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学术论文

　　控制论模式、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论是三大基础流派，形成传播学学术自治的理论基础。这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传播学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传播学学术论文篇一

　　新闻传播学术：失范与规范

　　内容提要：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学术规范方面与国际不接轨，使得我们的学术成果难以走向世界。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四个层次的失范,从浅层次的引文注释少;到深层次的，论题大而无当，原创性研究少;学术伦理失范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规范有距离。多方面的现实原因也使得学术规范难以改进。论文最后就研究方法该不该有本民族的特色，“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等几个问题发表看法。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学术规范 研究方法学术伦理

　　我国设有新闻传播学院系或专业的大学数以百计，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数以千计，博士生、硕士生难以计数，但打入国际一流刊物的论文很少，在国外出版学术著作的也很少听说。这种现象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原因吗?传播学重在传播效果的研究，意识形态的成分少得多，为什么也同样如此呢?

　　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因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与西方缺乏对话的空间，学术规范的欠缺限制了对话的可能。杨玉圣、张宝生认为，各说各话是无法建设学科的，只有在同一概念下，同一文献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和讨论，才能推动学术交流和讨论[1]。香港中文大学苏钥机教授认为，大陆新闻传播研究属封闭型，写作的格式和内容均与西方学术传统要求相去甚远;[2]新闻传播研究甚至在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话中也难以交流，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认知缺乏使对话与交流的平台难以搭建。

　　一句话，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学术规范方面与国际不接轨，使得我们的学者难以参与国际对话，只能“自言自语”。当然，这是针对大陆学人中的情况而言的。香港、台湾传播学人经历了西方实证研究训练，能够登上与世界主流新闻传播学界对话的平台，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已发表过不少成果。

　　本文准备主要研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哪些方面失范，以及产生失范的原因，并讨论若干有待明确的问题。

　　一、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四个层次的失范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在国际上发表的成果少就贬低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应该说，我国新闻传播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量的方面有着很多累积，在质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学术规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我国庞大的学术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相比，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或者说不规范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由浅层到深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为具体操作的层面，表现为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等。一项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篇平均引文数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文量(6.06) ;新闻传播学论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无引文的文章之比为(50.5：49.5)，这意味着只有一半论文含有引文，这个比例同样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学术规范中技术层次的规范，包括各种符号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释等，虽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内容、道德水平，是基础性、核心性的要求[4]。学术论文规范的注释、引用，一方面体现对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时也促使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脉络，实现知识增量。在国外的许多论文中，有引文注释四五十条是很常见的。

　　其二为内容问题，许多论题大而无当，实际上是在做重复研究;从小问题入手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识增量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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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为学术伦理上的失范，包括学术品质、学术责任等方面。前文讲到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论文引文、注释少的状况，实际上其中包含一种现象，就是作为论文重要论点出现的观点，明知是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该观点就是这位作者的创新观点。这种不尊重别人知识产权的做法，严格说起来有剽窃之嫌，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人，并无真知灼见，却搬来一些国外的或外学科的连自己也没搞清的词汇装点文章，结果是绕来绕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论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发表，也有人在不该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问题却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

　　其四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不规范。对于那些以学术为职业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不会在上述几个层次上多有欠缺。但由于研究方法使用的不规范，影响他们出高层次的成果，特别是走向世界的成果，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方法的失范是问题最大的失范。本文随后会分析这方面的情况。

　　二、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

　　前面已经谈到，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规范的强调，须和研究方法运用的考察联系在一起。研究方法对研究成果的质量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研究方法的失范是最严重的失范。新闻传播学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笔者以为有三种：思辩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其他的研究方法，许多是这三种研究方法的变化形式。三种研究方法不能分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它们分别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而我国学人在运用这三种研究方法中都有失范之处。

　　(一)思辩研究中有诸多毛病

　　我国学人最喜欢、最擅长的是思辩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把思辩研究做得很规范。常见的毛病是：1、不严格使用定义方法，重要概念在运用中其内涵时大时小，捉摸不定，影响了全文的逻辑性。有人在界定舆论监督时，把群众来信来访也圈定在舆论监督的内涵之内，然后又大谈舆论监督的特点是公开性。2、对源自西方的概念，不考察其源和流，对着翻译出来的中文望文生义，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比如，断言源自西方的出版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不包括新闻自由，并推论，出版自由既是自然人的自由又是法人的自由，而新闻自由则不是自然人的自由，只是法人的自由。更有人讲新闻自由的说法不通，因为新闻是名词;只有出版自由的说法通，因为出版是动词。实在莫名其妙。3、对国外的或国内历史上同类研究的主要文献知之甚少，就开始洋洋洒洒，结果是在浅水滩上翻跟头，看上去很热闹，却逮不着一条大鱼。4、用领袖的话或者当前政策作为逻辑起点，进行推理，结果形势和政策一改变，“学术成果”很快成了垃圾。5、一篇论文提出若干命题，却没有一个进行充分论证，那就只是提出一些“假说”——“看上去有道理的陈述”，如果连这些假说都是别人那里搬来的，那这篇论文就不过是“经常讲，反复讲”的宣传品而已。6、大胆假设，却不肯小心求证。习惯于提出一个论点举一两个例子，以为这样就算立论成功。作这样没有说服力的简单论证的文章多得很。因为社会生活极端复杂，人们对任何论点几乎都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加以证实或者证伪。““””中通过报道不上大学的人做出成就，来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进而证明大学可以不上、可以不办。这只是一个新闻报道方面的例子，但有些研究者实质上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运用相同的思想方法。

　　以上不规范的现象不能说很普遍，但也绝不是很罕见。

　　海外学者还注意到大陆的研究中有太多的“应然”研究。美籍华人学者李金铨教授认为大陆传播学学术研究有着假、大、空的现象，传播学者许多人论多证少，有人甚至只论不证，新闻传播研究者凭直感和空话铺成一篇篇“应该”(should)如何的论文，独独说不出“是”(is)什么[5]。于是有人将其称为“应然”研究。“应然”的方法是一种从原则出发进行演绎和推理的方法，而“实然”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的方法。但“应然”研究要以“实然”研究为基础。否则会导致理想代替现实，价值判断替代现实判断。脱离了“实然”的“应然”是空洞、无意义的，没有说服力的。

　　(二)对定性研究产生误解

　　我国有些学人说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擅长定性研究，他们举出的例证是新闻学中大量存在的党性、阶级性的分析。把定性研究看作使用阶级性、党性等概念来对新闻进行思辩研究，这显然是陷入了误区。更有人又把思辩简单化地理解成有感而发，这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实际上，思辩研究是操作概念(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举出许多事实和其他例证)，主要使用演绎的方法。而主要使用归纳方法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一样，都属于操作事实，都是有严格操作规范的实证研究。可见，定性研究不同于思辩研究，更不是有感而发的随感录。

　　较早在国内介绍并倡导定性研究方法的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1996年在对国内外定性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后指出，定性研究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对事物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定性研究方法虽不像定量研究那样要检测大量的因果变量，但也不是随意而为的方法，必须遵循严格的研究程序，以保证其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定性研究的过程一般包括：确定研究对象、陈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了解研究背景、构建概念框架、抽样、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结论、建立理论、检验效度、撰写研究报告等。定性研究方法是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步骤和方法在形式上与定量研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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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量化研究最受冷漠，且多有不合规范的

　　定量研究是西方人发明的，在美国新闻传播学中是最正宗、使用得最多的研究方法。但在我国，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广泛介绍，不少大学还开了传播学研究方法课，但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至今不多。从1995—2004年研究科技传播的论文中，在选择的366个样本中，只有两篇实证性论文。[7]在非常需要实证研究的报业集团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在296个样本中，运用人文研究方法的论文高达212篇，占到总数的72%，实证研究论文只有84篇，占论文总量的28%，但真正意义上的定量研究只有一篇中国大陆报业集团十年研究综述[8] 。

　　我国新闻传播的定量研究不但比较少，而且其中做得很规范的也不多。比如进行抽样调查，有的安排考核的维度、变量不足以回答假设;或者是同类的定量研究，其维度、变量设置每次都有变化，难以做连续调查和比较研究;有的抽样的科学性不够，致使信度不够高;有的在安排调查人员时没有重视对他们的素质的要求，调查人员中竟有不入户认真进行调查，想当然填数字者。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环节的不规范，都会影响抽样调查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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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国在定量研究上过于不足，笔者在这里作了倡导，以求有所弥补，但笔者也不希望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热潮。在量化的方法论原则下，“真理是不断发现的事实的积累这一信念压倒了一切其它的假设”9，单纯的定量研究由于有时过于微观以至于割裂事物间普遍联系的弊端，西方学术界自己都感觉到了。思辩研究正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最好方法。我国学人的特长不可丢失。需要看到的是，客观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一种方法论是完美无缺的。有的项目适合定性，有的项目适合定量，有的适合多者结合。正如吴廷俊教授2006年在一次讲学中所说的，“无论用哪种方法，它的终极价值诉求是要最方便地、最大化地逼近真理”。

　　三、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的距离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许多不规范现象，有着传统的和现实的原因。本节谈一谈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距离。

　　(一)中国人缺乏逻辑性、分析性的思维传统。在用概念、范畴去固定和网络自己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时，主要不是以形式逻辑为依据，而是通过意会和体悟来达到对其特性的系统说明。古人的意会和体悟无需辨析、说明，不像西方人基于认识论的认同而生发出的科学精神。10个人的体悟、意会是一种直觉思维。没有形式逻辑作为基础，只能运用大量直觉思维，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比较轻视经验考证和逻辑推理，也没有产生出用以把握对象世界的严谨的概念系统和逻辑规则，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对世界本体的理解，还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始终带有挥之不去的神秘性和模糊性11。以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例，它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思想，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说法的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哲人都论述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仍在继续论证。但是从直觉思维出发的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却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前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12

　　(二)中国人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例如，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就没有人说，人之初，无所谓善恶，或亦善亦恶。中国自古以来就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其实大量的人是芸芸众生，既算不上君子，也不至于是小人。“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实，对芸芸众生来说，其死既不重于泰山，也不轻于鸿毛。毛泽东总喜欢把文学艺术作品分为香花、毒草两类，要么就捧，要么就灭，其实整个绿色世界中大量的是不香的花和不毒的草。对事物作两极判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现代传播学的统计方法可以表现出无数个梯级层次，如实反映事物多样化的特征，从而克服简单化的毛病。

　　(三)中国人崇拜权威，喜欢借经立言。中国人在数学和医学上两千多年前就有很高的成就，在汉朝就有《九章算术》和《黄帝内经》。这些被奉为数学、医学领域的最高峰的经典，后人就不敢突破，充其量不过是通过注释经典的方式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以至于后来一直没有超过这两本经典的著作出现。在文科领域更是如此。孔孟思想奉为经典后，没有人敢于突破。一千多年中的科举考试，考生们无不是借孔孟之经立言。不敢挑战经典，只能借经立言的风气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古人以上缺乏形式逻辑，依靠直觉思维，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的思维习惯，以及崇拜权威，借经立言的治学方式，不难看出会导致以下几个缺点：其一，论证的主题往往是宏观话题，古代思想成果多是对于天地人的论述，议题重复，且因循守旧。而具体的社会问题则被搁置。由于思维不是从现实出发，因而得出的结论对于实践难以有适用性。其二，论证是从概念到概念，缺乏现实的具体内容，论证过程弱化，论据以一些“原概念”为主，尊奉经典，最终的论据还原为天地、阴阳、五行等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其三，中国文人往往停留于一般的思辨，停留于想当然。讲究求证，肯动手做试验的人少之又少。由于不肯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对知识总量贡献甚少。对这些古人的思维习惯和治学方式，如果现代学人不能意识到其不足，在现代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受其影响，就必然会出现前面提到的那些不规范的现象。

　　四、学术规范难以改进的现实原因

　　(一)党报学的传统——重心是领会宣传方针和策略

　　学术失范本身，是主客观因素，或者说是研究者与研究环境交织的产物。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缺乏某种规范的原因，公正地讲，客观的原因甚至比学者们主观的原因更具决定性13。新闻传播学科的自主性程度如何，对于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能否确立有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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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府学术基金有可能变成“遵命学术”的指挥棒

　　学术基金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的力量，但我国学术基金除了政府的几乎没有民间的。政府学术基金研究指向比较单一，大部分是与促进新闻管理与控制的课题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单一的学术基金把许多人才引向比较单一的课题，造成大量的重复研究，比如几乎每个省、市都有课题组研究突发事件报道、传媒与和谐社会等，这些课题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新闻传播研究过于追逐“政策热点”、“理论热点”，浪费大量国家资源作重复研究则是不必要的。有的学人把各级政府学术基金这样使用，称为搞“计划学术”。这当然不仅仅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事。“计划学术”、“规划学术”的现象15，充斥整个社会人文学界。这在课题的申报和评审中尤其明显。“计划学术”意味着学术评价的易位，行政的而不是学术的标准占据主导位置，课题申请前的指导性的课题指南设置了学术研究的议程，其中诸多研究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宣传需要，对于现行制度或者思想进行“科学性”或者“学术性”的诠释。在这种微妙的上下互动中，行政体制掌握着学术的议题权与评价权，在学术资源的调配中，不仅隐含着研究的目标与方向，甚至已经预设了方法与结论，课题的意识形态意涵以及实用性被强调16。学人为了中标，获取经费，在申请中主动追逐与臆度审批者的思路，结果真正的社会需求被搁置，甚至研究结论被扭曲。在这样的互动中，学术发展的内生逻辑被遮盖，其结果是泡沫学术与垃圾知识的出现。

　　(三)业界刊物的文章算作学术论文传出不利于学术规范的信息

　　在我国新闻业界，至少省部级以上媒体都有刊物，这些刊物上的大多数文章是媒介从业人员所写，多是实践感想、政策诠释和经验介绍，写作者的身份以及题目的性质就决定它们不会遵守学术文章的规范。这些文章对业界的作用当然不可抹煞。但媒体工作者在评中、高级职称时必须交学术论文，而这些文章都算作了学术论文。长此以往，在青年学人中，这些文章也就成了学术论文的样本。不但青年学人，即使一些大学新闻院系，也把它们看作学术论文。比如，某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把新华社的《中国记者》、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这样业务性的刊物列为新闻学的权威学术刊物，而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竟算不上。他们区别是否权威学术刊物，其标准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而不是按学术规范、学术水准。学术规范被何等轻视由此可见一斑。

　　五、几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研究方法能不能有本民族的特色?

　　西方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引入是必须的，但我们不必完全照搬。这是一些人的观点。这个观点当然是有些道理的，但还值得作进一步分析。对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笔者赞成取这样的态度。正如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吸收输入”却也置于“不忘本来”之前17。但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属于操作规则，毕竟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有所不同，接轨与引入是发展的前提。就像踢足球、打乒乓球，你不能强调民族化，而自立一套规则。只有武术、中国象棋你可以自立规则。当然，研究方法的探索也是无止境的，所以不能排除我国学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会发现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

　　尽管学术规范与竞赛规则多有相似，不能有明显差异，但考虑到我们的治学传统与西方差别较大，笔者还是认为，适当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也未尝不可。现在举一个笔者身边的事例。考虑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理论色彩的讲究和追求(通常认为这才显得有学术性)，笔者的博士生何志武在撰写博士论文《大众媒介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机制研究——以武汉市取缔“麻木”(三轮车)的政策过程为例》时，在进行问题讨论中，与国外同类的定性研究的博士论文相比，增加了很多思辩研究的内容。这是为了适应环境呢，还是本来就应当这样做，也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二)“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

　　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新闻制度定型几百年了，所以大量的是“实然”研究。批判学派对现行制度作了不少批判，却没有做出像样的“应然”研究，因为他们无法提出改变现存局面的办法。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闻改革千呼万唤二三十年，学术界参与其中，发了多少文章出谋献策，才有今天这样较好的局面。我们不能反过来把那些“应然”研究一概否定。它们至少为新闻改革增加了舆论力量。那些在实践中还没有或很不充分，在过去甚至连提也不能提的事物，如新闻自由、新闻立法、媒体创办改革等，难道不能作一些“应然”研究吗?理论研究不仅仅是总结实践，还要指导实践，自然有一部分成果是对于新的实践提出设想和主张。

　　只是许多作者总爱在文中或文末谈应该如何如何，这种“应然”研究确实不甚可取。某些“应然”研究，完全可以也应该改为写研究报告。比如，多花些功夫，进行现实调查资料和中外对比研究资料的大量搜集和深入分析，提出某一方面的改革意见，这种“应然”研究，岂是那种在文中随感式地高论应该如何如何的文章可比的?

　　(三)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

　　如果从硕士生、博士生算起，包括新闻院系的教师在内，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群体是很庞大的。这个群体中，硕士生只有比较少的一部分会继做作学问，老教师中对大部分学术规范遵守得很好，但在研究方法上习惯于走老路，发挥老方法(主要是思辩方法)的优势，除了少数已熟悉新方法者以外，要他们去做规范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全面地掌握现代学术规范，登上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希望寄托在中青年学人身上，特别是正在培养的博士生身上。

　　要求博士生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做学位论文，是培养新的学术群体的重要环节。现在有的导师鼓励博士生一毕业就能将论文出书，结果博士生将学位论文一味地加大篇幅，实际上是大量堆砌一般化的资料，结构松散，逻辑主线不清晰，常常是在支线上“炫博”、“吊书袋”。出了书也很快进入半衰期，即文章受关注、被引用的期限十分地短。在一个场合，李金铨教授曾问一位博士生：根据你的博士论文大纲，哪是你的创新点。对方回答：我归纳的六个特点啊。李教授问：这六个特点中，哪一个是你研究出来的。对方无语。李教授指出的问题，在笔者看到的不少博士论文中都存在。宁愿归纳六个特点，也不肯以一个特点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这是我国一些博士论文论题大而无当、文章长而空洞，充满假说而无创新点的原因。

　　笔者曾请两个博士生(滕朋、张振亭)从网上下载国外优秀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论文各100多篇(只是自用)，研究他们的学术规范，并撰写和发表了相关论文，作为博士生们写学位论文时的借鉴，大家感到颇受启发。

　　笔者相信，只要学人们认识一致，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规范会比较快地得到改观。(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注释：

　　[1]杨玉圣、张宝生：《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版，引论;

　　[2]转引自金兼斌：《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9年第2期;

　　[3]段京肃、任亚肃：《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 现代传播》，2006年第5期;

　　[4]陈学飞：《谈学术规范及其必要性》，《中国高等教育》， 2003年第11期;

　　[5]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版 ，第4页;

　　[6]何志武、孙旭培：《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对于新闻学定性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2期;

　　[7]李尧鹏：《近十年中国大陆科技新闻传播研究述评》，《 新闻大学》，2005年第4期;

　　[8]屠忠俊、刘建强，《中国大陆报业集团十年研究综述》，《世界媒体实验室》ICXO.COM， 2006年3月13日;

　　9(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和现代性危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139页;

　　10汪涌豪：《范畴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1页;

　　11 杨谦：《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直觉性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期;

　　12 孙旭培：《新闻学要讲究规范与方法》，《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年第2期;

　　13 金兼斌：《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9年第2期;

　　14 吴飞，《延安整风时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与局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www.cddc.com )，2002年9月8日;

　　15 参见许纪霖：《计划学术何时休》，《中国新闻周刊》，2004第2期;喻大翔：《“计划学术”膨胀伤害了什么》，《文汇报》，2005年5月25日;江晓原《泡沫学术是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科学时报》， 2005年4月27日;

　　16 王焱：《知识生产机器与行政支配下的课题审批制》，《中国书评》，2005年第1辑;

　　17 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开放时代》， 1998年第5期 。

　　传播学学术论文篇二

　　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比较研究

　　【摘 要】本文选取了中美两国各两份新闻传播学主流学术期刊，通过对其六年间(2000年-2005年)所有论文的内容分析，描绘出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概貌并比较其异同。本文还访谈了部分中美新闻传播学者(包括期刊主 编)，希冀对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与学术环境的内在逻辑关系展开论证。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中国新闻 传播学的发展问题，认为提高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质量并完善学术制度建设是优化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必由之 路。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中美比较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以新闻学为主;1978年传播学自美国引入后，以 全新知识框架、理论模式和研究规范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学科地位亦不 断提升，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一道被正式确定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 有机组成部分。[2]

　　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也相当重视总结与展望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趋向，并不断反思如何切 实提高研究水平。[3]其中，欧美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传统作为中国研究的参照系而备受关注，[4]已有学者注意到中西方传播学相异的研究风格。[5]本文希望继续此类探究，选取了中美两国各两 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通过对其六年间(2000年―2005年)所发表的所有论文的内容分析，描绘 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共性与差异，并尝试结合两国的学术环境来解释和评价两国学术传统 的异同，以此为基础探讨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问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学术传统。有学者将学术传统二分为“科学研究”与“非科学研究”;[6]多数学者则将“非科学研究”(亦称“人文研究”或“定性研究”)进一步 划分为“诠释研究”和“批判研究”;并从本体论、认识论、研究思路和方法等维度对“科学研 究”、“诠释研究”和“批判研究”三种学术传统予以阐释。[7]相比之下，中国因长期以来对学 术传统的界定较为笼统，缺乏西方那样的系统阐释。

　　近来，国内学者(主要是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一直在探讨我国学术传统的重建问题，并提 出了改进措施。[8]他们不仅强调学术传统的重要性，还着重论述学术传统与学术环境的内在逻辑关联。他们认为学术传统是各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和艺术在内的人类实践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性因素，学术传统会直接影响学术研究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成果的品质。同时他们 强调学术传统有明显的空间(地域特征)和时间(历史发展)上的局限性，即学术传统创建要符 合一个国家的国情，并认为创建学术传统很难，但要销毁传统却很容易，彰显出学术传统的弥足 珍贵。[9]

　　有学者提出学术传统重建需三个必要条件：一要有社会需求，要在中国语境中提出中国的基 本问题;二是要建立一套鼓励学术竞争的制度，允许不同思想和观点的竞争，使学者保持对主流 立场的独立批评性，鼓励建立非主流立场的传统;三是要确保有一群享有共同精神气质的研究群 体一直在关注一些基本问题。[10]这些学者都赞同学术环境的建构(包括对学术研究模式的认同和 相关学术制度)对学术规范化和整个学术传统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11]

　　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是两个相关概念。学术传统是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况下具有的共同遵守 的基本假定、价值系统和解决问题的程序。[12]这里的“解决问题的程序”即指学术规范，也就是 说学术规范是学术传统的组成部分，是学术传统的具体体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包 括新闻传播学界)越来越认识到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缺失已经开始阻碍我国学术研究的 发展与创新，[13]并纷纷就如何借鉴西方学术规范，加强我国学术规范的建设提出建议。[14]

　　这些讨论涉及内容丰富，包括学术研究的具体规范、道德规范、引用规范、评估规范和批评 规范等，但对于论文的具体写作规范一般涉及较少，或相对简单，无法作为具体论文写作和评估 的具体标准，[15]因此我国大学、学术机构和学术期刊一般会各自制订学术论文的写作标准。由于 缺乏统一标准，我国目前没有像美国文科类高校那样拥有统一的出版与写作规范手册。[16]

　　中美新闻传播学界分析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论文很多，其研究思路并不完全一致：美国论文 一般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数据来概括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趋势和规律，研究时间跨度一般较 长(5年或以上)，研究主题多涉及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理论使用、研究范式、涉及主题和研究 趋势及传播学学科的独立性分析等问题。[17]中国论文对以往的相关研究也进行了富于价值的探 索，然而其对研究对象的分类多是按照其研究领域或研究论题，少数兼顾研究方法，这使得研究 只能反映出研究对象的概况，而对于研究对象的细部特征(诸如结构、理论框架、规范性等)的 描述则相对乏力。这些论文或报告在肯定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成就的同时，更倾向于指出目前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但较少结合学术环境来思考我国新闻传播学 研究现状与相关问题。[18]

　　二、研究方法

　　学术传统事关一门科学的承继与创新，而学术期刊可视为学术传统的集中体现，它“一方面应当 反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而另一方面则应当在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 和方向，更应当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生产和学术传统的建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因此，本文 将“学术传统”作为核心概念，希望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的比较研究，来讨论中 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及学科发展。当然，本文此次比较研究并非仅停留于评价中美两国学 术传统孰优孰劣，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结合两国目前的学术环境来审视两国的学术传统。

　　本文将学术传统这一概念细分为“谁”(研究主体)、“研究了什么”(研究内容)和“如何研究”(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性)三个维度。基于这样的研究思路，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1)中美新闻传播的研究主体有何异同?

　　(2)中美新闻传播的研究内容有何异同?

　　(3)中美新闻传播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性有何异同?

　　(4)如何理解中美新闻传播学科学术传统之间的差异?

　　(5)如何促进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采用了两种研究方法：内容分析和个人访谈。本文使用内容分析，来描绘比较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异同。内容分析对象为四份学术期刊，分别为美国的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和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以及中国的《新闻 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大学》。[20]本文选取了这四份期刊2000年到2005年的全部论文，共计1221 篇，其中英文论文485篇,中文论文736篇。[21]12位研究生在培训后担任了编码员。本次内容分析 共设置了18个指标，[22]分别归属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三个维度。这三个 维度编码的交互信度分别为：研究主体(2项指标)为99%;研究内容(5项指标)为94%，研究 范式与研究规范性(11项指标)为84%;全部指标的交互信度为87%。

　　由于内容分析更多地停留于描述，无法全面解释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概貌与异同，更 无法有效阐释学术环境对学术传统的影响，因此，对于第四和第五个研究问题，本文运用了质化 研究的方法，访谈了中美两国部分新闻传播学者(包括被选取期刊的主编)。

　　个人访谈是在内容分析编码完成后逐步开展的。虽然对中美学者的访谈措辞稍有不同，但总 体来说，访谈内容包括了对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认识、研究理论化程度、研究范式、研究规范 和研究发展趋势等五个方面的内容。[23]

　　三、研究数据

　　1、研究主体和研究内容

　　美国两份学术期刊中研究主体(即论文作者)的分布多为美国本国学者或在美国本土的学者(88.8%)，外国学者的比例为10%，华人学者占1.2%，没有来自大陆的学者。本文还发现美 国期刊论文作者分布呈现多样化趋势，没有出现在短时期内一本期刊(3-6个月)的论文有三名 以上的作者来自同一个机构的现象。

　　由于中国期刊“研究主体”的分布情况与美国期刊稍有不同，因此本文在测量中国期刊作者 分布时做了适度调整(见表1)。我国两份中文学术期刊的作者分布情况与美国不同：研究主体 相对集中，本国学者的所占比例分别高达99.7%和98.4%，并且，尽管“国内其他学术机构”学者 所占比例最高，(《新闻大学》为60.6%，《新闻与传播研究》为69%)，但两份学术期刊中来 自其主办单位的作者比例都相对较高，《新闻大学》的论文作者中38.5%来自其主办单位复旦大 学新闻学院，而《新闻与传播研究》的论文作者中来自其主办单位社科院新闻所稍少一些，但也 有19.6%。

　　相比之下，《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研究主体分布比《新闻大学》更趋多样化，因为《新闻与 传播研究》的论文作者中还包括华人学者(3.9%)和其他国外学者(1.5%)，复旦学者也占到了9.8%。而《新闻大学》中这样的比例几乎没有，或者很低。

　　表2和表3(见下页)分别展示了中 美两国学术期刊的研究内容(即研究议 题)。中美两国学术期刊的论文类型基 本上都以学术论文为主，分别占92.4% 和97.1%，专业文章则相对较少，都在10%以下(见表2)。

　　两国期刊论文所涉及地区均以本 国为主，中国为65.8%，美国的比例更 高，达84.1%。两国期刊论文中的比较 研究比例相差不大，均为2%左右，但 中国期刊中“无明确地域”的论文比例(16.3%)明显高于美国(7.6%)。)

　　就总体内容而言，“大 众传播”在两国期刊论文中 均处于突出地位(80%以 上)，但中国期刊的比例要 比美国期刊高出15%，达到 了95.5%，中国研究主要关 注的是大众传播，而美国则 同时关于非大众 传播的研究。

　　及“综合媒体”的论文比例相 对较多，达19.7%，中国的期 刊论文这个比例仅为9.1%。

　　本文对中美两国期刊论文 涉及的大众传播内容作了进一 步分类。中国期刊论文关注较 多的大众传播研究分别为“新 闻业务”(15.6%)、“传播 者”(13.7%)，“传播内 容”(11.4%)、“新闻史”(10.8%)和“传播学反思”(10.4%)，其他的内容分布则相对多元。而美国期刊论文关注的大众传播内容则非常集中，排在前四位的分别为“受众与效果”(29%)、“传播内容”(26.4%)、“传播学反思”(11.2%)和“传播者”(8.1%)，美国期刊论文涉及其他内容类别的比例明显较少，基本都 在4%以下(见表3)。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期刊论文的研究主体分布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学术期刊的研究主体相 对多元，而中国学术期刊研究主体则相对集中。尽管中美两国期刊论文的总体类型、涉及的媒体 种类相对较为一致，但在研究内容的其他方面则均表现出较大差异。尤其在涉及大众传播内容方 面，两国期刊论文的不同侧重就更加明显。因此，本文认为中美两国期刊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内容 两方面的差异显著。

　　2、研究范式的使用

　　中美期刊论文的差异同样体现于其研究范式的使用上：美国期刊论文有近96%的论文运用 了西方公认的三种研究范式(即它们的学术传统)，且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即量化研究)所占比重尤高(76.2%)。而中国期刊论文使用西方这三种研究范式的只占18.6%，大 部分期刊论文(81.4%)使用了本文称之 为的 “其他研究范式”(见表4)。在“其他研究范式”中，“概括性研究”占了近三分之一(30%)，其次是“对策性研究”(17.8%),“史学研究”和“纯思辨研究”分别 占了15.7%和10.8%，当然“介绍性研究”也不少(8.2%)(见表5)。

　　3、研究规范性

　　表6共列出7项指标，主要是关于中美两国期刊 论文写作的具体规范;表7则反映了两国期刊论文应用理论的情况，即两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理论化程度。

　　中国期刊论文中只有一半(50.9%)指出明确的研究目的，而绝大部分论文(90.4%)没有文献回顾，涉及传播理论的论文比例也不高(仅为13.3%);有一半的中国期刊论文提出了研 究问题并展开了有效论证(均为51.2%)，并有接近60%的论文得出相关结论;另外有三分之一 的中国论文(32.4%)没有注明参考文献;在注明参考文献的论文中，近60%的论文引用文献为1-20条，引用文献20条以上的论文总数不超过10%。相比之下，几乎全部美国期刊论文(99.4%)介绍了研究目的，大部分论文回顾了相关文献(78.6%)，有一半论文(51%)提及相关传播理论，几乎全部论文提出了研究问题或假设并展 开了有效论证(均为98.3%)，得出了相关的结论(99.2%);美国期刊论文几乎全部注明了参 考文献(只有3%没有参考文献)，多数论文的参考文献在21-40条(34.8%)和41-60条之间(34.4%)，有20%以上的论文参考文献超过了60条。表7显示：“议程设置”是两国期刊论文涉及最多的理论。中国期刊论文中涉及的多数理论来自西方。而美国期刊论文中提及的理论多为受众与效果理论，与研究议题分布相呼应。在理论应用方面，涉及到理论的中国论文中多是仅仅“提及理论”(42.2%)，而“支持理论”(19.3%)和“作为框架”(16.49%)或“评价理论”(14.5%)相对较少，“提出理论”和“检验已有理论”更少(共为6%)，“融合”和“拓展理论”则没有。美国期刊论文在应用理论方面，“仅仅提及理论”的较少(22.7%)，但绝对的数量则比中国要多(56篇对35篇);总体上其理论使用趋势相对多元：“支持和作为框架”的论文比例也相 对较高，分别为20.2%和27.9%，“检验和拓展理论”的论文比例均为10%左右，“提出理论、融合理论和比较研究”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1%上下)。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新闻传播期刊论文的规范性也是有明显差异的，尤其在论文的写作规范 性方面尤为明显。此外，两国期刊论文在理论化程度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当然，中美国期刊论 文中能进行理论创新的论文均不多，多数期刊论文还停留在理论使用层面。

　　四、比较分析和讨论

　　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概貌的描绘，两国学术传统的差异已凸显出来，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间的差异呢?

　　1、就研究主体分布而言，中美两国期刊论文间的最大差异在于：美国的研究主体相对多元，而中国的研究主体则相对集中，中国期刊中有较高比例的论文作者来自期刊主办单位。对于 这一差异，美国学者认为不可思议，因为在美国这是不可能的，美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都隶属 于美国的新闻传播协会(而不是某个学术单位)，学术期刊对所发表的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论文 都必须通过盲审才能发表。[32]

　　但是在美国学者看来的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在我国却确实存在。对此，中国学者提供的理 由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国的学术期刊不是属于某个学术协会，而是由某个学术机构或大学主 办，即所有权归一个具体学术单位。虽然我国的学术期刊对发表的论文也有严格要求，实行了盲 审，但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必然会导致非学术因素(往往是不成文的潜规则)影响对论文的甄选，我国学术期刊会无奈地实行双重标准，即多数论文采用盲审，但也有个别论文发表是毋需通过盲 审的。[33]本文无法断定我国学术期刊中的上述问题即是导致研究主体相对集中的唯一原因，但本 文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2、说到共同之处，应该说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存在较多共同之处：中美两国期刊论文的总体类型、涉及的媒体种类以及在突出具有本国特色的研究内容方面均表现出高度的一 致性。例如，尽管网络的发展十分迅猛，但印刷媒体仍是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关注和研究的焦 点，这也折射出印刷媒体在这两个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影响力。中美两国新闻传播研究都在关注各 自社会和学术环境中的焦点话题，反映出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独立性以及两国学术传统的独立性。

　　而两国期刊论文在大众传播研究内容方面的不一致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不同学术环境对新闻 传播学的影响。中国论文的研究重点是新闻业务、新闻史以及传播者和传播内容等问题，这反映 出当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正处于由以往的新闻学占主导向新闻学与传播学逐步融合过渡的趋势，也说明我国文人办报、强调写作技巧等传统余绪未断。[34]我国学术期刊论文偏重大众传播，一方 面说明大众媒体在目前我国社会环境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传播学舶入中国后，大众传播是最便于与当时中国学术传统嫁接的部分，由于缺乏相应学术传统的支撑，其他非大众 传播(如自我传播)形式的研究则未能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

　　美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已较为成熟，对新闻传播学边界的划定也较为一致，不需要经常讨论 其体系性和框架性的宏观问题，而这些话题在中国都还有必要进行讨论。[35]因此，美国期刊论文 的研究越来越细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两国的学术传统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3、中美两国期刊论文在研究范式和研究规范性方面的差异非常显著。首先，中美学术期刊论文在“研究范式”使用上可谓大相径庭。美国期刊论文基本可以归入三大研究范式，尤其偏好 量化研究;而中国则偏好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思辨型研究，美国学界所倡导的三大学术传统虽然 在中国期刊中也有出现，但绝大多数还是“其他研究范式”。这说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正处于一 个多元化的阶段，同时亦处于一个相对多变的阶段。

　　学术规范是学术传统的具体体现。总的来看，美国期刊论文较为注重学术规范，而中国期刊 论文相对不注重这些“西方式”的学术规范。应该说这是两国上述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的必然延 伸。

　　针对美国学术研究而言，是否存在着过分强调学术规范的形式，而相对忽视其研究实质意义 的缺憾?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研究规范或流程是有必要遵守的，因为这有助于提升 学术研究的质量。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近年来好像没有出现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36]能提出 像“议程设置”、“培养与分析”以及“知沟”那样的理论。但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学界经过一个阶段的“沉默”，新的理论突破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37]

　　就中国研究而言，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宏观思辨学术传统有时使得我们的研究规范过于“百 花齐放”，致使因为缺乏规范而无法切实提高我们的研究质量。同时，另一个需要防范的问题是 我们在向美国学习量化研究规范的过程中可能会只关注量化研究的形式而没有掌握量化研究的实 质，使得很多所谓的量化研究只徒有其表，数据表格一大堆，但无法展开论述，有效结论寥寥数 语。[38]

　　尽管中美两国学术传统在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性方面有较大差异，但两国学者一致认为学术 研究的创新高于一切，而学术研究的形式则属次要问题。本文的数据也显示中美国期刊论文能进 行理论创新的并不多，多数期刊论文还停留于理论使用与解释层面。而两国学者在访谈中都对两 国期刊论文理论化程度的低下也表示了担忧。

　　4、讨论：如何理解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间的差异?

　　上文从研究主体、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性三个维度比较分析了中美新闻传播学 学术传统的异同。本文认为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这三个维度均与各自的学术环境和学 术制度有密切关联：

　　首先，中美两国的研究主体(即论文作者)都生活在各自的学术环境中。上文中提及的中国 期刊论文作者相对集中和美国期刊论文作者相对多元的趋势都是与中美学术期刊所有权的归属直 接相关。这说明目前两国学术传统中研究主体的分布趋势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由两国研究主体 所处的学术环境(或者说学术制度)所造成的。

　　其次，中美两国研究内容的特征更是对其学术环境的有效反映，而且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而 不断变化。美国学术环境相对稳定，人文学科发展较为成熟，因此美国学术研究内容越来越细化 和专业化，研究规范相对稳定和有序;而中国学术环境尚处于不断的变动中，人文学科的发展处 在一个不断融合的时期，因此我国的学界常有体系性和框架性的“宏大叙事”，研究话题也不断 变化，多以大众媒体为主，但时常处于无序的状态。[39]

　　尽管如此，两国研究又在不断凸显富于本国特色的内容，以满足各自学术环境的需求。这也 说明就研究内容而言，不应该过分强调国际化，相反应保持各国研究的本土化特色。

　　最后，中美两国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规范性也与两国学术环境有关联。美国虽然仍旧崇尚以实 证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但“批判研究”和“诠释研究”的研究思路和范式越来越得到认 可，且已出现不同研究范式的融合趋势，注重将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引入新闻传 播学研究中。[40]中国文史研究的独特传统历来重思辨，这使得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具有了自己的 特色，往往重视直觉而忽视推理，重视个性而相对轻视规范。虽然研究思路较为宏观，但研究范 式的运用则相对随意。自引入传播学以来的30年间，不仅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在不断加快，各 种学术流派和研究范式的争论和融合也在不断深入。而这种状况都与中国不断变化的学术环境有关。

　　中美学术传统的研究范式尽管存在差异，但双方学者都认识到研究范式和规范是为研究本身 服务的，并且不同研究范式各有所长，应当取长补短。研究规范虽是手段，但有效的论证和研究 都离不开合理的规范，这样才能逐步形成适应社会需求的学术传统，这已成为两国学界的共识。[41]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无论就其研究主体、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范式与研 究规范性而言，差异均大于共性。而这些异同均与两国的学术环境息息相关。中美新闻传播研究 都拥有各自独立的学术传统，而对学术传统的评价与解释有必要将其还原至其所处的学术环境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进行，这样就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两国学术传统间的静 态差异，并且有利于以一种理性的态度来认识中国学术传统的现状，既不排斥也不盲目崇拜美国(包括其他国家)的学术传统。

　　五、结语：兼论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

　　作为结语，本文认为我国的研究主体还是相对集中，这不利于建立公平的竞争学术机制和开 展有效的学术交流，也不利于提高总体研究水平;尽管我国与美国的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共性，但 我们目前还是较为偏重大众传播，研究视野有待拓展;就研究范式和规范性而言，我国在继承思 辨传统所长的同时，也应该注意提高理论素养，加强研究方法使用以及论证过程的规范性。

　　相比之下，应该承认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确实存在需要改进之处，但要改进我国学术传统必 须要了解其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学术环境影响着学术传统，因此本文认为改进学术传统必须以改善我国的学术环 境为前提，从学术环境视角来探讨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具体而言，本文认为我国新闻传播学 的发展应该大力提高新闻传播教育质量和积极完善学术制度建设，这样才能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中 不断创新，同时还能将国外优良学术传统有机融入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以期优化中国新闻传播学 的学术传统。

　　1、提高新闻传播教育质量的迫切性

　　研究主体(中国学者)是新闻传播学术传统中的重要因素，而研究内容是最能体现我国学 术传统的特征。因此，如果要提高我国研究主体的总体研究水平并使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且符合 社会需要，就必须提高我国目前的新闻传播教育水平。新闻传播教育不仅要传授该学科必要的知 识，更重要的是要提倡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专业理念和道德准则，并突出终身学习的概念。因 此，为了提高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本科和研究生)的水平，本文建议尽快建立并引入新闻传播教 育客观公正的评估体系，这将对有力推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值得庆幸的是，教育部新闻学 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42]

　　2、完善学术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建立完善的学术制度是促使学术研究规范化和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有利于逐步形成公 平、创新、友好的学术竞争机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有效建立我国新闻传播的学术制度，还 离不开教育部的领导和相关学术机构(如学位办、教指委和新闻教育协会)的统一协调，不仅要 对学术传统、制度和规范进行学理上的宏观探讨，还有必要借鉴美国经验，[43]制订一个全国适用 的学术论文的具体写作规范(包括博士、硕士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

　　在强调学术规范同时，应该提倡尽量避免流于形式，不要一味照搬西方研究格式上的规范，也应该重视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性和学术价值。学术规范性和学术严谨性固然重要，但更要能言 之有物、言之成理，力争理论创新，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只有认清这一点，才会懂得在 发挥我国学术传统的特色同时，吸收国外学术传统的长处。这也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 究模式的开始，从长远来讲也更有利于与美国学界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

　　总之，本文认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模式和学术传统的出现还有赖于生活在中国学术环 境中的中国学者们(研究主体)，而目前我国学界如何认识我国学术传统的现状以及与外国学术传统间的差异将有助于我们开展如何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模式的讨论。希望本文能为这样的 讨论抛砖引玉。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根据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的统计，30年来我国传播学论著(包括教材)共有400多部，发表论文两千余篇，引自其2007年18-19日在上海举行的“全球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的论文摘要。

　　[2]郑保卫.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和学科发展[J].国际新闻界，2007(9)：第31页。

　　[3]国内已有刊物形成了在新年之际或创刊周年回顾以往研究的惯例(可参见《新闻大学》、《新闻记者》等期刊)。其他一些总结过 往研究的论文也不在少数，可参见童兵(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2007年最新报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戴元光 陈刚.中国传播学30年与中国传播学群.2007年18-19日在上海举行的“全球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的论文摘要;陈力丹.近 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3); 200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二个新鲜话题[J].新闻界，2006(1);200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J].新闻界，2003(3); 2001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J].新闻界，2002(2); 2000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概述[J].新闻界，2001(3);周恒宇.传播学的理论解析和研究方向[J].新闻大学，2005(2);廖圣清.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

　　[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韩纲. 1990-1997年四所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回顾与分析――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 资料《新闻学》为依据的统计和考察[J].新闻大学，1998(秋);黄旦 韩国飚.1981一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 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J].新闻大学，1997(春);沈莉.《新闻大学》上的新闻学理论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1981-1996)中国新闻 学理论研究的梳理和评估[J].新闻大学，1997(51);潘忠党，朱立，陈韬文.当前传播研究的课题与挑战[A].见陈韬文 朱立 潘中党主 编.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M].香港垆峰学会出版，1997年。

　　[4]可参见曹晋 周宪. 新世纪传播研究译丛总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杜娟 齐济.中西传播学期刊定量研究论文规范性差异研究[J]. 中国传媒报告，2007(5); 沈馨.当代欧美传播学研究走向，硕士论文,2006; 谢静.从《新闻与传播学季刊》(1990-1999)看美国 九十年代的新闻学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1).

　　[5]李金铨 �煜.中国传媒研究、学术风格及其他[OL]. http://www.jour.nccu.edu.tw/mcr/0081/005.html,2003.

　　[6]Benson，T. W. & Pearce W. B. (winter 1997).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base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J].special issue,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5 (Winter 1997).

　　[7]Fink,E. J.,& Gantz,W.,(1996).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re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aditions: Social science,interpretive studies and critical analysis[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3(1): 130. 金兼斌.传 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转引自Grossberg,L. (1987).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mpirical research,in M. R. Levy (Ed.).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Californian: Sage,p.p. 686-106(原文页码如此)。

　　[8]汪丁丁.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重建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4(4);郁振华.学术传统刍议[J].文汇报，2004年5月30日;邱泽 奇.中国学术传统与实践的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OL].天津社会科学，http://www.sachina.省略/Htmldata/article/2005/04/161. html

　　[9]郁振华.学术传统刍议.

　　[10]汪丁丁.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重建问题.

　　[11]邓正来.学术规范化和学术环境建构[OL].2006年6月26日，http://www.省略/data/detail.php?id=5289。

　　[12]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13]张友萱 张敏.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J].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育研究，2006(1);葛剑雄.论学术研究规范和创新[J].中国高等教育，2004(19);周祥森.新旧中西的冲突：关于学术规范的思考[J].史学月刊,2003(10);顾肃.当代学术：着意创新和学术规范[J].科学中 国人，2002(11);孙正聿.学术规范和学术发展[OL].孙利天.省略ki.net;杨奎松.遵守 学术规范，既要教也要管[J];谢维扬.也谈学术规范问题[J];赵世瑜.学术规范凭谁定[J];葛剑雄.建立学术规范和开展学术批评[J];马 戎.促进学术对话推动学科建设[J];李伯重.学术批评：有规矩而无定式[J];苏力.学术批评中的学术标准[J];张乐天.我们最需要扎实的 实证研究[J].以上均引自中国社会科学，1999(4)。

　　[14]这样的讨论和建议是有成效的：新世纪以来，政府行政部门开始颁布学术规范的文件，教育部先后在2002年和2004年颁布了《关于 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全国各大学对博士和硕士论文的具体写作规范也 开始作明确规定，而且也出现了专门论述学术研究规范的著作，可参见杨玉圣、张保生2004年出版的《学术规范导论》和叶继元2005年 出版的《学术规范通论》。

　　[15]杜娟 齐济.中西传播学期刊定量研究论文规范性差异研究.

　　[16]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出版和写作手册(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5th edition,2001,经常被称为APA写作手册)经常会根据新出现的引注(如互联网资料)不断更新。

　　[17]张卓.(美国)传播学学术身份与研究范式的论战与反思[OL]. http://www.省略/article.php?id=5462; Donsbach,W. (2006). The identit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6:437-448; Trumbo. C.,W.,(2004). Research method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census of eight journals 1990-2000[J]. Mass Communication & Journalism Quarterly. 81(2):417-436; Bryant,J.,& Miron,D.,(2004).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4):662-704; Kamhawi,R.,& Weaver,D.,(2003).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from 1980-1999[J]. Mass Communication & Journalism Quarterly. 80(1): 7-27.。

　　[18]比如，童兵教授在其《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2007年最新报告)》中指出2006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三个问题为：(1)研究热 点过多，重点却不突出;因此未能进行创新研究和攻关研究，影响了标志性成果的产出;(2)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够紧密，缺乏理 性;(3)有的研究者不能严格遵守学术研究规范;戴元光教授对我国在60多种中文刊物的810篇论文分析后，发现我国传播学研究水平 还很低，问题还很多：(1)我国还没有建构起健康而科学的学术环境，对传播学研究的干扰较多，(2)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3) 功利主义和学术商业化严重，缺乏学术公信力;(4)传播学本土研究才起步，仍处于用西方话语诠释中国的阶段。(摘自戴元光 陈 刚.中国传播学30年与中国传播学群. 2007年18-19日在上海举行的“全球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的论文摘要)。

　　[19]杨玉圣.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20]美国的两份学术期刊中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为美国新闻与传播协会(AEJMC)的核心期刊，而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则代表了美国的国际传播学协(ICA);中国的《新闻与传播研究》由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办，《新闻大学》由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主办，均为全国核心期刊。

　　[21]编码内容不包括会议纪要和推介性书评而研究性书评则计入其中。

　　[22]这18个指标分别为：(1)论文类型;(2)论文涉及地区;(3)内容总体归类，(4)议题分类;(5)涉及媒体;(6)研究范 式;(7)其他研究范式(8)有无介绍研究目的;(9)有无文献回顾;(10)是否提及传播理论;(11)涉及的具体理论;(12)如 何应用理论;(13)是否提出研究问题或假设;(14)是否开展论证;(15)是否得出相关结论;(16)参考文献数量;(17)中国期刊论文作者分布;(18)美国期刊作者分布(其中指标4、11、12、17、18允许多选)。

　　[23]本文采访的美国学者包括AEJMC现任会长、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Wayne Wanta教授;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编、俄克拉荷马大 学Michael Pfau教授;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主编、Point Park大学Dane Claussen教授;中国学者包括新闻学 科教指委主任、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新闻大学》主编、复旦大学黄芝晓教授和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美国学者的访谈是通过e-mail 完成的，中国的学者的访谈则是通过面谈，由作者记录成文。

　　[24]本文把将就某一问题展开论证或论述的文章归为“学术论文”;把演讲稿、学术散文(第一人称，主要谈个人感想的文章)、书评 等以谈感想为主的文章归为“专业文章”。本文以下的指标主要针对学术论文。

　　[25]本文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的论文则归入“非大众传播”，对于“大众传播”的具体内容，本文做了进一步的细分，详 见表3。

　　[26]同一篇论文涉及的媒体类型超过两种，归入“综合”;“其他媒体”是指手机、DVD、VCD等媒体形式;“无明确媒体”指论文并不 涉及具体的媒体形式。

　　[27]这里的“研究范式”主要指：“社会科学研究典范”、“诠释研究典范”、“批判研究典范”，可参见Fink,E.J.&W.Gantz(1996).A content analysis of thre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aditions: Social science,interpretive studies,and critical analysis.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3(1):114;金兼斌.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J].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

　　[28]中文论文采用的研究范式与美国论文存在很大差异，这恰是中国目前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主要特征之一。本文对于“其他研究范 式”是这样划分的：“史学研究”：分析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和机构及发展规律和趋势，以历史考证为主要方法，并阐述对当今时代的 借鉴和启示;“对策性研究”：对新闻传播学和媒体的发展和运作提出策略性的研究;“概括性研究”：对新闻传播学和媒体的现状和 发展提出一些概括性的总结和归纳;“介绍性研究”：主要对西方新闻传播学和媒体的现状和发展作介绍，旨在引发国人对此关注;“纯思辨”是指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概念层面的思考;“一事一议或有感而发”则是针对新近发生的某一起具体的事件从传播学角 度进行评点，提出观点;其他类型则归入“其他”。

　　[29]本文中的“论证”是指作者是否对自己提出的观点用实证材料或者通过概念间的逻辑推理关系进行论述，主要依据总体判断。

　　[30]本文对表4中的“提及理论”及应用情况定义如下：(1)提及理论：指论文仅仅提到某种理论;(2)作为框架：指理论为研究提 供了一个理论框架;(3)提出新理论：依据实证，逻辑推理建构出新的理论;(4)检验理论：在特定时间和地域选取实证材料来证明 或者证伪已有理论;(5)融合理论：将两种以上的理论融合起来进行论述;(6)拓展理论：提出原有理论并以论述为基础对理论重新 修订或拓展;(7)支持理论：用理论支持观点，指用他人的理论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支持;(8)评介理论：对一个或多个理论进行点 评;(9)比较理论：比较不同理论之间的异同。

　　[31]信息处理理论与把关人理论被提及次数相同。

　　[32]访谈：2007年6月底采访AEJMC当时会长、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Wayne Wanta教授，地点：新加坡。这一观点也得到了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编、俄克拉荷马大学Michael Pfau教授和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主编、Point Park大学Dane Claussen教授的认同。

　　[33]访谈：2007年11月采访《新闻大学》主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芝晓教授，地点：复旦大学。

　　[34]同注释32。

　　[35]访谈：2007年8月采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地点：复旦大学。

　　[36]这与表7中美国期刊论文“提出理论”的比例(0.8%)较低是吻合的。

　　[37]同注释32。

　　[38]同注释33。访谈的中国学者还包括上海大学的戴元光教授，2007年5月，地点：上海大学。

　　[39]同注释32。

　　[40]同注释32。

　　[41]同注释32、33。

　　[42]同注释32。

　　[43]见注释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