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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草创政治学：从美国反思中国
[摘要]尽管美国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历史十分悠久，但是它是否是一个成熟的学科，仍然备受质疑，这说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美国政治学的学科基础，是在美国政治学创建后近半个世纪的草创期，通过推动政治科学研究的努力而奠定的，其中，本土化、民主改革运动以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引入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相较而言，中国政治学三十年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不足，亟待一场艰辛的草创学科的努力。中国政治学的草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求助于美国的经验，但不能简单地复制美国当年片面追求定量化的模式，而应在反思其得失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政治学本身的学科特色。
[关键词] 政治学;学科;草创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如果以1981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重点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政治学本科生作为起点，迄今已经将近三十年，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各个方面，还很难称得上令人满意。然而，现实存在的困境不是悲观的理由。三十年对于一个稚嫩的学科而言只能算是一个起步。回顾当代政治学领先地美国的政治学草创经历，或许能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发。
一、美国政治学真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吗?
通常人们喜欢把1880年柏吉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政治学研究院作为美国政治学成立的标志。但是，柏吉士的政治学还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依附在历史学之中，政治学的格言是弗里曼的“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iii][3]另一方面，当时在西方世界的学术话语中，美国社会仅仅是被当作“非欧洲”的个案来对待的，就像今天中国和印度社会被当作“非西方”的个案来对待一样，换言之，美国政治作为研究对象也不是相对独立的。
这样的研究状况当然不能令美国本土的政治学者满意，他们开始了把政治学创建为独立学科的努力，主要的做法是将政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区分开来。政治学不研究历史，而研究当下的政治;政治学不关心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而只关心国家。[iv][4]在这种努力下，诞生了阿瑟?本特利等人的名动一时的政治学经典著作。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政治学草创阶段的这种学科化努力，不仅显得幼稚而且简直就是一次失误，但是它毕竟让政治学这样一个新事物开始吸引了年轻一代的学者。
小查尔斯?梅里安就是其中一个被吸引的年轻人。梅里安作为美国本土培养的第一批政治学教师，1901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时候，美国政治学已经过去了二十年，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第一任会长是那位在中国险些身败名裂的古德诺教授。由于美国本土的政治学者为数甚少，美国政治学会里充斥着记者、改革家、律师、政客和官员，鱼龙混杂。彼时美国政治学会还很难成为凝聚政治学研究力量的专业化组织。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梅里安在1920年代参与学会核心事务并对学会进行改组为止。
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才有了些少眉目，而美国政治学的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年了。1920年代，梅里安和戈斯内尔合作，对芝加哥市的不投票现象进行了大规模社会调查，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由后者执笔，诞生了美国第一部经验研究著作《不投票：控制的原因与方法》(1924年)。这一年梅里安在芝加哥创建了第一个政治学系，开始招收政治学本科生。尽管做了这样一些努力，但是在那部总结美国政治学四十年的《美国政治理念》中，梅里安似乎并没有认为美国存在政治学这样一个学科，而只是强调彼时逐渐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政治学”。[v][5]梅里安认为美国二十年的政治学发展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政治学似乎抛弃了担当民主引路人和公民教育的使命，而趋于守旧、不思进取，并乐于用一套精心编织的花言巧语来使人们忽视真相。当然梅里安也并不认为政治学的前途一片黑暗，相反他从社会调查统计方法的引入中看到了学科化的明朗前景，而他也正是以此来进行学科化之努力。
虽然梅里安对于美国政治学学科的贡献不可抹煞，但是第一个明白无误地强调要创建政治学学科的，还是他的学生戴维?杜鲁门。杜鲁门在1965年的美国政治学会会长致辞题目就是《吁求一个学科》，他认为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政治学的研究既缺乏内在的一致性，也缺乏衡量优劣的标准，学术规范无从建立。[vi][6]杜鲁门的致辞固然有为行为主义开言路的意思，但是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学的不成熟。然而行为主义的大行其道似乎并未带来令人振奋的结果。1971年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在他的会长致辞中重提《培育一个学科》的论调，莱恩呼吁：“是时候更加严峻地对待培育本学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学科发育不成熟，意味着糟糕的就业、贫瘠的教育、与社会需要脱轨的训练、在公共政策上的失语、坐失信息、浪费天才。”[vii][7]莱恩对美国政治学的批评可谓严厉，而来自约翰?沃尔克(John Wahlke)的1978年会长致辞，则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沃尔克致辞的标题是《政治学的前行为主义》，有意与戴维?伊斯顿1969年宣称的政治学进入“后行为主义”大唱反调，认为政治学不仅没有进入后行为主义，相反它还停留在前行为主义阶段。沃尔克列举了一系列数据，从中可以发现，在1968―1977年10年间，行为主义著作平均每年只有4%;而定量研究著作平均每年也只有8%;从论文来看，美国政治学会的会刊《美国政治学评论》10年间发表的505篇论文中，仅有180篇是行为主义的论文，包括方法论的论文在内，总数也不超过1/3。[viii][8]沃尔克的致辞并非无的放矢，这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参照系，就是美国的心理学学科，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政治学都以心理学作为自己追赶的对象，政治学在其学科化的关键努力阶段，采用了“行为主义”这样一个流行术语，也就不足为奇。然而沃尔克的“前行为主义”等于宣告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学科化努力的失败，而美国政治学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即使到了1999年，Mathew Holden还是认为政治学是一个不够完善的学科，缺乏主导性的假设、理论、方法和数据资料，他甚至认为政治学者的自我身份也是岌岌可危，唯一可以辨识一名政治学者的标识仅仅是“我们比其它学科多懂一点儿政治”。[ix][9]
抛却历任会长对于自身学科发展的批判意识不谈，其中确实透露出美国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曲折和不足。学科的创建本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对于政治学这样一个特殊的学科而言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它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纠结之深超过任何一种社会科学，也因为对政治问题发言绝非政治学者之专利，过去不是，现在、将来都不可能是。政治学无法做到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去追求模型化，从事“纯科学”的研究，尽管其中产生了曼瑟?奥尔森、威廉?赖克等等这样的形式化研究大师，但正如2000年发起的“改革与重建运动”(Perestroika Movement)所昭示的那样，政治学的纯科学化未必是一种进步，相反可能是政治学的衰退，因为这意味着政治学从公共生活中退却，而事实上介入公共生活恰恰是经济学、社会学在经历了多年的纯科学发展之后所求之不得的。
二、美国政治学的草创运动
尽管美国政治学始终饱受批评，但不得不承认，美国政治学在学科化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政治学创建之初的芜杂、粗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它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专业化研究队伍、学术规范和统一的评价标准、众多的次领域，它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也超过其他任一个社会科学学科。而这一切都归功于美国政治学四十年前后，由查尔斯?梅里安在政治学草创阶段率领芝加哥大学一帮才俊发起的一场“政治科学革命”。我们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为美国政治学史上的“草创运动”，这场运动由于三个方面的因素而颇令人印象深刻。
1、本土化
“本土化”这个流行的术语，在美国政治学草创运动中绝非一个理念，或者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着着实实的过程。它包括了两个方面：人员和研究。
就人员而言，在美国政治学创建之初，主要的政治学教师都是来自于欧洲，或者受训于欧洲，尤其是来自于公法理论和哲学的圣地――德国，包括政治研究院的创建者柏吉士，都是典型的欧洲“海归”。柏吉士的欧洲学历背景，成为后来攻击他亲德倾向主要援引的理由之一。那些虽然是美国本土培养，但也有德国留学背景的政治学者，如梅里安，也很难逃脱这样的责难。[x][10]
无论如何，柏吉士创建哥伦比亚政治研究院的初衷，首先就是培养美国本土的政治学博士，并让他们留校任教，1901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梅里安，就是这批早期培养出来的美国本土政治学教师中的一员，这些人后来成为美国政治学本土化的主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求学阶段就开始对来自欧洲的政治理论发难，如霍布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生、后来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声称：“我要的是宪法的生命，而不是宪法的文本。”在美国本土政治学博士占据了各个大学的讲台之后，他们并未满足，以梅里安为首在芝加哥大学创建政治学系，开始招收政治学本科生，从而让政治学有了自己从本科阶段一直培养出来的专业化研究人员，后来在美国政治学界呼风唤雨的加里布埃尔?阿尔蒙德、罗伯特?达尔，原先都是较早的政治学本科生之一。
就研究而言，美国的政治学者逐渐发现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政治理论，越来越无法解释美国政治的问题。对欧洲政治理论的排斥，并非出于新国家的排外心理和狭隘的地方主义，而是因为现成照搬的理论确实难敷其用。从阿瑟?本特利到威尔逊，都在主张所谓的“过程”研究，发现政治过程中的人的行为的因素，比法律制度对于政府政策更具有决定性意义。过程研究，无论是从理论前提(人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基本预设(研究具体的决策过程)，都在强调本土化研究的意义。
2、民主改革运动
美国政治科学革命之时，正是美国所谓进步主义的民主改革年代。那些投入到政治科学革命的人，包括威尔逊、梅里安，无不是进步主义的中心人物，这绝非偶然。
进步主义时代的民主改革，使美国政治学有了用武之地。梅里安一直认为，政治学的使命是服务于民主。梅里安意识到，二十世纪之交美国的政治实践出现了一种反民主的集权倾向，而对于社会的变化，政治学完全丧失解释力。新的政治学必须肩负起重建民主信心和信仰的历史使命，做“民主前进道路上的地雷兵与坑道兵”。[xi][11]
不难想象，草创时期的政治学都与进步主义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1920年代梅里安与同事戈斯内尔合作的美国政治学史上第一部经验研究著作《不投票：控制的原因与方法》，就是以芝加哥选举中的“不投票”现象为研究对象。公民投票、政治效能感、芝加哥城市社区政治、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政治过程、新闻团体，成为草创运动时兴的研究题目，而这些题目无一不是与芝加哥的市政改革息息相关。梅里安批评当时的政治学者对政府运作缺乏具体参与式研究，认为这样将达不到政治学的目标，即“对公共事务进行成功的控制”[xii][12]。研究国家，目的就在于控制国家[xiii][13]，正如罗斯所指出的那样，政治科学之所以对“政府过程”情有独钟，乃是因为政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过程”。[xiv][14]
正是由于梅里安为首的政治学者的实证努力与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为政治学博得了最起码的尊重，政治学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学科，政治学者也不再是流于空谈的冬烘，政治学开始有力地影响政府政策，推动市政改革和选举改革，并且承担起公民教育的使命。
3、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引入
草创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社会调查统计技术的运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引入，被认为是政治学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它不仅成为政治科学的标识，而且成为政治学学科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据阿尔蒙德回忆，梅里安觉得政治学轻视统计学毫无道理，因为现代国家正是建立在大规模统计调查的基础之上。[xv][15]社会调查和统计技术的运用，固然令美国政治学显得耳目一新，但是像梅里安这样不加批判地为之辩护，实际上已经决定了美国政治学未来的命运，就是丧失了政治学固有的反思性和公共性，彻底沦落为布洛维所批评的“工具性知识”[xvi][16]，服务于就业、政策咨询、申请课题这样的功利用途。这与梅里安推动政治科学革命、使之服务于民主改革的初衷可谓大相径庭。对这一隐忧，梅里安也难免有所察觉，因此他在主张运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强烈反对过分追求定量化，而将自己的“科学革命”界定为问题意识的培养，而非技术手段的运用。梅里安声称：“要是政治研究者没有对我们所谓的‘问题’进行初步的考虑和说明并且没有特定的假设，就扎进对事实的搜集和定量分析的话，那将是灾难性的。”[xvii][17]但是梅里安的警告很快就被淹没在政治科学的大潮之下了。
概言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世纪之交，美国政治学的草创，可谓得尽天时、地利、人和;而政治科学的兴起，成为美国政治学学科化的主要力量，但对于技术手段的过分依赖，也导致美国政治学背离政治学固有的公共性和反思性，沦落为一种工具理性，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对冷战、民权运动、社会不平等以及苏东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等重大政治问题都失去了解释力和预测力。
三、草创中国政治学
中国政治学在创建之初，在研究理念上贯彻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在学科建设上，则始终以美国政治学作为效仿和追赶的对象。因此，以美国政治学的草创经历来反观中国政治学的草创不无裨益。如果政治学学科的创建本身有其共同规律，那么以1981年为中国政治学创建伊始，中国政治学的历史方近三十年，在时间上正好与美国政治学的草创期相对应。不过，这种对应性，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结论，因为两国政治学的历史传统、起步、条件、面对的问题都不尽相同。因此，机械比较并无太大意义。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透过美国政治学的学科化经验，来检讨中国政治学草创所存在的问题，寻找相应的解决之道。
中国政治学三十年的发展尽管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不尽如人意。相比于经济学、社会学与国际前沿接轨的程度，中国政治学称得上举步维艰，任重而道远。不少学者从各个角度反思中国政治学的现状，包括经验研究的落后[xviii][18]，政治学教材的高重复率和缺乏原创性[xix][19]，方法论教学的薄弱，[_][20]等等。在总结中国政治学发展方面，林尚立的文章比较具有代表性，他指出：
在学科建设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_][21]
另一篇来自何艳玲的文章，主要检讨了中国行政学近十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各种严峻问题。何艳玲指出：
1995至2005年在主要行政学刊物发表的2729篇论文中，2579篇论文属于“规范”研究，占94.5%;实证研究占4.5%。无文献引用又无理论对话的有1190篇，占43.6%;有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的有1142篇，占41.8%。[_][22]
何从她的数据分析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行政学研究缺乏学术规范自觉，学术评价机制无法取得共识;对研究方法缺乏持续性反思，行政学知识增长缓慢;实证研究严重短缺，研究成果结构性失衡。[_][23]
如果说林尚立客观中肯地评价了中国政治学前二十年的成长与问题，何艳玲则指出了行政学近十年令人触目惊心的落后与停滞。如果孤立地看待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或许我们会产生出悲观的结论。但是对比美国政治学的草创经历，就不难发现中国政治学面临的问题并非独有，相反，本土化的焦虑、学科不规范、没有研究方法和标准、缺乏实证精神，乃是政治学创建之初所共有的困境。事实上，中国政治学由于其后发优势，三十年的发展已经算是差强人意。[_][24]当然，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成就不应高估，以至于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无须任何变革，只要顺其自然便可水到渠成。美国政治学的经历，真正要害在于告诉我们，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同样也需要付诸艰巨的草创努力。这些努力，可概括为以下一些要点：(1)培养政治学本科生。中国政治学本科生人数，随着各高校纷纷开设政治类专业而大增，但是表面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实质的尴尬。政治学专业本科生人数的增长，远远落后于经济学、社会学;在一些主要的高校，政治学本科生人数近年来一直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最少的时候不足10人，最多也不超过30人，甚至有所萎缩、停招。尽管可以从海外延揽政治学教师，但是归根结蒂，拥有本土培养经历的政治学本科生，才是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中坚力量。(2)立足于对本土问题的研究，去发现新的政治学研究论题。目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仍然停留在来料加工阶段，也就是拿美国现成的理论来套中国的政治现实，而全然忽略这些理论产生的实践背景和理论背景。事实上，那些推崇西方模式的学者，若真的持“西方中心论”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心目中的“西方”都是被美化了的“西方”，是一个经过知识殖民化的扭曲形象。对本土问题的发现和研究，并不是让中国政治学倒退到地方性，相反是透过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为政治学提供普适模型，其雄心不在中国本土，而在于从中国出发，建立普遍化理论。(3)确立政治学学科的学术规范，建立学术成果优劣的评判标准。政治学从专业学位论文到专业学术期刊，都应有统一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并非反对抄袭、强调引注那么简单，而在于对政治学论文的创新性，应有固定而易执行的评判标准，强调文献综述的完整性就是其中一个手段。学术成果优劣的评判标准是随着研究方法的推进而确立的，除了创新性，还可以通过案例的代表性、抽样方法的合理性、数据分析的精确性等来衡量论文的水准。(4)明确政治学的公共使命，参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在改革进程中发挥政治学的公共影响力，树立政治学者的尊严。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代，但是中国政治学者在公共政策领域却集体失语，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无论从它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足以为政治学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而目前中国政治学者对改革进程的参与还远远不够。(5)开办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在本科生课程中开设社会调查统计、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的课程;提高政治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化水平，这些举措的目的无非在于提高政治学的专业门槛，使之更像一个“专业”。
虽然中国政治学的草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求助于美国政治学的经验，但中国政治学不能简单地复制美国当年片面追求定量化的模式(如沃尔克所言，事实上也没有真正做到)。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新闻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地狱。”中国并不是定量研究的绝佳场地，不加批判照搬美国的政治科学，可能导致中国政治学研究走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政治学就应完全排斥量化，甚至以此为借口排斥任何建立在严格搜集资料基础上的研究，而只是说中国政治学在引入量化方法的同时应始终保持对量化研究的清醒认识，而从一百年前美国同行的经验中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政治学不能沦为工具性知识，中国的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必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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