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术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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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学术论文格式篇一

　　文章·学术·政治

　　摘 要：《古文辞类纂》中所精选的论辩文是古代论辩文中的典范，本文通过对其进行主题分类和文本分析，以阐明中国古代文人所兼备的学术和政治传统。

　　关键词：《古文辞类纂》 论辩文 学术 政治

　　《古文辞类纂》是清代姚鼐于乾隆年间编辑的一部散文集，他将选入的文章分为十三类，并置论辩文于诸类之首，接下来选编了自汉、唐、宋三代的著名论辩文以及清代刘大魁的一篇文章。姚鼐在论辩类的总括中说道：“论辩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指出论辩类是用来传播观点、学说的一种文体，在姚鼐看来，论辩文是对诸子散文的继承。

　　我们细看这些论辩文，其中既有诸子百家的学说内容，也不乏作者自身的原创性见解，如柳宗元的《封建论》，更重要的是，论辩类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与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韩愈的《讳辩》《改葬服议》，欧阳修的《朋党论》等，这些文章论述的内容都是在针对当时的一些政治现象进行评论，这些所谓的“文人”本身或是权倾朝野的当朝宰相，或是管辖一方的臣僚，在国家的治理和朝廷的决策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这些论辩文同时也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状况和决策走向。

　　因此，中国“文人”与学术和政治自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撰文著述是文人的天职，其中论辩文的写作则是文人精研学术和参与政治的产物。创作文章虽是文人之所以得名的因由所在，然而也是一种浅显和表面化的称谓，所谓“文人”这一群体，其所追求并非是简简单单的写作，而是通过文章彰显其个人的学术内涵和政治才能，《论语》中说“学而优则仕”，《礼记・大学》里所言“治国平天下”，皆是这种理想的体现。

　　我们关注论辩文，是对“文人”真正身份的一种再认识，也是对其学术和政治生活的体察，下面我们将结合《古文辞类纂》中的论辩文，来进一步观照中国“文人”的学术和政治传统。

　　一、论辩文的主题分类

　　《古文辞类纂》论辩类共收十二家凡五十八篇文章，虽然都名为论辩文，但是其主题和内容却并不完全一致，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将其分为如下五类：

　　(一)经典论，以经典作品为对象进行论述：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二)人物论，以历史人物为对象进行论述：如韩愈《伯夷颂》。

　　(三)史实论，针对某一朝代的兴亡成败或历史上著名故事进行评说和论述：如贾谊《过秦论》。

　　(四)政事论，针对具体的政治事件或问题进行评论：如韩愈《改葬服议》。

　　(五)命题论，对学术上的基本思想或一些具体事物的本源进行探讨：如韩愈《原道》。

　　从以上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文人论辩文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对经典书籍的阅读学习和对时事政治的参与谋划。经典记载着历史与学说，而政治又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这两种经验组建了文人写作辩论文时的思维结构，

　　二、论辩文与文人学术传统

　　在一般的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常以语言和文字技巧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论辩文的写作除了语言和文字的功底之外，更需要扎实的学术造诣，没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就难以运用翔实的历史资料，就不能左右逢源地引经据典，这也透露出中国古代文人的学者身份和学术传统。我们从上文论辩文的分类中，看到各种分类都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当时的学术概况。

　　第一，经典解读。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以道家为本去批评各家学说的优劣短长，这是汉初学术思想的表现，在董仲舒受用之前，还有“独尊儒术”的局面出现，当时诸子各家仍有学派和代表人物存在，而官方信奉的是道家的学说，所以朝廷史官的论辩文是以官方的意识形态为主导。到了宋代的苏洵，更是对儒家“六经”中的《易》《乐》《诗》《书》一一作以评述，可见宋朝儒家学说的复兴，然而在这些议论中，又非同汉唐时期的文字训诂的解经方法，如《诗论》中先言人之嗜欲的爱好是礼法难以压制住的，于是诗歌的作用就体现出来，是对人正常欲望的一种健康的疏导，“礼曰必无好色”，“诗曰好色而不至于淫”，在这种对比之下认识诗歌的作用，宋人擅长议论之风气可见一斑。

　　第二，历史判断。各代文人对历史著作的阅读也是基本的学术培养。历史是一种借鉴，对其中的史实和人物的是非批评也是对自己判断力的一种训练。如柳宗元《桐叶封弟辩》中的独到眼光。柳宗元指出，周公以“天子不可戏”的理由使成王封弟领土，这样的结果虽然正确，但是逻辑上是错误的，成王的兄弟作为王族，应当接受分封，而不应该以这样的理由加封，如果以这样的错误逻辑来论，假使成王因为与妇人戏言说出封地之类的话，那么也要给她加以分封了，这样反而因小失大，更不应该。柳宗元用归谬法论证了周公行为的不妥当，既新颖又精妙，思维敏锐而且独到。而贾谊《过秦论》中对一个王朝的成败做出的宏观分析，指出其衰败根源，成为后代学者效仿的典范之作，后来的《六国论》《商论》《唐论》都是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

　　第三，学术命题。在历代学者的学术积淀中，形成了众多基本的学术命题，对这些命题的重申和阐释，也是论辩文的任务之一，这在推动着学术的明晰和进步。如韩愈的《原道》中对“道”的解释：“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是经由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孔孟相传的儒家道统，这一声音在唐朝佛老盛行的时代虽非振聋发聩，但却在宋代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苏轼以“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礼赞韩愈，也是对其学说的发扬光大。《原性》中面对性善、性恶与善恶相混三种说法，如何调和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从辩证的角度来分析，指出人性的善恶并非只有绝对的一种情况，既有生来即善的“上性”、生来即恶的“下性”，也有由善变恶，由恶变善的“中性”情况，此论认为前人的三种观点相对片面，有失偏颇。

　　文人的学术传统的养成在于自古以来对典籍的重视，从王公贵族到卿士大夫，对知识的重视度极高，而知识的来源主要在前代的典籍中，只有通过阅读典籍，才能吸取前人思想中的精华，学术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阅读接受史，对知识理解、接受和生产就是学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科举考试的产生也推进了中国古人的学术化，古人只有通过科举的门槛才能觅得功名、官爵和俸禄，而科举考试考察的最基本的就是对经典的熟悉度和理解度。文人论辩文的学术传统就是在知识通过经典获取以及科举对经典考察的环境下得以形成的，论辩文通过对经典的解读以及经典中的命题的阐释，构成知识体系的建构，也是对自身学养的传播和展现。 　　三、论辩文与文人政治传统

　　学术传统一方面是比较单纯地对知识的归纳、理解和吸收，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学术有很大部分应用于对人和社会的治理，也即它连通着政治实践，使得文人学者走向文官仕途，这是中国文人一贯选择的道路，对参与政治的热衷也成为中国文人的重要精神传统之一。

　　第一，政治人物和史实。论辩类文章中的人物论和史实论部分，所评介的人物多是王侯将相或是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群体，所评述的史实也是历史上的某一朝代的政治得失或某一政治制度的利弊。前者如韩愈《伯夷颂》、苏轼《战国任侠论》，后者如苏辙的《唐论》和柳宗元《封建论》等。对这些政治人物和史实的论辩是一种政治上的“殷鉴”，我们人治传统和王朝模式使得一些问题似乎都在重复不断地发生，一些历史阶段在不断地循环出现，所以“以史为鉴”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尤为重要，通过对前朝的解读、吸收经验和教训，能够助于本朝的治理。

　　第二，时政事件。我们所看到这些论辩文的作者，均是有其政治身份和地位的文官，所以他们对当时政治事件的参与是亲身的，文章的撰写也有其实际目的性，如上面提到过的韩愈《讳辩》与《改葬服议》，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争臣论》是直接针对当时具体官员任命的批评，其中体现了中唐时期的一类谏议大夫的为官状况。欧阳修的《朋党论》虽未正面言及时政，但是这篇文章的写作显然是有其映射的，《古文辞类纂评注》引吴至父言“庆历三年，夏竦罢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等，石介作庆历盛德诗，竦不悦，造为党论，公方在谏院，上此”，足见欧阳修这篇论辩文的政治用意。

　　第三，政治命题。除了就历史和现实的事件论辩外，《古文辞类纂》还精选了一系列具有政治意义的命题论辩。如韩愈的《马说》以伯乐识千里马为主题，阐释对任用人才的见解。欧阳修《本论》谈论佛教影响之所以难以根除的原因等等，针对某一重大的政治命题进行深入剖析，得出结论，该类论辩文具有以古代政治发展切入点的眼光，所归纳出来的理论也体现着各时代的政治思想。苏洵的《申法》《田制》和《御将》有助于法制的建设以及用人的态度和方法。

　　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辩类》目录云论辩文的创作源出于诸子百家，诸子百家活跃的时期正是周朝的控制力下降、各诸侯王公争霸的年代，一方面这样的现实格局使得人们思维开始活跃，打破周礼传统的行为和思维局限，以新的视角来认识、分析甚至改造所处的时代格局，同时，地方诸侯无论是称霸一方还是征服天下，都需要具有时代政治眼光的能臣谋士，在这两种背景下，大量的学说开始出现，人们试图以各自的方式去阐释自己对天下和人心的理解，并将其思想进行不同形式的论证，有的极为盛行或实用的学说常常被拿来当作一国的政治方略，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由诸子百家开始的有才之士参与政治、落实其学说理念的态度受到后世的推崇。另外，这也与中国古代国家的组织结构有关，集权和家族化的王朝模式需要调动全社会的精英进行辅政，这些精英阶层有的并非名门望族，然而却借助对学术的掌握进入政界，既实现其功利目的又能不负所学，对社会的改善又有帮助，千百年来成为文人追求的最高目标。而进入政界后，这种政治的参与也常常借助论辩文进行，以表达和传递其政治观点。

　　四、结语

　　经过对《古文辞类纂・论辩类》文章的概览和分析，我们看到无论文章的主题、内容和功用，都与中国的学术和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文人所秉持的学术态度和政治理念在其中展露无遗，论辩文是一个联系学术和政治的桥梁，也是我们完整认识古典文人知识结构和多重身份的门径，笔者借管窥该文体与文人生活的诸多联系，以揭橥古代文人的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学术和政治内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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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彭池.中国古代思辨史片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

　　作 者：刘慧宽，暨南大学文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大学学术论文格式篇二

　　学术与世变之间

　　摘要： 一般认为，对古文《尚书》之伪的认定经几代学者考辨，由清初阎若璩基本完成。但在古文《尚书》之伪已成学界主流观点时，仍然存在着一股虽然微弱却不绝如缕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呈现出特有高峰，集中出现一批辨真著作。学者们之所以写作这些在学理上可能并不成立的著作，乃与他们对晚清 中国 衰败原因实于“世道人心”之沦丧的认识有关。学术 研究 受到了 社会 变化的 影响 。

　　关键词： 晚清;古文《尚书》;辨伪;辨真

　　一、 问题 的提出

　　作为一部经历了秦火劫难、命运多舛的典籍，《尚书》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和话题。“《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禹贡》之山川;明以来所聚讼者，莫过于今文、古文之真伪。”[1]其中古文《尚书》真伪问题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一般认为，宋代吴棫最早展开疑辨，其后朱熹、吴澄皆有怀疑，明梅鷟提出二十五篇古文及孔安国《序》是后人“蒐括群书，掇拾嘉言，装缀编排，日锻月炼，会粹成书。”[2]清初阎若璩认为孔壁中有16篇真古文，马融、郑玄皆见并作注，然此本永嘉之乱时亡佚，东晋梅赜所上25篇为伪书。此结论受到后来学者高度评价，视为定论。

　　既然阎氏已做出如此不刊之论，在他之后的考辨，就应呈现出一边倒情景。然而通过对《尚书著述考》[3]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和《四库未收书辑刊》等几部主要丛书中的检索，我发现有清一代，与轰轰烈烈名家辈出的辨伪活动如影随形的，是一股不绝如缕的辨真努力，并在晚清出现高峰，集中出现了如洪良品《龙冈山人古文尚书四种》(包括《古文尚书辨惑》、《古文尚书释难》、《古文尚书析疑》和《古文尚书商是》)、《古文尚书賸言》，王劼《尚书后案驳正》，张崇兰《古文尚书私议》，谢庭兰《古文尚书辨》，吴光耀《古文尚书正辞》，张谐之《尚书古文辨惑》等一批辨真著作。但是，因对“古文《尚书》非伪”结论的不屑，学界虽注意到这一时期辨真诸说的存在，如梁启超说“当时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以难阎，自比于抑洪水驱猛兽。光绪间有洪良品者，尤著书数十万言，欲翻阎案，意亦同此。”[4]蒋善国对清代的辨真 文献 作了更详细的列举[5]。随后刘起釪在《尚书学史》中专辟一节，将这些辨真文献分为“坚持伪古文非伪的”和“知其为伪书仍要维持其经典地位的”两种。[6]却对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与特质少有研究，或仅简单归为“为摇摇欲坠的后期封建统治者效命”或“迷恋骸骨”。[7] 目前 学界的研究取向有两种。一种延续传统观点。如杨绪敏仍称辨真著作为“迷恋骸骨”[8]。另一种则重新审视真伪问题的讨论。如刘人鹏对阎若璩辨伪论据提出质疑。[9]葛兆光先生也认为“不必特意把‘史料’看成是‘真’与‘伪’，更不必把‘真’与‘伪’分出价值的高下，无论真伪，它都包含着思想的 历史 。”[10]

　　总体来说，学界对辨真文献似重视不够，或许是认为这些“迷恋骸骨”的著作不值一提，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者要写作这些可能在学理上并不成立的著作?我们以往的研究主要将视野集中于辨伪文献上，是不是将历史简单化了?在这些辨真文献的背后，究竟展现了怎样的思想世界?“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术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1]

　　二、晚清古文《尚书》辨真的非学术性动机

　　学术研究的主体是人，思想主张的提出是思想者与其身处社会互动的结果。晚清在古文《尚书》为伪的结论已为学界主流的情况下，突现一股辨真的高潮，也和社会变化息息相关。自乾隆中后期清代内部已经出现危机，道光后期英人来侵，从此清朝内忧外患不断。社会的急剧变化引发学人思考，他们将学术研究与自身对国家前途的担忧结合起来并试图通过这方面的努力找寻挽救危亡之路，这一时期，有学者出于对国家军事情况的担忧，集中力量研究边疆史地，已被学界视为鸦片战争后社会变化在学界的投影。与此类似，晚清以来的辨真活动同样也是“学人”对“世变”的回应。他们看来，道咸以来中国在内政外交上的节节失败根源乃在“人心”沦丧。光绪二十一年洪良品在给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的信中说：“中日之战，非兵不强，非饷不足，实由人心邪佞，比党误国之所至。”“核实之道，在于先正人心，人心不正，虽以一人精西学，不过如洋报所斥行私各弊，仍无补于国家，人心苟正，举中国圣贤之法度，循而为之，修攘亦有余。”[12]而作为“世道人心”立论基础的古文《尚书》，成为这些学者维护的首选。

　　以洪良品为例，洪良品(1827—1896)，同治七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江西道监察御史、户科掌印给事中等职[13]，他为古文《尚书》辩护之因，体现在其《古文尚书辨惑》的著作原委上。据该书《跋》，此书和某“上疏欲废古文者”有关。民国初学者伦明认为此人即王懿荣，其上疏在光绪十年：“其后懿荣疏被驳，良品疏亦不果上，遂发奋撰成此书”。该《跋》落款为光绪十二年，是该书至少当年已经成形。如洪氏光绪十年著作，至十二年正好三年，而十年恰是王上疏年[14]。洪良品称：“古文为圣道圣学之所寄也久矣，自汉魏六朝以至隋唐……是纲维乎，是无从稍有訾议其间者，乃更数千百年忽以末学肤受，自作聪明，以孔子手定之书妄被以伪孔之名，诬圣毁经，莫此为极，此固有心世道者所必起而发愤与争，固不独驽质下材为之矻矻力辨也欤?”[15]这样的著作动机，也是历来辨真学者的共有特征，且言辞之激烈，随时间推移，与社会动荡和国力下降的速度成正比。

　　乾隆间曾有废古文之议。当时庄存与提出：“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戒亡矣;《太甲》废，‘俭勤永图’之训坠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16]尚能较心平气和。而道咸以来的古文《尚书》辨真，则由于这些学者身处的环境，不再是四海升平的“盛世”而是国力急剧下降的 时代 ，故体现在这时的是对“世道人心”更为焦虑的思考。

　　咸丰六年王劼写道：“使谟无大禹，则惟精惟一之心法不著，不分盆稷，则盆稷之功用不彰，失此宏纲，经义晦矣。况《仲虺之诰》、《大甲》、《说命》，皆君臣之所以相须，若以微子之宾贤，蔡仲之嘉德周官之大明黜陟以及《君陈》、《毕命》、《君牙》惟尔惟公，予一人膺收多福者概变置焉，将使君道日就昏乱，人心世道日就诡随，而曰以复古学，复古学何为哉!”[17]与洪良品同时的吴光耀在《古文尚书正辞》中则说：“奚是乎《正辞》?以好异甚则心术坏，世变可悲也。”[18]民国初王小航在所组织的卫经社中强调：“请观乾隆以来百数十年，世风日降，人心日肆，以至无可收拾，此一代人之独智者，于人心世道果何如耶?则知诩小慧以毁诸经，昧心害世，不过互相倚傍以惑浮名，遂至贻害天下而不顾也，今我同人有志卫经，原不限于一经，而毁经诸说，尤以毁古文尚书为最烈，故卫经应以是为先。”[19]

　　三、以对“虞廷十六字”的考辨为例

　　所谓“虞廷十六字”是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几，允执厥中。”这十六字是程朱 理学 理论 体系的源泉，对将理学作为功令的清代国家来说，更是进行统治、维系世道人心的重要根据。阎若璩认为此出于《荀子》所引《道经》：“《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隐括为四字，复读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而洪良品则说十六字精妙绝伦非荀子所能道：“虞廷十六字,古相传为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荀子之学醇疵参半，岂能体验及此而造语如是之精密哉?”[20]

　　关于这个 问题 ，辨伪学者多认为晚出古文成于后人凑集，“搜寻晚出二十五篇之文词之来源，并指出其凑集之破绽。此实占攻晚《书》者之 工作之大部分。”[21]而今天学者大多在肯定辨伪派“晚出古文《尚书》为伪”这一结论的基础上，赞赏他们的 研究 。但是也有不同声音，如杨善群认为同旧籍引语相比，古文“完整、全面”、“连贯、流畅、 自然 贴切”。“古文《尚书》决不是‘搜集’引语编造出来的，而是别有来源的真古 文献 。”姑且不论古文《尚书》是否别有来源，仅就“同旧籍引语相比，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22]而论，实际上恰好支持了古文《尚书》乃后人蒐括群书会粹成书的假说。值得注意的是，廖名春利用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提出“简文所引出于《大禹谟》而不见于‘晚书’《大禹谟》篇。这一事实，对于讨论‘晚书’的真伪很有启发。”[23]这一利用地下材料作出的论断，基本可以证实晚出“古文”成于后人，非先秦旧本。

　　但在阎若璩著作已广泛流行的晚清，为何学者还要维护这个在学理上并不成立的“道统”?这主要是和晚清特定的 时代 有关。辨伪派学者大都生活在清前中期，和道咸时代相比，这一特殊的 历史 环境虽然也有维护世道人心的要求，但远不如后者强烈，造成考辨双方在出发点之不同。辨伪学者虽也承认古文《尚书》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主要是将其视为一部可供研究的先秦典籍。在他们看来，对这部典籍进行甄别，以考究其真伪的学术活动，其意义远大于维护所谓伪孔学道统。阎若璩一方面承认自己“得罪于圣经而莫可逭也”，另一方面仍坚持“荀子因有言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余之疑伪古文也，正以其信真圣经也。”这种“以经学 方法 重新审视理学系统的主张，无异于把程朱理学推到文献考证的学术法庭。”[24]而与辨伪派求真、求实的纯学术兴味不同，在辨真学者笔下对古文《尚书》的学术研究，不再是一人一时书斋中的考证功夫，它关乎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相关。

　　所以，辨真派首先强调这十六字乃是二帝三王统治之大法，不可能为伪，其次才进行学术上的论证。洪良品说：“虞廷十六字古相传，为授受心法，道之所寄也。……荀子之学醇疵参半，岂能体验及此?”[25]张谐之则认定：“夫圣贤之道统，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也，道统若灭，则生民将近于禽兽，即天地亦无所恃以立也，阎氏纵不为生民计，独不惧近于禽兽乎?……非病狂丧心者耶?”[26]不仅辨真派，还有一些学者，虽未参加对古文的考辨，也积极从维护世道人心的角度认为古文不可废。如夏炯认为，阎若璩攻击古文太过：“以为无一字不从缴袭而来，则肆妄未免太甚。……古文之真伪未必能遽必，即使真系伪撰，其文辞古朴、义蕴宏深，古先圣王之遗训微言亦赖以不坠，历代以来朝廷颁置学官，儒者奉为佳臬，阎氏试自问所学能窥见此中之万一乎?”(《夏仲子集》卷三，《书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后》)。

　　在今人看来这样的一种应对方案，无论是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戊戌时期变革 政治 制度的尝试相比，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也不能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主张相提并论。因为辨真学者再三致意的“道统”的基础——“虞廷十六字”乃是伪造的。这也就是现今清学史在论及清代《尚书》学时，往往视域集中在辨伪学者及著作上，而对辨真则多一笔带过的原因。但对史家而言，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探讨原因说明意义，而不是用“后见之明”预先褒贬史实。具体到本文，对今日的研究者来说，否定辨真诸说可以理解。但同时也要看到，历史的 发展 充满了歧出性和复杂性，特别当我们回首整个晚清史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无论是在洋务运动时、戊戌维新中，还是辛亥革命后，都有一股强大的、主张从 中国 文化自身寻找救亡图存的手段的主张。晚清古文《尚书》辨真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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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张荫麟：《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燕京学报》1929年第5期。

　　[22] 杨善群：《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4期。

　　[23] 廖名春：《从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论“晚书”的真伪》，《北方论丛》2001年第1期。

　　[24] 赵刚：《论阎若璩“虞廷十六字”辨伪的客观意义——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

　　[26] (清)张谐之：《古文尚书辨惑》卷二，《四库未收书辑刊》3辑5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