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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自己成功的例子3个

小兰分享

  聪明的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做事,才越变越聪明。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靠自己成功的例子,给大家作为参考,欢迎阅读!

  靠自己成功的例子1:

  当年他报考中戏时,一波三折,差一点就与中戏失之交臂。那天是1995年的5月22日,当时表演系专业都已招考完毕,只剩了一个音乐剧专业还在招生,那年他25岁,身高1.80米,体重89公斤,一个典型的东北大汉。

  报名的老师看到他,一脸惊讶:“你也来报考表演?”

  “对,我就是来报考表演系的。”他信心满满地说。

  老师并没有多看他两眼,摆摆手,说:“孩子,回去吧。你考不上的。”

  仿佛一记闷棍打在头上,从小就好强的他被打晕了,还没考,就被老师关在了门外,他觉得太意外了。

  “为什么呀?”他不甘心就此打包走人,一定要问个清楚。

  老师终于抬起眼睛瞟了瞟他说:“你知道音乐剧专业需要干吗吗?要跳芭蕾,你看看你,你这身材能跳芭蕾吗?你的脚尖能撑得住你这大块头吗?”

  他不想放弃一丝希望,小声地问老师:“那我减肥成吗?”

  老师这次有点不耐烦了,应付地说了一句:“至少要减掉10公斤。”说完就忙别的去了,再也没多看他一眼。

  离考试的日子还有30天,那么短的日子要减掉10公斤,可能性为零,估计老师也没指望他能减肥成功,随口应允只是打发他快走,可是这无心的一句话却被他当成了救命稻草。

  当天他就找到中戏一个老乡,在他的宿舍住下了,开始了他的减肥历程。每天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每天跑步三次,每次五十分钟,跑完以后,再到一个像蒸笼一样的温室花房,练芭蕾小跳1000下,其余的时间就是练台词。每天的饮食除了喝点肉汤,吃点水果,主食一点都不沾。刚开始,有一帮中戏超重的学生们和他一起跑,可是几天下来,那些人一个个打起了退堂鼓,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像《阿甘正传》里的男主角一样不知疲倦,不怕非议,在风雨中奔跑,在烈日下狂奔,平日沉默不语,到了深夜还在楼道里背台词,那些近乎疯狂的举动让他在中戏大院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那时周围的中戏学子们只要看到他就会交头接耳用不屑的口气说:“看,那疯子又来了。”

  考试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整整一个月,他减掉了18公斤,平均每天0.5公斤多。

  接下来,他踌躇满志,志在必得。考试那天,来了七百多人,全是俊男美女,其中有一个女孩特别漂亮,身材高挑,在考生中尤为显眼。巧的是,他正好被老师选中和那位美女合作。考试的题目是:一对恋人分手的戏。他酝酿好情绪,准备好了台词,大大方方地上场了。他神情阴郁,略显痛苦,小眼睛低垂着,不敢注视对方,轻声说了一句:“我们分手吧。”他听到那位漂亮的女生清脆的声音:“为什么?”他不由得抬起了头,只见她满脸绯红,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紧张地看着他,手足无措。他不由得被她紧张的情绪感染了,脑海中顿时一片空白,预先设想的台词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他重重地叹息了一声,说:“我们分手吧。”女生更是不知所措,还是那句话:“到底为什么?”他一筹莫展,他不知道怎么接下去才好……

  辛辛苦苦准备了半年,尤其是一个月来近乎残酷的减肥,眼看离中戏的大门越来越近,没想到竟让这几分钟的表演弄砸了,他懊恼得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一下。

  当他无比失望、垂头丧气走出考场时,有位老师在后面喊了一声:“那位考生,等一下,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再考一次。”

  原来,从第一次报名起,形象和声音都不错,唯独胖了一点的他就给老师留下了印象。后来他在中戏操场上挥汗如雨的跑步锻炼也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多和他一起锻炼的考生都放弃了,唯独他坚持了下来,就凭这种精神,老师觉得也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

  这一次的对手是个长相一般的女生,但两人好像有默契似的,一上场就进入了角色,有眼神的交流,有对白的交锋,还有情感的流露,同样一段分手的戏,他俩演了足足12分钟,最后才在老师赞许的目光中结束。

  那一次,700人的考生只录取了一人,他就是毕业于中戏表演专业大专班的孙红雷,后来在毕业报考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时也是唯一被录取的考生,后来在《永不瞑目》里饰演黑社会打手建军而令人过目不忘,在《征服》里饰演心狠手辣但有情有义的黑老大而征服无数影迷,在《梅兰芳》里饰演文人邱如白如痴如狂甚至比主角还夺人眼球,而今在《潜伏》里饰演一个谨慎谦卑、心有城府的小知识分子的地下党员又赢得无数好评。

  如果不是之前顽强的拼搏精神、坚持不懈的毅力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他就没有第二次考试的机会了。

  影响一个人成功的因素很多,对手很重要,伯乐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机会还得靠自己去争取。

  靠自己成功的例子2:

  近些年来,“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等新名词粉墨登场,甚至出现了为了走捷径认一个有钱有权的干爹的“干二代”。但,有钱权撑腰的“×二代”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年轻人没有依傍。他们中有那么一些不感慨、不愤懑,不把希望寄托在上辈荫泽上,自己打拼、自己奋斗,同样过上了富足快乐的生活,这就是“拼二代”。

  寒窗十六载,

  拼不过有钱有势的爹

  1996年我大学毕业了。尽管毕业成绩高居榜首,但因为当初走的是本厂定向委培生,我只能羡慕地望着四处奔波挑选单位的同学们,默默等待回到位于井径山区的工厂。

  与我同样身份来的朱瑶却是另一番景象,几乎天天都在兴高采烈采购上班的行头,丝毫没有从大城市重返小山沟的怅然。当年朱瑶不是工厂子弟却以极低的高考分数占用了一个定向名额,我一直纳闷:就凭朱瑶那娇滴滴的公主模样,她会去我们厂那种闭塞荒凉的地方上班?

  后来才听别人说,她上定向委培只是因为高考分数不够录取线花钱买的名额;临近毕业,家里又甩出一笔违约金解除了定向。本与大学无缘的朱瑶,因为有个富爸爸,成为与别人一般无二的天之骄子,根本无需再回小山沟,怪不得这样无忧无虑。

  我也动了心。说实话,上了4年大学,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它时尚、有活力、充满机遇和挑战,对比之下,从前生活惯了的厂区早已盛不下我的梦想。

  我让爸爸打听解除定向需要的违约金数额,爸爸隔天给我回了信:“厂里说得两万……丫头,回来吧,你张叔他们不也是大学生吗?人家都干得挺好的。”

  我的心顿时瓦凉瓦凉的,知道这事再没回转余地。爸妈当了一辈子工人,吃穿之外供我们姐弟两人读书已经不易,两万元不啻为天文数字。

  到了离校的日子,朱瑶的爸妈各开一辆锃亮的豪华车,迎接功臣一样,把她超多的行李左一件右一件塞进后备箱和后排座椅,兴高采烈扬长而去。听说她那神通广大的爸爸托朋友把她安排在了一家银行,不仅跨专业而且跨行业,名声好待遇高工作清闲,人人向往。

  而我,仍如来时那样背着硕大的帆布背囊,一步三回头地离开省城,孤独地踏上返乡的路。

  当繁华远去,人烟渐少,锈红色露天机械和低矮破旧的生活区进入视野,止不住的悲哀涌上心头。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对生我养我的父母生出一股怨气:不是我不行,是父母不行,如果他们能像朱瑶的父母一样,在大学里样样出色的我何至于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埋没终生。

  追逐梦想的路上,吃得下苦中苦

  我被分配到工艺车间技术室。所有的厂房都已经年代久远,白墙变成了灰黑色,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红色的墙砖,车间里弥漫着铁屑混和着冷却液的味道。技术室盘踞在车间入口处的二楼,里面摆着两张倾斜的绘图桌,3张高矮不一的办公桌,3个不同年龄段的技术员各据一张,我的月工资是270元。

  车间里的工作已经成了套路,车间技术员职责跟看图员差不多,把厂技术室的图纸读懂,拆解优化出合理的工序,画成与之对应的工序图交给工人加工。这对于学了4年专业的我来讲,真是小菜一碟,很快就能驾轻就熟了。日子缓慢而无趣,接近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让我不知如何安放我那颗蓬勃的心。

  爹妈怪我不知足:“不错了,转正以后工资将近400块,你爸都30年工龄了,也不比你多多少,安心干吧。”

  我承认我不知足,与16年艰苦的学习相比,这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太过冤枉,满足不了我。

  我决定考研,这是能够摆脱目前困境唯一合理而“高尚”的理由了。于是毕业一年之后,我重新捧起书本,投入到昏天黑地的考研复习中,第二年如愿以偿,顺利考回母校。

  研一刚刚念完,厂里因效益滑坡实行减员增效,所有不在位的职工原则上列入被减之列。厂办说如果我中断学业回去上班,还可以为我保留职位。

  父母力劝我回去,因为96年之后,国家已经不包分配了,如果真的被厂里“减”掉,就等于没了铁饭碗,对吃了一辈子“公家饭”的他们来说,这太可怕了。

  我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因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失去厂里的补助,继续学业变得异常艰难,但我知道,像我这样没有父辈恩泽的孩子,要追逐梦想,就要吃得下比别人更多的苦。

  我给大一大二的学生做辅导员、去家教中心兼课、帮导师做项目、甚至去麦当劳当小时工,忙得像一只陀螺。熬到2001年研究生毕业,身高1.64米的我瘦到不足百斤,但我的头脑,却比任何时候都丰盈。

  笑到最后:没有权钱撑腰也成功

  凭借出色的学习成绩藉由导师力荐,我被一家著名的瑞典食品灌装机生产企业驻中国办事处河北区聘为售后服务工程师,年薪4万。

  当我在电话里把这个喜讯告诉爸妈的时候,他们好半天没出声。尽管经过几次工资改革,他们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2000年突破了千元大关,但对于他们来说,年薪4万仍然是一个惊掉下巴的数字。

  不过,资本家的确是资本家,给了你4万的年薪,不会让你干三万五的活。我一年有200天奔波在全国各地,充当救火员的角色,哪里的机器出了问题,必须在最短的时限内让它恢复运转。

  为了能胜任这份工作,我将公司旗下所有型号的机器摸得滚瓜烂熟,中英文说明书倒背如流,连简单的瑞典话都会说了。因为碰到棘手的技术问题,电话打到总部是很正常的事,没有“原创人员”的帮助,有些事情真就搞不懂。

  当然,为此我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学机械、学控制、学电气、学英文、学瑞典语,连恋爱时间都腾不出来。直到33岁才经人介绍与一位德国海归相识相爱,结束单身。

  10年来,我一步步从区级售后工程师晋升为售后服务部主管、部长,华北大区售后服务部主管、部长,2009年到瑞典总部学习一年,回来后擢升河北区区总,年薪80万。

  前些天,多年未见的朱瑶不知从哪打听到我的消息,找上门来。故人相见,自有一番亲切,聊了半天闲话,绕到正事上,我才听明白,原来朱瑶想让我把公司的对公账户挪到她所在的银行。看着她略显谦卑的笑容,我有些诧异:当年那个公主般的富二代,怎么会落到四处揽储的地步,不过是200万的任务,她爸爸一个人就够了吧。

  朱瑶苦笑,父母年纪大了,逐渐退居二线,把公司交给朱瑶的哥哥。朱瑶的哥哥也是福窝里长大的,怎禁得住商场如战场的拼杀,几手败笔下来公司就江河日下,现在经营惨淡,一日不如一日。

  朱瑶当年到银行,全靠老爸的钱做后盾,专业本不对口,又没有钻研精神,业务窗口干不来,只能在二线干个万金油的职位。这几年银行企业化改革,风声日紧,若再完成不了揽储的任务,怕是饭碗都保不住。所以才千方百计地打探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无论如何请我帮忙。

  朱瑶感慨地说:“毕业时咱都是一个起点,我还比你要高些,可你看现在,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这些同学里,有父母当官的,有父母能挣钱的,开始是不错,日久见真功,还真没几个混得过你。看来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自己能拼能奔才是真的,老同学,你行!”

  送走朱瑶,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想了想,我打电话回家拜托儿子的奶奶去接他。我当然可以开着锃亮的豪华车去接他,就像当年朱瑶的爸妈那样,可是我却不想那样做了,并且从今往后,我想刻意移开自己的手。即便我们现在可以当之无愧地算作富人,也要让孩子拥有寻常人家的心境和耐力,将来不指靠任何人,做个“拼二代”,那才是对他最真的爱。

  编后:有人把当今中国社会称为转型期,一定有各种不同寻常的问题出现,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二代”之间出现分化也在所难免。相比一般人而言,“×二代”本身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有钱权撑腰,轻而易举地过上了优越的生活。

  身处不完美的社会,既然不可能在拼爹游戏中获胜,最靠谱的做法不是去挑衅贫富分化,发泄愤懑情绪,而是通过不断努力和奋斗成就事业。如果“拼二代”越来越壮大,富商达官“爹”也只能逞一时之勇,最终败下阵来,还原一片蔚蓝的晴空。

  靠自己成功的例子3:

  彼得·巴菲特穿着西服优雅地端坐钢琴前,微卷的半长发妥帖后梳,颇有艺术范儿。

  台下,人头攒动。台上,巨大的展板中间写着小小的英文字“彼得·巴菲特的人生选择”,中文字要大好几倍,“彼得·巴菲特”换成了“财富之子”。

  的确,这位美国知名的音乐人有个更引人注目的身份——“股神”沃伦·巴菲特的小儿子。新公布的201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沃伦·巴菲特以5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

  3月,彼得·巴菲特带着自己的第一本书《做你自己》(Life is what you make it)中文版巡游中国,学会了一个频频被提及的新词——富二代。

  无论见“浙商二代少帅”,还是高校普通学生,彼得总在强调,股神父亲给他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鼓励他追逐自己的人生。但他仍然总被追问“这本书是给富二代看的吗?”“怎么做好一个富二代?”或者“我不是富二代,我的父母没那么多钱……”“我不一定能像你一样有机会。”

  许多问题太难了,谁也没法回答。彼得只能微笑着鼓励:“找到你喜欢的,然后去做吧。”

  从19岁离开大学校园起,彼得就不能再用父亲的钱,为工作和房贷奔忙多年。2006年,父亲把大部分财产约370亿美元捐给了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留给3个孩子每人1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基金,只能管理,不能使用。

  “也许我符合富二代的条件,但我不是,我和所有年轻人一样自食其力。”

  彼得不在台上时,总穿简单的灰黑毛衣和蓝牛仔裤。聊到高兴时,53岁的他会哈哈笑着比出两手的食指和中指弯一弯,细细长长,兔子耳朵一般。

  父亲给彼得的书写了序言:“彼得的人生全凭他自己打造。他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个人财富或荣耀,而是对广阔世界所作的贡献。彼得和我持相同观点,即这个世界并不亏欠于你,而你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来为这个世界做些事情。我为彼得感到骄傲。”

  1

  退学踏上音乐路

  美国中西部小镇奥马哈,一栋建于20世纪初的普通独栋小屋,没有围墙。1958年,沃伦·巴菲特花31500 美元买下这栋老房子。彼得在这个离外祖父母家只隔两个街区的房子里成长,每次步行去看外祖母都可以吃到加了糖果的冰激凌甜筒。

  彼得小时候,父亲沃伦·巴菲特还不太出名,也不算富有。彼得要给家里做杂务,才能挣得很少的零用钱。

  父亲总在家工作,长时间待在书房里,全神贯注研究大量深奥书籍。“虽然他的‘手稿’中写的可能是市盈率和管理绩效分类等内容,但他却可以轻松达到类似犹太祭司研究卡巴拉圣典或佛教僧人沉思禅经那样的境界。他常常穿着卡其布裤子和一件破旧的毛衣从书房里走出来,身上带着一种几近圣洁的平静。”

  这种工作态度让彼得着迷: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享受工作乐趣,甚至产生一种神圣感。

  彼得发现,即使家里变得越来越富有,父母依然没有什么改变。“父亲至今还生活在那栋小屋里,80岁,每天高兴地开着用了20年的车去上班。他说自己幸运,不是因为有了巨大的财富,而是开心他可以做他喜欢的事情。如果你现在某天晚上去我父亲家,可能跟我8岁时看到的场景是一样的:父亲穿着普通的睡衣,坐在同一把椅子里,吃三明治和炸土豆片,享受生活。”

  彼得问过自己:要在华尔街开始职业生涯吗?父亲应该会帮助他的。他确实考虑过15分钟,然后否决了。

  17岁时,巴菲特的姓氏和一封来自《华盛顿邮报》发行人的推荐信,帮助彼得进入了名校斯坦福大学。他追问自己:“如果不是这些,我有资格和那些平均学分拿4分并拥有完美SAT考试成绩的学生在课堂上平起平坐吗?”他在书里不无沮丧地说,“我从未真正确信自己有资格进入斯坦福大学。”

  但既然来了,还是好好学吧。彼得花了3个学期,把大概20门基础课全部修了一遍,而别人只是选修其中一部分。选主修的时候,彼得还是犹豫了。“我到底要什么呢?我一直在寻找的是什么呢?”

  彼得从6岁开始学习弹钢琴。姐姐苏茜惊叹,这个小家伙连乐谱都不会认,竟已经比自己这个上了8年钢琴课的姐姐还要弹得好。

  但彼得并不喜欢第一位钢琴老师的授课方式。那位严厉的老妇人,强调技巧和指法,让彼得甚至不想学了。妈妈给换了一位老师,喜欢流行乐的彼得还是不大喜欢。一直到大学,彼得换了4位风格不同的钢琴老师。“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激发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令我有不止一种弹琴的方式。”

  即使一直与音乐相伴,彼得也并没确定音乐是自己的方向。高中时,他一度爱上摄影,甚至差点为此而退学。

  “直到大学二年级的一个晚上,我朋友邀请我到他的宿舍去听一个吉他手的演奏,这改变了我之前对音乐的看法和我的余生。我以前认为,我必须技法足够优秀,才可以从事音乐,但这场演奏虽技法简单却如此美妙动人。我当时就想:音乐就该如此,我完全可以做到。”

  彼得不记得自己如何离开宿舍,只记得回到公寓就开始在一种狂热的状态下创作乐曲。他写了两首歌,打开录音机,边写边听边修改。“我不想要那些浮华的东西,也不希望有张扬的成分在里面。”

  那晚彻夜难眠。第二天早上,彼得坐朋友的车去海滩,带上了那盘新录制的磁带在路上听,经历了一生中最奇妙、最震撼的感觉。“我打开车门,发现自己无法离开,简直无法移动。我被一种由责任和狂喜混合而成的引力,钉在了座位上。通过土褐色的二手本田扬声器,我听到了自己的未来。”

  彼得决定了,要尝试自己去做音乐。“就像厨师一样,所有的材料都已就位,那么做菜时间到了!”他退学,放弃名校的学历。

  这在巴菲特家并不稀罕,沃伦·巴菲特的3个孩子,全都从大学中途退学。彼得的哥哥霍华德成了农场主兼摄影师,致力于对抗全球饥饿。姐姐苏茜在奥马哈市做家庭主妇。

  “我姐姐差五六个学分,离毕业非常近时,决定不修了。在美国修120—140个学分可以毕业。”彼得摊开手说,“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时候退学。大概学历对生活不是必需的。学习不是不重要,但有很多学习是从生活中来的。”

  2

  从分类广告到艾美奖

  从斯坦福大学退学,不仅意味着没学历,也意味着父亲不再给彼得生活费。离开大学就得自食其力,这是传统。一切将靠19岁的男孩自己解决。

  幸运的是,这时候彼得继承了来自祖父的家庭财产,父亲把它转换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当时价值9万美元,并非巨额。如果这些股票一直躺在账户里,那么现在应该价值7200万美元。

  “我知道这是我当时唯一可以得到的财富。”彼得把它们投进了自己的音乐梦里——搬到旧金山租下小公寓,添置录音设备,建成一个小小的录音室。“当时,公寓里的录音室可不常见,很前卫的,但其实它只有很简单的设施。”

  彼得在报纸上刊登分类广告,为人们提供录音服务,每小时35美元,每次会录几个小时,赚得一两百美元。

  父亲的声名并未像今天这样显赫,不能带给他任何帮助。听到彼得那特别的姓氏,人们更经常问:“你是歌星吉米·巴菲特的什么人吗?”而不是问沃伦·巴菲特。

  两年的时间,为作曲梦想而退学的彼得没有卖出过一首曲子,只能免费赠送,他却仍是乐呵呵的。“一开始的想法非常重要,我没有奢望要多成功,多出名,没想过成为流行明星,我一开始只是想以做录音室谋生而已,能赚钱养活自己就挺好了。所以我不会失望,每天有点儿进步,就觉得很开心了。”

  机会似乎来得漫不经心。一天,风和日丽,彼得站在旧金山某条路边洗自己的破旧汽车,一位仅有点头之交的邻居刚好路过,闲聊几句,邻居知道了彼得是作曲家,就推荐彼得找自己女婿,那是一位总需要音乐的动画制作人。

  彼得有了第一个工作机会——为一个新成立的有线电视频道设计10秒钟的超短“插播广告”,报酬上千美元,一下子就超过了录音室赚的钱。彼得拿这笔钱多添置了些录音设备,这是他从父亲身上学到的,用自己得到的礼物作投资。

  “我在心里欢呼,耶!我终于做到了!但也有点失望。10 秒钟?除了一串叮当声,10 秒还能做什么?”

  那时的有线电视还是边缘媒体,何况是新成立的。但很快,这个频道大火,被称为MTV,成了当时最热门的事物,甚至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现象的代名词之一。

  这10秒钟大获成功。其他公司找上门来,邀请彼得为他们作同样类型的音乐,这次是30秒,1万美元。“这感觉太棒了!我意识到,我可以依靠作曲为生了。”

  然后是4分钟的曲子,为奥斯卡最佳影片《与狼共舞》精华的一幕“火舞”配乐,为讲述美国印第安原住民的剧集《500 部落》创作8小时的音乐。他策划、编写、制作音乐舞蹈剧《魂》,并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盛大演出。他出了数张专辑,获得了美国电视界最高荣誉“艾美奖”。

  3

  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凡事皆有定期,

  天下万物皆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

  栽种有时,拔除有时;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做你自己》的最后一章,彼得引用了《旧约·传道书》,把“舍弃”解释为“回馈”。

  2006年,沃伦·巴菲特宣布把大部分财产约370亿美元捐给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此前3个月,彼得已经知道了父亲的想法,他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过去,告诉父亲:我真为你骄傲。

  30岁那年,彼得想要换房子,向父亲开口借钱,却被拒绝了。

  “金钱会破坏我们纯洁的父子关系。”父亲说,你应该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去贷款买房,然后凭自己的能力将贷款还上。

  彼得有些生气,这是他第一次开口向父亲借钱,也是最后一次。

  制作音乐舞蹈剧《魂》时,彼得希望能巡回演出,这是作为一个音乐人的最大梦想。“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筹款,我去找很多机构和人,他们都说,为什么你要钱?你跟你爸要不就行了?我很难跟每个人解释,我爸不会给钱。”父亲帮助彼得的方式是,让他先去筹到90%的款,他出最后的10%。

  “这是父亲爱我们的方式,他相信和尊重我们,我们可以靠自己成功。”

  得到父亲给的10亿美元基金会后,彼得和太太詹妮弗将它命名为“NoVo”,这个拉丁单词意为“变化、改变或创造”。

  怎么改变这个世界呢?“我们希望采用我父亲长期遵循的一个经营理念:对被低估的资产进行投资。”彼得找到的答案是女孩。今天的女孩就是明天的母亲,给女孩的益处会传递给后代。

  彼得没想到,基金会的工作竟拓宽了他的音乐视野。“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就会去弹琴抚慰自己。现在我已经不再是个小孩子了,可是当我去非洲,看到那里孩子们的生活,感到伤心难过,依然会去弹钢琴来调整情绪。可是我的音乐已经不只是用来表达个人情绪了,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2009年,他和曾获“格莱美奖”提名的歌手阿肯一起为非洲孩子写了歌曲《血入金》(Blood into Gold),讽刺贩卖非洲儿童的人用孩子的血为自己赚取金子,呼吁制止人口贩运。这成为联合国大会的特殊表演节目。

  “年岁渐长,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无法只关注于自己的小世界。我们需要学会理解我们之外的世界和人群,就像非洲的人口贩卖并非只关乎非洲的孩子,这也是我写书的原因之一。”

  现在,彼得和家人住在离纽约市区两小时车程的房子里,那儿也是他的工作室。

  在纽约市区,彼得坐地铁或走路;离家不远,彼得开一辆跟纽约出租车一个款型的普通车。“有很多人把有什么牌子和型号的车作为身份的标志,我觉得能把车里加上汽油,能去我想要去的地方,就挺好了。”他顿了顿又得意地补充,“我还有一辆车,1958年在高中时买的,一直能开。我留着那辆车,因为它带给我很多美好的记忆,这很重要。而且,现在美国正好流行复古车嘛!”

  他的双胞胎女儿,30多岁,一个是艺术工作者,和室友一起租住在公寓里,朴素而快乐,一个刚刚结婚,快当妈妈了。

  “一定会是好妈妈!”彼得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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