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发表作品(2)
关于信任的思想政治论文发表作品篇二
浅析中日信任文化
【摘 要】福山认为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在该书中，福山将信任问题与时下的热点—经济繁荣结合起来讨论、将信任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福山用详尽的史实和严密的论述，来探讨文化是如何决定不同国家形成不同信任文化，展示不同国家的社会信任文化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对中日两国的信任文化进行简要论述、中日两国文化如何影响其社会信任程度及针对中国目前社会存在的信任问题，对如何提高或者重建我国社会信任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日比较;信任文化;启示
一、福山的信任观
引用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来说明这一点：“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社会系统的润滑剂。它非常有效，它为人们省去许多的麻烦比如签合同、经济纠纷等。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买到的商品。”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信任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阅读《信任》这本书中，作者通过逐一分析亚洲各国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文化传统及其经济活动特色，详细考察了社会信任度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福山将信任分为高信任度及低信任度，低信任度社会是指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社会;高信任度的社会是指其信任建立的基础是超越了血缘关系，延伸到家族血缘关系之外的信任。在他看来，中国、意大利南部、法国、韩国等地区属于低信任度社会，而日本、德国、美国等地区属于高信任度社会。
林语堂曾说过，日本的社会宛如一整块的花岗岩，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则像一盘散沙，一粒沙就是一个家庭，笔者认为，两国不同的信任机制在这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作为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程度的信任社会，由此引起读者对中日信任文化做简单的比较分析的兴趣。
二、中日信任文化的简单比较
福山认为，文化决定信任，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程度的信任。下面我们简要分析中日信任文化的差异、形成差异的原因以及不同程度的信任文化在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
(一)中日两国对家庭概念的差别
福山指出：日本家庭的联系纽带比华人家庭脆弱的多。日本的家通常是指居住的房子，它与华人的“家”有本质的不同。日本的家通常是生理基础上的家庭，比较像是家庭成员共同使用的家庭财产的信托机构。户主就是主要受托人，它就像是一个组织，其中的各个位置可能暂时被实实在在的家庭成员所占据，但是这些角色却不一定必须要求血缘关系的亲戚担任。日本很早就有一些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交往习俗，使日本企业能够很早的超越家族模式，较早开始实行专业化管理组织，形成许多大型的现代化企业，促进其经济的发展。正是因为日本缺乏家庭主义的这种文化反而为促进日本高度自发性社团组织的发展奠定基础，使日本自发性社群较多，群众的自发性意识很强，社会的信任度也就高。
在中国，有着极强的家庭主义观念，中国有着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家庭对中国人来讲，有着其特殊的地位。比如儒家五纲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其中就有三种就都是讲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思想使华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与家庭，家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华人普遍认为自己从属于家族，家族利益通常高于个人利益，过多强调家庭的观念的传统文化，减少了家族和宗族以外的社团活动，使家庭的信任难以扩大到外面的圈子，所以社会自发性的社会团体组织就发展较慢，随之也就弱化了整个社会的信任观。社会中间组织难以发展，也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福山将其称之为“马鞍形”模式即中间组织缺失。
(二)中日两国的继承制度和收养制度不同
日本传统文化中盛行长子继承制和收养制度。在日本，盛行长子继承制，家庭的大部分财产包括房子、家族企业，如果有的话都是传给长子，就算有多子，也只有长子才有继承权，其他儿子不能从家庭中得到任何遗产的，但长子负有对弟弟们各种各样的责任和义务。也正因为如此，家族财产不会被分割或者被削减，同时之前的企业规模也易扩大，不会像中国那样在二三代之内就消失殆尽;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主义观念相对脆弱，反之发展了许多重要的非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等。
在日本，如果没有儿子，可以进行收养或者过继，户主还是可以将其传给收养或者是过继的长子，长子的角色任何外人都可以担任，只要履行了正当的相关法律程序。在日本，过继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既普遍又较易进行。在亲戚圈外收养儿子，并不是不光彩的事情，收养家庭在公开场合也不会觉得丢脸，社会地位显赫的家庭出身的次子们往往成为别人家的养子。在日本文化中，甚至对任人为亲有一定的提防，主要反映在对一些无能和懒惰儿子的危险上面。许多事例证明，日本人不把继承权传给注定不适合接手家的领导权的儿子，而是传给生人，这种现象在中国属于低概率事件。
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实行男性遗产均分制。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实行严格的父权制度，只有儿子才有继承权，只要是父亲的儿子就可以均分遗产。从继承方面讲，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如果一个家庭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儿子，他们不会像日本社会那样公开去收养或者过继，因为这是无子收养者的公开耻辱。在中国文化中，家庭与非家庭之间划分很清楚，与日本文化有很大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男性遗产均分制早已深深的积淀在中国文化之中，该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乃至今天仍然存在。这也导致家族原有财富规模容易缩小，使其在一代或者两代内就可能消失，而且中国许多家族企业总想将企业传给自己的后代，也使中国家族企业难以扩大。
(三)中日对儒家文化崇尚的侧重点不同
日本也是一个儒教国家，且许多儒教文化也源自中国，日本引进中国儒教，并非一层不变，而是将其与自身的政治环境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相结合，使之符合其社会发展的需要。如儒教的“诚”品德被在日本被提到首位，使日本公民意识在日本社会高度发展，家庭力量相对减弱;个人从属于以天皇为首的大家庭，使日本人对它产生了道德责任和感情，尤其是强调对团体、对国家的忠诚，随之就弱化了日本家庭责任义务，因为对大名的忠诚战胜了对家庭的忠诚，这种忠诚文化已深深地沉积在日本文化之中。但这也带来一个严重缺陷即对非日本人的不信任，也就是说日本人的信任只存在对“圈内人”，对“圈外人”的信任也是缺乏的。其实对日本和华人来说，孝道一直都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但在中国社会一直强调“仁”、“孝”最重要，忠诚只是作为中国儒教中的一个品德，没有像日本那样被提高到首要地位，而且它更像个人的品德而不是社会品德，对家庭成员的忠诚在很大程度超越对社会的忠诚，使中国没有形成一种超越家庭之外对社会、团体的忠诚文化。 通过对中日两国之间信任文化的简单对比，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缘或者亲戚关系基础之上，形成和维持一种特殊信任，对那些置身于血缘关系之外的其他即“外人”来说，中国存在普遍的不信任。而家庭主义观念较弱以及传统形成的人们之间的“双向责任关系”的日本文化，血缘关系在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时显得不是很重要，即对血缘或亲戚关系之外的人不会出现像中国存在普遍的不信任。因此，日本的非血缘组织团体发达，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得以较大提高。无论企业与个人还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信任都是如此，不仅仅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效率，正是这种高信任度的社会文化推动日本企业、国家的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三、结合中国社会信任现实引发的一些思考
2013年1月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等7个城市进行调查。该报告显示，如果以60分来做为信任底线，得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得分平均为59.7分，中国社会信任度跌破警戒线，总体社会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 由于目前中国社会也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信任主要面临着三种由内到外的转变，即从户口所在地内流动到户口所在地外，从计划体制内转移到市场体制，从熟人圈内延伸到熟人圈外。由于“三内”向“三外”的转变，传统的信任体制被打破，而新的信任体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造成了信任下降，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频发。
因此，如何重建社会信任自然也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和思考，有人强调要健全各种市场制度等来建设中国企业的诚信;或者建立健全国家法律法规来提升中国社会的信用;再或者要进一步完善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建立个人的诚信等等，而福山则启发我们如何从日常团体生活来重建社会信任。他认为尽然产权和其他现代经济制度建立、法律法规等是建立现代企业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往往忽视了文化习俗对建立社会信任基础、自发社群的发展以及社会和经济的繁荣与作用。
福山认为要使经济更加繁荣，势必要增强社会的信任，扩大社会之间的信任范围非常重要。对如何建立或者重建社会信任的可供参考的途径和方法，他指出要特别注意对自发性社会群体、对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社会团组织的发展，尤其是重视一些超越血缘关系、非家族性的社会团体组织的建立，因为中间团体对维系和培养社会信任关系是很重要的。
从福山《信任》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信任的重要性，它大到可以从宏观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同时也小大在微观上渗透到每个个体。高信任度的社会，每个人都向往，因为不仅是予人还是予己、予社会都是有利的，但是就像经济学家阿罗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件不容易买到的商品，要重建社会信任，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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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列.关于信任问题的新探讨[J].国外理论动态，19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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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潘敏.信任问题—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探讨[J].浙江社会科学，2007(02).
作者简介：吴凤(1988.07- )，女，江西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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