁时开发、建设而遗留下来的。正是这些建筑，加上他亲自撰写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才使滁州琅琊山的名声大震起来。

　　追溯琅琊山之名，应自东晋始。东晋以前，琅琊山本无名，其主峰当地人称摩陀岭，其他都是些小山头。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了东晋元帝，借其曾在此山一住之光，才有了琅琊山这个名称。但是，司马睿本人，乃至整个东晋时代，并未给琅琊山带来多少变化，它依然是一片沉寂的山岭。直到唐代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在L山司兴建宝应寺(即今日之琅琊寺)，琅琊山才打破历史的沉寂，开始起步向着繁荣与发展迈进;琅琊山这个名称也是这个时候才叫起来的。而这从司马睿驻跸山间时算起来，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

　　宝应寺的兴建，改变了琅琊山多年寂静的状况，但只是个开始，而且仅限于琅琊寺这一块，影响仍不是很大。琅琊山真正鹊起，是在它又经历了200多年以后，北宋的著名文士欧阳修知滁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