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经济的学术论文(2)
有关经济的学术论文篇二
论二元经济
一、概说
二元 经济 指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产业并存的格局，是传统 社会 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常见的现象。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产业多由外国资本移植或本国资本引进而来，在中国始于19世纪后期。或谓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形成于二次大战后，不确。惟早期现代化产业多集中于个别地区，亦称“飞地经济”。又常称之为近代化产业，实与现代化同义;本文通用后者。
刘易斯把现代化产业定义为“使用再生产性资本”以谋取利润者，即 资本主义 产业;而传统经济是“维持生计”的产业。¬在 历史 上视资本主义化为现代化未尝不可;但日本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充分就业前仍可称二元经济，中国在进人 社会主义 后仍属二元经济。又传统经济亦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有谋利部分。迈因特从 市场 经济发展的不完整性出发，把现代化产业和半自给性生产并存作为二元结构。石川滋采取希克斯(John Hicks)《经济史理论》中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到商人经济的观点，把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并存作为二元经济。®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明现代化过程是可取的，但用之区分二元范畴似欠妥。
传统经济包括农、工、商、 运输 、服务等部门，原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在中国更是一个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但自1954年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理论以来，西方学者大都只论传统 农业 和现代化 工业 ，并注重于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向工业转移问题。费一拉尼斯干脆把二元经济定义为农业与工业两大部门并存。¯他们也提到手工业者、小商人、服役人、搬运工等，但把这些人看成是“隐蔽的失业者”，°或等待进人现代化部门的“城市传统部门”。±事实上，传统经济的非农业部门人数众多，基本上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在早期它们是与现代化产业并行发展的，并成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力量。日本称明治维新以前已有的产业为“在来产业”，并进行专门研究。²1981-1935年，日本农业就业 人口 是不断下降的，同时期现代化产业就业人口增加约3，300万人，而在部产业就业人口增加逾6，600万人¬就是说，现代化过程中释放社来的多余劳动力主要是由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吸收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中的散工制发后迅速，对日本现代化工业的建立起了辅助作用。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为发挥劳动力优势，仍是在现代化企业中实行多班制，而将部分工序和零件生产转包给小厂和家庭工业去完成。中国的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散工制也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现代化产业的建立兴起的，迄1936年，工场手工业的就业人口约为现代化工厂的5倍。这我已有专文论述。
我国传统商业和 金融 业原较发达，现代化产业的建立有赖于传统商业网和钱庄的支持。同时，也有新式商业和 银行 兴起。然而，即使在新式商业最发达的上海，传统大商业如米行、豆行、丝栈、茶栈迄1936年仍是发展的，仅豆行的经营品种和丝茶栈的销售对象有所变化而已。迄1936年，上海上布号约减少一半、绸缎庄则倍增， 药 行由1851年的约1002增为498家，在营业额上始终超过 西药 业®。上海钱庄的资本和营业额也是不断增长的，1932年以“后才逐渐为新式银行所代替。
运输是先行产业，现代化进程较快。迄1936年，中国在现代化运输业的 投资 一直大于在现代化工业的投资;但是，木帆船、人畜力等传统运输的产值一直是增长的，轮船、铁路亦需传统运输为其集散货物。¯毛泽东说：“若干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二元经济，正是这样一种多途径的经济。
在地区辽阔、人口众多、传统经济十分发达的中国，二元经济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这期间，经济上是现代的与传统的对立统一体;就是说，二者间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互补作用的一面。西方学者往往把传统产业看成一钱不值，在国内也有人把二元社会看成是“二律背反”;我看不妥。传统经济和传统 文化 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化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扬长避短，发展前者，也改
造后者，共同创造克丽奥之路。
传统经济不限于农业，但在一篇短文中遍论各业是不可能的，又手工业我已有专文，故本文仍只论传统农业，但要密切 联系非农业部门和市场变化。又本文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有别于一般二元理论。
¬W・Arthur Lewis：《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 经济学 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H・L・A・Myint Dualism and the Internal Internal Intergation of Underdeveloped Economics,Banca Nazionale Lauaro Quarterly Review.93.june 1970.
® 石川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7、页。
¯ John C・H・F Ei and Gustav Ranis：《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 前引刘易斯著作第3页。
± 托达罗(Micheal P・Todaro)：《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66、172页。
² 中村隆英：《在来产业规模构成》，《数量经济史论集1》，日本 新闻 社1967年版。
¬ 中村隆英：《日本经济-成长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第40页。
本书：《论工场手工业》。就业人口数据国家 统计 局整理的资料补列。
®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版，第135-136页;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1992年版，第323页;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1991年版，第289页;上海药公司等《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1984年版，第119-120页。除丝织一书为上海人版外，余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 《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 交通 运输业产值估计》。
° 《毛泽东选集》四卷横排本，第172页。
二、传统农业的生产廊余和资源配置
刘易斯以简明的模型奠立了劳动力过剩型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后来学者多遵此道。在他的模型中，传统农业完全是消极的，它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唯一作用是在低工资水平上为现代化工业提供劳动力。五六十年代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大力发展工业，但因忽视了农业，而后继无力，工业化计划受挫。1964年的费一拉尼斯二元模型就很重视农业了，并提出工业应先采取资本浅化政策以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在他们的模型中，农业剩余只是在农业过剩劳动力移出后才能实现，并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量移出而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依靠外生的技术投入，传统农业本身仍是无能为力的。1967年的乔根森二元模型，否定了农业零边际生产率学说，并更加注意农业剩余，认为它是能否实现工业化的关键。但他把技术进步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作为农业剩余的唯一重要因素。¬其后如凯利的二元模型，就更加注重外生的技术变量了。
这些二元论者，除凯利外，都把资本排除在农业生产模型之外，这是他们把传统农业看成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传统农业中非 人力 的物质投人是个重要的变量，农 民主 要是从农业剩余上来考虑资本投人的。1922年日本的水稻生产 成本 中，土地(地租)占30%，劳动占36%，资本投人占34%。®舒尔兹考察印度灌溉区的投入，土地占13%，劳动占34%，资本(包括灌溉 建筑 )占53%，与1949年美国农场的投入比例相仿;其中牛和工具占30%，比美国动力和机器占26%还高些。¯中国清代农学家就很注意资本投入，在江南每亩地约需现金1000文，相当于收获值的15-25%。包世臣说：“凡治田无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作一工亦溢谷二斗”;追加资本与追加劳动同等重要。°李伯重研究，江南稻田自明末至清中叶，每亩用工量甚少变化，而投资增加。这期间亩产量增44-56%，主要是追加饼肥所致，每亩追加饼肥40斤可增产谷80斤。±1933年无锡3个村121户生产成本 调查 ，不计土地，劳动占45%(包括雇用农工、畜工和机器工)，资本占55%;资本中肥料占77.6%，种子秧苗占12.7%，工具添修占9.7%。²
上述西方二元论的最大缺陷是他们的模型都是以粮食代表整个农业生产。实际上，在何国家的农业都不仅是粮食生产，而非粮食作物和农家副业不仅可变性大，也常是积累和导致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在粮、油、棉三类作物的播种面积中，粮食所占比重由本世纪初期的87-88%下降至三十年代的80-81%，经济作物的比重则是增长的。³本世纪初期，农业总产值中，大约粮食占62.2%，经济作物占23.7%，到1936年分别为59.8%和16.1%(余为林牧渔业)。´中国小农经济又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副业种类繁多，副业收入约占农家纯收人的30%，在江南可达40%。三十年代末，无锡、嘉定、松江、常熟、太仓、南通的12个村433家农户调查，农家纯收人中，农田收人占60.2%，禽畜饲养占605%，纺织、育蚕、贩运、捕鱼等主要副业占21.2%，其他零散副业占602%，佣工和外出人员汇回款占5.9%。µ
传统农业原有很大的剩余，这从封建地租常占产量的一半可知。惟其剩余多转化为租赋以及商人和高利贷利润，农民不能支配。日本明治维新时以1873年地税改革将水稻产量的30%集中到政府手中，成为兴办现代化产业的资本。中国一向租重赋轻，而地租是最难转化为资本的。甲午战后，田赋日增，附加尤重，粮田殆无纯剩余。惟经济作物和商品性副业一般仍有盈余，否则农民不去生产。田地生产受气候影响，商品性副业更具市场风险，故农家经营常是有亏有盈，总的看仍是略有盈余的。¬
但在二元经济理论中，农业剩余不是指农家的纯盈余，而是指 农村 产品和劳务的净输出，或以货币表现的农业对非农业部门的净流出。这将于第四节详述。
一种社会经济是发展或是衰退最终决定于生产资源的配置是优化还是劣化。上述西方各家的二元论皆未及此。惟舒尔兹强调了这一点。舒尔兹把传统农业定义为长期使用传统失产要素的农业，并认为，农民是十分精明的经营者，因而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是有效的，“没有一种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利用”。这颇适合明清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但他又认为，不能指望更好地配置传统生产要素来改进农业生产，他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是指引进西方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并改进农民的素质，即技术和人力投资。
舒尔兹基本否定传统农业重新配置资源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他过分强调了农民对获取收人的来源(即生产要素)的“偏好和动机”保持不变;另方面，原有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表明各要素的边际收益率大致相等，不能从再配置中得到好处。®这种理论未必恰当。农民的决策受生产关系(特别是赋役和租佃关系)、市场、多种作物和多种副业的影响，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从而导致资源(包括 人力资源 )的再配置;有知有觉的号召如“以粮为纲”有时反而误事。有人考察，明清以来，由于棉桑茶竹的推广・和生产专业化以及水产的开发，江南平原、丘陵地带和山区都以不同方式调整资源的利用，使之趋于合理。¯吴柏均研究，在明末清初，无锡从生产结构上说还落后于苏州、嘉兴、湖州、松江等府。清前期，由于棉手工业的引进(尽管无锡不产棉)和区域贸易的发展，引起资金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进入二元经济后，随着桑蚕业和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村发生更大的变化。到二十年代末，农民的纯收人中，种植只占48.5%，手工、饲育等副业占29.6%，商业和运输业占7.7%，佣工和外出人员寄回款占14.2%;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人以1.5%的年率递增，农家经济的总流量有59%通过市场交换。这都是在传统的小农经营没有改变、技术也基本未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生产结构，导致资源重新配置，取得增长效果的。°
西方二元论模型中，认为农民的收人是维持生存的费用或“制度工资”，是不变的。这不合实际。农家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即使不谋求利润也谋求消费优化。在正常情况下是有所提高的，但也因多半是外在原因而下降。在历史上，农民生活是在们口、温饱以至小康之间摆动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将二元论者提出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型改制如下图。图左部的MP 1 ;代表粮食生产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它与农民生活水平W1相交点决定就业人口OL1。相应在图右部中，总产品曲线TP超过农民消费线OC的部分，即SE，为农业剩余。由于农民可以引种多品种和生产市场价值较高的作物，增添新副业和扩大侣副业，使边际劳动生产曲线移至MP2以至MP3，农民生活水平相应改变，就业人口移至L2和L3，这三条MP是不同值的(斜率不同)，吸收劳动力的作用也不同。
± 农业零边际生产率学说早见于罗森斯坦一罗丹(Paul N・Rosenstien-Rodan)关于东欧工业化的文章,载Economic Journal,53,June-Sept.1943.拉尼斯亦遭此说。但受到许多学者的怀疑和舒尔兹等的批评。1967年以后，刘易斯承认此说在其理论中并不重要，易受误解;前引刘易斯著作第75、105页。在中国和日本学者中，一般不取此说。
¬ Dale W・Jorgenson,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Development of Dual Economy,Oxford Economic Papers,19.3,1967，转见贾塔克(Subrata Chatak)《发展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8-70页;贸塔克与英格森(Ken Ingersent)：《农业与经济发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5页。
Allen C・Kelley et.Du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Theory and history.Univ.of Chicago Press,1972.
® 前引石川滋著作第76页。
¯ Theodore W・Schultz:《改造传统农业》，1964年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版，第76-77页。
° 本书：《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清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印刷中)第5章第1节。
² 韦健雄：《无锡三个村的农业经营调查》，《中国农村》第1卷第9期，1935年。
³ 本书《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附录乙表一、第3卷附录乙表一，人民出版社1990、1993年版。
µ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村工副业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 中国经济 史研究》1991年第3期。原列百分比有误植，按分列细表改正。
¬ 参见方行《清代前期的小农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4-16页;对粮食生产剩余的一些测算见同期另文第133页。
前引舒尔兹1964年著作第4、27、29-31页。
® 前引舒尔兹1964年著作第24、56页。
¯ 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 吴柏均：《无锡区域农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清前期见所著《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
按过去理论，总生产曲线越过S点后将变成水平线，即再增加劳动投人不再增产。这不符合实际。在中国，无论是在人口剧增的清前期，人口缓慢增长的近代百年，或人口迅增的新中国，农业生产都能满足需要。理论上讲，边际劳动生产降为零的时候，也是总产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最高峰，迄今也未达到。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刘易斯的公式是把边际生产为零的劳动者作为剩余劳动力;拉尼斯并把边际生产小于制度工资的劳动者也计人。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中，上图的边际生产曲线MP可代表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而平行线w是劳动力的供给。但在二元经济中，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的，价格尤其农产品价格是偏离的(见后)，加以前述MP和W都有弹性，故上述公式不能确立。即使确立，也难计量。事实上，对剩余劳动力的测算都是凭经验数据。其概念是，农村劳动力投入田地(种植业)的劳动者，超过当时技术水平所必需的劳动者的部分，即剩余劳动力。
西方二元论者大都把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最成功的经验，并认为这是由于日本工业化是从劳动密集型的轻纺织工业人手，1930年后转人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时，已有资本积累的能力了。这种观察，远非全面。日本在“殖产兴业”(1870-1885)时期已建有一批基础工业，轻纺工业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有人分析，19世纪，日本实以农产品加工等“有明显传统特点”的工业占支配地位，20世纪后资本劳动“中间性“的纺织工业才占优势。又日本中小工业特别发达，19世纪末民营工厂中有60%在农村，有类我们现在的乡镇工业。以后，仍采取小工厂为大企业承包加工的政策。¬前面我已指出，迄三十年代，日本吸收多余劳动力的主力
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经济中的非农业部门。现再指出，就业量最大的不是工业，而是第三产业。据1920年的国势普查，全部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1511万人，基本上属传统产业;第二产业529万人，内66%属传统部门;第三产业677万人，内76%属传统部门。1920-1930年，工业不景气，很少增加工人，而第三产业增加了209万人。总之，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功，是农、轻、重和大、中、小合理配合，发展第三产业，现代化产业与传统经济互补协作的结果。
日本的农业就业，尚有两事值得注意。其一，1872-1940年，日本全部就业人口以6.18%速率增长，农业就业人口以1.72%速率下降，但非总是如此。在19世纪七十年代，由于推行“明治农法”(主要是整理土地灌溉和推广集约化耕作)，农业劳动力是增长的。在1895-1905年间，由于迅速扩大桑蚕业，19251933年间，由于恢复和扩大复种，农业劳动力也是增加的，以至出现“再流人”现象。其二是，日本农业始终保持较高的劳动投人(也保持较高单产)，乃至逐步 机械 化以后还是这样。石川滋提供的资料如表一，因而他认为现代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的劳动投人偏低，就业问题“在近期内不可能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得到解决，而只能主要在农村内部寻找其解决办法”。®
¬ 布莱克(Cyril E・Black)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中译本面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5、248页。中小工业见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0页。
前引中村隆英1980年著作第39页。
® 前引石川滋1990年著作第91、93页。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移出是不成功的，至今我们还为此事发愁。新中国建立后，有历年劳动力统计，城乡移动一目了然，对剩余劳动力的研究不乏专论。而在旧中国，从无就业统计，农村人口数茫然，遑论转移?但在近代，这问题并不像解放前那样严重。因那时人口增长率颇低，且耕地面积不断增加，解放后则人口倍增，而耕地面积自1958年以后不断缩小。中央农业实验所曾提供一个1873-1933年的农村人口指数，系选样调查，不能从中推出农村人口数。但同我们所作全国人口估计比较：1887-1913年全国人口增长率为7.4‰，1873-1913年农村人口增长率为3.9‰;1913-1933年全国人口增长率为5.8‰，农村人口增长率为5.7‰。说明农村人口有移出。¬
现以新中国建立后的统计数据来解释近代情况：1.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由1952年的87%递减至1990年的65%。惟1952年计数偏高，早期均在82%左右。在旧中国，无“农转非”等限制，一般谓农村人口占80%。巫宝三等研究国民所得时，除去牧区、林区、船户等，农村人口按总人口75.7%计;此议可取。
2.农村劳动力率，即农村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率，由1952年的36%缓升至1978年的41%，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后陡升至50%。在旧中国，类似八十年代改革后的状况，长期并无大变化。据卜凯选样资料计算，平均每农户6.2人，参加劳动者3.1人，即劳动力率约50%。®
3.农业剩余劳动力。统计无此指标，但有农村劳动力用于田地(种植业)人数;此数减去估计的田地所需劳动力数，即农业剩余劳动力数。孟听、白南生根据全国选样调查平衡，每个劳动力的耕种能力为9.93亩(当时已有35.6%的机耕)，1984年耕地14.678亿亩共需劳动力1.478亿人，而当年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为2.549亿人，因有一亿余人为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30.2%。¯其余估计亦皆为一亿余人。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建国以来尽管每年
有二三百万至六七百万(1984年达12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而农村劳动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数仍是增长的。
旧中国机耕几乎没有，但在需劳动较多的江南，一夫治田10亩仍属常事，故剩余30%或略低仍可利用。此中另有一重要数据即1984年从事田地(种植业)的劳动力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72%，与我们前文三十年代的估计略同。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隔绝，自由市场极小，农家副业是萎缩的，1984年的数字反映了改革初始时的情况，接诸旧中国，田地劳动力当不高于70%。
我们前文估计，1933年全国人口5.108亿人，耕地14.170亿亩。依上述比例，可粗略地估计1933年中国农村人口为3.867亿人，农村劳动力1.933亿人，从事田地(种植业)劳动的1.417亿人，其中约4200万人属剩余劳动力。在近代百年，此项剩余劳动力也多少是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为此，我比较详细地(但不是说准确地)估计了1933年非农业部门就业情况，并尽量划分现代化部门和传统部门;如表二。
¬ 全国人口及耕地面积见本书《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农村人口指数据《农情报告汇编)1934年，第48-53页。
章季闳：《中国就业人数的估计)，《社会科学杂志)9卷2期，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47年12月版。
® 前引章季闳1947年文。
¯ 孟昕、白南生：《结构变动：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217页。
见非农业部门就业人口3900余万人，主要在城镇。估计1905-0938年119个大中城市的人口增长年度达15%，¬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十数倍，是必有不少是农村人口移来。按表二就业情况言，则约85%是在传统经济部门，现代化经济部门仅占15%强。又主要是由第三产业吸收，现代化工业只吸收100余万人。
¬ 珀金斯(Dwight H・Perkins)：《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4年版，附录五。
四、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
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实际是二元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其流动模式，决定二元经济发展的道路。西方二元论者，既忽视传统农业及其剩余的作用，因而甚少这方面的论述。1979年刘易斯在《再》中设“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相互影响”一节，但只论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作用，后者则完全是被动的。拉尼斯并认为传统农业的剩余仅提供转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的工资基金。®他们又大都认为，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移出，农业边际生产率提高，必导致工农业产品交换的贸易条件向不利于工业方向转化。研究中国二元经济的学者，又有一种旧中国现代化部门的产销都限于城市、与传统农业是隔绝的看法，自然也就没有两者间的资源流通了。¯
这些论点和看法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大多数经济史学者都认为，几乎所有国家在开始工业化的阶段，都要从传统农业中汲取大量的农业剩余，作为发展现代化工业的资本，或称之为“原始积累”;而其最重要的形式，则是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中，通过不利于农业的贸易条件，或称价格“剪刀差”，剥削农民。°
检查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流动，通常用农业净流出即E-M来表示，E是农业部门的流出总额，M是非农业部门(主要是政府和工业部门)向农业部门的流入总额。在具体测算时，又党将其分为三项，即
E-M=T+K+V
其中T是农业税。K是资金净流出，即流出农业的地租和农民储蓄减去金融界对农业的信贷和政府对农业的补贴。V是贸易净流出，即农产品流出价值减去非农产品(工业品)流入价值。当测算一个时期的农业净流出时，须以农产品价格指数Pa和工业品价格指数Pm对有关项目进行修正，所得称为有形的农业净流出。
有形的农业净流出：
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变化常与工业品的价格变化不一致，出现贸易条件Pm/Pa的变化，由此引起的农业净流出在统计上是看不见的，称为隐形的农业净流出。
隐形的农业净流出：
两者之各，即实际发生的农业资源的净流出。显然，如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完全一致(均衡价格)，即Pm=Pn.则隐形的净流出为零。
新中国有完整的历年统计，农业净流出可按上述公式测算出来。但测算的结果产生奇怪的现象，即农业净流出年年都是负数，也就是说农业部门没有净流出，而是净流入，并由每年流入几十亿元递增至数百亿元。农民对国家建设毫无贡献，只是受益者。这显然是虚妄的;果如此，农村早就富裕了。其故在于价格扭曲。农产品价格是以统购统销价为基础，工业品价格是国家计划价格。无论从劳动价值学说看，或从价格决定于边际生产成本说，两者都是人为的主观价格，与市场均衡无关。由于统购统销价过低，农民贫困，政府不得不几次调高，以致超过工业品价格指数5倍，这就使贸易条件出现“有利”于农业的巨幅“逆剪刀差”，以致计算的隐形农业净流出变成巨额的净流入。近两年，中 国学 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有价值探讨，试图以其他变量系列(主要是用工人和农民人均净产值或单位产值劳动量的比率的变化)来代替官定的价格指数。结果一反旧观，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业剩余流向非农业部门，平均每年从百亿元到二三百亿元(各家论证不一)，农民对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旧中国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不能按上述公式测算农业部门的资源净流出。不过，农业税(包括附加)和地租是近代中国农民的两大负担，两者都是可以计量的，已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最成为问题的，也是数量最大的，仍然是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由于贸易条件变化所产生的农业隐形流出。
旧中国市场基本上是自由市场，但并不是说它就会产生均衡价格。首先，这个市场是不发达的，尤其是要素市场，几乎不存在竞争力量。其次，运输条件不足和交易费用过高也阻碍了商品市场的竞争。而更重要的是在价格结构上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远非自由和合理。例如，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水平是决定于通商口岸的批发市场，而在那里，又常是决定于国外批发市场，与国内农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完全脱节。这方面，我已有专文论述。我并根据比较简单的唐启宇-何廉指数和上海物价指数对近百年来的工农业产品贸易条件作了初步分析。大约在19世纪七十年代物价下跌中，农产品稍获其利，在八十至九十年代物价曲折上升中，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动趋势大体相符。进入20世纪，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不断扩大了，只是在1905-1912年和1923-1925年短暂时间有所回转。三十年代物价下跌期间，农产品交换蒙受巨大损失;抗日战争后，无论在沦陷区或大后方，贸易条件都大不利于农产品。陈其广利用12种物价指数，辅以多种其他指数，对1859-1949年的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作了逐年的利益编向和偏向程度的分析，结果是：除了1890-1892、1920-1929、1934-1937年三个小阶段比价变动有利于农产品外，其余年份都是不利、很不利以至极不利于农产品的。®
旧中国的贸易条件问题，可以进一步明确化。但由于没有收集到较完整的工农业产品交易量的资料，我还不能对旧中国农业的净流出作出长期性估计。现我想以另一事作为本文的结束，即最近15年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它不仅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杰出形式(到1993年已吸纳1.12亿人)，也是农业与非农业间资源流动的最佳形式。乡镇企业以工业为主，它是农民以农业剩余投资设立的，而企业利润至少有20%又流回农业，用于支农、补农、养农，1993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值中有60%是来自乡镇企业。费孝通指出，中国原有农业与手工业相辅的小农经济，而乡镇企业，“从一对对的男耕女织到一村一乡的农副工业综合发展，使农工相辅的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乡镇企业已日益现代化，与国有大中企业接轨，其工业产值已与国有大中工业相诗，两者也是相辅关系为主。厉以宁提出，社会主义大公司财团与乡镇企业、合作企业并行发展，将是“中国的二元经济模式”。现代化企业与传统经济互补，农业与工业相辅发展，正是我所发展的道路。乡镇企业是最佳形式之一，当然还会有其他形式。
前引刘易期著作第150-152页。
® 前引费-拉尼斯著作第7、21页。
¯ Hou Chi-ming(侯继明)Economic Dualism：The Case of China.1840-1937，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3：3,1963.持此看法的还有墨菲(Roads Murphey)等。
° 参见本书《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 参见叶兴庆《农业剩余与经济发展》;王光伟《我国农业剩余的流动状况分析》;郭熙保《我国农业资源转移的规模与特点》;冯海发、李微《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数量的研究》;分别载《经济研究》1992年第1、5、9期和1993年第9期。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尤其是其中《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篇，系原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论文之修正。
® 陈其广：《中国近代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及其理论思考》，未刊博士论文，1988年9月。
¬ 费孝通;川城镇四记》，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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