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是什么
内在稳定器又称为“自动稳定器”，指在国民经济中无需经常变动政府政策而有助于经济自动趋向稳定的因素。以下是学习啦小编精心整理的关于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是什么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
内在稳定器又称为“自动稳定器”，指在国民经济中无需经常变动政府政策而有助于经济自动趋向稳定的因素。财政政策中的内在稳定器是指一些财政支出和税收制度就具有某种自动调整经济的灵活性，可以自动配合需求管理，减缓总需求的摇摆性，从而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通常具有内在稳定器作用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失业补助和其他福利转移支付、农产品维持价格以及公司储蓄和家庭储蓄，等等。财政的这种内在稳定经济的功能主要通过下述三项制度得到发挥：
(1)政府税收的自动变化。当经济衰退时，国民产出水平下降，个人收入减少;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税收自动减少，留给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也会自动地少减少一些，从而使消费和需求也自动地少下降一些。
(2)政府支出的自动变化。当经济出现衰退与萧条时，失业增加，符合救济条件的人数增多，失业救济和其他社会福利开支就会相应增加，这样就可以抑制人们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的下降，进而抑制消费需求的下降。当经济繁荣时，失业人数减少，失业救济和其他福利费支出也会自然减少，从而抑制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
(3)农产品价格维持制度。经济萧条时，国民收入下降，农产品价格下降，政府依照农产品价格维持制度，按支持价格收购农产品，可使农民收入和消费维持在一定水平上。经济繁荣时，国民收入水平上升，农产品价格上升，这时政府减少对农产品的收购并抛售农产品，限制农产品价格上升，也就抑制农民收入的增长，从而也就减少了总需求的增加量。.
自动稳定器-争论
关于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发挥缩小经济波动的认识，理论界认为自动稳定器的运行主要以税收和支出形式的漏出效应缩小了凯恩斯乘数。在凯恩斯模型中，乘数法则解释了为什么投资、政府支出或者消费支出可以最后诱发经济产生巨大波动的原因。在20 世纪50—60年代中，学术界不仅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讨，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被公众所接受，认为工资和价格的刚性为政府采取积极的逆周期操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但是，伴随理性预期学派的发展，凯恩斯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对自动稳定器的效果存有质疑，同时还对经济学家如何衡量这种效果的能力有所质疑。其中Sargent和Wallace(1975，1976)指出，绝大多数凯恩斯模型的主动政策有效性实际上来自于模型中隐含的假定，即政府相对于私人部门拥有“信息优势”。如果政府对于经济波动并不比私人部门掌握更多的信息优势，那么政府采取的主动政策将无效。由此可以推断，在政府并不能明确判断自己在经济事件中是否拥有信息优势时，则应交由自动稳定机制发挥效用。 Perry(2003)[2]以拉美地区、经合组织和东亚地区国家为样本检验证明，经济波动有1/3来源于外部的冲击，1/3来源于本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而另外的1/3则来源于宏观政策的波动，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波动，其中货币政策的波动效应随时间而削弱，而财政政策却不是如此。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和90年代早期阶段，由于美国和欧盟国家都经历了庞大的财政赤字，从而又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兴趣。对财政政策的运行以及作为稳定机制的效用进行了很热烈的争论之后，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中，包括凯恩斯主义者和非凯恩斯主义者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自动稳定器减少了总需求的波动，从而引导经济向充分就业发展。
但是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效力发挥取决于很多因素，Bella(2002)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门的规模。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越大，公共余额对经济波动中的敏感性就越高;第二个影响自动稳定器效力的因素是该国经济的开放程度。经济越开放，自动稳定器的效力就越小;税收结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稳定的效力依赖于不同税基对周期的敏感度。同时社会公共保障转移支出也对自动稳定器的效力发挥起决定性的作用。
国内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效力
自动稳定机制主要是通过对收入的二次分配从而影响企业家和消费者个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选择，但是由于财政自动稳定器具有相对的潜在性，因而其效力的发挥可能使人们的收入或者支出等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较小。为此我们首先检验在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城乡以及地区的收入分配流向是如何进行的。
(1)收入从个人流向企业和政府。从1994年到2005年中，住户、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有份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住户收入的占比急剧下降的12个百分点中，企业和政府分别增加了10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而同期的初次分配收入份额的变动基本上没有超出一个百分点。
(2)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在住户部门即个人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农村的可支配收入在总收入占比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九五和十五期间分别增长了4.7%和5.3%，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分别增长了5.7%和9.6%，如下图所示：
(3)地区差距水平高于城乡差距水平。从地区看，1999年全国31个省市中有19个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到了2005年又多增加了一个地区。2000年全国城镇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9个，2005年则有23个，增长21%左右。可见，地区差距大于城乡差距，即更大的差距是由地区差距引起的，例如，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这些城镇中，其城乡差距远远小于发达地区的城乡差距。
(4)财政支出占比一路下滑。金融监管薄弱和政府过多涉入更易出现较大的经济波动。此时，自动稳定器更加凸显作用。国家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改革开始一路下滑，虽然在1997年以后有所回升，但是基本上维持在20%以下的水平。
以上分析表明，从国内的实际来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以政府预算作为财政相机抉择政策的代表，而以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作为自动稳定器的代表并没有调解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并没有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或者资金不断向产能过剩行业积聚的形势。并且从税收来看，除了个人税收具有典型的累进性质外，企业税收在这方面表现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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