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
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黑人电影的另类与突破。下面小编整理的相关内容，欢迎阅读了解。
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黑人电影的另类与突破
《月光男孩》
美国非裔导演巴里·詹金斯自编自导的《月光男孩》(Moonlight)，勇夺第8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最佳改编剧本。这部讲述一个黑人同性恋男孩成长故事的作品，在近几年出品的黑人主题电影中可谓独树一帜。它既不像《为奴十二载》(第86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我不是你的黑鬼》等作品那样关注美国黑人的血泪史，也不像《第十三修正案》那样从法律角度聚焦美国社会今日严重的种族困境。
《月光男孩》用大部分篇幅呈现了主人公夏荣(Chiron)从童年、青年到成年的历程，叙事富有策略和技巧，风格细腻又节制。情结架构中的那些省略、含蓄为观众所津津乐道，但恐怕并非仅仅是为了叙述的简洁和对“政治正确”的敏感。在我看来，那些巧妙的留白中暗含着批判的张力。
这种张力是隐微的，而不是显白的。这部影片不同于《丹麦女孩》，后者详细展现了一个社会对同性恋的排斥和不可容忍，主角最终为了寻求社会与文艺圈人的身份认同，而甘愿冒着丧命的危险，在技术尚未成熟之时去做世界上第一例变性手术以矫正自己的“病态”、“不正常”、“异端”;它也不像《阿黛尔的生活》、《罗马房间》、《卡罗尔》那类同性电影充满激烈的性爱场面;更没有《故园风雨后》、《喜宴》中对传统保守价值观造成性压抑的反抗与声讨。
《月光男孩》主要演员和导演。
《月光男孩》突破了黑人主题或同性主题电影中常见的粗粝的苦难和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把目光停留在更为平凡的日常生活情境上。导演兼编剧詹金斯从小在迈阿密黑人区长大，而他改编所依据的原著，本就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正因为原著作者和电影创作者对人物生活环境深刻又切肤的理解，才会让电影拥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让不同地区、种族、性别、性取向的观众焕发出异乎寻常的同理心。
更关键的是，夏荣的典型处境(吸毒的母亲、缺席的父亲、校园霸凌、性取向困扰等)代表着无数和他一样生活在缺少关爱、充满暴力和犯罪环境中的人们。所以《月光男孩》展现给观众的不仅是一个黑人男孩的个人成长史，更是美国底层青少年的生存现状与成长困境。值得一提的是，本片并没有像很多黑人电影那样，简单而匆忙地得出结论，例如把族群生存困境归咎于种族歧视或政府政策的偏颇。本片选择了一种非常政治性的题材(黑人、底层、同性恋、青少年)，但并没有自我局限于政治化的阐释。
胡安在教夏荣游泳。
开场不久，有段关键对话，既对主人公一生有重要影响，又点了题“月光”。在海边，还是个“小不点儿”的童年夏荣跟着他精神上的父亲——毒贩胡安——学游泳。休息时，胡安给夏荣讲了个故事：他年轻时喜欢光着脚在月光下奔跑，有一次他遇见了一位妇人对他说“月光下的黑人男孩是蓝色的，你是蓝色的，所以我要叫你Blue”。“小不点儿”问：所以你的名字叫Blue吗?胡安微笑着否定了，并意味深长地告诉他：在某些时刻，你得自己决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能让别人帮你决定。可以说，这是整部片子的基调。往下我们会知道，“蓝色”不仅代表着笼罩在夏荣身上的一抹忧郁，更象征着外界对他的影响、塑造和定义。这表现为三个连续的阶段：
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忧郁的阶段”。夏荣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哪里，经常受到吸毒母亲的忽视、咆哮与歇斯底里，由此产生了一种“外表的投射(projection)”，这种投射面对母亲遗留的阴影，产生了一种忧郁，这种未完成的忧郁是形成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部分。
咆哮的母亲。
第二阶段，是寻找性别、身份认同的阶段，也是爱情萌发与身份焦虑的阶段。这种焦虑可能来自身型瘦弱、同龄人的欺侮、吸毒母亲的虐待和黑人社区的混乱。正是在他对自身性取向懵懂感知的这一阶段，和大多数同性恋一样，夏荣感受到了周围社会与文化对异性恋的强制性认同、对同性恋的不宽容。这一段的重头戏，是青年夏荣与童年时代就是好友的凯文那稍瞬即逝的美丽火花。那一场“海滩之夜”是那么克制、简洁而又虚幻，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那只是真实的一次意外绽出?
夜晚的沙滩上，两人并肩而坐。平时打架、泡妞、抽烟的凯文，说起有时还挺喜欢自己住的片区：“微风穿过街区时，一切都好像暂停了，因为每个人都在感受微风，于是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夏荣接道：“静得就好像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凯文有点惊讶向来沉默不语的夏荣会这么说。
夏荣继续说：“我有时哭得很厉害，几乎化成了水滴。”
凯文指着面前的大海回应：“你就是这样将自己融于水中的吗?就像那些试图将悲伤沉入水中的混蛋们一样?”
接下来凯文抚摸安慰夏荣，两人四目相对，陷入爱与性的潮水中。这一刻，他们终于可以褪去掩饰，不用面对社会主流的歧视，不必为自己的同性身份而羞愧或恐慌。一路孤独又受伤的夏荣，终于感受到了爱与认同。
然而这美丽火花很快就熄灭了。学校里的“小头目”一直在找夏荣麻烦，对他各种欺凌。一天，他借玩游戏之名，要挟凯文替他去和夏荣对决。凯文迫于淫威，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夏荣揍倒在地。第二天，愤怒不已的夏荣终于以暴力反抗，在教室中用椅子猛砸“小头目”，后被警察带走，送去了其他州的看管所。
青年夏荣和凯文的海滩之夜。
最后阶段，也是本剧的高潮，我们或许可以概括为：如何建造真正的生活——像凯文一样“躲在衣柜”?
刑满释放后的成年夏荣，和已经去世的胡安一样当起了毒贩，并一反从前瘦削懦弱的形象，成了一个高大威猛的肌肉男，每天锻炼身体，安金牙，戴粗金项链，开豪车……但他依然是那个人，去戒毒所见年迈的母亲，会哭得像个孩子;偶然接到多年未见的凯文的电话，会迅速开长途车回去相见。
虽然相见甚欢，但是谈起这些年的过往：凯文说自己与萨蔓莎有了孩子，虽然他们现在不在一起了，但他会把孩子的照片放在钱包中，在街头餐厅做一名温良的厨子。凯文还感慨，说自己从来都没有真正做过自己，一直在做别人要求他做的事情。这期间凯文具体经历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像夏荣那样保持单身，而是建立了异性恋关系。他并没有“出柜”，他仍旧在“衣柜之中”。“衣柜”这一意象代表了同性恋对其身份认同艰难的抉择：是选择待在黑暗的“衣柜”里缄默不语，还是选择“出柜”勇敢承受主流社会异样的目光——这是每一个非常态性身份的人所面临的精神困扰。
而夏荣选择对自己的这种身份保持“沉默”。沉默也是一种言语行为，其效果看起来是逐渐接受和内化主流社会的性别观，视自己的性倾向为一种无法言说的罪过。这种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来自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恐同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形成则是长期异性恋主导的各种体制、话语共同作用的结果。(可参看伊芙·赛吉维克《衣柜认识论》)凯文说这么多年来都不是在做自己实际上想做的事，只是活成别人所想的样子，“我从来没有真正做过自己”。他下面的话道出了意识形态的规训效果——如今有了孩子，有了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了，“这才是真实的生活”。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夏荣内心的发问：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
最后夏荣鼓起勇气，深情地望着凯文说：“你是唯一触碰过我的人。唯一一个。在那之后再也没有了。”终于，夏荣再一次依偎在凯文怀里，享受着爱的感觉，就像当年月光下的海滩，两个黑人男孩交换着彼此最隐秘的心事。未来会如何?电影结尾，导演选择回到童年时代站在海边的夏荣作为结束镜头。
全片并没有夸张人物的苦难，举重若轻。但反观情节设置，夏荣这样一个在毒品泛滥暴力横行的黑人区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命运那“看不见之手”的摆弄，与胡安一样走上了贩毒之道，没能摆脱生长环境加诸其身的暴力、失业、犯罪(贩毒)等问题。而循规蹈矩如凯文，则在街角的餐饮店既做厨师又做服务生赚着微薄的辛苦钱。
英国的文化研究巨擘、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在对“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贫民窟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且与本片相关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与经济关系的再生产，以及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是通过教育系统、住房条件、职业结构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再生产而再生产出来的，资本如何利用黑人劳动力成为最重要的特征。他说“我们关心的是结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的‘逻辑’，它生产和再生产黑色工人阶级及其社会生活条件，塑造社会总体和生产阶级的世界，并分配其成员和代理结构化的从属地位。我们试图展示这个批判的任务的结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
这既是电影中那些叙事留白、时空跳跃留给我们的思考点，也印证了马克思所言，宗教、性别和种族问题只有在消除了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和劳动力的体力、脑力分工之后才能得以解决，即只有在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性与种族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黑人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种族类别或种族歧视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问题。种族已经成为既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每个新一代的工人阶级都遇到“给定的物质生活条件”，黑人青年从每一代给定的位置开始，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客观形式中产生，并由这一过程所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霍尔为我们理解青年亚文化、性别、种族、身份问题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成年夏荣和凯文重逢。
《月光男孩》通过讲述主人公略带忧伤的故事结局，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黑人男孩的同性之爱随着无法摆脱和逃离的生活命运而隐隐作痛，“身份被同化”与不必过上“担惊受怕的生活”成为意识形态规训的合理效果，努力想要做自己最后还是变成那些熟悉的成年人的样子……如此种种，不正是为社会边缘群体的发声和对他们的警示吗?主流群体也能从中影片动人的个体生命中收获懂得与启发吧?而夏荣与凯文重逢之后，在对过往的回忆与言说中表露出对“身份”与“爱情”的忠诚，无疑是电影的亮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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