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政策工具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效果。当前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都有所上升，这意味着必须进一步拓展财政改革空间。以下是学习啦小编精心整理的财政政策对供给侧改革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财政政策对供给侧改革的影响
权衡考虑两种风险
中国财科院日前开展的“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分别针对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并面向全国开展“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在线问卷调查。
调研报告显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效果。比如，东部地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领先发展，呈现诸多积极变化，工业运行平稳，进出口降幅明显收窄或转正，经济运行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
报告表示，前3季度，东北地区经济运行情况有所回暖，大部分调研地区的经济运行先行指标，如工业用电量、货运量、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呈增长态势。
报告在肯定经济发展诸多亮点的同时，也着重关注了风险问题。“我国当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整体风险在加大。”中国财科院院长刘尚希表示，调研显示，当前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都有所上升。
报告所述的公共风险，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结构性风险等，具体表现为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城镇化、老龄化、人口流动对公共服务提出挑战，地区之间的分化明显，传统行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等。
财政风险则是指财政收支面临的压力，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市县财政收入负增长或零增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债务增长的压力大。这其中既有“挤水分”的因素，也有经济下行在财源上的反应，应警惕财政运行风险。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万东华也认为，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就要更多地发挥财政的作用;另外，经济下行对财政的压力也很大，因此在政策空间方面也提出一些挑战。
“这显然是一个两难问题，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的权衡组合是当前制定宏观政策的一个基本依据。实际上这意味着必须进一步拓展财政改革的空间，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当前的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刘尚希强调。
地方债应透明规范
调研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步，尤其是置换债券对于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负债成本、明确政府权利义务、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的不确定性风险意义重大。
报告指出，无论是东北、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担保债务和救助债务的规模不断下降，政府债务的偿还责任更加明确，政府债务的整体风险水平也相应降低。
与此同时，报告也揭示了一些地方政府债务面临的问题，包括经济下行和减税等政策性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长、局部地区债务率偏高、地方融资平台转型难度大、不规范的融资行为等。
比如，对东北地区调研显示，有的地方债务率超过了100%的警戒线。与此同时，支出刚性难以改变，收支矛盾较大。中部地区调研则显示，不少地方“发展依赖于项目”的现象较普遍，融资平台的政府投融资职能很难简单免除，一些地方存在不规范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这些都可能为未来政府债务的增加带来隐患。
报告建议，要控制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防止财政风险蔓延，具体措施包括实行债务规模限额控制，严格控制违规举债行为，确保债务规模增长与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杜绝盲目举债;规范发展PPP模式，避免保底承诺、回购安排、明股实债等“伪PPP”“假PPP”。
“当前，加强地方债务管理，透明度提高，规范性增强，债务的增长明显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地方的支出压力和债务增长压力并没有减弱。”刘尚希指出了地方政府面临的收支矛盾。
对于我国政府债务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表示，我国政府杠杆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小的，风险总体可控。“以前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主要不在规模，而在于不规范、不透明。现在建立了规范透明的融资方式和防控风险的一整套制度，可以通过加强政府和市场的约束，更好地发挥专项债券的作用，支持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
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落实，对保持“十三五”时期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必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先导。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依靠创新驱动，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妥善利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供需协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发展质量，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只有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对症下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和后劲。
其次，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市场与政府要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合理理由，而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避免借宏观调控之名行替代市场机制之实，必须切实破除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藩篱，减少和消除经济体系中的扭曲，通过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来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机制引导资源向更有效率的领域集中。
第三，在产业、要素、制度三个层面精准发力，增加有效供给。在产业层面上，坚持调整存量与做优存量相结合，利用财税信贷等政策，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在要素层面，关键是要让要素流动起来，引导要素从低效领域流入高效领域，提高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放活土地经营权;消除人员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实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为农民进城创造积极条件;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实体经济，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提高民间投资意愿，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在制度层面，要通过制度供给，不断释放制度红利。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增强经营活力;健全创新激励机制，强化产权有效保障;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家精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重大战略选择。直观上，它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为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培育新动能;其实质，正如所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或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可以看作为实现改革根本目的而落实的局部性目标。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
因此，这样的改革，不单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更是需要各种政策措施的统筹并用。而且，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调控政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利用需求侧调控政策保持经济一定的稳定增长，有利于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大的回旋余地。
刘尚希认为，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将延续。以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更多着眼需求方面，现在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考虑，在适当兼顾总需求的条件下重点放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报告认为，进一步减税降费在未来宏观政策中具有重要性和导向性，并提出以下建议：针对关键环节完善税收制度，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加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力度，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市场活力、落实降低社保费率政策，在现行已适度降低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适度降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率。
“政府要为市场创造条件，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过多地采取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市场活动领域。”报告建议，在当前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中，应更好发挥市场调控作用，减少直接行政性干预;政府投资基金的政策性或引导性应通过投资领域来体现，采取清单管理模式，将具体项目选择权和投后管理等委托专业投资管理公司负责。
报告还对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法治化的财政体制提出建议，认为要加快推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积极推动《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在实践层面的落地;完善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间的税收分享机制;探索各级财政支出责任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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