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柳公权书法作品真迹图片

　　柳公权唐宋蜚声播誉

　　柳公权在唐代元和以后书艺声誉之高，或世无第二人。当时公卿大臣家碑志，不得柳公权手笔者，人以子孙为不孝。而且柳公权声誉远播海外，外夷入贡，皆别署货员，曰：“此购柳书。”皇帝的重用，大臣的推崇，固然可以转易一时风气，但此并非柳公权声誉鹊起的主要原因。柳体以创造一种新的书体美，征服了当代，也赢得了后代，“一字百金，非虚语也”。五代时杨凝式卓然雄立，对唐代颜、柳之书学多有继承并发扬。苏轼说：“自颜、柳没，笔法衰微。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风。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设者。”《邵氏见闻录》亦云：“凝式自颜、柳入二王之妙，楷法精绝。”这是唐以后学柳书而能自出机杼的一位承前启后的卓越书家。再如僧人应之，俗姓王，闽人，《南唐书》称其习柳氏笔法，以善书冠江左。这说明五代十国虽干戈纷扰，书学转入低潮，但唐之流风遗泽犹存，学颜学柳一脉未断。宋代书学复兴，且从唐代的重法中走向重意的新境界，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书风。有宋一代非常推崇颜书、柳书，其学柳书者不可胜数。石曼卿学颜，也汲取柳之风骨，正如范仲淹为他作诔文《祭石曼卿》中说：“延年之笔，颜筋柳骨。散落人间，宝为神物。”宋四家学唐而各有所近，如蔡襄学颜，苏轼尤近颜，黄庭坚近柳，米芾近褚。其实宋四家都经历过颜与柳的书学殿堂，自得自悟，都能巧妙地化入自己的书艺中。蔡襄(字君谟)瓣香颜书，但亦精柳书，认为《阴符经序》“善藏笔锋”，是柳书之最精者。董其昌曾说：“余曾见柳诚悬小楷《度人经》，遒劲有致。蔡君漠《茶录》，颇仿之。”(《画禅室随笔》)董乃深识柳书三昧者，此说可窥蔡学柳之一斑。苏轼也为柳书知音，研习甚深，评论警策。他虽不以柳书为面目，但融取精蕴。《山谷题跋》云：“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如柳诚悬。”黄庭坚也学柳，结体紧结，实源于薛曜、柳公权。《寒食诗跋》自云“于无佛处称尊”，敢与其师分庭抗礼。“此跋即糅合柳书、《瘗鹤铭》的特色，参以己意，融气势、韵趣于一炉，纵横挥毫，而意志悠然”(侯镜昶《书学论集》)。黄庭坚学柳深得其蕴，钱泳《书学》中就说：“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米芾虽曾贬斥柳书，但他又赞扬“柳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书评》)两者似乎矛盾，但又确实存在于柳书之中。而米芾自己学书过程是由颜真卿而至柳公权，由柳而欧、褚，后研法帖，入魏晋之境。米芾说：“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宝晋英光集》卷八)后来他偏激地贬斥柳书“丑怪恶札”，可谓数典忘祖。宋僧中也多有学柳书者。如释梦英，正书学柳。明杨士奇云：“梦英楷法一本柳诚悬，然骨气意度皆弱，不能及也。”其书《夫子庙堂记》(石存西安碑林)，可称柳书嫡脉。释正蒙，书得诚悬法《石墨镌华》;释梦贞，善柳书(《皇朝事实类苑》);释瑛公，独杜门手写《华严经》，精妙简远之韵，出于颜、柳(《石门文字禅》);释思齐，书师柳公权，有所书《放生池碑》在杭州(《书史会要》)，如此等等，不复遍举。这可能与柳公权写的《金刚经》名闻遐迩有关。在宋代，柳体像颜体一样，借助于刻书印刷而进入千家万户，家喻户晓。宋代刻书，在北宋大抵是用欧体笔法。南宋以后，则兼用颜体、柳体。当时的闽本，就多用柳体字;而江西刻本有的也用柳体，或用颜体;而蜀本就多用颜体。其时颜体较为时尚，而又以欧、柳二家书法刻版最为美观，可见柳书在唐宋书坛蜚声播誉，柳体又广泛地渗透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