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来自于艰苦的奋斗的例子6个

　　成功来自艰苦的奋斗，奋斗创造成功。只要你艰苦的奋斗，就一定会得到理想的硕果。古今中外，有多少科学有、发明家、医学家凭着自己的奋斗，取得巨大的成就。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成功来自于艰苦的奋斗的例子，欢迎阅读!

　　成功来自于艰苦的奋斗的例子1：

　　彼德是成都为人津津乐道的传奇。原名罗宗华的他，原是四川地道的农村小伙子，半句英语也不会，在他的字典里，根本没有“西餐”这个词儿。然而，短短10年间，他居然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人。如今他说得一口流畅的美式英语，名气已是响当当了。

　　奋斗是件很具体的事彼德出生于四川资阳，自小便帮父母干农活。他的父母日夜劳作，却还是村里的穷户。由于家里实在挤不出学费，他读到初一便辍学了。

　　他很想脱离贫穷的困境，于是努力学习编竹筐。随着收入的增加，全家人都加入到了编竹筐的阵营里。

　　“编好的竹筐送去卖，卖光了，便得走一段长长的山路，买竹子来编。”竹子很长，山路很弯，扛着竹子走十分吃力，一不小心便会连人带竹摔进山沟里，跌得头破血流。

　　编竹筐太辛苦了，他不要一辈子当篾匠，于是尝试与父亲沟通，寻找其他的营生。然而，多次沟通换来的却是毫不理解的打骂。16岁那年，在和父亲又一次剧烈争吵之后，他决定离开农村，到城里去谋生。他向邻居借了20元当路费，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成都。

　　那是1996年。彼德这个土里土气的小伙子，站在位于成都九眼桥的劳务市场里，满心憧憬地等人来雇。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到一家小餐馆洗碗，从早上7点开始把手浸在洗碗水里，一直做到半夜12点才休息。

　　1997年，他跳槽到一家小西餐馆去当厨工，改变他整个人生的关键人物出现了，她就是玛丽。玛丽是美国人，一连几天光顾彼德任职的这家西餐馆，但却觉得食物很不地道。她向西餐馆老板毛遂自荐，表示可以给厨师和员工进行免费的厨艺培训。彼德抢先报名，和餐馆另外两位厨师一起每天到玛丽家学习。

　　彼德学做的第一道西式点心是苹果派，他从中得到的最大心得便是：凡事都得认真，丝毫马虎不得。从原料的选择到烘焙的温度，都得小心应付，一招不慎，全盘皆输。在玛丽家足足学了3个月，彼德不但掌握了许多烹饪原理和方法，原本一窍不通的英文也大有进步。每次去上课，他总抱着一部厚厚的字典，把菜谱上的英文字一个一个地翻译出来，猛学苦记，回家后再细细消化。

　　玛丽为他不懈的热忱和刻苦感动了，知道他不是个蜻蜓点水的“过客”，而是准备认真地在烹饪界当个“长驻军”的，就主动表示愿意资助他继续学习。在1999年，彼德选择了一家烹饪专科学校，系统地学习了西餐的烹制技巧。

　　2000年，他受聘到一家西餐馆担任厨师，不久后便因工作表现优异而升任主厨。由于厨艺出色，又善于变换花样，许多人慕名而来，餐馆日日客满。这时，彼德人生的小舟已驶进了一个温暖的港湾，然而，对于心怀梦想的他来说，真正的挑战还没有开始。

　　2003年，他的第一个梦想实现了。他拿出全部积蓄，加上朋友的投资，在成都开设了第一家充满南美风情的西餐馆，由玛丽担任顾问。彼德把“努力不懈”当做终生遵守的“座右铭”。尽管目前已经拥有4家餐馆了，可在成都和北京来回穿梭的彼德，又有了新的梦想，他希望“彼德西餐馆”能成为中国的连锁西餐馆。

　　奋斗，是件很具体的事情。实实在在地去做能做的事，哪怕只是编筐洗碗，走好脚下的这一步，才有往更高处走的可能。

　　成功来自于艰苦的奋斗的例子2：

　　一组拍摄于四川宜宾市政府门口的照片，在于建嵘的微博上引来网友的上千次转发——照片显示，一些上访人员正在躲避追截。此事继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发布照片的人，又在一次给一个中央机关处级干部班的讲座上，播放了宜宾市执法者殴打上访民众的录像。学员们均表惊讶，有人言称，下次遇到宜宾市来跑项目，坚决不给!

　　于建嵘:理想主义者的奋斗这样一个“上通下达”的人，就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

　　湘南 城乡流浪

　　爷爷要死了。他是一个裁缝，也算是本地有一点影响力的秀才，家里有很多地。爷爷死的时候，父亲还很小，不久，奶奶也死了——父亲那时才十几岁，就成了一个孤儿，没有人管。

　　父亲就到外面流浪，有一次打架后，他逃到了山里面，碰到了湘南游击队，就参加了游击队。解放之后，他就算是参加了革命，就做了一个小干部。母亲那个时候在团委当保姆，他们结婚之后，父亲被调到衡阳，做了一个县团级干部。

　　““””时，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发生摩擦，把地方武装视为土匪，挖出了我父亲的“土匪”历史，就再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抓他坐牢，就是把他晾起来。1967年，我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下放到了农村。

　　父亲是那样的身份，村里没有人愿意让我们留下。冬天，他们偷走了我们家的棉被，就是为了将我们赶走。母亲没有办法，就带我们流落到城里，成了黑户(指““””期间没有户口的人)，没有布票、没有粮票，没有吃，没有住的地方，很可怜。

　　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去粮站免费帮忙打扫卫生，就是为了在扫地的时候搜集米袋里漏出来的米粒。她也会到黑市去买红薯回来。有些人说某样东西小时候吃多了，现在都不吃。而我小时候主要吃红薯，现在还是特别喜欢吃。

　　衡阳 黑人记忆

　　我8岁的时候，父亲托朋友帮忙，送我去上小学。母亲没有布票，就去讨了一个麻袋，花几毛钱请裁缝给我做了一件衣服，那人眼睛瞎，衣服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外面，但那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穿着它我就上学去了。

　　班里有个同学是班长，他认出我——我们刚搬进一家木板房地下的窝棚里，他住在木板房里。他说：“他怎么到我们班来了?他是黑人!”老师不在，他们就把我往外拖。我拽着桌子不愿意走，缝在外面的那个口袋勾住了桌子，拉扯之下，我唯一的好衣服被撕烂了。

　　他们把我拖出去，我蹲在学校外面痛哭。父亲来了，他说他刚好路过。其实学校在很偏的一条马路上，我想他可能是特意去看我，他摸着我的头流泪，很难过。那是我唯独一次看到他流泪。从此以后，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到学校里去了。

　　因为没有户口，没有人敢租房子给我们，我们到处流浪。到后来，全部的家当就是一口锅、两床被子，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我们之所以生存下来，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父亲虽然是个“坏分子”，自身难保，但因为他当年很讲江湖义气，再怎么倒霉，还是有朋友愿意帮忙。不然的话，当“黑人”的那种感觉……“黑人”身份对我来说，整整8年，从6岁到14岁。这决定了我今天的许多选择及性格。由于没有布票，我小时候基本上没有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所以我说我是奥巴马。

　　1974年，我直接上高一了，我不懂拼音，也不懂数理化，但好在正规读过小学的人也不懂这些。1976年，父亲被平反，但7个月之后，他就死了。如果不死的话，可能就当上了大官。但他一死，事情就麻烦了。因为母亲的工作还没有安排，母亲对这个事情总是耿耿于怀。我说，算了，我考上大学之后，肯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大学 母亲的荣耀

　　我考上湖南师范学院，成大学本科生了，牛得很，工作转正之后可以拿到54块5毛钱，而大学生是可以预支工资的。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荣耀的事情。

　　上大学的时候，我17岁。母亲的工作是给别人刷酒瓶，她没有钱送我去学校。一个人去的第一天，把我吓坏了。父亲有很多战友，都是很讲义气的人。省公安厅的一个人到火车站去接我，我听到有人喊：“衡阳来的于建嵘!”我一看，是个警察，吓得我要尿裤子了!我年龄小，从小又被抓怕了，我说我没有犯罪。他说：“我是来接你的。”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衡阳日报，天天写社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有一年多没有工作，就干脆当律师去了。我当律师比谁都简单。

　　有一个礼拜六，我和几个朋友到湘江边散步，走到师范学院门口，看到告示说要招考“律师工作者”。那个时候，政府想通过招聘建立一支律师队伍，我去面试取得培训资格。

　　我什么都没学过，就去考试了。司法局的人在那儿让我们填表，他们一看我是大学本科生，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问我：“你懂法律吗?”我说：“法律还不就是那么一些事情吗?”

　　他问了一个问题，最有意思，考倒了一大批人：“如果有三个人赌博，有两个人输钱了，输的人就合伙对付赢了的人，把钱从他那儿拿回来，你说这是一个什么行为?”

　　我们是脑子动得多而快的人，我说：“抢劫!”他马上问：“抢谁的钱?”如果我说抢赢了的人的钱，那我就是认可了赌博的合法性。我们这种学哲学的人马上进行逻辑分析，我说：“这是抢国家的钱。”他说：“怎么是国家的钱?”我说：“国家待没收的钱。”考官把桌子一拍：“就是你了!”

　　海南 赚钱不是目的

　　我是中国第一批取得律师资格证的人。第一年，我挣了150多块钱，给母亲买了一件呢子大衣。我天天帮别人打官司，到处赚钱，几年下来，就挣了12000块钱。那个时候，一般人一个月挣50块钱，我有20年的工资了，我不怕，我觉得我可以下海了，就带了12000块钱去海南。

　　靠替人要账，在海南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万，激动得一个晚上没睡觉。那种兴奋的感觉，后来永远找不到了。我打电话给母亲，她说：“你不要做，那是犯法的事情!”做了一年多，我发现钱好赚，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干，有一次给别人写一页纸的法律文书，就赚了60万。

　　我们几兄弟赚到1000多万的时候，我认为我赚的钱一辈子都用不完了。我说我不干了，没意思。他们不同意，我坚决要分钱。拿到200多万，我卖掉旧车买了一辆马自达，又买了一个2万多块钱的大哥大，还办了一张银行卡，开始云游全国。

　　武汉 找到目标

　　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时，就曾经发过誓，先解决生活问题，但我这一生的目标是：1。搞清楚是什么把一个黄皮肤的孩子变成黑人;2。要想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后代，再不这样被人为地变成黑人。

　　所以，我赚钱之后坚决要分钱。我当年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获得自由，因为没有钱就没有自由。离开之后，有两年的时间，我心中有想法，但没有目标，四处走走。后来，有人建议我找华中师范大学的老师徐勇。徐勇接到我的电话，很怀疑：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

　　他和我谈过之后，说：“你应该读博士。”我说，我一辈子没想做这个事情。他说你不对，你一定要继续读书，一定要进入体制，否则你就只能是个江湖郎中。我就去学校跟徐勇待了一年，但我不住学生宿舍，住外教楼，60块钱一天。咱有钱，牛得很!

　　我考了徐勇的博士，他不准我走，让我老老实实待着，那一年我吃苦了，看了好多书。第二年，徐勇说你不能在学校待了，必须去做调查。这是徐勇对我的两个最大的启示：第一，必须读书，必须有身份;第二，你必须做调查。

　　我开着车沿着毛泽东走过的路走了一遍，花了一年的时间，再回来写论文。调查的时候，我哪一天见到什么人都有记录，我们做律师的人喜欢做记录。那时候没有微博，要有微博的话我天天发微博。调查完了之后，论文写了3个月，我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全国评定第一名。

　　北京 追求理想

　　我起先是到农科院去做博士后，导师是个特别讲究的人，而我特别不讲究。他还有一个女博士后。我每次去见他，他都训我：“你怎么鞋子也不擦?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怎么不去买件新的?叫你师姐好好教教你!”说得我火大。后来有了机会，我就去社科院了。

　　2003年10月，我们几个住在通州的社科院博士后，听说宋庄有几个画家，就去玩。在小堡村我们见到了一位正在做饭，好像生活很艰难的画家。别人却告诉我，这位画家毕业于中央美院，在老家有一所很大的美术学校，是位千万富翁。我们都不相信。

　　这位画家却告诉我，千万富翁是真的。他为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才离家出走，自愿过这种生活。我问：“在家也可以画，为什么要离家?”他说：“画画就是画心，在我心目中，小堡村是先锋艺术的前沿阵地，一走进这个村，就像戴上红军八角帽，手握钢枪要冲锋了。”说完，他泪流满面。

　　我惊喜万分，激动不已。这种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生活，不正是我追求和寻找的吗?我问：“还有小院出售吗?”他告诉我，附近有个画家刚搬走，有一个院子出售。我赶紧联系，房主见我急要，开出当时的天价12万5千元。我当场就买下了房子。

　　小院装修完总共花了30多万。老师一直骂我：你是搞土地研究的，还不知道这个房子不能买吗?将来它会被拆。我说：管他，不就是个房子吗，拆了再说。只要我过得高兴，愉快，我就买!

　　小堡村有个画家，说：“通州是北京的，宋庄是中国的，小堡村是世界的，我们是人类的。我们为人类画画，不为人民币画画。”这有些像疯话。但我却感到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气。

　　过去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但不是为了记恨什么，我有我的目标，我为此奋斗了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