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者王石的演讲稿3篇
王石，出生于1951年1月，原籍安徽金寨，生于广西柳州，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任集团董事会主席、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深圳市总商会副会长等职。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成功者王石的演讲稿，欢迎阅读!
成功者王石的演讲稿1：
王石演讲底线与荣誉，王石在中欧商学院的演讲
“一次去伦敦，车座被偷，但我要上课，就骑这个自行车去了。当时我第一个想，谁这么缺德干这个事;第二我就琢磨，看谁的自行车底座和我这个是一个号的，我就弄一个下来……人是多么的脆弱，真正你在遇到的时候，你就那么容易被打破底线。”
今天的题目是底线与荣誉，我从2006年6月份开始讲起。
一、底线
郊区开发商进化论
《南方周末》在成立25周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活动，向中国梦的实践者致敬，他们挑选了八个地标，当然这个地标不是建筑物，更多是改革开放当中代表性的人物。很荣幸的，我作为企业家的一个地标入选。入选的理由，给了我三个标签，问我喜欢哪一个?第一个是企业家，第二是登山家，第三是不行贿。我说，不行贿是底线，怎么能作为一个标签拿出来呢?如果说这是行业和社会上大家都认可的底线的话，它就不具备一个标签的功能。既然《南方周末》说这具备标签的功能，我就选了这个。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商学院讲不行贿，让大家现场举手，基本上一半以上是不相信的，尤其最近大家又知道了我亲属当中有一些高干的背景，现在相信了，说因为我不用行贿。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真的是不用行贿要是用什么特殊方法的话，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吗?可能应该在监狱里了吧。所以不行贿的标签我还要戴下去，这就是我的底线。那么底线给万科带来什么?
回到1992年，上海七宝镇的稻田。1992年，七宝镇的稻田就在飞机航线上，为什么拿到这块地?因为其他地拿不到。这块地什么情况呢?往上看100米，飞机轰鸣而过。我站在这块稻田上计算，飞机频率最高的时候是7分钟一架，当然现在3分钟一架了。
要不要?要的话就在航线上，不要的话，就没有其他的地，所以我们就要了。当然也不盲目，因为我在这里想到了香港，当时香港的机场还没有搬走，从九龙塘到香港，就是飞机轰鸣下面是住宅区，我相信香港人可以受得了，大陆人也受得了。
这块地的不利点是不适合人居住，但是有利点是因为它不适合人居住，我不用拆迁。当时也有一种投机心理，就是我可以快速建造，建造了之后，推向市场，这样我可以至少比同行快三个月交房子。当时我们调查的对象是在日本的上海留学生，每年以7000人的速度回国，他带多少钱我们都计算了，我们的销售对象就是他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发生。浦西建了机场，当时我们以为机场要搬了，结果不但没搬还建了新跑道，飞机更多了。现在万科城市花园住了20多个国家的2.7万户居民，入住率95%，这是设计理念、售后服务理念的成功。因为地块的条件差，你只有让市场去找平衡。
上海万科城市花园
中国是大院文化，一个国家用万里长城围起来，北京城70年代城墙被拆了，城墙里面还有紫禁城，还有城墙。改革开放之后建设的住宅区也不例外，一定要城墙围起来，但是万科的城市花园是开放的，一开放不要紧，里面的配套服务，不仅为小区服务也为小区外面服务。很多小区里面的配套服务做得非常好，但是消费力不够，它运行不下去，而我们是开放的，当时我们设计了8家餐馆，现在已经达到了100多家。这不仅满足了里面居民的需要，而且还有很多外来的人到里面去消费。因为开放，它成为了一个跨越万科小区的社区中心。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现在我们进入了60多个城市，各种案例都是别人不看好的，别人不要的。所以长期以来，万科都被称之为郊区开发商，因为楼盘都在城郊结合部。但是我们知道，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向前推进，拿土地更多是招拍挂，不需要太多的台下交易，价高者得，我们得以慢慢进入市区，结果万科不知道怎么做了。当然我们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如何在市中心做房地产项目。
也就是说，不利都是相对的，有利也是相对的。正因为万科这样保持了底线，拿不到好地，只好到郊区去，120%地面对消费者，面对市场去研究，形成我们的竞争力。
进入美国如鱼得水
前几年万科开始进入美国市场，我们拿的第一块地位置非常好，是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块地。你在那里不用搞台下交易，市场完全公开透明，你觉得那边合适，你找合作伙伴一起来拿地，很简单。结果第二块地也很好，第三块也很好。
到了纽约我就讲，我们到美国投资，一定要有一个标志性的地产项目，我们在旧金山的项目都不够标志。要标志就要在纽约，在纽约就要在曼哈顿，在曼哈顿就要在最中心。今年2月份，我们的项目开工，在曼哈顿的黑石总部旁边，我们和汉斯合作建了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在美国，一切交易都可能的，它的规划不像中国，一旦规划你要改非常难(当然台下交易有改的)。在美国，在功能上，你做什么，市场风险是你自己承担的。你盖多高要和周边的人协商，你影响了他的视野，你说我给你多少钱，他同意了，可以公开地、律师对律师地去解决。在美国，一切按照规则、法律，公开、透明，这是万科追求的，感觉一到美国特别享受。
王石
B转H
再谈谈万科B转H，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转成了。20年了，1993年我们发B股，到了2014年，我们才完成了B转H。我记得当年发B股的时候是鼓励创新，不大清楚这种品种的市场未来会怎么样。实际上B股很快就不行了，因为允许国内公司直接到香港上市。 B股萎缩，我们就想转成H股。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允许。
在万科B转H的过程当中，我非常担心中国再改革是怎么个改法，万科这么一家有影响力有实力的公司做这样一个事情都尚且如此，那新兴企业、中小企业怎么办?
B股价格基本上低于A股30%，因为它基本上失去了交易的功能，但是万科是一个例外，万科是B股高于A股的，这是B股中唯一的例外，也就是说国际投资者看好万科。
问题就来了，你现在B转H，你必须要给投资者选择权，就是说，如果说人家不愿意换呢?那你只有把它收回来，要按照市场价和溢价来收。当然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当时万科B股是12块多钱，还有溢价，而A股是8块多钱。B股就想我是换现金呢?还是B股换A股。换现金的话，我就会得到12块钱，然后再去买A股，就可以赚3块多钱，所以消费者会情不自禁地换现金，这样的话，必须要有三个承销商来托底，这就变成私有化了，你不仅无法完成H股上市，还把B股私有化了。
这个时候你上不上?你上可能会失败，你不上，我们也知道再往下熬结果会更坏。
当天(6月25日)我们是三家公司上市，万科B转H，两家新上市，因为市场不好，我那一声锣响，万科股价上涨8%，其他两家跌破发行价，第二天万科股票还是上升。为什么呢?因为你坚持符合国际惯例标准的做法，国际投资者是看好你的。
所以有的时候，坚持底线会马上见效吗?不能。但是关键的时候，比如说投资，这一次B转H，香港股市上充分体现出来，就是你坚持底线，你坚信这个市场是规范的，是成熟的，它一定会按照规范、成熟的来对待你。
底线如何确定?
我想所谓的底线就是一些忌讳不要去做，再一个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或者说在社会变革当中保持相对稳定的一个容量。简单来说什么是底线呢?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日本的管理和经营享有很高的评价。之后，中国包括西方对日本的管理都开始持一些怀疑批判的态度。
我们知道日本的商人和中国商人一样，有很多商派，有不同地域划分，比如说浙商、晋商、徽商等等。日本也一样，有关东、关西。从日本来说，真正出商人的是近江，就像中国的温州、宁波一样。他们做到现在，他们的底线是什么?简单概括来讲，就是三好。买卖双方你好、我好、利益相关者好。这就是他的底线。这是浙江商人的三好底线。
提到中国商人，可能有一个近现代商人我们是忽略了的，他就是胡雪岩，胡雪岩是典型的军商，他和左宗棠关系很近。他搞钱庄的钱实际上就是湘军存的钱。所以左宗棠下去了，胡雪岩也就差不多了。但是我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底线。大家知道杭州有一个药铺是很有名的，就是胡庆余堂，这就是胡雪岩做的，老少无欺，对社会有利的。这个药店实际上是他当初的闲散之举，而恰恰让我们记住他的就是这个药店。
前两年特别火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电影当中比较含蓄地点出来，为了生存，他的代价是吃他母亲，他生存下来。那么他是坚守底线呢?还是破了他的底线呢?
说到杀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是忌讳的，偷盗奸淫也是都忌讳的，中国现在在很多方面都是破了底线的。
这里我讲一个我的故事。剑桥治安特别好，所以车随便往楼下一放就完事了，有一次我去伦敦，车座被偷了。当时正好学校有一个狂欢的舞会，我希望是学生的恶作剧，结果后来找了半天，我确认是被偷了。但是我要上课，走路去肯定是来不及，所以我就骑这个自行车去了。当时我第一个想的是，谁这么缺德，干这个事;第二我就琢磨，看谁的自行车底座和我这个是一个号的，我就弄一个下来。然后我就放慢了骑车的速度，到处看，后来我一想不对，我车一定是半夜被偷的，我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就这样。后来，我一想这种行为是很可笑的，无论你是什么原因，这就是盗窃。人是多么的脆弱，不是说底线吗?不能盗窃这就是底线。真正你在遇到的时候，你就那么容易被打破底线，如果说当时是晚上呢?我们经常抱怨我们的社会，抱怨我们的现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要问问自己的心，我们的底线是什么?
二、荣誉
看这个人，赵振英，他是国民党新六军16师第30营营长。在中国战场上，日本的投降仪式是在南京举行的，当时他是警卫营的营长，他亲历了这一过程。某种程度上他就是战斗英雄。因为种种原因，他没有去台湾。结果一解放就被打成反动军官被关进监狱。60年代初被放出监狱，释放之后又赶上了“”，又被抓进去了。他的孙子辈不知道爷爷曾经是抗战英雄。现在国内有一个NGO组织，就是研究远征军的战士，研究发现，当时有这么一个人还活着。辗转在北京找到他，问他是不是那个少校营长。他说我不是。这个人头脑非常清楚。NGO组织做他儿子的工作，说现在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抗日已经肯定了。最后确定了，这个老人就是。但是你说是的话，得有证据啊。他们去看美国描述这一段历史的纪录片，一看，这不就是赵营长吗?然后他描述当时的情况，结果纪录片描述的和他描述的一模一样。到现在他还是一口流利的英文，但是解放之后的40年里是在监狱当中渡过的，现在他已经90多岁了，你觉得他这一生有荣誉吗?
讲到荣誉，我想要谈一下戈壁挑战赛。2013年在戈壁上，有一个队员被狗咬了，当然很快就到医院采取措施，之后这位队员重新返回坚持参赛。这位同学他为了什么?荣誉。实际上他当时处于非常不好的状态，但是他坚持走完，因为按照规定，如果说一个人掉队这个成绩是不算的，所以他坚持下来。
第一固然重要，第一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们来看一下万科，去年万科是1700亿，去年年底制定计划的时候，很多都是说至少今年增长到2200亿，也有说是2300亿的，我的意见是2000亿。很快，两家公司，一家定的是2400亿，另外一家是2500亿，而万科当时是第一，万科从1998年开始到去年都是房地产行业的第一。而我们去年面对另外两家，一家2400亿，一家2500亿，你要是我的话，你会怎么考虑呢?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要重新定义?定义多少?是不是要保持第一?
万科有几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中国要转型转什么呢?从速度增长型到效率质量型，从速度到质量;第二，万科从1998年到现在一直是排第一的，如果排到第二了，哪怕是一个象征性的几十万的差距，可能在心理上，从管理层到消费者都会有变化;第三，你的诉求是什么?第一是结果还是目标?实际上它是一个结果。
现在中国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大。世界500强，美国企业130家，中国企业80多家，可以预计未来三年，中国世界500强企业会超过美国。当然量非常重要，但是你把他作为终极目标还是作为经营当中的一个衡量数字，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中国有一种游戏是围棋，往往你下一个子，已经考虑到后面二三十个子。我们考虑的不仅是今年达到2000亿，我们明年多少，后年多少，大后年多少，这是一定要考量的。万科2000亿没有变，现在半年过去了，万科已经达到了1000亿，你会发现，那两个制定2500亿的，一个是500多亿，一个是800多亿，你一算那就有问题了。
你不能说捍卫你的荣誉，最后你保证不了它。刚刚很多同学讲的我很赞成，包括更多对质量的考量，对股东投资者的考量，更多利益相关者的考量。但是说好说，已经连续多少年第一名了，你要真回去了，那种复杂心态是不一样的。
万科最在意什么?
万科在推动运动方面，我们在乎什么?万科普及自行车和长跑运动，2001年开始，员工每年体能检测，公司和公司之间也竞争，也很在乎名次，但是我们最得意的是什么呢?2013年，万科110位中层管理人员，平均体重减轻一公斤，这是万科诉求的，更多地体现在人的身体健康上，因为现在是身体过重，营养过盛，缺少运动。万科每一个公司经理年底考核，如果你的员工体重额外增加了，要扣老总的管理分，是影响奖金的。
今年的9月份到10月份，万科在剑桥商学院要组织一个训练营，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魔鬼训练营。一个是全英语教学，教学的质量非常高;第二个是体力培训，我们安排了两个赛艇俱乐部进行训练，一个月结束之后进行比赛;第三是要吃西餐吃一个月。
我觉得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最顽固的是胃，拒绝吃西餐，你会发现无论是出国考察还是开会，三天吃不上中餐的话，他就抓耳挠腮，要不然就是公文包里装着方便面或者是老干妈。而我们的训练营只吃西餐，我们鼓励引导你吃西餐，同时诱导你吃中餐。我们把方便面准备好，老干妈、榨菜都给你准备好，而且把剑桥很多很好很棒的中餐馆电话都告诉你，允许订餐，允许叫外卖，允许你公开吃方便面，但是你吃方便面要登记一下，最后看哪一个队登记得多。
也有人建议说，一包方便面罚1万块钱，10包10万，然后我们做公益。这个理想非常丰满，但是现实就很骨感了。第一他是惩罚你，你吃一包是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惩罚性的。当然如果说是惩罚性的那就是魔鬼训练，不，我们不惩罚你，但是给你公布出来，你吃了7包、30包。我相信在拿方便面要签字的时候，他会把方便面放回去。所以这不能说是魔鬼训练营，而是天使训练营。天使看着是很美好的，那是要通过艰苦斗争的，是要和魔鬼进行搏斗的。
对荣誉，从不同角度来说，看法是不一样的。这里是西方对荣誉的看法，莎士比亚对他的论述，有的时候把它形容的很神圣，有的时候又一钱不值。在圣经当中，荣誉相对金钱来说，肯定荣誉是第一的。如果说没有了荣誉就等于躯体没有了灵魂。威尼斯商人这样说，名誉啊名誉，我丢失了名誉，就是丢失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剩下的就是野兽本能。但是莎士比亚又说，名誉是空虚和骗人的东西，得到的时候往往不劳而获，丢失的时候又并不值得令人如此对待。对名誉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背景有不同的理解。
成功者王石的演讲稿2：
今天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给一个突破自己的理由》。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一个是我，另外一位主人公叫汪建(华大基因董事长)，我比他大三岁。
今年5月份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演讲，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汪建，还有一位是美国第一个登上珠峰的登山家，主要唱主角的是我们两个，我的讲演主题就叫做《兄弟情》，今天上午就给你们讲兄弟情的故事。
2010年，我们一块登上珠峰，2010年是上海世博会，我们带着上海世博会的旗帜登上的珠峰。2007年我们去走罗布泊，一块徒步穿越。当时预计进去是5月1号，查了大数据，这时候温度最高不会超过零上45度，再往后温度很快就会上去，所以不能晚于这个时间。结果第一天就49度，第二天是52度，那次差一点没出来，严重中暑。滑雪、帆船和登珠峰，我们都喜欢这三项运动，我们俩是挺像的。
我们是2003年10月份认识的，正好那年5月份我登顶珠峰。那时候闹SAAS，大家都没事，不准上班、不准上学，怎么办呢?只有封闭在家里，没有什么事就看电视。5月份中央电视台在现场转播中国地质登山队在登珠峰，有人调侃说我们在家等死，有几个中国人在找死，我们就属于找死的那个队伍。下山之后，中央电视台转播了，本来就是名人，再加上登珠峰，更是家喻户晓了。
10月份在京郊登山的时候，我们俩认识了。他是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但听说是分子生物学的科学家，我对科学家是怀有敬意的。由于当时我是著名的企业家，又是著名的登山家，很明显感觉到汪建几个喜欢登山的科学家对我的敬佩如大江流水滔滔不绝，我们就这样认识了。认识之后就一块滑雪，什么都在一块，两个人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之后一块登雪山，2010年就登珠峰。
这里先说一个登珠峰的故事。他有哮喘，正常人登珠峰就非常难，有哮喘就更难，更不要说登顶8848米。他在山底都需要用药物，再加上睡眠不好，腿还受过伤，在城市里都是一拐一拐的，更何况这时候发作了，基本上他能不能登顶是有疑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