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文章_杨绛先生的散文(3)
杨绛
关于写杨绛的文章
一.杨绛和他的父亲
孙莲莲
杨绛，原名扬季康，江苏无锡人。除了作为钱钟书夫人为人所熟知外，她本人更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作家、翻译家和著名学者。李健吾评价她“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而是有着“缄默的智慧”的，有着静默恬退的睿智和微笑达观的态度。她的父亲杨荫杭，是江苏最早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曾经留学日本和美国。他表面看起来凝重有威，因而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却从不打骂孩子，如果有人不乖，他只会叫急，喊妻子过来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所以孩子们怕虽怕，却都喜欢和父亲亲近。
杨绛的父亲有时也很严肃。那年杨绛16岁，正在振华女中的高中部读书。那时北伐战争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就是拿一条板凳，站上去向街上的行人演讲。杨绛也被推选去参加。但她却担心自己的个头小，一着急就涨红了脸。而且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男子又专爱欺负女孩子。她怕自己一站上板凳，就会被人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不会有什么人正儿八经地听演讲。不过，女学生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可以豁免。许多旧家庭里的大小姐就这样推掉了。她于是周末回家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却一口拒绝，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并告诉她，自己从前做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又一次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个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省的士绅联名登报拥护欢迎。他的下属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了欢迎者的名单，以为名字见了报，他即使不愿意也只好罢了，但他坚持“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吗?”杨绛第二天到了学校，坚持说：“我不赞成，我不去!”为此还挨了老师狠狠的批评。虽然这并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脸皮薄、爱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去出丑，但父亲的做法在杨绛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杨绛的学业，父亲并不多加干涉，而是放手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学习。父亲钻研的音韵学，常常把某字的平仄拿出来考她。杨绛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却也不急着教，只让女儿涵咏体味。还安慰她：“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她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读什么声。女儿考对了，父亲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呜”。杨绛只要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她的书桌上，即使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但假如她长期放着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父亲把书收走了，这就等于是父亲的谴责，无言的批评。杨绛喜欢读诗词小说，对父亲枯燥的音韵学“合口呼”“撮口呼”之类不感兴趣。父亲也不强迫女儿学他的一套，还为她买来最喜欢的书籍。杨绛上大学分文理科的时候，因为各门功课都平均发展，所以为选专业一事颇费了一番踌躇。老师们推荐她报理科，她回家去问父亲拿主张：“我该学什么呢?”父亲说：“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于是，杨绛终于不顾老师们的惋惜和劝导，选择了她喜欢的文科。父亲有一次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了，说：“我也这样。”杨绛因此感觉到自己似乎已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杨绛是个贴心的女儿，每天早饭后，她总要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她也要给父亲削个水果，或是给父亲剥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中午饭后，她非常懂事地带弟弟妹妹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她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她就陪在父亲旁边看书。父女俩的感情就是这样平淡而深厚。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突然在苏州因中风去世。1983年，杨绛在《当代》双月刊上发表了散文《回忆我的父亲》，记录了和父亲一起生活过的点点滴滴，在那平静恬淡的娓娓道来中寄托了女儿对父亲真挚的情感和深切的怀念。
二.杨绛的亲情守望
云之端
传说中的“南沙沟”，离钓鱼台国宾馆极近，小区门口有人站岗，里面清一色三层旧式小楼，楼距很宽，中间是静谧的乔木和草坪。据说，这里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只有杨绛一家。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告别学部办公室的蛰居生活，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钱杨是无锡同乡，1932年相识，1935年喜结良缘，恩爱六十多年。
““””初期，别人被斗得狼狈不堪，钱钟书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叉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在暴虐横行、风声鹤唳的年代，瘦弱的杨绛还有过“壮举”。“外人看去她是柔弱的娇太太，面对阶级斗争肯定吃不消或者往后退缩的样子，但有一次，她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叶廷芳回忆说，“1966年夏的一次批斗会，‘“”’初期钱钟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当中一角贴了个小纸条澄清。后来群众批牛鬼蛇神，全所一百多人面前，把八九个人都拉出来批斗，站一排，杨绛站在最右边，当时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邹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你说什么都接受，就算不符合事实也不敢说话，就她一个人，脸涨得通红。他们逼问杨绛，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她跺着脚，怒不可遏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次以后我就对她刮目相看了，一方面是她的勇敢行为，另一方面是她对丈夫的忠贞，绝不允许有不符合事实的批判。”
1969年11月，年近花甲的钱钟书告别妻女先下了五七干校，学问通透的他，侍弄煤、锅炉却是外行，水总是烧不开，被大家笑称“钱不开”。半年后，杨绛也来到干校，两个人不在一个连，但能偶尔相聚。两个连在地界上是毗邻的，差距一里左右。杨绛在“菜园班”，当时快六十了，白天由她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钱钟书担负送信工作，每天下午四五点左右，他去“公社”取件时，总要绕道百十来步看他的妻子，杨绛把自己写的东西递给他，他一般就站在那儿看。
在信阳的日子，杨绛依然和别人不同，似乎总是“笑嘻嘻的”，还对大家说““””对她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只是有一次，大家都在劳动，凿井、种菜、浇菜……菜地旁边突然起了个坟堆，她说，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当时是夏天，大家还奇怪她怎么会想到冷。事实上，那时候的杨绛刚刚遭遇丧婿之痛，他们的女婿王德一，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了。
1997年，钱杨二老的独女钱瑗去世，一年后，缠绵病榻的钱钟书也走了。“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钟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绛一根一根剔掉的。有段时间，钱钟书在北京医院，女儿在西郊，杨绛这么大年纪两边跑。一家三口人，后来一下走两个，尤其是女儿的走让她毫无思想准备，这个打击太大了!“我们仨失散了”。但是她居然非常坚强，一滴泪都不掉。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敛起丧亲之痛，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人们惊讶地发现，没多久，这位纤小瘦弱的老太太在忘我的文字中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
十多年来，面对时间这位严酷的判官，杨绛仿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越战越骁勇：翻译、写作之外，她还一人揽下了整理钱钟书学术遗稿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恐怕难以想象，一个老人居然能扛下如此超负荷的重担。
对于悲痛和酸楚，她却从不多著一字，潺潺缓缓，举重若轻。
三.笑眯眯的杨绛
陶然
自2004年开始，我和仁强每年9月上北京，主要就是去看杨绛，还回母校北师大去出席“钱瑗教育基金”一年一度的颁奖大会。钱瑗是钱锺书与杨绛的独生女，是我们的老师。
早在2005年4月初，杨绛在给仁强和我的信中说：“应仁强之请，我将是你们的杨绛妈妈。”当然我也明白，这是因为钱瑗的关系。杨绛思念爱女，而我们在钱瑗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仁强，又是可以说得上话的学生兼朋友。她百岁时我也曾打电话过去，她说，你要多保重!那时，我得重病，9月依然上京，上到她二楼的家，她心疼地说，不要做了!仁强你看住他!编杂志要动很多脑子的!
而她在今年6月28日写给仁强、树西的信中说：“张瑗(仁强的女儿，那时刚去北京，看望过杨绛)说，陶然叔叔身体这会子特好。我确是不久前看见我们《文艺报》上有他的文章，好文章!”我也搞不清是什么文章了，但“好文章”之说当然只是鼓励，以前在她家闲聊时，她就笑说，以后陶然的文章，我一定要看!我想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一种情感在发生作用。她看到我们，便有如看到钱瑗一样。
那时我们极力鼓动，想载她到市内转一转，一起吃餐饭，告诉她现在北京城变化很大。但她总是无动于衷，淡淡地说，电视上也可以看到呀。我们以为不可能劝动她了，不料这次张瑗上京，却有本事把杨绛载走。杨绛在信中说：“张瑗颇有本领，干一行，擅长一行。她开车稳稳地，我坐了很放心。”看得出她很喜欢张瑗，除她个性可爱之外，当然这也是因她父母而起的移情作用吧!
2008年10月24日，杨绛给我和仁强写信说，“接到《香港文学》，特厚，打开一看，里面多了一本《城市文艺》，我老记着钱瑗的话，‘以后要留心陶然的文章’，所以两本刊物上的大文，都一一看了，真是上苍默佑，陶然当《香港文学》的总编，支持下来了。文章篇篇好，《城市文艺》的一篇(指我在该刊写的记仁强的《岁月悠悠，也匆匆》，文内有提及我们的老师钱瑗)，尤令人神往。你们两位真是善人，瑗瑗最可怜的时候，得到你俩同情，帮她抵御了所有凌辱她的人。我在王德一(钱瑗的丈夫)去世十天之后，就要下放干校，钱先生早已下干校，家里剩了她一人。她知道妈妈心痛她，不放心，反来安慰我说：‘妈妈，你放心，有人同情我。’你们的同情，她终身不忘。你们两个善人有善缘，也结成了终身的好友;我也由你们一念之仁，和你们都成了好友。所以我把《岁月悠悠，也匆匆》细细读了两遍，不胜感动。”
百岁杨绛，每天读书写作不止，晚上一点半就寝，早上六点半起床，中午休息两小时。吃得很清淡。我所知道的，是她已不怎么下楼运动，她说，下去不免碰到熟人，要寒暄一番。所以她每天在室内来回转圈走路，身上带七支铅笔，每走1000步就放下一支。难怪她脚步轻盈，那回，我们正聊着天，她忽然站起，步向写字台，去翻书。我和仁强悄悄趋近前去，只见那书是《孔子家书》。至于她正写的长篇小说，据透露，暂名《图书馆管理学》，已接近杀青，明年应可出版。这是新消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问起写作，她总是笑眯眯，不露一点口风。她总说，钱先生和阿瑗都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听得我们揪心。我们明明看到她步履矫健轻松自在，除了听觉较差之外，一切都好。她透露道，去年查出心衰，她依然谈笑风生，“这个病有两大好处，一是不传染，二是死得干脆，自己不痛苦，也不烦人”。她的豁达，听得我们相顾无言。哪里知道镜头一转，她一笔一画写成的长篇小说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大概，这是《洗澡》续篇吧?
百岁老人杨绛，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她家那张单人沙发上，伸手拍拍仁强和我的手背，听不清了，就拿出纸笔，叫我们写下。还记得那回在她家，窗口的马蹄莲开得正旺，她娓娓道着，我转头一望，客厅靠墙那头，正挂着“我们仨”的合影，从左到右是：杨绛、钱瑗、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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