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成功哲理有内涵故事
为什么天才失败了，而庸才成功了?分享曾国藩的成功故事，来看看曾国藩关于成功的答案。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了曾国藩的成功哲理有内涵故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曾国藩的成功故事篇1
一曰身勤
曾国藩所说的“身勤”就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曾国藩曾说“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
曾国藩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曾国藩在军中要求自己早起，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不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他一定“闻鸡起舞”，练兵督训，办理各项事务。曾国藩对军中将士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论语》有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言传不如身教，曾国藩就是这样影响手下的幕僚、将领的。不管是个人修行还是管理团队，这一点至关重要，要给周围的人和下属做一个好榜样。
二曰眼勤
曾国藩所说的“眼勤”是从细微之处识人。
曾国藩指派李鸿章训练淮军时，李鸿章带了三个人求见，请曾国藩分配职务给他们。不巧曾刚好饭后出外散步，李命三人在室外等候，自己则进入室内。等到曾散步回来，李请曾传见三人。
曾说不用再召见了，并对李说：“站在右边的是个忠厚可靠的人，可委派后勤补给工作;站在中间的是个阳奉险违之人，只能给他无足轻重的工作;站在左边的人是个上上之材，应予重用。”
李惊问道：“您是如何看出来的呢?”
曾笑道：“刚才我散步回来，走过三人的面前时，右边那人垂首不敢仰视，可见他恭谨厚重，故可委派补给工作。中间那人表面上必恭必敬，但我一走过，立刻左顾右盼，可见他阳奉阴违，故不可用。左边那人始终挺直站立，双目正视，不亢不卑，乃大将之材。”
曾国藩所指左边那位“大将之材”，就是后来担任台湾巡抚鼎鼎有名的刘铭传。
曾国藩从细微之处识人，练就了他的一双慧眼，曾府幕僚鼎盛一时，幕僚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出谋划策，立下了赫赫功勋。
三曰手勤
曾国藩所说的“手勤”其实就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曾国藩一生养成了三个好习惯：
一是反省的习惯：曾国藩每一天都写日记，曾国藩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走，丝毫不能自主。”曾国藩通过写日记进行修身，反思自己在为人处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通过这样的反省，不断修炼自己。
第二个好习惯就是读书习惯，他规定自己每一天必须坚持看历史不下十页，饭后写字不下半小时。曾国藩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通过坚持读书，曾国藩不仅改变了气质，更磨练了他持之以恒的精神，同时也增长了他的才干，懂得不少为人处世的道理，也让他成了一代大儒。
第三个好习惯就是写家书，据说曾国藩仅在1861年就写了不下253封家书，通过写家书不断训导教育弟弟和子女，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曾家后人人才辈出。
正所谓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曾国藩养成很好的习惯，不仅成就了曾国藩自己，也影响了曾家后人。
四曰口勤
曾国藩的“口勤”就是他与人的相处之道。
曾国藩认为同僚相处“两虎相斗，胜者也哀”。
据说曾国藩开始同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关系并不好，咸丰三年，曾国藩在长沙初办团练时，骆秉章压根儿就没把曾国藩放在眼里，对曾国藩的工作也不是十分支持。当绿营与团练闹矛盾时，他总是把偏向着绿营。
让曾国藩特别愤愤不平的是，在靖港兵败，湘军退驻长沙城郊的水陆洲时，骆秉章来到离曾国藩座船仅数十米之遥的码头送客，曾国藩以为他是特意来看望和安慰自己的，内心正十分感激，谁知他送完客人之后竟然转身便走，就当没有看到曾国藩!并且还同长沙官员一起对曾国藩的兵败百般讥讽。
尽管如此，曾国藩并没有逞口舌之争，而是采取曲意忍让的态度，在他为父守孝后第二次出山之时，他特意拜访了骆秉章，态度十分谦恭又十分热情，之前的那点事就当没发生一样。这让骆秉章大感意外，当场表态，以后湘军有什么困难，我们湖南当倾力相助。
“己预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曾国藩口勤不仅仅是对同僚和上级，对下属也会耐心地训导，曾国藩秉持的这种为人处世之道，不仅让他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铭传、胡林翼等名臣，实现了清末短暂的中兴。
五曰心勤
曾国藩所说的“心勤”其实就是坚定的意志品质。
曾国藩不管是从科考还是在平定太平军时“屡败屡战”，都有一种精诚所至的信念在支撑他。从各方面下足工夫，功到自然成。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不管是修身自律，还是为人处世，一勤天下无难事。
曾国藩的成功故事篇2
“天道忌巧”，语出曾国藩，当时的晚清，在一种虚浮、圆滑、取巧的氛围中，因此曾国藩大胆“去伪而崇拙”。
其实不论什么时代，大道至简，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才往往困于他的天才，超前时代，并因此陨落，而脚踏实地的庸才，才运筹帷幄，臻至成功。
为什么天才失败了，而庸才成功了?这是曾国藩的答案
理念：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许多人心目中的曾国藩是权谋家的代表，这是对他的误解。曾国藩的领导艺术虽不无权谋因素，但其核心却是“忠义血性”的儒家理念。
曾国藩生于雍、乾后，举国风气的败坏，几乎达到了顶点。在曾国藩看来，最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统治阶级本身的人心陷溺、人欲横流。
因此，曾国藩与罗泽南等人，宣讲举世都不宣讲的儒家学说，以传承圣人的价值体系为己任，最终排除千难万险，成就了“以转移社会风气来造就一代之人次”的功业。
用人：尚朴实，耐劳苦
如果说在理念上曾国藩高扬的是“血性忠义”，那么在人才的选拔上，他选择的则是能够切实认同这种理念并加以践行的“朴拙之人”。
曾国藩从最根本的选人环节入手，提出军官一定要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勇则一定要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
湘军靠什么打胜仗?靠什么持续地打胜仗?就是这种“尚朴实，耐劳苦”的作风。曾国藩的用人，从表面看来迂阔笨拙，其实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治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管理最忌讳的就是全无实际而空谈误事。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厌恶听到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
曾国藩的管理风格亦是以“勤、实”二字为核心。他认为，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
作战：扎硬寨，打死仗
曾国藩用兵，很少有出奇制胜的战例，他有自知之明，不高估自己的能力，不低估对手的智商，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工夫，稳慎徐图，稳扎稳打，反而一步步地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占尽了上风。
为什么天才失败了，而庸才成功了?这是曾国藩的答案
组织：还我真面，复我固有
曾国藩说过：“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在曾国藩的身体力行之下，湘军形成了一种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组织文化。这种坦诚相待的“湘军精神”，也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来源。
心性：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
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充满了挫折与逆境，但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以“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意志力量坚持到了最后。
曾国藩说：“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利于一时;拙诚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
梁启超这样评价：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被认为是最迟钝愚拙的一位。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就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曾国藩的成功故事篇3
人生在世，几乎都渴望成功，谁都不愿意做一个失败者。对于曾国藩的历史评价，至今或许还有分歧，但他是一个成功者，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他为什么会成功呢?他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有些什么借鉴呢?我想，凡有志于做一番事业的人都会对此有兴趣。那么，我现在就来简单地说一下他的成功之道。大致有如下九个方面。
1、修身立志，储才养望，奠定做大事业的基础。
前面我曾说过，曾国藩早期在京师有过一段“内圣”时期。他的“内圣”功夫有哪些内容呢?归纳起来有四点，即修、立、储、养。
修即修身。他的修身功课为诚、敬、静、谨、恒。诚为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内心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众。敬为敬畏，在内则为心有所畏惧。畏什么呢?畏道畏法畏舆情。在外则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静，指的是心、气、神、体都处于安静放松的状态。谨，主要指言语上的谨慎，不打诳语，不作妄言。恒，指的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立即立志。就在严格修身的同时，曾氏立下了澄清宇内之志。所谓“澄清宇内”，便是经邦治国、安定天下。这是儒家信徒的最大志向了。
储即储备才干。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他充分利用这个好机会，发奋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二十三史及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亦读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实学书籍。以此完善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办事而储备真才实学。
养即培养声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提高知名度。他通过做诗文和不断上疏来实现养望目的。曾国藩通过修、立、储、养的努力，在人格、才干、声望三个方面，为日后的绝大事业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才有后来唐鉴的竭力推荐，湖南官场的渴望和三湘士绅的归附。
2、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让事业蓬勃发展
咸丰二年年底，一个改变命运的绝大机遇降临到曾氏的头上，这便是先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向江南进军，东南各省陷入战乱之中，为了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朝廷在江南各省任命了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四十三个团练大臣，在后来死的死走的走，几乎都没有办成什么事，唯一一个成就一番大业的就是曾国藩。成与不成，这中间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这个机遇，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曾国藩充分利用机遇的一个主要的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做大做强。回过头来看，他的做大做强有三个步骤。
所谓团练，就是后来的民兵，结队编团定时训练，无事则拿锄头做农活，有事则拿刀枪械斗。这种组织都在县城以下，各乡都有。各省团练大臣都沿旧例，只是局限在县、乡一带办团练。曾国藩则不一样。他一到长沙做团练大臣，便上奏请求在省城建一大团，将湘乡1000人马调进省城，分为三个营，将这三个营派遣到各地镇压匪乱，维持秩序。这个大团虽不是正规军，但它一天到晚练兵打仗，住在营房，实际上已经是军队，湘军便这么出来了。这是做大做强的第一步。与绿营发生冲突后，曾氏干脆跑到衡阳去训练，把团练扩大为十营5000人，又练水师，水陆两支人马10000人，加上挑夫及辅助人员，人马达18000人。从衡阳出师时，水陆齐头并进，威威武武，浩浩荡荡，完全是一支力量强大的劲旅。这是做大做强的第二步。到了打下武汉后，曾氏提出沿长江东下的计划，分南北中三路推进，除北路为湖北都督统率的绿营外，南路和中路均为湘军，他本人则为三路人马的总指挥。这个计划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曾氏的湘军便成为太平军的头号对手，一个省的团练便这样成了国家军队中的第一号种子选手。成了国家武装力量中的王牌部队，做大做强的设想得到了最好的实现。
3、打脱牙齿和血吞，屡败屡战，赢来最后的胜利。
湘军的做大做强，有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从衡阳出师到武汉的打下，这七八个月里，曾氏经历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溃逃四散、湖南军政两界的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等等羞辱，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满面羞惭。经过一段短暂的胜利，曾氏来到江西后，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氏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不定。这期间，曾氏遭遇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以至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岁，连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对着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拿湖南乡间的一句俗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和血吞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不示人以弱，不求人怜恤，一切痛苦自己担当。二是将仇恨吞到肚子里，让它生根发芽，变成复仇的动力。有野史上说：幕僚给朝廷拟奏折说湘军“屡战屡败”。曾氏将“战”“败”两字易了一个位置，变为“屡败屡战”。这一字之易，体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精神气慨：决不屈服，决不退缩，倒下了再爬起来，前人死了，后人再继续。这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强精神的最生动的体现，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取得最后的大胜。这样的对手，哪个竞争者不害怕，他又怎能不获得最后的胜利?
4、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当时有野史记载：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湘军，但曾氏一纸手令，部属便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人性质的严重性。这个事实曾氏当然清楚，他一方面需要这样，另一方面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消除人为的阻力和障碍，确保大目标的顺利达到。
曾氏为消除人为的障碍和阻力，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一)启用满人做湘军的统帅。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为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层了。满人是少数民族，为扩大自己的力量，它用联姻的形式把蒙古拴过来，但仍然属于少数，满蒙两族加起来不超过五百万人。它是靠军队打进关的，故对军队控制更严。军队有八旗兵和绿营之分，八旗兵镇守重地，绿营兵则多做杂事;一些重要地方的绿营，其统领也是满人，至于湘军这样的军队，不是万不得已，是决不会让其出现的。曾氏对这些了然于心。为了消除朝廷的怀疑，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他用满人挂名为湘军首领，将这个满人从一个参将越级提拔为提督。后来打下南京时，论功请赏，他又把满人官文排在第一。
(二)尊重友军，尊重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部队，有胡林冀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张沛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氏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他本人是靠曾氏发迹的，但曾氏对他特别尊重，胡也因此与曾关系十分融洽，不仅与他随时协商军事部署，源源不断地提供饷银，还为曾氏的复出，为曾氏谋求地方实职一再上奏朝廷。
(三)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以求后院安静，不添乱子不添麻烦。家中有人做了大官，家里的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种谋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从做官者手里索取，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向旁人索取。早在进翰林院之初，曾氏祖父就说过：“靠种地吃饭。”故而曾家人直接从他手里索取银钱的不多，曾氏对家中所承担的银钱负担不算太重。我曾经说过，在中国要做个一尘不染的清官很难，这难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亲亲文化。一个为官者必须为其家人承当经济责任，若家人需求过多过大，他的正当收入又不足以满足，他便只就好将手中的权去换钱了。曾家人比较多的是打着曾氏旗号去谋利。这里可分为被动、主动两种。被动是人家找上门来的，主动则是自己揽来的。如湘乡县亏空1.6万两银子，曾家几个兄弟们出头劝捐，这便是主动揽利。针对两种情况，曾氏叫父亲杜门谢客，叫众兄弟莫管闲事。
此外，家里要买田起屋，曾氏多半制止。军营要捐银子为家乡架桥，曾氏也只象征性拿了一点，并说用于私、用于公有区别，但将军营里银子搬到湘乡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不能用公款为放大的私服务。曾氏这样做，都是尽量设法减少一些人为设置的障碍，为其人生的大目标铺平道路。儿子考乡试，他叫儿子不要递条子。九弟在家起房子，过于宏丽，在礼制上也有出格铺张等，他也去信制止。除开严格要求外，也不希望因此而招别人的指责，授人以柄。
有一件发生在老家的事更让曾氏十分不安，南京打下后，曾氏老家大兴土木，上正梁时唱赞歌：“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北京做皇帝。”曾氏听到这个消息，头上背上直冒冷汗，连忙打发人回去，严厉地批评此事，声明谁再说这样的话，就杀谁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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