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学习“四个全面”中的战略思维

　　提问：戴教授，提出“四个全面”的重要战略思想，各界评论这“四个全面”清晰展现了中国的战略布局。请您谈谈“四个全面”中的战略思维。

　　戴旭：战略的本意是关于战争的谋划，以后这个词的涵义扩大了，很多地方都用“战略”。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全局性、长远性和系统性。古人说，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不能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说的就是战略思维。所以，我认为要理解习的“四个全面”，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视角。要联系习系列讲话精神，还要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任领导人的思想和理论。把“四个全面”放在一个较大的历史时空中，就能准确把握它的时代意义，了解实现“四个全面”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

　　“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总目标的阶段性目标。而“中国梦”则是全中国人民甚至是全世界大多数华人的最大心愿，它包括了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发展三步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也包括了毛泽东当年讲过的“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说“近代中国史就是追寻中国梦的历史，而今人所做的，就是跑好接力赛中自己手中这一棒”。而“四个全面”就是“今人”对如何跑好这一棒的探索结果。

　　所谓战略谋划，有起点，有终点，两点之间的那条线，就是道路。不同的道路区间，就是阶段。总体目标是阶段性目标的累积。用军事术语讲，总体目标属于战略层级的，阶段性目标属于战役层级的，再下面是战术层级。抓住战略的枢纽部署战役，一个个战役的胜利，最后构成战略性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阶段战略累积，以及众多战役胜利叠加的结果。中国梦的实现也是靠“四个全面”这种一个个的阶段性目标的实现积累而成的。

　　提问：也就是说“四个全面”应该是在一个良好的战略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的。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基础”是什么?

　　戴旭：当然。治国理政的思路是很清晰的，对于达成党和国家阶段性目标和总目标是胸有成竹的，我们党经历了六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从丰富的实践积累中总结经验并将其升华为理论，再用于指导新的实践。

　　改革基础。改革进入了新阶段，有了新路径。曾经我们靠着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摸索经验，探索中国发展的路径和方法。而今，我们摸了三十年的石头，也有了不少的心得，找到了道道。对如何发展自己，已经能够提炼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客观上，国家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四个全面”的提出就是新的“过河”的方法。

　　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直观内涵。我认为，的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特别是新一届中央政府革故鼎新的一系列深得人心的政策和实践，让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焕然一新，同时也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了可以直观理解的内涵。那就是，高效率的行政管理机制和充满活力的市场机制的结合。

　　制度基础。特有的制度优势帮助我们成功抵御了一个又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危机。中国成功地挺过20世纪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中国还成功地挺过1997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2014年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但中国依然坚挺。这足以表明，我国的制度具有其他制度不可比拟的优势。

　　文化基础。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符合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规律及其成果的文化，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源于人民大众实践又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继承人类优秀精神成果的文化，兼容并蓄，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

　　提问：这些“基础”确实值得我们为之振奋!未来，我们应该更加自信。

　　戴旭：我们必须对我们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充满自信!要像提出的那样，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然，这方面我们的领导人做了非常好的表率，他们的自信和精神状态，深深地感染每一个中国人。我感觉，以来举国上下都充满着一种希望的情绪和向上的正气。对于未来，我们应该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引领下，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实现!所以，“四个全面”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新阶段。

　　提问：您刚才提到“高效行政和活力市场”，能否再详细解释一下?

　　戴旭：高效率的行政管理机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有活力的市场机制，则可以为人人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两种机制各有优缺点，都实实在在地发展了中国。放眼世界，那些迄今还没有改革的教条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缺乏活力;而那些老牌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拖累了全世界。只有中国一枝独秀，那是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试图把两者机制的优点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无古人。但是，至少到目前中国是成功的。

　　提问：怎样理解“四个全面”之间的战略关系?

　　戴旭：“四个全面”之间本身并不是平行的关系，每一个“全面”都有其战略作用。这一点通过全面学习习近平的系列讲话，能够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战略脉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中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党的提出了“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时间表，以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足以见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统领全局的目标，也是我们党现阶段最重要的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中的关键。曾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其主要任务是建立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以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

　　“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中的保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依靠全面依法治国。它和“全面深化改革”是鸟之两翼，期目的都是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同的是，一个从制度层面，一个从法治层面，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改革必须以宪法法律为基准，深化改革就是要进一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而在一定层面上，改革要上路,法律也要先让路。

　　“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中的基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被近代中国史反复证明了的，也正在被现实所证明。做好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共产党，这是全社会的共识。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为下一步中国的发展奠定基础。

　　“四个全面”涵盖了中国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及各个层面，可以说就是一张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

　　曾用三个“前所未有”和三个“高度警惕”概括中国当前的时局，即“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也要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高度警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那么，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四个全面”对于整个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具有关键性的重大意义。既是对过去百年的历史承接，也铺展开未来百年的宏伟蓝图。随着“四个全面”的落实，中国发展将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而富强、民主、自由、公正等集各种美好期盼于一体的中国梦，也将变得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