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与政治论文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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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事与政治论文2000字篇一

　　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轨迹

　　摘 要：“脱亚入欧”是被称为日本近代之父的福泽谕吉为近代日本设计的国家道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正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快速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条道路同时也给亚洲人民带来不可磨灭的伤痛。文章通过福泽谕吉早年的经历和各个时期的相关作品及言论，解读其当时的亚洲观和西洋观以及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并结合当时日本国内外形势分析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的形成轨迹。

　　关键词：福泽谕吉;脱亚入欧;中国观;西洋观

　　中图分类号：B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4-0026-06

　　“脱亚入欧”是日本近代所走过的国家道路，这一道路的始作俑者是被称为日本近代之父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作为日本近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一生著书立说，曾发表了诸如《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宣扬西方近代文明、开启民智的优秀著作，对日本近代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为了使日本尽快跻身于西方发达国家行列，他发表了极力怂恿日本对外侵略的《脱亚论》，直至今天还备受非议。出生于儒学世家的福泽，如何由一个儒学者转变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者?又怎样通过宣扬西方文明走上了脱离亚洲，甚至侵略亚洲的思想道路?其思想对日本近代国家的确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理论的形成与其早年的生活经历和当时日本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当时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

　　一、福泽谕吉早期的经历及其中国观

　　福泽谕吉出生于江户末期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亲是一名知识渊博的汉儒，但由于身份低微而终生不得志。受家庭影响福泽早年曾学习儒学，虽然也曾熟读《四书》、《五经》等汉学典籍，但因身份低微受尽屈辱，让他对身份制度深恶痛绝，早年的儒学积淀并没有让福泽对中国产生多大的亲近感和认同感，相反却成为他渴望平等，追求自由独立的逆动力。在福泽心中，身份制度与当时作为正统官方学问的儒学一脉相承，父亲精通儒学，知识渊博却因为身份制度终身不得志，对身份制度的不满无形之中叠加到想象中的中国身上。熟读《四书》、《五经》不能改变他的命运，他更渴望获取新鲜实用的知识学问。而当时日本正值黑船事件后，西方“炮术”受到社会关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兰学产生兴趣。19岁的福泽谕吉便离开出生地中津蕃，游学长崎开始学习在当时还受到传统汉学排斥的兰学，通过荷兰文获取西方文化。

　　在学习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兰学过程中，进一步改变了自小叛逆的福泽谕吉的思维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医(日本称汉方医)的态度上。《自传》里描述了兰学塾的学生们见到中医塾的学生们后的厌恶之情，“我不仅讨厌中医，即连儒家也很憎恶，总认为中国派的东西都应该打倒，这好像是注定了的”[1]78。他把中医经典《伤寒论》称为两千年沾满污垢的杀人书，声称早晚要消灭他们。虽然福泽自己也说并不是真要消灭他们，只是“辱骂中医学派不学无术，为兰学学生扬眉吐气罢了”[1]78，但是可以看出，在当时福泽谕吉的心目中，所有来自于中国的学术，不论是儒学还是医学，都是百般无用的骗人把戏，都是压制排斥先进兰学的保守势力，他还想当然地认为作为这些无用学问的输出国，自然也是保守落后的。这表明客观实证的西洋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已经开始影响到有深厚儒学修养的福泽谕吉。

　　25岁时福泽谕吉开始学习英语，并于1860年、1862年冒着生命危险两次远赴美国。英语的学习经历和两次赴美的实地见闻，让福泽谕吉亲眼看到了与封建专制、等级森严的日本完全不同的美国文明社会。欧洲各国民主开明的政治、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强大的军事力量等等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据说福泽途经中国香港、新加坡的航程当中还热心地观察了解了中国的时局。在香港他看到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本地人风俗极其卑陋，完全受英国人的驱使。在新加坡，他观察到从中国来此躲避战乱的中国移民有大约5万人，占当地人口的一半。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国民的愚昧卑屈与欧美文明国家间的天壤之别，再一次降低了清朝中国在福泽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亲身触地的美国经历给了福泽一个反思日本的视角，让他能够摆脱日本幕末攘夷派那种不谙世界发展潮流、唯我独尊的狭隘意识，在国际交往这个更广阔的视角上思考日本的近代化发展问题。而清朝中国和欧美国家间的巨大反差，让他确立了开港、开国，学习欧美的日本近代化目标，清朝中国则成为他劝诫日本人的反面教材，这种反面教材的言论集中体现在他早期的作品《唐人往来》中。

　　在《唐人往来》里，福泽谕吉主要用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失败为例，阐述了他自己对于幕府开国和亲政策的支持和对国内攘夷派的反对。他认为西洋诸国来到日本要求开国的理由“不是来盗取日本国”，而是想追求贸易并“带着理所应当的礼义”，想和日本“亲密地交往”，所以“日本也应该遵从世界普遍的道理更加尽力诚信地交往”。反观中国，清政府指西洋诸国是夷狄，结果道光年间因为鸦片遭受重创，还得付赔偿金。其后本应该在意改革国内的政事军备，和外国人的交往也应该尽力诚信不使有差错，但又没有记性吸取教训，四、五年前以在天津和英国的军舰发生摩擦为始，各种错误的结果，最终造成英法合兵攻入北京，咸丰帝奔走鞑靼，像饿死一样痛苦死去[2]13-14。

　　福泽虽然也认识到“鸦片危害国家”，但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和英国讲明道理进行谈判的话，也不会导致战争。即使是英吉利国也没有公然进行有害他国之事，所以谈判定能稳妥结局。然而出现了像林则徐那样没有头脑脾气暴躁之人，不先在自国制定法律，什么也不说就把英国运来的鸦片毫不讲理地烧毁。如此一来英国也很生气，最终发兵痛击。至今日为止世界各国没人指责英国，全都嘲笑中国。这全是由于中国人不了解世界，不懂得道理，自己做错事情。自作自受，根本没办法向人诉说自己的愚蠢[2]13-14。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福泽几乎是完全站在英国的立场上看待中国的鸦片战争。他没有看到殖民主义国家英国为追求毒品利益进行鸦片贸易的罪恶，却对英国坚持“礼义”抱有简单的幻想，认为林则徐“没有头脑脾气暴躁”，“毫无道理”地烧掉鸦片才是鸦片战争的原因。他不认为中国人民是在反对外来侵略、保家卫国，反而把中国军民奋力抵抗侵略最终战败的事例，当作中国人不遵从“世界普遍的道理”，“自尊自大”盲目攘夷排外，以此来告诫日本国人应该文明开化，开国和亲。在他看来世界各国地理、风俗尽管不同，“但人情古今万国都是一样，虽然语言不同，但没有不施行仁义五常之教的国家”，所以日本如果不吸取世间的教训，“最终可能受人嘲弄，陷于和中国同样的境地”[2]15。虽然中国和日本同位于东亚，同样受到来自于西洋文明的压力，但是福泽并没有对中国遭遇表示同情，相反却是站在西洋的立场上，用西洋所谓文明论的观点来反讽中国。表明通过兰学、洋学所建立起来的西方的方法论已经开始成为福泽判断是非的标准。 　　福泽近乎幼稚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与他两次访美所受的礼遇有关。在《自传》中，福泽记录第一次赴美的情况时写到：“我们刚刚到旧金山就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对方的欢迎实在是周到无微不至，简直没有再好的了”[1]95。美国欢迎的态度就像是“从自己办的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在英国，福泽还亲历了英国的开明人士因为驻日英国人擅闯日本神社而上书议会要求予以惩处的事件，让福泽更坚定了开国的想法。“我看完这份建议书后，便觉得心平气和了，原来世界上不竟是吃人的魔鬼。……这次到英国一看，觉得他们国内也有一些光明正大的好人，这越发使我平生所持的主见——开港论的观点坚定起来”[1]110。欧美的见闻让他坚定了开港的信心，表面的礼遇也让福泽对国际关系生出美好幻想，这种美好幻想让他找到了日本近代的学习榜样，同时也让他拥有了“昙花一现”的“自由平等”的国际关系幻想。

　　幕末时期，“中国”在福泽的思想中，大多数时候仅仅作为一种负面的、象征性的他者而存在，与现实中的中国往往关系不大。福泽虽然讨厌幕府的身份制度，但是下级武士的出身，还是赋予他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日本面临国家道路选择的历史关头，他积极用他的思想为日本的未来发展探讨路径。在亚洲的中国和西洋文明的巨大反差面前，拥有儒学和西方兰学、洋学双重知识背景的福泽，在东西方的天平上出现严重倾斜，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他思想上“脱亚入欧”的端倪。

　　二、启蒙期福泽谕吉的中国观和西洋观

　　一个国家走到历史变革的时代，总是要经历一次新的自我认同。在近代日本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一面回顾历史，一面需要重新确认周边的他者，厘清他和我之间的关系，寻找新的自我和方向。东洋和西洋作为近代日本面前的两个巨大的他者，强烈的对比不得不让现实的福泽谕吉，甚至是整个日本倾向于西洋。启蒙期的福泽谕吉正处在进一步了解确认他者、分析日本与他者之间内在区别和联系并为日本继续寻找方向的阶段。

　　1866(庆应2)年10月福泽谕吉开始编著出版《西洋事情》。《西洋事情》分为初编3册、外编3册、2编4册共10册，历时4年完成。书中详细介绍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税务、教育、经济等，可谓全面介绍西方的百科全书。在编纂《西洋事情》的过程中，加深了福泽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了解到日本与西方、东洋与西方之间的差距，同时为明治维新后的启蒙奠定了基础。

　　1872年福泽谕吉发表启蒙名著《劝学篇》。在天赋人权的自然法思想基础上，福泽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平等宣言。同时，将人之平等推及国家平等，“一般来说，欧美的国家富强，亚非的国家贫弱。可是国家的现实情况虽有贫富强弱之别，但如现在有些国家想凭仗富强之势欺负弱国，则和大力士用腕力拧断病人的手腕一样，就国家权力来说是不能允许的”[3]13-14。“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日本国是日本人组成的;英国是英国人组成的。既然日本人和英国人同样是天地间的人，彼此就没有妨害权利的道理。一个人既没有加害于另外一个人的道理;两个人也没有加害于另外两个人的道理;百万人、千万人也应该是这样”。人有天赋的权利，由人组成的国家即有国家的权力，人的自然权利不受侵犯，国家的权力亦应如此。人与人之间因“自然法”而相互平等，国家也应依据真理而捍卫国家主权。 “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服，本诸人道，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3]4。可以看出此阶段福泽的国际关系论与幕府末期“古今万国都是施行仁义五常之教的国家”基本一致，依然对西方国家宣扬的自由平等充满幻想，既然世界上的国家都是仁义之邦，清朝中国的困境就是咎由自取。“至于像中国那样，觉得除了本国以外似乎没有了别国的存在，一见到外国人就呼为夷狄，把他们看作四只脚的牲畜，贱视他们，不计量自己的国力而妄想驱逐他们，结果反被夷狄所窘”[3]5。虽然近代中国的困境的确有中国自古以来天朝大国，无知和愚昧的原因，但是看不到西方的侵略本质，一味批评弱势的中国，同时又强烈批评中国军民奋力抵抗为盲目攘外，福泽所谓的“真理”的确有些自相矛盾。但是我们不难看出福泽的心里逻辑，西方文明是开展一切事物的标准，首先应该了解并确立此标准，在西洋文明基础上捍卫国权的行为是捍卫真理，不了解西洋文明标准的就是盲目排外，所以发动鸦片战争的中国是愚昧的，人民是无知的。福泽通过矛盾的逻辑关系将两个巨大的他者做进一步对比，为进一步明确日本近代国家的走向奠定了基础。

　　1876年，福泽谕吉发表了《文明论概略》。在书中的第2章福泽明确写出了“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终身事业似乎旨在与此。“连守旧的中国人，近年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4]9。只要积极学习西方文明，在福泽心中就是爱国，是值得赞赏的。此时福泽对西方文明认识得到进一步完善，而对文明的看法逐渐走向辩证，他把文明分为外在的文明和内在文明，而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同时他反对表面的盲目模仿，全盘西化的做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文明的精神。“这就是所谓文明的精神。使欧亚两洲的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4]3。要培养这种文明的精神，就要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于是日本优越于中国的议论开始出现。“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涵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上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方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比中国容易”[4]17-18。

　　通过中日文明的比较，他认为日本的历史文化与中国相比，更具备接受西方文明的基础，更有可能成为西方式的文明国家。通过分析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使日本摒弃历史文化中的亚洲因素、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从而在西方文明面前确立了自我存在和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为将日本提升为西方式的文明国家做好了思想准备。在已经将日本定位为西方文明国家预备军的同时，进一步说明中国不仅现在是“半开化”的落后国家，因为其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保守与专制等特点，即使要接受西方文明，也必将落后于日本，自然日本应该承担起近代亚洲文明导师的角色。所以当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了所谓的文明国家，中国、朝鲜等还依然是半开化的、落后的国家时，日本有责任要承担起教化中国、朝鲜的责任，而中国和朝鲜则应该向日本拜欧美为师一样，听从日本的教导。如果不听，日本也只有放弃亚洲国家的地理身份，用西洋的方法对待亚洲。在《文明论概略》的最后，他对于国际关系的认识也抛弃了原来所谓的真理和美好，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有两条，一条是平时进行贸易互相争利，另一条就是一旦开战，则拿起武器互相厮杀”[4]75。而他提倡的爱国心，“虽非私于一己，也是私于一国”，私于一国的狭隘的爱国心成为福泽后来脱亚入欧思想形成的最直接的原因。 　　三、脱亚入欧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

　　1875年明治政府放逐了征韩论，反对派制造了江华岛事件，模仿佩里的黑船事件强行打开了朝鲜的大门，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岛条约》。《江华岛条约》是近代日本模拟西方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此后日本对朝鲜就更加虎视眈眈，希望在朝鲜事务中有更大的话语权。而福泽谕吉亦把对朝鲜的干预当作实现日本东亚文明导师的必然职责。

　　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发生前几个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论朝鲜的交际”，将日本与朝鲜的关系比作幕末美国同日本的关系，认为日本应该承担起指导朝鲜走向文明开化的责任。福泽谕吉认为江华岛条约签订以来，日本本来就应该在朝鲜的外交方面发挥指导性作用，应该利用武力协助其走上文明道路。同时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应该效仿当年英国在日本屯兵保护本国侨民一样在朝鲜屯兵，以保护居住在朝鲜的日本国民[5]126。1882年7月，朝鲜发生具有反日性质的壬午事件，福泽谕吉马上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连载，主张马上派兵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同时因为中国与朝鲜的特殊关系，福泽谕吉发表“北京攻略”，主张一举推翻“东洋的老大朽木”。他声称发动壬午事变的是朝鲜的顽固党，顽固党就相当于日本的国学者或是神风连的党派，是文明之敌。日本应该效仿幕末英国在与日本签订所谓的“友好”条约时经常有军舰为后盾的先例，向世界宣告“我政略为文明之政略，其兵亦为文明开进之兵”[6]167。福泽谕吉接着论述到，国外的交际与国内政治不同，国内政治除了权力的强弱外，还要有大义名分、道德上的义理，各自的行动还要依据名分和道德。而国外交际的政略里没有道德的因素，更不用谈什么大义名分，福泽谕吉假文明之名行殖民之实的思想暴露无疑。原来所谓的基于“仁义五常”和“真理”的国际关系理念被西方文明外衣下的实力、武力外交所代替。

　　1882年12月7日、8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东洋政略到底该如何?”一文。 “谋求三国之文明，共兴三国文明所赐，共同巩固三国独立，东方人岂能容忍西方人在此安睡，这正是我们的责任”[5]133。这成为后来一些学者坚持福泽有过亚洲同盟思想的重要依据。[7]15如果真要亚洲三国共同谋求独立，就应该抛弃一国之私，共同谋求亚洲的团结和进步。但朝鲜壬午事变后，因为日本在朝利益受到中国的排挤，福泽谕吉认为中国“却忘却了三国共同之大义，阻碍我东洋政略”[5]133。且俄国和中国之间的纠葛必将波及朝鲜，欧洲列强也不会对俄国的侵略意图默然旁观，东洋的局面必将混乱如麻。故需积极推进我东洋攻略，利用我攻略和武力将东洋波涛控制在未起之时非常必要。所以要立刻扩充军备，在亚细亚的东边树立起“一大新英国”也决非难事。也就是说福泽所说的东洋政略、三国同盟，是在日本主导下的以日本国家利益为基础的，违反这一原则即忘却三国大义。对朝鲜政局的担忧和保护思想也不过是把朝鲜当作抵御西方列强的一道屏障。

　　在福泽的思想逻辑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成为东亚文明之魁首，而中国依然是落后的半开化国家，所以日本应该代替中国行东亚文明之大义。而中国依然干涉日本的在朝行动，中国就是顽固不化的文明大敌，日本应该将老大帝国一举推翻。他所谓的东洋政略就是排除西方对东方的染指，在东方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西方式殖民体系，广阔的亚洲东方完全可以让日本成为向日不落的英国一样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的国家。为了进一步为侵略造势，福泽谕吉于明治16年发表了《外交论》[5]181。他声称古来世界各国的对峙就如同禽兽之间对峙争食无异，在这种国际观的基础上日本的外交只有两种可能。加入蚕食不文明国家的行列同其他文明国家一起争夺“良饵”;另外一种就是继续与几千年来已经颓废的亚细亚古国为伍遵循古风，然后被文明国家人所吞食。无疑日本要选择第一条道路，即加入帝国主义的阵营成为侵略者。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成为福泽谕吉的国际关系准则。

　　1884年(明治十七年)朝鲜的开化派金玉均等发动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的甲申事变。甲申事变可以说是福泽谕吉在朝鲜行使东亚文明之师的一次亲身实践。他不仅从经济上资助首领金玉均，还将自己的门生井上角五郎等送往朝鲜，对朝鲜政府进行思想上的指导。同时福泽谕吉还多次发表文章劝说明治政府支持朝鲜开化派的政治行动。井上角五郎据说直接参与了这次事件的策划，同时事变所使用的枪炮有一大半是井上与福泽谕吉联络后，从日本秘密输入朝鲜的。甲申事变最终因为清军的介入而流产，甲申事变的流产加速了福泽谕吉向敌视中国、摆脱亚洲的方向的转变 。

　　1885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动员国民转换中国观、朝鲜观和欧美观。福泽谕吉首先鼓吹“日本优秀论”：“我日本国图虽然位于亚洲之东，其国民精神却已经脱离亚洲陋习，转入西洋文明之中。”然后转而批评中朝两国：“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不知道个人或国家的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世界中虽不得不认识文明事物，却耳闻目见毫不动心，眷恋古风旧习之情无异于千百年之古，在此日渐文明的动态的剧场中，说到教育就知道儒教主义，学校的教育宗旨就是仁义礼智，从一到十，只知道些外表的虚饰，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等的见识，连道德都已完全丧失，真是极恶不知廉耻，还骄傲自大，丝毫没有自省之念”[5]222。福泽谕吉认为在西方文明之风东渐的今天，中国和朝鲜不可能维持国家的独立。如果两国内不出现有志之士进行改革的话，则两国不日必将被文明国家所瓜分。与“支那”和朝鲜这样的国家为邻，势必连日本也会被西方国家误认为是不文明之国而成为日本外交上的障碍。所以福泽谕吉认为应该谢绝像中朝这样的“恶友”，跻身欧美列强之列。“为今日之谋，我国不可等待邻国开明而企盼振兴亚洲，宁愿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至于其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为是邻国而要特别加以解释，只能按照西洋人对待两国的方法处理之”[5]224。既然摆脱不了亚洲国家的地理身份，就从心里身份上加强认同，即用西洋人奴役亚洲的方法对待中国和朝鲜，以此向西方国家表明日本完全接受了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证明日本是优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文明国家。自此，福泽谕吉著名的“脱亚入欧”理论正式完成。脱亚入欧理论的形成也标志着福泽彻底抛弃了作为儒学者的中华思想和儒学理念，完全用西方的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解决国际问题。 　　《脱亚论》发表后，福泽对待中国和朝鲜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到甲午战争爆发前，福泽谕吉极尽对中国的诋毁和讽刺，充分发挥了战争舆论工具的作用。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理论的一次实践。1894年7月，日本终于通过朝鲜发生农民暴动清政府应朝鲜支援要求出兵朝鲜的机会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并乘机把清朝的势力赶出朝鲜，奠定了在朝鲜的绝对控制权，同时强迫清朝与之签订了《马关条约》。通过《马关条约》，日本获取了三亿六千五百万元巨额的战争赔款，这些赔款被日本应用于制铁、造船、矿山等行业，为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新一轮的军备扩张创造了物质条件。巨额的资金和海外市场的扩大给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日本资本主义进入更快发展的新时期。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占领台湾，让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日本终于具备了实现脱亚入欧的外在条件，用近代西方的殖民体系代替了传统华夷秩序。

　　对战争寄予厚望的福泽谕吉在听到甲午战争中日本胜利的消息和通过《马关条约》所获得的巨额利益后老泪纵横：“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取得的胜利。……啊!真是大快人心，真是令人高兴，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活到今天才遇到如此光荣的事，以前死去的同仁真是不幸。啊!我是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今日的荣光，所以我每天都激动地哭泣!”[1]278

　　在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理论的引导下，日本最终走上了脱亚入欧的近代化道路。虽然此道路使日本快速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也给亚洲人民带来不可磨灭的伤痛。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重又提出“回归亚洲”的外交口号。由于近代的记忆和伤痛，亚洲国家一直对日本这一外交口号持谨慎和观望态度。日本果真要在21世纪正视历史，竭诚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亚洲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还是又一次基于国家利益下的权谋之计?回顾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理论思想轨迹的意义正在于此。

　　[ 参 考 文 献 ]

　　[1]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自传[M]. 马斌，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 富田正文， 土桥俊一. 唐人往来——福泽谕吉选集 [M]. 东京：岩波书店， 1981.

　　[3] 福泽谕吉. 劝学篇[M]. 群力，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 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略[M]. 北京编译局，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 富田正文. 福泽谕吉选集： 第5卷、第7卷[M]. 东京：岩波书店， 1989.

　　[6] 远山茂树. 福沢諭吉――思想和政治的关联[M]. 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

　　[7] 岡本幸治. 近代日本的亚洲观[M]. 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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