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对王羲之评价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他的字体在我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那么，人们是如何评价王羲之的呢?以下是由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个人对王羲之的评价，希望能帮到你。
对王羲之的评价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因以右军将军衔领会稽内史，遂世称王右军。东晋时期杰出的书法家。
忧国爱民王羲之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显赫的士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其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历任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伯父王衍先后为晋惠帝的中书令、尚书令和太尉。南渡后，伯父王导官居宰辅，把持朝政;另一伯父王敦驻守荆州，掌握重兵，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局。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是首先建议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东晋开国功臣。
少年时期的王羲之不善言辞，但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很有主见。王导和王敦都非常器重他的才华，称赞他是王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子弟。太尉郗鉴对他更是赏识，主动将女儿嫁给他。
偏居江南一隅的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就由于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动乱频仍。在这些动乱中，琅琊王氏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王羲之虽然出身在琅琊王氏，但很少以一家一族的利益为念。他多次拒绝王导要他到中央政府为官的建议。他愿意在地方上担任具体工作，以便为振兴东晋王朝建立一番功业。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起，大约有六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荆州的征西将军庾亮那里供职。庾亮反对王氏专制朝廷，与王导格格不入。然而王羲之却能注意与庾亮融洽相处。他终于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庾亮把他的职务从参军提升到长史。咸康六年(340)，庾亮去世。临终前，庾亮亲自上表称赞王羲之的才能，建议成帝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不久，晋成帝前后两次发布诏令，委任王羲之作侍中和吏部尚书。因有违本意，都被王羲之一一谢绝了。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王羲之又一次拒绝要他到中央为护军将军的任命。他的做法引起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议。王羲之在回复扬州刺史殷浩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志向。他讲，自己不愿到中央任职，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但并不是说他不肯为国效力，只要需要，即使是出使充满危险的关陇(时为后赵石虎盘踞)和巴蜀(时为成汉李势盘踞)地区，他皆在所不辞。迫于压力，王羲之回到建康担任了护军职务，但仍然要求外任。在反复请求之下，朝廷终于同意他以右军将军的身份出任会稽内史。
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任上，正遇上严重的灾荒，王羲之忙打开粮仓赈济这里的灾民。他向朝廷建议“断酒以救民命”(《全晋文》卷26)，认为“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全晋文》卷24)。通过实际考察，王羲之了解到东晋政府加在人民头上的赋税徭役过于繁重，而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一带尤甚。故而他一再上书要求减免赋役，以使人民“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他批评政府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行政效率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羲之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低，只会给人民增加负担，“主者涖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在对会稽郡下属的各县进行检校之后，他发现官仓失盗的现象十分严重。原因是监守自盗，“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余姚近十万斛”。王羲之谴责朝中当权者阻挠追查，说他们实际是“重敛以资奸吏”。认为只要“诛翦一人，其后便断”。
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期间，东晋政府内部掀起了一阵北伐热。荆州刺史桓温掌握重兵，灭掉蜀地的成汉政权之后，积极准备北伐。桓温企图靠军事上的胜利，提高个人的威望，实现代晋称帝的野心。永和九年(353)，坐镇建康的宰辅司马昱为抑制桓温，抢先命令扬州刺史殷浩为北伐的指挥。殷浩是徒有虚名的清谈家，毫无作战经验。他任用降晋的羌族首领姚襄为北伐前锋，结果姚襄中途倒戈，在山桑伏击殷浩。殷浩惨败而还，北伐军损失极大。王羲之向来反对盲目北伐。在殷浩动身前，他曾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进行劝阻。北伐失败后，殷浩不甘失败，复图再举。王羲之再一次写信给他，告诫殷浩应该汲取失败的教训，“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他讲，“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盲目北伐召致多次的丧师辱国，是当政者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东晋国力不足，军败于外，资竭于内，既然没有力量控制淮河流域，不如全力保住长江不失。他建议，当政者应该引咎自责，承认错误，集中全力汇集人才，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努力刷新政治，消除烦苛的制度，减免赋役徭役。只有这样，困难的局面才可能改观。王羲之警告说，如果坚持割剥百姓的暴政，陈胜、吴广一样的起义马上就会出现。在写给司马昱的信中，他对一再劳师兴众的后果表示担忧。指出，打仗要知己知彼，万全而后动。盲目北伐，取胜的希望很少，而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极大，“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他又写信给尚书仆射谢尚，沉痛地列举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他说，每次参加征役和充运的人中，因为死亡或叛逃的都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返回家园。政府不顾人口的损失，仍然对百姓照常进行征发，造成更多人中途叛逃。按照政府法令，逃亡者的家属和邻居要连坐，于是又有新的人大批逃走。“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
会稽郡属扬州管辖，扬州刺史王述是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述与王羲之不和，一再冷落和刁难他，王羲之深以为耻。永和十一年(355)，他以生病为由，辞去了会稽内史的官职。
辞官后，王羲之举家定居会稽，不再返回建康。在到会稽之初，王羲之就对富饶的浙东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老死这里的打算。公务之余，他经常与好友谢安等人游视这里的大海名山。去官后，更“与东土之人尽山水之游”。王氏属于南渡的北方士族，原籍田地已失，为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必须在南方占取大量土地。太湖流域是江南土著士族的禁脔，为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北来大族的触角则转向了浙东。王羲之的山水之游，固然有游乐的成分，但主要目的还是求田问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全晋文》卷24中保留有王羲之向朋友索还田产的杂帖，足以证明王羲之对扩张土地的热衷。
名垂千古的一代书圣王羲之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他的书法艺术。在书法史上，他是个划时代的巨匠。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他都受到人们的尊崇，有“书圣”之誉。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在于他能备精诸体，集当时书法之大成。更在于他能自成一家，开创了独特风格的王派书法。
汉魏之际，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到一个光辉灿烂的阶段。人们在汉隶、章草两种书体之外，又创新了行书和楷书。此后，一些著名的书家钟繇、梁皓、韦诞、卫觊、索靖等人应运而出，其中以钟繇最为著名。他能写隶、楷、行、草诸体，尤善楷书。钟繇的书法风靡魏晋，在书苑中居统治地位。王羲之的家族以善书著称，王导于丧乱之际，犹携钟繇的《宣示帖》自随。据《述书赋》记载，东晋书家中的“八王”，琅琊王氏一门共占去六人。
这种时代与家风，使王羲之自幼受到薰陶。他七岁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即是叔父王廙。王廙工章楷，笔力效法钟繇。十一岁时，王羲之在父亲的枕中发现前代人写的笔论，私下里取出阅读。父亲知道后，告诉他说：“现在你年纪还小，不能理解运笔的法则。等到长大以后，我再教你。”王羲之不以为然，他说：“我愿意早一点知道，若等长大，那就迟了。”父亲只大致地给他讲解了笔论的要点，而王羲之却已心领神会，从此学力日进。著名的书家卫夫人看到他的字，感叹地说：“这孩子一定是学过《用笔诀》的。我看他的笔法，十分老成，将来一定能超过我的。”卫夫人名铄，名书家卫瓘之女，李矩妻。卫铄师法钟繇，声誉极高。由于喜爱王羲之，卫铄把他收在自己的门下为徒。
王羲之长大以后，阅历渐广，特别是看到李斯的《峄山碑》、蔡邕的三体石经、张旭的《华岳碑》以及钟繇的《宣示帖》真迹后，遂改变初学，博采众家之长，试图另辟蹊径，创出自己的书法风格。最初，他的字并不是最好的，庾翼的字就远胜于他。经过自己的勤学苦练，用心钻研，他终于熔各家于一炉，篆、隶、草、行、楷各种书体，均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到中晚年时期，一变质朴的书风，创造出一种遒媚劲健、端秀清新的华贵书体，一跃成为一代宗师。
东晋时期，隶、草、行、楷各体均已大备，比较而言，行、楷因是后出，尚未成熟。王羲之把它们向前推进变化，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王羲之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当时诸体俱全，或以继承为主，不变旧法，仍以隶法写楷，即是所谓隶楷(今隶);或是推陈出新，发展草楷结合的行书。王羲之选择的是后一种。它符合书法发展规律，便捷易识，在继承前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变化，是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的完美性的结合，并成为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第二是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书法是一种形象艺术，如果平板少变就会丧失生命力。王羲之备精诸体，娴熟各家笔法，在此基础上大胆地对传统性的程式笔法进行改革，使其绚丽异常、丰富多采。他以不断变化书态和表现不同的手法，避免了千篇一律。唐人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惊叹“羲之万字不同”，确实发现了王氏变化多端的书法特点.
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后作制，给予王羲之的书法极高评价。他写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运连;夙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王羲之的书法受到人们的承认和喜爱，逐渐取代钟书而大行于世。庾翼见到王羲之用章草写给其兄的信，深为折服，叹息不已，亲自写信给他，说：“我过去有草圣大家张芝的十张章草帖，南渡时丢失了，以为从此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好字了。看到你的章草，写得如此神采动人，使我感觉旧帖又回到了我的面前。”王羲之的书帖墨迹逐渐被人们视为珍宝。有一次，王羲之到门生家做客，门生设佳馔招待他。王羲之想以书相报，见室内有一棐木几，非常滑净，于是提笔便写。其书真草相半，潇洒飘逸，门生欣喜若狂。为感酬先生，门生亲送王羲之回郡。回来的时候，门生发现王羲之的书迹已被父亲刮掉。他懊恨之极，为此难过了很长的时间。另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看见一位卖扇子的老妇人生意清淡。他走近扇子摊，在一些扇子上面写了点字。看到老妇人面现愠色，王羲之笑着解释说：“你说这是王右军的字，每把扇一百钱。”老妇人半信半疑，照着办了，果然被众人一抢而光。王羲之生性爱鹅。他听说一家养的鹅极善鸣叫，便兴致勃勃地去看。不料，那家人为得到王羲之的字，竟然把鹅杀掉做成了款待他的菜，搞得他哭笑不得。山阴县一位道士也有几只好鹅，王羲之来求购，道士对他说：“我的鹅不卖，如果你肯为抄篇《道德经》，这群鹅便白送给你。”
王羲之对于自己的书法也很自负。自称：“我的字与钟繇不相上下，而张芝则要在我之后了。”他写信给别人说：“张芝学书墨池，我也这样下功夫，怎么会落在他的后面?”
王羲之的真迹没有能保留到现在。存世的主要是他书迹的刻本。他所写的楷书，以《黄庭经》、《乐毅帖》等最有名，行书以《兰亭集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最出色，草书则以《十七帖》最传神。
《兰亭集序》写于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邀请了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子侄，集当时名流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亭进行修禊活动。修禊是古代的一种风俗，临水而祭，据说可以消除不祥。这一天，与会者兴致很好，宴饮赋诗，留下大批诗作。王羲之为宴集挥毫作序，是为《兰亭集序》。据《法书要录》引唐人何延之《兰亭记》说：“书用茧蚕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自古以来，《兰亭集序》被人称作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代表之作。这一名迹后被唐太宗所得，曾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摹写副本，赐给太子、诸王及近臣。而它的真迹，传说则随太宗遗骸而殉葬昭陵了。传世的各种《兰亭集序》的墨摹本，艺术风格并不一致。现在能够看到的本子，有被认为是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的摹本。在石刻本中，以唐太宗时刻在学士院后流落在定武的拓本为上品。王羲之还是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与诗赋都写得很好。《晋书》本对于传世的《兰亭集序》帖，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存在着真伪的争论。清人赵魏于乾隆年间，首先从字体的源流方面对序帖提出怀疑。他说：“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清光绪十五年，广东人李文田全面否定序帖为王羲之所书。他认为序文与《世说新语》中刘孝标注引的王羲之此文，从篇名到文字上都有区别。他也从字体上论述了序帖是“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近年来关于序帖真伪的争论，始于郭沫若1965年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郭文以新出土的文物为例证，发挥了李文田的论点，否定序文为王羲之原作，帖文为王羲之所书。郭文认定序帖为隋代僧人智永的作品。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着赞同和反对两种意见。1972年郭沫若又发表《新疆出土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重新提出旧说。时至今日，争论还在继续，很多意见是不赞成序帖为后人伪托这一说法的。1977年文物出版社将两种意见汇集成《兰亭论辨》一书。1982年，刘汉屏又发表《论兰亭书体》一书。关于争论双方的观点，只要查阅两书，备知矣。
传收录的《与会稽王笺》、《报殷浩书》和《遗谢安书》等文都有结构严谨、文字流畅、情真意切的长处。《兰亭集序》更是一篇记事、写景、抒情的上乘之作。它真实地反映出王羲之热爱生活而又慨叹人生短促的复杂感情。王羲之传世的诗作主要有《用笔赋》。他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不失为一篇优秀的书法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书家写字比拟成一场严肃的军事活动：“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比喻贴切，用意颇深。他指出构思布局是书法的要领，“夫欲书者，先研乾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侣，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王羲之讲述了书家前辈宋翼和自己学书的坎坷经历，并对隶、真、行、草各个书体的用笔立意，结合自己的心得进行了总结。该文被清人严可均辑录于《全晋文》中。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琅邪王氏世代笃信天师教。王羲之的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种迷信思想的羁绊。晚年，他与道士许迈过从甚密，经常炼丹采药，共修服食。丹药的中毒很可能损害了王羲之的健康，晋穆帝升平五年(361)病死时，仅五十八岁。王羲之的妻子郗璿，亦善书，有些王羲之署名的书笺即是她代笔的。王羲之有七个儿子，他们都喜爱书法，其中幼子王献之成就最大。王献之，字子敬，官至中书令。他兼精诸体，尤工行、草和隶书，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号称“二王”。
王羲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东床袒腹”，以这种今人看来纯属无礼放诞的方式来应对太尉大人派来的择婿使者，只能说明你这个人没教养，说明你根本就没把使者当回事儿，或者你从心底就不想做太尉家的女婿。可郗鉴这糟老头儿，偏偏就选定了王羲之，“正此佳婿邪!”高兴得屁颠屁颠的。因为在那个“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时代，“袒腹”之举恰好自然而真实的表现出王羲之的名士风度，这不是装出来的，不刻意求雅反而自然至雅。当然，这件事还有另外的附加条件在，即它只能发生在上天垂顾的名门贵胄、与“(司)马共天下”的王氏子弟身上。换了桓温，换了陶渊明，任你功劳盖世，任你文采满天，任你孔武英俊，任你玉树临风，这事儿没商量。门第、出身，那可是马虎不得的大问题!
写经换白鹅，《晋书》称之为“任率”之举。喜欢白鹅，爱听鹅叫，既然是发乎内心钟情于斯的宠物，不弄到手绝对是一种精神的牵挂，甚或是心灵的折磨。所以，我很佩服山阴道士的聪明，他对王羲之的心理揣摩得很到位，于是“趁火打劫”，“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一篇《金刚经》，以王羲之书法的名气，所得银两能买多少白鹅?恐怕开个白鹅养殖场都大大富余。但人在天地间就是要活得舒展快乐，戚戚于黄白之物斤两分毫的得失，那多累!至于为老妪书扇，也绝对是出于一时的“孩子气”——当然其背后是对自己书法的绝对自信。这样做，多好玩儿!
王羲之最为后人称道的还是他那“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炉火纯青的书法。一方张冠李戴的墨池(当是张芝临池练字而令水青)，其精神的泉水在滋养了无数渴望有所成就的后人的同时，至今仍为山阴黎民提供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一帧难以见到庐山真面目的《兰亭集序》，演绎了多少荡气回肠、神秘幻化的故事，“死生亦大”四个字感慨万端，其对生命价值的追问所折射出的不为世俗同化的“我思”的独立意识，则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馈赠。
任率自然，才高神雅，“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于是王羲之成了“圣”，成了“神”，在岁月长河的濯洗下通体玉翠，了无纤瑕。人们渴望过王羲之那样的生活，渴望成为王羲之那样的人物——尽管人们知道那样的时代环境早已一去不返;尽管人们知道，即便在魏晋，王羲之式的生活也只是少数贵族们的专利;尽管人们明白，自己在极大程度上成不了王羲之，但人们宁愿在灵魂深处保留这样的一个“乌托邦”，作为慰藉在奔忙中疲惫肉体的轻松剂，作为使自己栖息之所更加明亮的一盏长明的灯。
可以说人们心中的王羲之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上的王羲之，那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和精神图腾。历史上的王羲之除了上述人们熟知的“优点”(或者说他的“主流”)外，也有他的“缺点”。尽管瑕不掩瑜，但揭出来仍会让疯狂的“羲迷”们难以接受，所以我已做好充分的“挨板儿砖”的心理准备。
心胸狭窄，是王羲之的一个缺点。庆幸的是，这种缺点并不“泛化”，他不是对所有人所有事都如此。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矛盾的王羲之，一个对谢安、支遁、孙绰、许珣等众多名流能坦诚相待、契阔相与，真诚、豁达的王羲之，却在与王述的关系上小肚鸡肠、心怀戚戚、睚眦必报、诸多“小人”表现的王羲之。
王述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名气远没有王羲之大。王羲之属于陈年的酒，一千多年醇香袅袅;而王述却随着时光的流逝，与人们的距离渐行渐远，以至到了今天，没读过《晋书·王述传》或浏览过《世说新语》的人，基本上不知道王述是谁，更不知道这个王蓝田(其袭父爵蓝田侯)在当时也曾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从仕途履历及政治作为等方面来衡量，王述的指数要远远高于王羲之。
有人会说，是不是王羲之忌妒王述，所以才会因妒生恨，因恨而失去理智?也有人会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何必呢?揣测没有用，我们还是从相关的史实中去寻找二人“交恶”的蛛丝蚂迹吧。
王羲之与王述同龄，都出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王羲之在十三岁的时候，由于当时的大名士周顗“察而异之”，在名流聚会时的众目睽睽之下，亲手割了牛心炙先“啖羲之”，羲之从此名声渐渐大了起来;成年后，以耿直著称，又有书名，“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所以被从伯王敦、王导所看重。他与王应、王悦被称为“王氏三少”。注意，这个“王氏”指的是山东琅琊的王氏，也就是“与马共天下”的“王”氏。
而王述则是山西太原人。尽管太原王氏也是当时的望族，在西晋的时候也涌现过王济、王湛、王承(王述父，字安期)等风流人物，但风水轮流传，到了东晋，其难与正在风头上的琅琊王氏相比肩。尤其是王述，由于“安贫守约，不求闻达”，加上“性沈静，每坐客驰辨，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别人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而你王述居然无动于衷、不发一言，于是到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甚至被人误认为是“痴”，用今天的话就是“呆”，就是有点儿脑筋不够转儿，就是有点傻。
一个少年即美名满京华，一个年已而立仍“发傻”，加上门第的“现实优越感”，才高气傲的王羲之看不起发“痴”发呆的王蓝田，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世说新语·忿狷》载：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毫可论，况蓝田耶”。
这王述脾气还不好，且不是一般的不好。和一个鸡蛋竟大动肝火至此等境界，若被王景愚改编成哑剧小品，绝对会逗笑至爆棚。你既不能口吐莲花谈玄论道旨趣高远，又不能手挥五弦妙手丹青雅雅致致，也没有“颓然如玉山之将崩”、到街上转一遭就能赚得瓜果满车的美妙姿容与神情，一个“三无”人士，只是凭了父亲的荫功便成了蓝田侯，脾气还如此暴躁、如此忿急!阿Q见了肯定会说一句“你也配”。即便你老子王安期，那么大的本事，那么大的名望，有这样的脾气都不能让人夸赞半句，更何况你这个“痴”货!小子，你就活着吧!
“闻而大笑”，羲之的开心、轻蔑、得意全包含在这简单的四个字中了。
但偏偏这么一个“痴”相公，后来却声名鹊起，远远超过了自己，王羲之的心里应该很不是滋味儿。如果他能及时调整一下心理，能用“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王蓝田，或者他想一想“大器晚成”、“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类的俗语，也许心理会平静下来，理性、坦然地接受这既定的事实，从而以更加君子的表现来处理与王述的关系，那么，也许就不会有我这篇专揭古人之短的文章了。
评说古人、议论他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事不关己不知难，豁达、宽广的胸怀来自于多年的修炼，且成为“君子”历来是儒家的人格追求，可王羲之信奉的是天师道;更何况，魏晋时期任情适性是人们所歆慕的风度。我明明看不起你，不喜欢你，却偏偏要装出一副与你手足胼胝般亲密相融，岂不憋煞羲之也!所以，才有了会稽秀美风光背景下上演的这一幕近乎孩童嬉戏的闹剧。
晋穆帝永和七年(351年)，王述因丁母忧辞去会稽内史职，由王羲之接任(同时加右军将军衔)。大家注意，这一年，王羲之49岁，年近半百，临近孔子所言之“知天命”的岁数，按说应该成熟了，豁达了，把什么都看淡了，但他偏不能“恩怨忘却，欲说当年好困惑”，他不循官场礼仪，耍起了小孩脾气，着实地把王述戏弄了一番。
当时王述在会稽料理丧事，按常理，作为地方长官王羲之应该去吊咽、致祭(一般应三次)。但他却“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晋书·王羲之传》)去了一次，就再也没有表示，尽管明摆着要给王述难堪，但还不算太过分。而《世说新语·仇隙》则有更具体的细节：“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不用仆役通报，孝子们已经哭了起来，王羲之却不上前行礼，更不可能与王述说些“节哀保重”一类的场面上的话，转身就走。这叫什玩意儿?面对这样的羞辱王述“深以为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一时的快意种下了苦涩的果子。三年后，王述做了扬州刺史，而会稽辖属于扬州，王述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是王羲之做梦也没想到、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王述一定会报复自己的。怎么办?此时王羲之的确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惹不起躲得起”，但他却既不想辞官，也不想申请调动(他爱上了会稽的灵秀山川)，于是便异想天开一厢情愿地想出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对策：上书朝廷请求将会稽划属越州治下。可惜的是这事被他派去活动的人给办砸了，使羲之“大为时贤所笑”。于是，悻悻然的王羲之只好无奈地在永和十一年(355年)称病去郡，从此归隐，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
王羲之败给了王述，纯粹是自己心胸狭隘、任性尚气所致。他们两人既无个人恩怨，又无政治主张的分歧，也没有宗教信仰上的分水，年轻时的“感觉”影响了王羲之的一生，他不想与一个自己看不起的人为伍，更不想屈居其下。他可能到死也没弄明白，王述这么一个干嘛嘛不行的主儿怎么就会在仕途上比自己畅通得那么多?其实呢，王述并不是真正的“痴”，只是在那个崇尚清谈的时代，谈玄论道实在是他的短板。王述的为人与王羲之有相类的地方，比如说率真，《世说新语·赞誉》谢安称他“掇皮皆真”，简文帝则称他“以真率少许，便足以对人多多许”;再如说不尚虚华，敢于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见解等等。他为官“莅政清肃”，尽管有无为而治的色彩，但客观上属于不爱扰民的好官，最后做到了尚书令，位居三公。对此，先入为主，对其有成见，以不变眼光看人的王羲之实在搞不明白。于是，他只好将原因归结到自己的儿子身上。“吾不减怀祖(王述字)，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我不比王述差，官却比他小得多，主要是自己的儿子不如王述的儿子有出息。瞧瞧，这是什么逻辑，典型的本末倒置。大凡人在情绪失衡的时候，都会失去对人对事的正常判断。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书圣”同样也不能免俗，且简直是俗之又俗。
斯人已矣，揭出这么一段很煞风景的故事，实在是于古人没有多大意义的举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对今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虚拟存在，他们的生活、言语、思想、情感，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痛苦与快乐，远不是我们所能复原、探知、整合的了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如果我们能从他们的或光彩或黯淡的人生轨迹中，提取出各种波长的色谱，汇聚成一束能直逼我们内在世界的光，把自己内在空间的每一个角落扫描个遍，照出自己心理、精神居所里的“小”来，进而思索，我们该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怎样与人相处，怎样学会调整心海的罗盘，那么，这样的时空穿越，无疑就成了一次次有意义的旅行。
王羲之的人物简介
王羲之(303—361年)，汉族，字逸少，号澹斋，身长七尺有余约为(1.83米)，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书法也很好,人们称他们两为"二王",另一个儿子王凝之官至左将军，因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会稽”。代表作品有：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行楷《兰亭集序》等。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其中，王羲之书写的《兰亭集序》为书家所敬仰，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对真书、草、行主体书法造诣都很深。今人刘铎对王羲之的书法曾称赞道：“好字唯之(之，即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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