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法律专科

　　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实习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在强化高职学生法律技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当前法律专业实习过程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问题。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毕业论文法律专科，供大家参考。

　　毕业论文法律专科范文一：浅析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公共秩序保留的概念;我国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及立法概况;我国公共秩序保留立法之完善;结束语，对浅析公共秩序保留制度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一般在国际条约和习惯法中有所体现，也会规定在国内法中“直接适用的法”里，即国际法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包括环境、公共卫生、外交、军事等等，既包容了私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也含有公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只有私法意义上的社会公共利益才是法院在适用国际私法时所要考虑的内容，因其作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内容，为各国国家所接受或认可，从而也能够被各国法院接受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如果适用外国法违反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有损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就应排除、我国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立法的健全与完善、我国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运用公共秩序排除本应适用的其它法域的法律后，不能一律代之以我国内地法律，而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重新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这样可以间接地遏制公共秩序保留的滥用、公共秩序保留作为国际私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在外国法的适用的问题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公共秩序保留作为限制和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一项国际私法中的重要制度，在对外国法的适用问题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粗浅分析我国关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现状并提出浅显完善建议。

　　关键词：公共秩序保留 立法概况 完善

　　一、公共秩序保留的概念

　　公共秩序，笼统得说，是指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问题，是指关系到一国的国内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公共秩序保留是指当一国法院在处理某国际民商事案件时，根据国内冲突规范的援引，本应适用被援引的外国法，但以被援引的外国法违背了法院地国家(内国)的公共秩序，因而该国法院排除或拒绝适用被援引的外国法。

　　法院在考察援引外国法是否违反国内公共秩序时，如适用外国法会损害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可予以排除适用。

　　1、共同利益。一般在国际条约和习惯法中有所体现，也会规定在国内法中“直接适用的法”里，即国际法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包括环境、公共卫生、外交、军事等等，既包容了私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也含有公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只有私法意义上的社会公共利益才是法院在适用国际私法时所要考虑的内容，因其作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内容，为各国国家所接受或认可，从而也能够被各国法院接受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

　　2、国家利益。各种学说以及各国的司法实践都认为，依内国的冲突规则指引本应适用的外国实体法时，还有各种各样可以排除外国实体法适用的根据，如：(1)其适用与所涉国家的公共秩序相抵触，或正符合另一国家或国际法律共同体排除其适用的情况;(2)与所涉国家的基本政治利益或政治纲领相违背，或正符合所涉及的友好国家排除其适用的情况;(3)当事人通过虚构连结因素而试图规避通常本应适用的法律;(4)在特定情况下不存在互惠或不能确认有互惠的存在;(5)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如外国法有关制度不为内国法律制度所了解;缺乏连结因素;外国法的内容不能被认定);(6)当事人宣告放弃适用外国法或不再要求适用外国法;(7)所涉国家未承认该外国国家或其政府;(8)出于对在第三国领域内造成的法律地位的尊重，为符合它的法律制度，不适用另一个本可适用的外国法;(9)法院负有考虑必须绝对适用的第三国法律的义务等。

　　二、我国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及立法概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下列情况下可援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1、如果适用外国法违反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有损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就应排除;

　　2、如果适用外国法有损于我国主权和安全，就应排除;

　　3、如果适用外国法违反有关部门法的基本准则，就应排除;

　　4、如果适用外国法违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所承担的义务，或违反国际法上公认的公平正义原则，应予排除;

　　5、如果某一外国法院对同我国有关的案件，无理拒绝承认我国法的效力，则根据对等原则，我国也可以以公共秩序保留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

　　我国《民法通则》第 150 条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公共序保留予以了规定，该条指出：“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此外，我国于1993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及于1996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也分别作出了与《民法通则》第 150 条完全一样的规定。《海商法》第 276 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航空法》第 190 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尽管我国目前公共秩序保留的立法是比较全面的，甚至在个别问题上采纳了先进的作法，但对照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它也存在若干缺陷和不足。具体表现为内涵不一致、适用标准相矛盾、内容存在“盲点”以及规定不协调等缺陷。

　　三、我国公共秩序保留立法之完善

　　1、我国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我国法学界对公共秩序保留问题在我国国际私法中的发展和完善问题予以了充分的重视，并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展望。鉴于单行的中国国际私法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诞生，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可以分以下两个阶段进行。在制订中国国际私法法典以前，现行有关法律中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将继续保持其效力，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公共秩序保留立法作一较为详尽的司法解释，对立法中未涉及的某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为法院司法实践提供一些具体的标准，这样可以使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更好地得到运用。同时，我国在制定新的单行民事法律时，最好不要重复出现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因为我国《民法通则》已对此作出了规定。至于在我国将来制订国际私法法典时，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在用词上应使用了同一个概念——“公共秩序”;在立法方式上应采纳合并限制的方式;在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范围上，应该分别从冲突法、程序法、实体法三个方面作出比较全面的规定;至于在适用标准上，则应完全采纳先进的“结果说”;另外，还应引入最密切联系理论来解决援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除了应适用的法律后的法律选择问题。

　　2、我国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

　　世界上各复合法域国家对待区际法律冲突中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的态度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拒绝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一种是限制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即主张对公共秩序保留在区际冲突法中的适用较之其在国际冲突法中的适用，施加更多的限制。而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是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在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及内地与台湾逐渐统一从而成为复合法域国家后产生的。与世界上其他复合法域国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相比较，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具有不少特殊与复杂之处：既有属于同一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的冲突，又有属于不同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即有同一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又有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它在许多方面甚至可以说同主权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相接近。 因此，在我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中保留公共秩序制度是必要的。各地区的法院在依冲突规范适用其他地区的法律或被请求承认、执行其他地区的法院判决、仲裁裁决，发现其与自己的公共秩序相抵触时，可以拒绝适用或拒绝承认执行。这一方面可以从区际法的角度保证“一国两制”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各法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另一方面，又可为各地区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提供一个“安全阀”。不过，区际法律冲突毕竟是主权国家内的不同地区之内的法律冲突，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虽然比较特殊，但它仍旧是统一中国内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 由于立法层次的参次不齐、各地区间法律理念的差距客观存在，现阶段我国区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与适用实际上是一项繁重的工程，这项工程的实质便是如何合理、顺利解决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我国区际私法中既要被适用，又要被限制适用的问题。毫无疑问，公共秩序保留在我国区际冲突法中的适用较之其在国际私法中的适用，条件应更为严格。因此，我国内地在制订区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限制其适用：

　　(1)、在措辞上应体现限制援用公共秩序保留的精神，即规定只有在适用香港、澳门或台湾的法律“明显违背”内地的公共秩序的情况下，方能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该法律的适用。尽管这种“明显违背”的措辞仍然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但终究能够反映立法者限制公共秩序适用的意向和态度。

　　(2)、在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标准上，应严格遵循结果说，不能仅仅因为要适用的香港、澳门或台湾的法律的内容与内地公共秩序相矛盾，就运用公共秩序保留手段，只有当适用法律的结果危及内地公共利益时，才能运用公共秩序保留。

　　(3)、运用公共秩序排除本应适用的其它法域的法律后，不能一律代之以我国内地法律，而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来重新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这样可以间接地遏制公共秩序保留的滥用。

　　(4)、此外，还可以从司法程序的角度来严格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援用。可以把适用公共秩序保留的最终决定权赋于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从一定程度上既能保证适用公共秩序的严肃性，又能减少其适用机会。

　　四、结束语

　　公共秩序保留作为国际私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在外国法的适用的问题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代各国在国际私法领域无不采用这一制度，以维护本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我国应当加快完善我国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①章尚锦主编：《国际私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韩德培、黄进：《中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1期

　　③吕国民：《论区际冲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载《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 3 期

　　④李双元、金彭年：《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

　　⑤李建男：《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反思与展望》，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4 期

　　⑥李双元：《21 世纪国际社会法律发展基本走势的展望》，载于《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第1期

　　⑦李暖：《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吉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毕业论文法律专科范文二：浅析现代陪审制度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陪审制度的古典形态;陪审制度的典型形态;陪审制度的变异形态;陪审制度的中国形态，对浅析现代陪审制度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古希腊、古罗马、陪审制度的由来、早期陪审制度的发展、陪审团性质的变化、陪审团地位的变化、大陪审团与小陪审团的区别、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使他们重新考虑革命时期为了争取同盟军而提出来的一些口号和根据启蒙时期的原则建立的一些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犯罪率不断上升，诉讼增多，司法机关迫切要求缩短诉讼时间以减少案件的积压、审理需要专业知识、陪审制度的宪法保障、美国陪审制度的运作、刑事诉讼中的小陪审团、在民诉讼中的小陪审团、参审制的形成、参审制的运作、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宪法定位、改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法律思考有以下几点值得思索，具体材料请详见：

　　是国家司法机关吸收普通公民参加审判活动的重要制度，是现代司法民主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制度。这个制度古老的雏形最初是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经过2000年的生长，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法律传统、文化影响下，发生很大变化。现代陪审制在西方国家运作各具特色，从中不但可以发现源于不同法律传统的司法制度的差别，而且还可看到法律移植和本土文化之间产生的耐人寻味的结果。今就陪审制度的古典形态、陪审制度的典型态度、陪审制度的变易形态、陪审制度的中国形态作一论述。

　　一、陪审制度的古典形态

　　从法律史的角度看陪审制度，我们不难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个西方文明的源头看到其形态的踪影。

　　(一)古希腊

　　顾准先生在他的《希腊城邦制度》一文中写道：“古希腊的梭伦首创了陪审法庭的新制度。原意当是‘作为法庭的公民大公’其实际状况，不外行政官员于市集日在市场上审理讼案，而由有空暇时间的若干公民参加，但是把这种办法制度化起来，则是司法上民主化的重要措施。”〔1〕在梭伦改革之后，公元前509年“克利斯提尼改革”中，规定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参政权可当选陪审员、“五百人大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并建立陪审制度，为了使犯罪者得到公平审判，由每个部落从年满30岁以上的雅典公民中选举陪审员若干名，组成“陪审法庭”。凡遇重大案件，陪审员参与调查，后由陪审法院下设的委员会进行公平审判。〔2〕在“伯里克利立法”中，创设有5000人陪审员的法院，每50名陪审员设立一个分院，在审判中采取多数票表决制。

　　现以一个实例来看，古雅典陪审法庭的审理活动。公元前399年，年已七旬的哲人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庭判处死刑，在众位弟子面前饮下毒鸩，从容就死，整个案件完全是依照雅典城邦公律来审判的。起诉人是三位雅典公民，以美莱特斯为首，他们依法指控苏格拉底不敬神和敬事新神，受到专门负责有关敬神审判的程序很复杂但又很民主。不同于现代，雅典的法庭不设法官，只设主持官，负责审判并维持法庭的秩序，判决的权力则在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从公民群体中抽签产生，挑选5000人。法庭开庭之日，城邦官员事先根据案件大小确定审判每件案件所需陪审团规模，从5000名陪审成员中抽签选出从5人至2000人不等，开庭之日，再以抽签将这些陪审员分配到不同的法庭，审理不同的案件。开庭前每个陪审员都分得两块小金属牌，一个铸着“有罪”，一个铸着“无罪”。当双方提出证据后，陪审员把一块牌放入一个罐里，最后点数。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的陪审团由500人组成。

　　法庭上的审判同样不同于现代。先由原告和被告分别为自己辩护，并进行举证;之后陪审团举行第一次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最后如果判定被告有罪，则由原告和被告本人分别提出刑罚，再由陪审员投票选取其中之一作为最终的刑罚。苏格拉底在第一轮投票中以280票对220票被判有罪;随后提出对自己的处罚，即罚款100德拉克玛，理由是自己非但无罪反而有功。由于此一刑罚太不合情理，反而迫使部分本来同情他的陪审员转向选择原告提出的刑罚，以360票对140票被判死刑。

　　用现代人眼光来看，苏格拉底之死形成难以解开之结。但是，一定要明确，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及陪审制，和现代民主政治及陪审团殊为不同，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个体一面从属于群体，一面却享有作为个体独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腊民主政治中，个体是完全从属于群体的。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个体只有在属于城邦(亦即群体)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体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3〕

　　(二)古罗马

　　在意大利罗马法学家的著作中表明，早在古罗马王政时期，库里亚民众会议就具有司法职能，民众会议主要在《严酷条款法》规定的申诉制度下启动它的司法功能。历史记载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执政官奥拉兹(Orazio)因杀死姐姐，被“敌对行为两人审委会”(du-ouviriperduellionis)判决犯有“敌对行为”，〔4〕奥拉兹提出“申诉”，得以在民众会议上重新争辩该案件。正是“申诉”导致以民众作为法官的诉讼程序的开始，使民众审判合法化。

　　在古罗马共和宪制时期，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发展这种制度，出现了独立的陪审团。在“本波铜表”上记载：法律规定在索贿罪的审判中，应当挑选一个陪审团，由裁判官准备一份从骑士中选出的450名市民的名单，每个诉讼的控告人均应当从此名单中挑选100人，并将中选者名单通知被指控者，后者从该100人中选出50人组成陪审团。陪审团在诉讼结束时应提供表决意见：表示开释或判罚，裁判官不参加表决。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公元353年古罗马帝觉得陪审团权力太大，废除了该制度。公元476年西马罗帝国为日耳曼人所灭，其法律制度随之没落，散乱地存在于蛮族部落中。由此看来，“陪审”的概念和制度在古典意义上的源头是古希腊和古罗马。虽然古典“陪审”还不具备现代陪审制度的涵义，但它是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国家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直接民主的体现。正是这个文明的源头为欧洲的法律文化种植下民主的种子，形成了欧洲法律文化中由外行参与司法程序的传统，对后来欧洲法律和文化的影响意义深远，并通过欧洲对世界地区产生影响。

　　二、陪审制度的典型形态

　　陪审制度是世界司法制度发展史中的一个源远流长的制度，也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的制度。一般以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为其典型形态。

　　(一)英国

　　1·陪审制度的由来

　　陪审制度的出生地问题是法制史上的一长期争论不休，一直也没有确定结论的问题。但大多数著作则认为陪审团的真正出生地要到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大陆上寻找。具体地说，是在9世纪早期封建的法兰克王国，国王为了了解其统治情况而建立的一种询问制度。开始时，这个制度似乎更多地运用于行政，即强迫一些人向国王派出的官吏报告国王所欲了解的情况，后来它被运用于司法方面，由法官或行政长官挑选知道真相又诚实可信的若干人，宣誓讲出的案件真相，作为裁决该案件的依据。加洛林帝国崩溃后，这种制度传到了诺曼底新的公爵地，在这里，陪审制度的运用与在法兰克王国一样，是统治者维护其本身利益的一个特别严厉的工具。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尖锐的民族矛盾，使得统治者深深地感到了解民情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对于他们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大陆上使用多年的询问制度成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得力工具。诺曼底征服不久，这种询问制度便出现于英格兰了，通过强迫村庄居民回答郡守的提问，许多对国王有价值的情报、“恶行者”、秘密犯罪以及居民对某些人怀疑等情况为国王及其官吏所获得。同时，这样做的结果，还使国王获得了财政上的利益。征服者威廉曾命令其官员逐村逐区地召集一些人询问土地、人口等情况，对这些询问的回答构成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末日审判书”，这对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的确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我们看到，诺曼底征服后的一段时间里，陪审制度也主要应用于行政和财政方面，正因为如此，英国法学家给陪审团所下的定义是“一个由公共官吏订的，在发誓的基础上回答问题的邻里组成的团体”。这里没有把它仅局限在司法方法。〔5〕

　　亨利二世(1154-1189)时期，陪审制在应用于行政财政事务的同时，广泛地应用于司法上。古典陪审团首次出现于土地诉讼中，其作用是证明国王的和平受到了破坏。当这样的诉讼出现时，法院便发给原告一种令状，命令他将邻居中与当事人无关的12人带到法院，发誓陈述真相，作出证明;可由司法大臣发布一个令状给争执土地所在郡的郡守，命令他召集12个“合法良民”，当巡回法院进入该郡时作出裁决，这个裁决就是对令状中所提问的争执土地的不法侵占是否发生的答复。1166年亨利二世克拉林顿诏令将陪审团要予以证明和控告的范围扩及几乎所有重大刑事案件。

　　2·早期陪审制度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陪审制度中陪审员的身份与其说是审判官不如说是证人。陪审员们作出的裁断，完全基于他们本人对争议事实的了解，这样一个案件陪审团的组成便受到了地理因素的限制，因为通常只有事件发生地周围的人才能够对事件真相有所了解。这样做的结果，甚至有时是控告人审判被控告者。在陪审团与法官的关系上，这个时期法官对陪审团的选择、权限以及人数有很大的自由处置权，他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增加陪审员的数量，历史上曾发现过一个多达84人的陪审团。

　　陪审员的待遇也不能与后世同日而语：他们对于法院来说像是罪犯一样，起诉之后，陪审团被规定“不吃、不喝、不准生火或照明”或与别人交谈，直到他们达成协议。后来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有较大的改变。

　　第一，陪审团性质的变化。开始时它完全是作为证人组成的团体，后来，如果陪审团不知道事实真相(这种情况以前是不会有的)，便给两个星期的时间让他们弄清事实真相。爱德华一世(1272-1307)时期以后，陪审员逐渐具有两种职能，既要就其所知事实加以说明，又要对证人向他们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判。陪审团的组成不再受地理因素的局限，而是从众多的陪审员中挑选12人组成小陪审团作出裁断。到了14世纪，陪审团的司法职能明显地占优势了。15世纪时，陪审员就完全成为裁断事实的法官了。这样，在英国司法体制中裁决事实与适用法律分开来，这一点构成了普通法国家与大陆国家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区别。

　　第二，陪审团地位的变化。陪审员尚具有证人色彩时其地位是低于法官的。现由于早期陪审制度系国王实行统治的得力工具，所以其地位很快上升，及至15世纪成为案件事实的裁判者时便与法官不相上下了。在陪审团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伯谢尔案(1670)首次作出陪审团不能因作出与法官意见相反的裁断而受处罚。1792年国会制定的“福克斯诽谤法”中甚至规定给予陪审团较法官更多的独立性，引起了瑟劳勋爵为首的一些法官们的强烈反对。

　　当然，陪审团在审理事实方面也并非为所欲为，在早期，如果陪审员在明知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与之相反的裁判，要受到所谓“剥夺刑”的处罚，即“其全体成员要被关进国王的监狱，其动产和所有物应被没收，其住所和房屋要被拆毁，树木应予砍伐，牧草应被铲除。”

　　第三，大陪审团与小陪审团的区别。早在1166年《克拉林顿条例》和1176年《诺珊姆顿条例》便规定每一个百户区要有12个“合法的人”报告他们所知道或听说的犯罪，他们不必对犯罪事实有所了解而只是反映嫌疑人在邻里中的声誉如何即可。1275年“威斯敏特条例”第一号规定“那些恶劣名声已公开的重罪犯，如拒绝将自己置于国王的诉讼中接受陪审团的调查，应作为拒绝服从国家的普通法而判处严重监禁”，一般认为这是英国大陪审团的开始。1352年爱德华三世颁布诏令禁止起诉陪审团(即大陪审团)参与制作判决，另设一个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这就是“小陪审团”。大陪审团审查起诉，小陪审团审理裁决事实这种分工延至近代。

　　纠纷发生后，原告将案件诉至普通法法院，然后由大陪审团审查批准起诉，双方当事人在法官和小陪审团面前陈述、答辩、举证，然后法官就案件有关问题向小陪审团作出指示，然后陪审团进入陪审团室就是否构成犯罪或侵权作出裁断，最后法官就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判决，这就是英国陪审制的大概内容。曾几何时，这个制度作为国王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平民反对王权的武器。布莱克斯通将这一制度誉为“每一个英国人”“自由的伟大堡垒”，是人民的自由和国王特权之间的“强有力的和双重屏障”;凯姆顿勋爵这样提出陪审制度的不可成缺：“陪审团审判的确是我们自由宪政的基础;失之，整个大厦将毁于一旦。”〔6〕

　　3·陪审制度走向衰落

　　19世纪下半叶以来，陪审制度在英国走下坡路了。在民事诉讼方面，1854年的“普通程序法”规定只有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案件才由法官独任审理，到1873年“最高法院组织法”就已规定大部分民事案件免用陪审制度。1933年的“司法管理令”第6条把民事诉讼中可以要求陪审团审理的范围限制在侮辱、诽谤、恶意告发、错误关押、诱奸、破坏婚约等案件。即使在这些案件中，如果法院认为审判将包括对文件、账目或有关科学的或地方的调查的话，也可以拒绝使用陪审团。1948年民事诉讼中的陪审制被正式废除了。

　　刑事诉讼方面，大陪审团于1933年颁布《裁判管理法》对大陪审团职能进行了严格限制，其审查起诉的职能由治安法院行使。虽然法院仍规定17岁以上的具有普通法上陪审团审判权利的人，其权利未经同意不得剥夺，但是目前，只有3%的刑事审判使用陪审团。1977年“刑事法”规定了刑事案件审判中必须有陪审团、只能简单审判和两者皆可的三种情况，属于第一类的只有谋杀、凶杀和强奸案。这样，昔日被资产阶级思想家、法学家热情讴歌的“自由的堡垒”、“人权的屏障”的陪审制度在前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衰落下去了。什么力量除掉了陪审团神圣的光环，甚至使它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冷遇呢?大致有以下原因：

　　第一，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使他们重新考虑革命时期为了争取同盟军而提出来的一些口号和根据启蒙时期的原则建立的一些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社会各方面因素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些有利于保护人权的制度受到了怀疑和限制。这种情况不只是英国一国，也不仅限于陪审这一种制度。这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趋向性潮流是陪审制度在英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犯罪率不断上升，诉讼增多，司法机关迫切要求缩短诉讼时间以减少案件的积压。而陪审由于要选出陪审员，要由双方当事人提出回避要求，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评议、作裁断(无法达到协议则解散该陪审团，召集一个新的陪审团)等过程，往往使诉讼旷日持久，两方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而且现代社会生活带来了许多证据简单的犯罪，如与交通有关的一些犯罪，在这类诉讼中，陪审团形同装饰品。另外，许多陪审员本身似乎对他们的职务也不感兴趣，因为虽然有旅费津贴和收入损失的补偿，然而耗费许多时间的审判还是常常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这是原因之二。

　　第三，审理需要专业知识。科学的发展，使得一些案件的审理需要某些专业方面的知识，而现在确定某一案件的陪审团成员的方法常使一些外行来充任鉴定这些证据的法官。伦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戴文斯曾撰文记述了他当陪审员的经历，一个案件就因为陪审团的一半成员对指印证据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无法作出裁断而终将被告释放。另外，陪审团构成的不确定性，同一种案由不同的人组成陪审团审理，其裁断可能有所不同，也难免带来一些混乱。有人研究，对被告人，青年人往往比老年人有更多的同情;体力劳动者作出的决定异于白领阶层，妇女常与男子有别。这样，被告方便利用要求回避以得到有利于自己的陪审团，带来了一些弊端。这是原因之三。

　　很久以来，人们对陪审制度的利弊得失就有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一是关于陪审团所起作用的评价问题。拥护者认为它提供了一个公民体验司法的重要机会。它缓和了确定性判决的严厉性，并有利于和解当事人双方的敌意，使得判决更加持久。另外，它还是公正的保证，因为贿赂12个人比1个人要困难很多。反对者则认为陪审团对公民来说是一个不公平的负担，它费资太高，同时使诉讼没完没了地拖延。第二个问题是有关陪审团和法官办案优劣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具有更高知识水平和更多经验的法官，比没有持久责任的陪审员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律和事实。拥护者则争辩道，12个大脑要优于1个，陪审团在才智方面要胜过它的单个成员，而且，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但不是陪审团的缺点，反而是优点，因为它能够保证每次清新的观念，从而避免那些有可能影响司法观察力的陈规旧习。争论的第三点是关于陪审团对法律的解释问题。反对者认为陪审团不会忠于法律，这或者是因为它不理解法律，或者因为它不喜欢法律，它使得司法不稳定，会导致一个人治的政府而不是法治的政府，而这是与英美政治传统格格不入的。拥护者则认为灵活性正是陪审团的持久特点，正是依靠它，严格的、一般的法律才能在司法实践中与特殊的案件相结合。法治是指法律精神的统治，而不应拘泥于文字。以上两派的观点看起来都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认为反对陪审团的观点和学说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也是陪审制度衰落的一个原因。

　　(二)美国

　　1·陪审制度的宪法保障

　　现代的陪审制度虽然诞生于英国，但它的充分发展和运作却在美国。从美国的殖民革命史和建国史中，可以看到陪审制度在美国的地位和作用。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陪审制度成为美国人民民主权利的象征，并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载入美国宪法中。从此，陪审制度在美国生根，成为美国司法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经历了200多年历史。

　　美国司法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一些直接涉及公民人权和自由的诉讼行为上升到宪法高度，为公民在诉讼中的权利提供宪法性的保障。这些保障集中体现在宪法前10条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概括起来对陪审制度的保障主要表现在宪法第3条第2款，宪法修正案的第5条、第6条和第7条。“权利法案”最初被认为只适用于联邦政府，各州的诉讼受州宪法和法律调整，1868年宪法修正案第14条被通过，规定“各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的特权与豁免的法律。也不得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即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并在其辖区内，也不得否认任何人应享有法律上的同等保护。”最高法院通过杜尼诉罗塞纳一案确认，根据修正案第14条“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权利法案”中关于基本人权的保障，除了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和禁止课以过多保释金和罚金的权利外，同样适用于在州司法系统进行的诉讼。

　　2·美国陪审制度的运作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和50个州政府都可以制定和实施法律。美国同时存在51套法院系统，司法程序存在多样性。因此，其陪审制度不仅在民事和刑事程序有区别，而且在不同的辖区之间也存在区别。除了联邦宪法所规定的情况外，各个辖区按自己的宪法和司法体制设计和运作陪审制度。

　　第一，大陪审团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根据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受死罪或因重罪而被剥夺部分公权之审判……亦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使其丧失生命……。”这表明在联邦司法系统中，没有大陪审团制作的控告书，不得进行刑事诉讼。各州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适用此制度开始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

　　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保留大陪审团的国家。大陪审团的主要职能是对检察官的起诉权进行审查和制约。大陪审团具有向每个人取证的权利。美国目前在联邦司法系统和大约一半的州适用大陪审团制度，在启用大陪审团的地方，其程序是秘密的，且仅听取检察官的证据。实际上，大陪审团几乎总是听从检察官的建议。鉴于大陪审团具有向每个人取证的权利，检察官经常能在大陪审团帮助下获得其无法得到的证言或当事人陈述，如果有关人员拒绝向大陪审团提供证言将被判处藐视法庭罪。为此，美国有人批评说，大陪审团已不再是审查并排除薄弱案件的有效措施，应当被司法官员主持下的预审所代替。大陪审团组成的人数不一，联邦系统通常由23人组成，各州自有标准。其成员是当地有选举权的公民，一般都有年龄、无犯罪记录、健康等的限制条件。挑选的方法有抽签或评选从选民中选出。其成员都有任期，一般根据案件调查起诉所需要的时间决定。

　　第二，小陪审团制度。小陪审团制度就是一般意义上说的陪审制度，其主要功能是参加审判，对被告人是否有罪或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作出裁断。在美国该制度适用体现于刑事诉讼和标的较大的民事诉讼中。

　　(1)刑事诉讼中的小陪审团

　　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规定，在一切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有权“由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审理”。在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定，不论是发生在联邦或州的刑事案件，如可以判处6个月以上的监禁，被告人享有由陪审团审理的权利。这说明被告人可以放弃该权利，而选择仅有一名法官的“法官审判”。但这种选择要在法院批准和政府方同意的情况下，以书面形式放弃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而仅仅由法官对案件审判。〔7〕

　　当被告人选择陪审团审理时，陪审团和法官之间职责明确：陪审团负责认定案件的事实，即根据可以采用的证据裁定被告人是否犯有公诉方指控的罪行;如果陪审团裁定被告有罪，法官负责适用法律，依法量刑。一旦陪审团裁定被告无罪，法官要宣布释放该被告人。陪审团的无罪裁定具有终审效力。联邦法庭将选任12名陪审员和若干名候补陪审员，各州组成人数可以自行决定。陪审团成员的资格，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都有规定，一般要求包括国籍、年龄、居所、交流能力和无重罪前科等。成员的构成要求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不能因性别、种族、肤色、职业、信仰不同而歧视。多数州法院和联邦法院都是以选民登记名单和驾驶执照持有者名单作为陪审团的初始名单，一份初始名单应当尽可能涵盖80%的地区人口。

　　确定陪审员的程序被称为“预先资格审查制度”，在联邦法院中，法官通过提出许多问题的方式，来决定未来的陪审员是否持有偏见，是否必须“有因”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在大多数的州法院，律师保留此项预先审查的权力，他们希望找到偏向于他们的陪审员，因此往往要很长时间。除了“有因否决”权外，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还有“无因否决”权即不需要提供任何理由排除某陪审员。12名陪审员确定后，还要选择几名候补陪审员，候补人员也要出庭，在陪审员不能履行职责时代替其位。

　　陪审团听取庭审后，由法官在法律上指示陪审团，解释何种事实必须被证明到不存在任何合理疑点，才能支持有罪判决。陪审团退庭秘密评议通常被隔离。联邦体系和各州体系都要求，陪审团必须达成一致的正式判决，否则就被称为“悬而不决的陪审团”。一旦产生此类情况，检察官必须决定是否重新审判被告。

　　(2)在民诉讼中的小陪审团

　　在民事诉讼中将小陪审团作为一种常规审判是美国法律制度的独特之处。在联邦法院系统内，在所有涉及金钱赔偿的权利要求时，双方当事人都有得到6-12人组成的陪审团审判的权利。〔8〕宪法修正案第7条对于普通法中超过20美元的权利要求，包括人身伤害和违反合同方面的权利要求，保证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民事诉讼中的小陪审团的组成原则基本上与刑事诉讼一样。但是，在陪审团评议问题上，与刑事诉讼情况不同。在联邦法院内，陪审团的民事诉讼裁决必须是一致通过的，但在许多州法院内，裁决可以由陪审团多数作出。在大多数案件中，陪审团发表一项概括的裁决。陪审团的任务是对所有事实问题作出裁决，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可信程序问题的裁决，即当存在尖锐对立的证据时，相信哪一个的问题。另一重要作用是确定赔偿金，尤其当原告遭受人身伤害并寻求所受痛苦的损害赔偿时，有关确定赔偿金的数额，完全取决于陪审团的自由裁量，但是当陪审团滥用权力，作出不合理的事实认定而否定法律时，法官可以享有推翻陪审团裁决的权力。

　　三、陪审制度的变异形态

　　陪审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与典型形态略有不同。特别在德国，是一种混合审判庭模式，我国有不少学者称为“参审制”或“混合陪审制”，以区别普通法系的陪审制，现特对德国参审制予以阐述。

　　(一)参审制的形成

　　1848年德国爆发三月革命，法兰克福民众大会呼吁要保障人民的权利，其中包括要求建立陪审制度，享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1849年，几乎整个德意志各邦都采用了陪审制度，包括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当时德国实行的陪审制度与原始的英国模式存在差别：第一，陪审员名单是由政府官僚事先提供的;第二，陪审员要依据法官提出的一些有关事实问题来决定和宣布裁决结果。

　　但是，这个模式在德国的实施并不顺利。起初，陪审制不仅适用于重罪审判，而且也适用于政治案件。然而，从19世纪50年代起，此类案件的审理又回到由独任法官审理的法庭中管辖。不久，一些州开始在刑事案件审判中适用“协作式”的审判模式，即出现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员(非职业法官)组成审判庭审判并共同作出裁判的形式。

　　1877年颁布的《法院组织法》规定，根据刑事犯罪的三种类型即违警罪、轻罪、重罪为标准划分出三种类型的法院，除了一些不重要的案件由独任职业法官审理外，其他案件分配为：违警罪和轻较的轻罪(处3个月以下监禁或600马克罚金)由一个职业法官和两名非职业法官在“协作式”法庭中审理;轻罪和处5年以下徒刑的重罪由5名职业法官组成的初审法院审理;最严重的重罪由3名职业法官和12名陪审员组成“陪审法庭”进行审判。“陪审法庭”每季度聚集一次，通常陪审员坐在与法官分离的位置上，可以向证人提问，然后，法官向陪审员提出一系列有关事实的问题供他们讨论，包括涉及所控罪名是否成立，减轻刑罚的情节是否存在。最后，法官将在法律上给予陪审团指示，经过陪审团的审议，陪审团长将宣布每个问题是否已经经过必要的多数人达成共识。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当时仅在严重的重罪审判即“陪审法庭”中保留了英国模式的陪审制，事实上已经实行陪审制和参审制的并行。

　　在1877-1924年期间，德国试图限制“陪审法庭”的管辖权，但均未成功。1905年，通过减少5名职业法官法庭的管辖权，事实上扩大了参审制意义上的混合法庭的司法管辖权。在魏玛共和国早期，开明的司法部长无意于减弱陪审制的影响力。但是，陪审制的命运在保守的继任者上台后出现恶化。1923年5月，保守的继任者提出一个关于重新组成刑事法庭的草案，提出以大参审法庭取代独立的“陪审法庭”，以及大幅度扩大独任制法庭的轻罪审判中的管辖权的变革。这个草案受到当时国会中社会民主党的强烈抵制，从而搁置于法律委员会。但是，1924年德国最终通过一个“紧急法案”，该法案对1877年《法院组织法》关于“陪审法庭”的规定作了根本性改变，将“陪审法庭”组成的12名陪审员减少为6名，同时取消陪审员对事实问题的决定权。这标志着英国模式的陪审制在德国移植彻底失败，但是在陪审制失败的移植过程中，德国对英国陪审制的改造也逐渐成熟，参审制成为具有德国特色的陪审制度。纳粹时期，德国法律堕落，司法制度几乎崩溃。参审制也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基本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参审制，但是在《法院组织法》中确认了参审制。

　　(二)参审制的运作

　　1·参审制的适用范围　在当前德国的司法实践中，参审制适用于刑事案件的审判。以参审方式设立的法庭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5人法庭，由3名职业法官和2名非职业法官组成，当其负责审理较严重刑事案件时，5人法庭通常被称为“大刑庭”(Grosse Strafkammer);当其负责审理极严重的犯罪时称为“陪审法庭”。第二种是3人法庭，由1名职业法官和2名非职业法官组成，当其负责审理较轻的重罪犯罪时，也被称为“陪审法;当其负责审理由独任法庭审理案件的上诉案件时，又被称为”小刑庭“。这两种法庭通常根据非职业法官和职业法官的人数比例被统称为：”二三法庭“和”二一法庭“。

　　2·非职业法官的选择方式　德国的非职业法官任期为4年，每一位非职业法官每月参加一次审判工作。选拔非职业法官的程序分为提名和遴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名就是组成候选人员名单。各地提名的做法差别很大，有的通过编制一个随机的居民名单进行提名，有的则实际上将提名交给在市议会有议席的政党，有的甚至允许警方否决临时性的名单。第二阶段遴选，由地方法院成立的遴选委员会从被提名人中挑选非职业法官。挑选非职业法官的人数由刑庭的1名法官决定，他根据可能出现的案件数量来确定非职业法官的人数。遴选委员会由1名法官担任主席，除1名州政府官员外，还包括在司法管辖区内由地方政府所挑选出的10位公民。实际上，这10位公民经常是由各政党按照其在地方议会中的比例进行挑选。遴选委员会根据2/3多数票作出选择决定。遴选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在各地也不大相同，某些地方，政党对委员会选举有较大的影响，各政党往往根据其在委员会中代表的比例选定非职业法官。通常，遴选委员会成员要考虑候选人的职业状况，在德国这种信息反映在登记簿上，广泛的职业背景是构成非职业法官的重要因素，不过，由于遴选委员会偏爱在教师、文职官员、社会福利工作者、管理人员的群体中选择，这使得德国非职业法官大多数来自文职官员和白领阶层。在德国，非职业法官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与职业法官比较相似，其他层次如蓝领阶层等的比例相对就少了，但是这些阶层并没有被完全排除在外。德国对非职业法官的挑选，原则上还是坚持随机性，从而保证民众的民主参与和管理;同时，德国通过让非职业法官参与审判，也起到使法律程序和法律用语广为一般百姓接受的作用。

　　3·非职业法官的地位和作用　在参审制适用的法庭中，非职业和职业法官的地位平等，他们共同评议、决定定罪和判刑的所有问题，对审理结果实行单一的法定投票表决规则。《刑事诉讼法》第263条第1款规定：在责任问题和法律对行为的处分问题上所作的每一项对被告人不利的裁判，需有2/3的多数票同意。〔9〕在“二三法庭”里，这个表决规则要求至少有4名法官就一个有罪判决达成一致，因此，如果2名非职业法官的一致意见可能产生一个否决权，非职业法官可能反对3名职业法官的意见而宣告被告人无罪;反之，如果没有2名职业法官的同意，他们也不能宣告被告人有罪。在“二一法庭”里，2/3多数表决准则，允许2名非职业法官或者宣告被告人有罪或者反对职业法官宣告被告人有罪。在任何一种法庭里，审理的结果只能是：有罪或无罪。在听审结束后，由职业法官负责起草解释法律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调查结果的书面意见，并且对有罪的裁定结果必须提供详尽的判决理由。非职业法官一旦参与审判，就具有法官的所有职权。

　　但是，当代德国司法实践中，非职业法官一般不能参阅卷宗，他们获得信息的惟一来源是口头听审。对非职业法官在审前可以提出异议，适用的异议规则和理由与职业法官回避制度相同。此外，非职业法官在审判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由于非职业法官对法律不熟悉，在职业法官面前说话很难有足够的力量，导致在实践中很大程度上服从于职业法官的意见。有资料表明，陪审员对定罪问题的影响程度仅为14%，对量刑问题的影响仅为6.2%.所谓的陪审参审在德国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陪衬”。〔10〕

　　四、陪审制度的中国形态

　　陪审制度在我国被采用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它与西方陪审制度的性质、功能、内涵、意义等截然不同。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宪法定位

　　我国的陪审制度源于前苏联，1949年9月建国前夕颁布的《共同纲领》第7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后的1954年宪法第75条又重申这一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度”，把陪审制纳入国家根本法，反映出对普通大众参与司法程序，人民权力人民行使这一民主形式的重视。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为便于人民参与审判，人民法院应视案件性质实行人民陪审制。陪审员对于陪审的案件，有协助调查、参与审理和提供意见之权。”并首次规定“人民陪审员按选举原则产生”。1954年的《法院组织法》又首次推进了一步：“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整个50年代为人民陪审员制的辉煌时期。大跃进特别是“”期间，军管人员代替法官办案，司法制度受到冲击，人民陪审制名存实亡，《1975年宪法》中被取消。“”后，虽然《1978年宪法》第41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的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受到重视，也未真正实行。《1982年宪法》又重新将这一制度废除，但1983年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将原规定第一审应实行陪审的制度，改为“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赋予法院选择适用陪审制的灵活性。据此，有的学者认为，我国陪审制度的有无不取决于宪法上的存废，宪法中没有规定的制度在现实中仍可执行，我国陪审制立法不存在“违宪”问题。〔11〕

　　1998年9月16日，李鹏委员长就“陪审员”问题专门发表讲话。肖扬院长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也明确提出：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继续积极探索人民陪审员的推荐、任职方面的改革，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在审判工作中的作用。”2001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五年改革纲要》中，把“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发展目标之一。根据最高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部署，最高法院向全国人大会提交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表明了上层领导对我国陪审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决心。

　　(二)改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法律思考有以下几点值得思索：

　　1·明确任职资格我国陪审员资格规定在《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8条第1款，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设立陪审员资格的出发点，是陪审员有能力尽职尽责，借鉴西方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有的学者提出，〔12〕陪审员的资格应有以下限制。(1)国籍限制，必须是中国公民;(2)居住期限限制，一些取得中国国籍的居住期限较短的居民，不宜担任审判员;(3)年龄限制，仍以23岁为界;(4)行为能力限制，必须为完全行为能力的人;(5)品行限制，无犯罪前科;(6)文化程度限制，这涉及陪审员组成应当是“平民化”还是“知识化”，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陪审员应当“平民化”，人人都有权担任陪审员，只要具备一定的年龄和行为能力，都可以担任，不宜作过多限制，否则不利于群众对司法的参与，体现不出民主性，因而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草案第2条规定，陪审员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或其他专业知识”，显得条件太高，应当限定在“初中以上”，甚或干脆不作要求;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专业，规定所有民众都可参与，是不现实的，应当是“大专或本科”，至少不能低于“高中”，这才有利审判的顺利进行。另外，还有些复杂、技术性很强的条件，奉行“专家陪审”，但并非替代鉴定人的“鉴定结论”。〔13〕

　　2·统一产生方式陪审员的产生渠道，法律规定了两条：(1)《法院组织法》规定由选举产生;(2)特邀产生，规定于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的《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聘陪审员的联合通知》。在实践中，由于人大每年在选举代表时不再推荐陪审员，法律规定的第一条渠道实际上行不通。对此，司法现实很混乱，有的由法院直接任命;有的由民政部门指定;有的由有关单位推荐。我国现行诉讼法规定，陪审员在诉讼中与审判员行使同样权力，处于“准审判员”地位。如今不统一的产生方式，实背离宪法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草案第3条规定，关于陪审员必须“由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是颇具合理性和合法性的。

　　3·规定任期期限实践中，有些陪审员被“选举”或者“任命”之后，一任就是几年甚或十几年，并可连选连任，有些陪审员实际上任期比审判员还要长，这导致了“专职陪审员”、“陪审专业户”的出现;他们固定在法院工作，和法官一起上下班，每日按时领取津贴，半职业化、职业化倾向明显。还有的地方，陪审员往往由一些单位的富余人员或者无业人员充任，陪审法庭变成了一些下岗工人的“再就业中心”，这严重背离了陪审制设立的宗旨，有违陪审制的初衷，使陪审制的“民主”、“监督”色彩丧失殆尽。但在最高院的上述(草案)中，仍然规定了陪审员的“任期为3年”，并可“连选连任”，这很难避免前述产生的弊端。所以，拙见，陪审员不应规定“任期”，只要其资格得到确认，就可终身兼任，但在具体操作中，则应采取“一案一选”、“一选一任”，随机抽取，奉行回避的方针，这可更大限度地扩大民众对司法的参与，增强陪审人员的新鲜感、责任心，使陪审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4·改变陪而不审实践中审判的两个基本环节集中反映了“陪而不审”。(1)庭审中，多数陪审员只是静坐，始终不说一句话，庭审完全由审判长进行。庭审方式改为对抗制后，这种情况更甚，以往审判长主持下，偶尔宣读一下证人证言，出示一下相关证据的情景也消失殆尽。更有甚者，如庭审时间过长，个别陪审员打瞌睡的情况也会出现。(2)合议时陪审员缺乏独立见解，一味盲从附和主审法官的意见，使合议流于形式。从对一基层法院抽查的50例案件评议看，主审法官简介案情发表处理意见后，陪审员简单表述同意的，共42份，占84%;陪审员发表补充意见的，共8份，占16%;发表不同意见的为零。难怪有人形容陪审制为“陪衬制”。陪而不审还表现在陪审员的职能发生严重扭曲，该履行的未履行，不该履行的乱履行，表现在：(1)大多数陪审员兼做书记员的工作，代书记员处理收发案卷材料、校对、送达裁判文书、整理装订案卷等日常事务。(2)履行执行员的工作职责。有些法院招聘陪审员主要为了做执行工作，解决执行办量不足的问题。〔14〕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陪审制度暴露出来一系列问题，实行得并不尽如人意，但是绝不是“它的存在已无实际意义”。只要各方努力，在强调其政治意义的同时亦重视其法律意义。发挥自身特点，吸收国外有益优点，建立符合我国社会特点和法律制度的陪审制度，保障实施“以法治国”治国方略。

　　注释：

　　〔1〕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2页。事务的“王者执政官”审理。

　　〔2〕林榕年编：《外国法制史新编》，群众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

　　〔3〕黄洋：“雅典为什么判苏格拉底死刑”，《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21日。

　　〔4〕敌对行为是古老的侵犯国家的犯罪，它的范围颇有争议，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发展到囊括各种各样的罪状，包括觊觎王位罪、侵犯护民官和平民的犯罪、执法官在行使其职权和军事指挥中的过失行为、未经审判而杀死市民的行为、侵犯民众会议的行为，等等。摘自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第133页。

　　〔5〕R·J·瓦肯：《英国法律制度》，伦敦版1980年，第85页。

　　〔6〕同上注，第135页。

　　〔7〕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23条规定。

　　〔8〕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第38规定。

　　〔9〕《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3条。

　　〔10〕左卫民：《刑事诉讼的理念》，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11〕李学宽：“陪审制若干问题研究”，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1999年会论文。

　　〔12〕李春达：“论我国陪审制度的改革”，《浦东审判》，1999年第4期。

　　〔13〕房保国：“我国陪审制改革十大问题论纲”，《上海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14〕同12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