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的政治论文2000字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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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政治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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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政治论文2500字论文
浅析两岸政治分歧的政治文化因素
当前，两岸已步入ECFA新时代，经济合作深入发展。然而，两岸的政治分歧却未因此而弥合。经济关系固然是影响两岸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文化因素，特别是政治文化因素同样是影响两岸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两岸的政治文化本是同根同源，但近60多年来，两岸却走上了两条迥然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两岸人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取向差异巨大，这也成为两岸政治分歧的一个文化根源。如何正视两岸政治文化差异，寻求弥合政治分歧之道，是两岸人民必须认真对待与思考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一、 政治文化概述
政治文化的概念是在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中首先出现的，首次提出“政治文化”概念的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阿尔蒙德在其代表作《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中指出：“政治文化一词表示的是特殊的政治取向，即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1]P14“我们仅仅是使用文化概念许多含义中的一种，即对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1]P16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应该包括：(1)“认知的取向”，也就是关于政治系统、他的角色和角色的承担者、它的输入和输出的知识以及信念;(2)“情感的取向”，或关于政治系统、它的角色、人员和行为的感情;以及(3)“评价的取向”，关于政治对象的判断和见解，特别是那些涉及价值的标准和准则，可以和信息与感情相结合的政治对象。[1]P17本文拟采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定义，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等三个方面剖析两岸政治分歧中的政治文化因素。
二、 两岸政治分歧的政治文化剖析
当代两岸政治文化均脱胎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母体。1949年以后，两岸走上了两条迥然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政治分歧可谓是泾渭分明，在政治文化上也体现出各自的不同特征。
(一) 两岸政治认知的分歧
1. 台湾：政治认知的模糊化
台湾的政治认知，理论上包括对中国的认知、对大陆的认知、对台湾自身的认知，它的关键是要解决一个“我是谁”的问题。这一点在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族群意识上体现得最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是中国认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呈现出多元化取向，其中部分人的国家认同产生了异化。众所周知，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也是台湾的无奈史。先是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再是日本50年的“皇民化”统治;回归祖国以后又发生了撕裂民族情感的2·28事件;20世纪70年代在“冷战”格局下，大陆和台湾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台湾自认为成了所谓的“亚细亚孤儿”;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去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动员中“台独”思潮更是严重泛滥。这一切，都是导致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异化的原因。而1949年以来“两岸敌对关系的持续和岛内的权力斗争，则是造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迷失更加直接、更加深刻的原因”[2]P81。台湾特殊的历史际遇与特殊的历史体验，使台湾人民产生了模糊的政治认知、虚幻的国家认同和迷离的情感归属。
国家认同的混乱直接造成了台湾社会的矛盾对立，使得族群矛盾始终难以化解。台湾是一个族群结构多元而复杂的社会。台湾的族群总体分为两大类四个族群:本省人(1945年以前来台的)包括原住民族、闽南人、客家人,以及外省人(1945年以后来台的)。台湾的族群纷争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各族群移民之初便开始有族群纷争。在国民党迁台之前，虽然各族群的族群意识日益增强，但它们之间是既有争斗也有联合。而在国民党政权迁台之后，由于当局政治资源在本省族群与外省族群之间分配不均，造成了本省与外省的权力分野，从而导致了本省族群与外省族群的对立关系，触发了严重的“省籍矛盾”。“省籍矛盾”成为引发台湾民众政治认同异化的重要触媒，这种人为的族群建构，在撕裂台湾社会的同时，也为“台独”势力对抗大陆找到了“合法性”基础。
2. 大陆：政治认知上高度的国家观念和强烈的民族意识
中国人历来就有强烈的“天下观”，而近代中国百年的历史，却又是一段非同寻常的屈辱史、抗争
史、探索史和救亡史。西方列强的入侵，启蒙了中国人现代的国家意识，使其在鲜明的历史反差和中外反差中，不断寻求国家的自强之路，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成为中国 政治 发展的首要目标。百年中国的历史印记，武装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使其表现出高度的国家认同意识。1949年以后，由于大陆新生政权的人民性质，同时由于国家对 社会基层的成功渗透，使得普通百姓的国家观念进一步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大陆实力的增强，民众在实现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感召下，国家认同意识更是空前高涨。对于一个尚未走完民族国家进程的国家来说，其民众渴望实现祖国统一也是合乎情理的。
民族意识渐强，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政治 文化的一大特点。中国大陆的民族意识，或者说民族主义，是与中国近现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建构民族国家进程息息相关的。笔者认为，中国大陆当代民族主义意识渐强，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其一，是由于民众自觉的民族危机意识苏醒。近年来，虽然中国大陆的 经济政治实力空前发展，但西方传统大国对中国的“遏制”却未根本改变，这极易引起国人的历史联想，从而促使民族危机意识的苏醒。其二，是由于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传承，而政治社会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三，因中国崛起民众的历史自豪感不断增强，进而激发了他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感。民族主义意识会影响到大陆民众对两岸政治的认知。由于两岸历史长期的分离状况，致使两岸人民之间沟通交流不多，特别是大陆人民对台湾了解更是少之又少，这很容易造成误解与偏见，进而成为滋生民族主义的温床。
(二) 两岸政治情感的分歧
1. 台湾：政治情感的复杂化
与政治认知的模糊化相类似，当代台湾民众的政治情感也相当复杂。主要表现为：一是“抗拒威权 心理”。台湾民众内心深处对政治威权存在一种异常强烈的抗拒心理。这种异常强烈的抗拒威权心理是与台湾的移民社会特性直接相关的。在古代历史上，表现为对中央王朝保持一种相对疏离乃至叛离的关系;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表现为对殖民统治的抗拒心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专制统治;而在当今两岸关系上，则表现为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大陆政权的抗拒与排斥。二是“悲情意识”。“冷战”结束以后，标榜“普世价值”的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横行世界，台湾当局出于抗拒两岸统一和利用台湾意识作为权力斗争工具的目的，延续了对大陆泛意识形态化。时至今日，台湾社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大陆依然心存戒心。四是普遍的“崇美心理”和个别的“媚日情结”。近60多年来，台湾在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政治上依附于美国，这造成台湾社会普遍存在“崇美心理”。由于受这种心理的作祟，使台湾民众对大陆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心理“优越感”，进而拉开了与大陆的心理距离。与“崇美心理”类似，部分台湾民众还存在着一定的“媚日情结”。一方面由于极少数台湾民众对日本还存有“皇民化”的政治认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战后日本对台湾经济文化的影响较深。此外，还有“台独”势力与日本的传统姻缘。[ 2. 大陆： 政治情感上的既“红”又“专”
在当代中国大陆，无论是 社会主义主体政治 文化，还是亚政治文化，在政治情感上却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具体表现为：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国大陆，最突出的政治情感就是爱国主义情感。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大陆的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对党的忠诚和对国家的忠诚取得了高度的统一性，并逐渐演化成一种重要的政治伦理，成为判定一个人政治品格的重要标准。二是强烈的历史自豪感。中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不断的灿烂历史，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在这样一种历史观中，强调多民族人民的“多元共融”，而不是“族群撕裂”。三是“敌、我、友”的情感思维。敌我友关系理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 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逐步形成了一种思维与行动的模式。不同时期，“敌、我、友”划分标准是不同的，概而言之就是“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击谁”的问题[4]。在两岸关系上“敌、我、友”情感划分显而易见。在国共对峙时期，国共两党的仇恨几乎是不共戴天的，但台湾人民却一直是情感上的“同类”。在当今的和平 发展时期，除了对标榜“台独”的政党和“台独”分子存在“深仇敌恨”外，对其他主张两岸和平发展或和平统一的政党以及广大台湾人民却是真诚而友善的。四是对政治权威的情感依赖。由于中国传统的臣民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加上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依附型政治人格依然是大陆民众政治人格的特点之一，他们对政治权威依然存在较强的“情感依赖”。在两岸问题的解决上，极少部分大陆民众比较迷信“权威”的力量，正是这种“政治权威情感依赖”的体现。
(三) 两岸政治价值取向的分歧
1. 台湾：政治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随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国民党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破产，台湾政治价值取向快速多元化。在当今的台湾政治思想界，自主主义派、台独理论派、后现代派和社会主义派等四大流派已成为主要流派[3]P24，打破了三民主义理论独自坐大的局面。在两岸问题上，同样体现出多元的政治价值取向。就“统独”议题而言，在“统派”中有“左统”、“右统”、“急统”、“缓统”等;而在“独派”中，亦有“左独”、“右独”、“洋独”、“土独”、“独台”等等。各种政治主张同台角力，很难达成价值取向上的“共识”。[5]P217而正因为“共识”难于达成，消极的“维持现状”反倒成为台湾的“主流价值”。
台湾学者彭怀恩先生认为，解严后的台湾政治，在一元化威权文化瓦解后，形成了以“后现代主义”为特征的多元并陈的反权威政治文化。“后现代主义”政治文化的出现，代表了原有文化霸权的解体，是原有政治共识的式微，同时也使代际间的延续性断裂，使台湾社会出现了异质性、分裂性的价值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大中国政治文化不再是社会认同的唯一根据，相对的本土文化运动吸引了不少民众参与，这种发展自然使政治文化的共识程度下降，加速了社会异质化，使台湾整个政治运作出现了贝尔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现象，即任何政治主张都无法产生大量的“真实信徒”为其献身。[5]P217—222
2. 大陆：政治价值取向上的“多元一体”
当前，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主体，同时，亚政治文化也异彩纷呈，政治价值取向呈现“多元一体”的特征。众所周知，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大陆，摸着石头过河，虽然走过一些弯路，但却带领大陆人民经过60多年的努力，几乎走完了欧美国家花了一两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在占据文化霸权的西方国家眼里，中国大陆走的是一种“另类现代化”的道路。但这种“快步走”也使中国大陆几乎要同时面临“现代”和“后现代”的考验，造成了整个文化体系的多元分化取向。在中国大陆目前的“一元”结构政治体制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相互作用， 互相激荡，致使国家观念、社会观念、法治观念、人治观念、专政观念、民主观念、崇圣观念、自由观念等多种矛盾观念在民众心中并存，民众的政治 心理同时具有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形成一种“一体”下的政治文化“多元共存”的趋向。
中国大陆这种“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格局，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发生变迁的表象。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占主流，个人根本没有应有的合法地位。这也成为生成臣民型政治人格和政治依附心理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开始对这种政治价值取向进行调整，力图兼顾个人、集体、国家的利益，这也造成了当今中国大陆政治价值取向的“多元性”。[6]然而，在中国大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并不具有“互斥性”，甚至同一个政治人也可能同时兼具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其实是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一种形象的体现。因此，当代中国大陆 政治价值取向虽然“多元”，但当面临时代的转折或危机时，往往能表现出“一体”强大的凝聚力。而对于两岸问题解决的态度，价值“多元”的大陆民众却几乎是一边倒的主张统一。
综上所述，两岸在政治 文化上存在的诸多差异，是造成两岸“一中各表”、“统一”与“独立”、“大一统意识”与“台湾本土意识”、“一国两制统一中国”与“民主自由均富统一中国”、“威权与民主”等诸多政治分歧的重要原因。大陆较多地考虑民族感情、爱国热情及“大一统”观念，对中国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珍惜，连同对分裂势力及其外国干涉力量的愤慨，构成了大陆人民在台湾问题上根本的思想感情，成为对台政策的支持力量，这也是促进两岸和平 发展的软 环境。而台湾强调台湾优先和主体性，在分裂势力的操弄下，将本土化意识泛政治化，把“民主”、“民意”导向“民粹化”，从而影响到两岸政治问题的走向。[7]这种民意的导向，经过政党政治的“发酵”，会成为影响岛内两岸政策的“导火索”。总之，在两岸各自不同的政治生态下，政治分歧的弥合之路任重而道远。
三、 弥合两岸政治分歧的政治文化思考
(一) 以文化交流唤醒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两岸的政治分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寻求政治分歧的弥合之路，必须重视政治文化分歧的深层弥合。当前，重塑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是争取两岸长期和平发展的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变化，牵涉历史与文化传承、主权意识、现实政治考虑等诸多因素。在歧见一时难于消弭的情况下，从文化等软因素着手，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正如吴伯雄所言：“两岸文化交流若能引起共同历史记忆，就能彼此拉近。”[8]毕竟，两岸的文化在传统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政治文化上的“求同”可以作为一种突破的尝试。
(二) 避免政治 社会化中的“互斥”。政治社会化对政治文化的形成有直接的相关性。台湾近20多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是一个“台湾本土化”的过程。台湾民众本土化意识的提升本是一种“自觉”，但在相关政治势力的操纵下 ，却与“去中国化”捆绑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民众本土意识的增强，独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而中国认同意识却在下降。近年来，大陆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强，也与大陆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密不可分。两岸下一步应抓住文化交流的契机，共同致力于双方政治社会化的“求同”，避免自己为自己设置障碍。在这一过程中， 教育与传媒责任重大。
(三) 追求“求同存异”的境界。求同存异既是一种胸襟，也是一把钥匙。六十多年来，两岸走上了各自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也各自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两岸在评判对方的政治价值时，应该避免“冷战”思维，避免意识形态的对立。政治的最高目标是达到“良治”，而达到“良治”的道路却并不是唯一。两岸只有在政治制度上做到“求同存异”，才有可能在政治分歧上找到务实的对接点。两岸基于追求政治“良治”的目标，或者说基于追求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上所谓的“大同”的努力，或许会起到殊路同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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