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平的政治论文3000字

　　在政治上和平是我们人类的共同愿望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想要战争。这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和平的政治论文，仅供参考!

　　和平的政治论文篇一：《和平传统与中国崛起》

　　内容 提要：古代 中国 存在于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和平传统，以 文化主义超越种族主义和军事主义，曾经造就了中国内部多种族间的相对和谐，也使东亚区域形成稳定有序的朝贡格局。这一传统对今天的“中国崛起”仍具启发意义，在东亚区域与其它国家民族一起协力创造“东亚共同知识空间”，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文明复兴，也有利于整个东亚世界的和平 发展 。但中国和平传统对“仁恕”之道的过分张扬，也曾经使古代中国后来在尚武精神上产生缺失，并导致几次皇朝在外力入侵面前的崩溃。当下中国也应从和平传统的这一 影响 中吸取 经验教训，在致力于建构中国与东亚世界的知识、思想和文化的共同性的同时，还要对“和平”的内涵有确切把握，对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整体性的国家能力建设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崛起”命题正引来人们越来越多关注，海内海外在感受到中国发展所显露出来的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有所疑虑。如何在不可阻挡的“文明复兴”意志与内外的担忧之间建立平衡，将中国的“崛起”引向积极稳妥的方向?我们所应当仔细考察推敲的，也许是中国在几千年 历史 中形成的特定战略传统，作为战略文化中最具稳定性和传承性的要素，它们仍会顽强地生长在现在，或明或暗存在于战略思维中并作用于现实的战略抉择。历史能够为人们说明很多东西，也能够给人们提示很多东西。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中国和平传统及其历史表现，对当下的“中国崛起”命题，正能够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丰富的智慧资源。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的和平传统。第一个是思想文化即观念层面。从流传至今的众多经典史籍 文献 看，在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不能说没有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成份，但相对于基于人性共同假设而产生的“怀柔远人”文化理想，前者并不占有重要位置。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通常来说，就是文化认同至上的“天下主义”，压倒了注重血统差别的种族主义。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思想传统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蕴含的宽容建设精神，从中可见一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和平传统在中国，并非先天和固定不变，它也是一种生活智慧习得，是对漫长历史中的干戈冲突不断进行经验教训 总结 后的文化生成。文化主义压倒了种族主义、和平理想盖过了暴力诉求，传统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取向，还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落实。中国 社会 结构向来是“士、农、工、商”并存的四民格局，但“士”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一个由“武士”、“士族”的“士”，演变为唐宋以后的“文士”的“士”的过程。士族、门阀和贵族在秦汉、隋唐之际的势力强大及对君主权力的威胁，终使唐代以后实行科举取仕，一个由《四书》《五经》武装起来的文官集团所构成的官僚阶层，从此成为一种对贵族的制约力量出现于中国传统 政治 场。尚文的儒家文官群体对尚武的传统贵族的胜利，也使宋代以后形成了文武分职、同时又以文官驾驭武官的政治传统。文职官僚们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以明代为例，当时中国军人的最高官价不过是区区总兵，而他们还必须时时受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节制的 方法 一是在官位设置上比他们官高一级，方法之二是不构造全国划一的军事后勤供应系统，各地的军队由各地方分散供给，也就是说军事物资的供给权也掌握在文职行政官员手中。而全国性的军事 管理机构“兵部”的长官兵部尚书也是文官，就如 现代 世界多数国家的国防部长是文官一样。

　　今天该如何对待这一和平传统?仁恕之道的推行、 文化主义对种族主义、和平主义对暴力主义的超越，曾经最大程度地保障了 中国 内部不同种族间的相对和谐，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屡屡在分裂之余还是统一在“天下主义”下，形成为超越种族界限的“文明国家”，中国和平主义的内在张力不容低估。同时，虽然这一和平传统更多是着眼于内政，是为防止内部军事集团掌握 政治 权力威胁到君主与儒家官僚的权力利益使然，但它在“溢出”到与中国之外世界的交往 实践后，又产生了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说的东亚朝贡体系之类的事物。传统东亚世界不能说没有战争和冲突，但比之同期的欧洲 社会 ，却相对和平得多，这一以中国为中心、周围国家为进贡者的基本格局即东亚朝贡体系，所奉行的原则乃是中国内部不同种族间关系的外推，所谓仁恕之道和文化主义是也，尚文德而少纯粹武力征服，为传统东亚世界体系内中国与其它国家关系的主要面。想一想郑和七下西洋，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为掠取财富，相反携金带玉遍赠所及之地的统治者，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无尚仁德，个中做法便是佐证。

　　也因为儒家仁恕之道下的中国和平传统所曾经造就的东亚功业，中国和平传统的复活、坚持与再现，于“中国崛起”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资源。传统东亚朝贡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在于中国在物质力量上的无可比拟，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使四野归服。今天的中国当然不宜重温朝贡体系之旧梦，此一体系包含着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在承认和尊重东亚世界所有国家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下，思考借鉴中国固有和平传统，则是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在认识到在中国国家硬件能力再次实现跃迁之时，要重建中国与东亚世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相互认同。这种软性诉求并不意味着继续单纯由中国创造新的文化去吸引其它东亚国家，而是要由东亚世界的政治家、学者和芸芸大众，在相互交往磋商中建构起“共同知识空间”。它有利于在东亚世界营造广泛的内聚力，而不至于让实力相对为小的国家感受对中国在进行文化殖民，相形之下，传统的“天下主义”是一种等级制，中国扮演着文化输出者的角色。在20世纪末以来东亚世界一体化思潮与运动此起彼伏的情况下，中国更要重视起在东亚世界塑造相通的知识思想，它不仅是为中国“崛起”创造有利条件，也是呼应东亚世界的普遍诉求、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崛起”而作。近年来亚洲世界对“亚洲”“东亚”之类的论述有增无减，相形之下中国却显得冷清，中国人眼中无“亚洲”和“东亚”，这种情况不宜再持续下去。

　　在发掘、利用中国传统和平资源的同时，对内涵于这一传统中的负面效应，也要有清楚认知。

　　中国基于儒家仁恕精神的和平传统，在唐代开始落实为实践时，本来存在着两个合而为一的方面：一是保持武力的威慑、对战争的可能性绝不掉以轻心;二是对共同人性体以尊重、并因此致力于“天下主义”的以情理服人。李世民的大唐伟业，在造就无尚武功的同时又重用贤臣以德治世，就完美体现了这种德与力的统一。 再如中国民间对诸葛亮七擒孟括的经久渲染，德与力在其中也是平衡调适的。但和平传统的这种特点，在宋以后却大为改观。为矫正唐代藩镇体制所造成的地方军事强权对中央政权的挑战， 宋代开始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文”对“武”的绝对性胜利，所产生的一大 问题 ，就是压抑了汉民族的尚武精神，使中国思想和制度中形成了重伦理主义而轻 历史 主义的倾向。在和平传统只剩下伦理道德追求之后，中国内部片面求和平的思想盛行，苟安观念因此流布。它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国家屡屡面临了灭亡之险并经常演变成现实。宋代富甲天下、市场 经济 一如今日一样曾造就物质繁荣，在歌舞升平之际国家不仅不再思考征战，而且想当然靠花钱买和平，兵弱力钝最后收获的是什么，结局众所周知。明代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戚继光建设一支新军打跑倭寇，要不是有文官集团的最高权威张居正及其它文官如谭纶的死力扶持，其惊世武功实在不可想象。在张居正身殒之后，戚继光辛苦建立起来的军备体制便顷刻间烟消云散。而在明亡前夕作为文官的袁崇焕亦曾致力于国家的军事建设，他在苦心经营中国武力时的艰苦磨难，实非现在我们所能体悟，及至最后终抵不过文官阶层的集体性损毁而被崇祯皇帝所杀，在此之后明廷再也无法抵御努尔哈赤的进攻，最后崇祯皇帝做了亡国之君自己吊死在了紫禁城。

　　由文官制度所支撑的中国和平传统，却导致了几代皇朝在外族入侵后的崩溃沦陷，其中的教训值得后世省思。最早将“民族”这一概念从日本引入中国的梁启超，在近百年前曾十分羡慕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现了从封建忠诚到民族忠诚的演变，他对中国尚武之士后来被爱好和平的儒家文人之士所取代一事深感痛惜：“由春秋战国之武士道而一变为汉初之游侠，其势之不足以久存。” 梁氏的痛惜不能不说是一个 时代 的呼声，在清朝灭亡前后中国再次面临国家危难时刻，深厚的中国和平信仰却不足以保障国家之生存，它也使人们深刻 体会到了中国和平传统的巨大局限。和平主义的坚持捍卫，实际上是需要一些条件的，比如，自身强大有力、没有强敌威胁、地缘政治状况良好，等等，舍了这些外在的因素，那么再谈和平主义，就不免步入乡愿、痴人说梦。

　　“忘战必危”，提倡和平传统并非等于放弃战争权和不搞国防，相反，只有建设足以保障和平的国家能力，和平传统才真正能够发挥出其效用。英国哲人罗素在上世纪20年代指出，设若中国不象西方一样也“恶”起来，那么中国就将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他因此这样自我询问：“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对答。” 智者的这种困顿，也提醒今天的中国人，对所谓“中国崛起”万不可简单只作伦理道德上的把握，而要有历史主义的深沉审视。唐初德力并置的仁恕精神与和平取向，所警戒后世的是对和平要积极争取而不可消极期待，放弃对国家综合能力的追求向往，将文化上的认同感化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断不会产生有意义的和平之果。在将中国和平传统作为“中国崛起”的必要精神文化资源之时，当代中国人对什么是“和平”，需要有合适理解。在这方面，美国前总统尼克逊的有关论述颇有启迪，他说：“和平可以分为两种，实际存在的和平与完全的和平，实际的和平是战争的结束，完全的和平是冲突的结束。我们能期望达到第一种和平，却从未能赢得第二种和平。冲突是世界事务的 自然 状态。” 他还批评了在和平问题上的四种神话：认为消除核武器就会产生完全的和平;认为建立一种世界性的行政 管理将会产生完全的和平;认为贸易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和平;认为国家间的冲突是由误解引发的。尼克松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或说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对“和平”的这种解释意味深长。

　　21世纪仍然是一个战争可能避免、但冲突却不会消失、因而战争仍可能发生的世界。中国和平传统于当代中国的启示因此在于两方面：其一，将以德制力的历史实践重新复活再现，将会有效克服单纯军事主义， 有利于中国与东亚世界重构信任关系，从而为中国与东亚世界共同性的文明提升创造富有活力的智慧资源;其二， 只有在充分认识中国和平传统的局限、并在克服其负面效应的基础上，这一传统才是真正有力、有实际 应用 价值的，在未来时间内，中国传统“尊德性”的涵养功夫，须与整体性的国家能力的培植相结合，中国才会走出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另一极端。

　　和平的政治论文篇二:《人道教育助推和平》

　　摘要：杰瑞・比萨奇的三本联合国人道主义思想教育小说,真实披露了武装冲突背景下儿童的苦难生活,表达了作者以开展儿童人道主义教育来推动世界和平的理念。这个小说系列同时用作“全球和平学校”(Global Peace School)项目的教育教材,旨在培养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下一代,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储备人才,而作者本人亦是这一理念的积极践行者。

　　关键词：儿童 人道 教育 和平

　　一 呼唤和平

　　杰瑞・比萨奇,美国记者、作家,教育与公共关系顾问,联合国“全球和平学校”项目创立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教育推广项目负责人,曾随联合国派遣团赴阿富汗、巴基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等地开展人道主义危机报道和救援活动。战争血淋淋的事实、难民空洞无助的眼神使他认识到军事化的人道主义干预犹如隔靴搔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复杂的冲突问题;物资援助远水不解近渴,亦非长久之计。冲突地区首先要发展,而发展的前提是和平的环境。武力镇压带不来和平,和平来自内心人道的觉醒。和平与人道是一体的两面,因此人道主义教育是最终解决武装冲突的良药,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

　　当前世界局部地区局势动荡,因为种族仇恨以及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等矛盾引发的武装冲突不但加剧了当地的贫困,还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冲突地区的儿童更面临身心健康的双重威胁。儿童是世界的未来,保护与教育儿童关系未来世界的走向。因此客观披露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唤起国际社会广泛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儿童生存的基本权利,同时在儿童中开展人道主义教育,成了作者创作并创立“全球和平学校”项目的原动力,体现了作者血液里流淌的人道主义情怀。

　　杰瑞・比萨奇创作的三本儿童小说――《乱世小玛丽》、《艾伯拉罕和阿曼――梦想与灰烬》和《非洲少年历险记――天堂的破灭》被确定为联合国人道主义思想教育小说,目标读者群是12至15岁的儿童。这个小说系列以卢旺达、乌干达、阿富汗等地武装冲突背景下儿童的真实生活和经历为题材,披露了地区武装冲突对儿童身心的摧残及其所引发的儿童兵、性暴力、艾滋病、少女母亲、难民潮等等一系列人道主义灾难。“全球和平学校”项目以这些小说作为教育素材,旨在对全球范围内的在校儿童进行人道主义教育,使他们懂得生命的意义,和平、理解、尊重和爱的重要。这个小说系列为冲突地区与和平地区的儿童架起了相互了解、增进互助的桥梁。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前副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奥拉瑞・欧图努,联合国和平使者阿里分别为这个小说系列作序,大声疾呼世界和平的真正到来。

　　二 危机中的儿童

　　三本小说从三个侧面真实披露了武装冲突铁蹄践踏下儿童无助的挣扎。贫穷、暴力、恐惧、死亡仿佛与生俱来,是武装冲突地区儿童生活的全部内容。《乱世小玛丽》讲述了冲突地区女童被“逼良为娼”的悲哀。政权间的争夺如洪水猛兽,首先被吞食的是无辜的儿童。随着反政府军到来,小玛丽们与亲人生离死别,随后失去了家园。无所依靠的女孩们大多落入反政府军魔窟,开始苦难的军旅童年。她们被组成军中“后勤部队”,同时充当军队的“后宫”。她们是洗衣妇、煮饭婆,又是军人的“妻子”、“女朋友”。她们可能12岁就当上母亲。《非洲少年历险记――天堂的破灭》暴露的就是冲突地区滥用“儿童兵”问题。被强迫或诱骗加入反政府军的男童,他们的士兵之路是从杀死自己的小伙伴开始的,而稍有手软或迟疑,死亡的就是自己。杀人、被杀是他们每天生活的常态。《艾伯拉罕和阿曼――梦想与灰烬》讲述了一个家族在宗教派别斗争和外国势力干涉下走向灭亡的过程。这是一个风雨飘摇、饱经战乱的穆斯林国家。激进的宗教势力上台后滥杀无辜,女童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在非人道的宗教统治下,这个国家没有童年,没有歌声,人的生命和尊严被严重践踏。

　　但死亡仅仅是冲突的一面,对冲突地区儿童来说,日复一日的流血伤亡早已使他们麻木。战争的最残酷之处恐怕更在于战争机器将仇恨的种子深深埋进了儿童的心里。这种子一旦发芽就会疯长,直至长成挂满有毒果子的大树,其根、茎、叶蔓延到哪里,哪里就会像基因复制似的种下了仇恨,这才是人类的终极灾难。

　　正如《艾伯拉罕和阿曼――梦想与灰烬》里14岁的马福斯,他的天真、无知被“新政府”军人充分利用了。他们给他洗脑,宣扬他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向他显示“有枪的威力”;他们别有用心地教他“杀死”天上的云彩,以此作为将他培养为杀手的启蒙教育;他们告诉他:“他们是羊,我们是狼。也许很快有一天,……你也会是一只狼。”11岁男童西亚尔德是一个稚嫩的冷血杀手。7岁时,叛军逼着他用大刀杀死了自己的双亲,然后把他带到军中,“现在他心里没有亲人,只有敢死队。”军队中的儿童兵还被以可卡因、酒精、杀人偶像“陶冶”灵魂,在这些东西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会“不停地杀人,一直到把每个人都杀死,他们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16岁的阿格尼丝,这个反政府军中的女军官,一个孩子的母亲,是与命运抗争的女童代表,但她的抗争走入了污潭泥淖,她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尤其对那些新掳来的“新兵蛋子”。对阿格尼丝们而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她们要在军队这个男人的世界里生存下去,逃脱充当性奴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比男人坚强,比男人冷酷。

　　更令人担忧的是反政府军人和女童所生的孩子。他们生在军营,非但身份不“正统”,成长过程中还耳濡目染军队的种种暴行,劣迹斑斑的反面教材无疑会在他们幼小的心里播下极端主义的种子――极端残暴、极端无望、极端仇恨。“居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们最终往往自动自觉成为反政府军“事业”的接班人。即使有一天冲突停止,他们有幸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心态也可能是极度扭曲的,对社会将产生潜在的危害。

　　三 救救孩子

　　三本小说故事的发生背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都是一些经济落后、有着长期政治、文化、种族和宗教摩擦的第三世界国家,如非洲、中亚地区。小说主人公的经历也具有代表性,涵盖了武装冲突对儿童造成毁灭性伤害的三个典型方面:儿童兵、少女母亲、教育缺失。显而易见,贫穷滋生战乱,战乱又加剧贫穷,战乱还导致教育废止,而教育废止又加速贫穷,三者是循环式的互动关系。但教育是这个循环链条的关键一环,它是贫穷和战乱的掣肘,唯有教育才是根治战乱、消除贫困的良方。

　　我们讨论故事的发生地,并不是要将这些多灾多难的地区打入另册并贴上政治的或是文化的标签。在这个不甚完美的世界上,几乎每一天都有流血的战争,成年人的战场并无真正的所谓“正义”或“自由”,战争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声称唯有自己是“正义”或“自由”的代言人,成年人有选择“正义”与“非正义”或两者皆可抛的自由。但当不谙世事的孩子被卷入战争,被驱赶上成年人的战场,麻木或狂热地玩着杀人的童年游戏时,也就近乎敲响了人类和平的丧钟。

　　数十年前,鲁迅先生就曾痛心疾首地呐喊:“救救孩子!”这呼声如今来自大洋彼岸一个普通的记者。在谈到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时,杰瑞・比萨奇说: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共同点,而不是文化或人为的政治分歧……只要有一个孩子处于危险之中,那么没有哪个孩子是安全的……”

　　言下之意,儿童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也最可宝贵的资源,任何人为的政权斗争、任何宗教信仰、任何文化集团都不能将这一弱势群体当作砧板上的肉任意宰割。侵犯儿童的生命权就是对人道主义的最大挑战,而剥夺儿童接受正常学校教育的权利,转而对其实施以杀人为主题的反人道教育,则更是人为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倘不加以遏制,对世界和平将贻害无穷。换言之,拯救儿童就是拯救人类自己,很大程度上也就拯救了世界和平。十年、二十年后的世界是今日儿童主宰的世界,未来世界的走向取决于今天儿童所受的教育。“杀人+暴力+性+毒品”的反人道教育其结果必然是批量“打造”反人类、反和平的“少年英雄”,而唯有向善、向真、向美的人道主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塑造儿童热爱和平的天性。

　　四 人之初,教以道

　　童心仿佛一张白纸,可在上面画出最美的图画,而童年的印记一生都难以磨灭,甚至对人的一生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教育倘能从“人之初”阶段开始播撒真、善、爱的种子,必能对其思想和人生起正确的导向作用,而且使其受用终身。除了必要的知识技能传授,教育最能对儿童群体发挥其“塑造人”的作用。小玛丽们需要正常的学校教育,这是他们的基本权利,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契机,也是他们强国的根本出路。但武装冲突和极端宗教派别的清规戒律使他们接受学校教育的可能归零,非但如此,极端分子还以活靶子对他们施以反人道教育,企图把他们引上歧途,为其所谓的“圣战”制造忠诚而狂热的战争武器,这无疑对人类的未来、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正如作者所告诫,武装冲突离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并不遥远。所谓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对和平地区的孩子来说,学校教育恐怕不止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教会孩子如何立身做人,如何泰然处事,如何发展和维护人际间、团体间的良好互助关系。而尊重生命、与人为善、相互关爱、融洽共处、团结协助等等正是人道主义思想的教育内容之一,将其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始终是当前学校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接受了人道主义教育的儿童,有朝一日,在他们走上社会生活的各个舞台之后,将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正是基于此认识,杰瑞・比萨奇以记者的亲身经历、作家的敏锐目光、人道主义者的社会责任感,创作了三本具有深刻现实教育意义的儿童小说,以血的事实敲响人类和平的警钟,寄望于国际社会和教育工作者采取更加切实可行措施,制止冲突,消除危机,恢复教育。与此同时,他又创立“全球和平学校”项目,以三本小说作为现实教材,对全球范围内的在校儿童进行人道主义教育。参加该项目教育的孩子将作为“和平使者”,肩负起和平使命,组织和参加各类互助活动,为冲突地区同龄人奉献爱心。在他们的努力下,和平思想、人道精神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而杰瑞・比萨奇,这个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实干家,把自己的职业生涯与人道教育推动世界和平这一理念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参考文献:

　　[1] [美]杰瑞・比萨奇,李立译:《乱世小玛丽》,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2] [美]杰瑞・比萨奇,李功浩译:《非洲少年历险记――天堂的破灭》,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3] [美]杰瑞・比萨奇,吴襄华译:《艾伯拉罕和阿曼――梦想与灰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4] 联合国新闻部联合国网站事务科。[EB/O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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