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政策论文(2)
浅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
《抗日战争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摘 要]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实际，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理论，完善和深化了革命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的理论，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毛泽东思想在各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毛泽东思想 成熟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转折既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一系列重大的新课题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和解决，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经验和有利条件。在其他一些党派纷纷反对、抛弃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毛泽东思想在各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一、抗日战争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提供了历史条件
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形式和内容的理论思维，同样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熟，主要是由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此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矛盾。中国国情最大的特点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存，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并存，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这些新特点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重大课题。
首先，在思想上，由于民族斗争高于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被迫收起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消灭地主阶级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被迫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再加上1943年被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司令部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内外反动派由此掀起反马克思主义狂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这就为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抗战时期特殊的国情结合起来，创造出指导中国抗战和革命的正确理论、路线和政策，提出了崭新的重大课题。
其次，在军事上，面对的敌人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而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事法西斯主义，其特点是野蛮、残暴、顽固。中国方面抗战的军事力量绝大部分又掌握在国民党手里，而它又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数量少装备差，物资供应匮乏。但从战争性质来说中国是正义的，具有绝对优势。这就为如何以弱胜强，实行什么样的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了崭新的重大课题。
再次，在政治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左中右三种势力和两条路线的矛盾与斗争。由于国民党在“战必败、和必乱、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思想动机下勉强联共抗日，因而它推行片面路线和两面政策。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对中国共产党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完成民族大业，提出了崭新的重大课题。
最后，在党的建设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迅猛，由近3万人发展到百余万人，从在狭小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地下组织，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大党。许多新党员虽然具有强烈的为抗日救国而勇于献身的精神，但对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不甚了解，主观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大量存在。这就对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如何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把共产党真正建设成为能够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了崭新的重大课题。
二、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使毛泽东思想在各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全国范围的革命性质的抗日战争，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如何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如何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如何掌握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把抗战、民主、建国紧密结合起来，将抗战的胜利变成人民的胜利?如何在抗日战争中进行党的建设?这些问题现实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斗争实际，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完成了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概括，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毛泽东思想在各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1.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正确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和现实斗争的新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理论。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对这三个问题从整体上及其相互关系上给予了完整的概括。他指出:“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1]606
2.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共两党有政权有军队的合作，但又没有一个两党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也“没有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1]366这就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任何外国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线，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有它今天的中国的特点”。[2]p600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抗日战争实际的紧密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并实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从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理论。
3.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它在各国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主要是合法的和平的斗争形式，只在最后决战时，才使用暴力;中国则武装斗争贯彻在全过程中。由此出发，抗日时期，毛泽东发展了八七会议上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指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选。”[1]547要进行武装斗争，就要有军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军队都是能执行革命任务的，也不是所有的枪杆子都能被共产党所掌握的，这里的关键是创立一支人民的军队。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和外国经验很少，主要是靠中国共产党自己来摸索，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特殊的贡献。首先，基于武装斗争对于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主张要坚决地树立起共产党必须掌握军队的思想，克服“有军就是军阀”、“政党不应该有军队”以及“革命党主要靠民众运动”的传统观念。他指出：“共产党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战争，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1]546其次，毛泽东构建了一整套与其他军队不同的治军原则，可以概括为一条路线，三大任务，八种关系。一条路线：“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3]p453三大任务：土地革命时期是“打仗，筹款，发动群众”;抗战时发展为“战争，生产与群众工作”。八大关系：正确处理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干部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各部分军队间的关系、与友军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处理这八大关系，主要是贯彻三个基本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革命党掌握军队并不难，但有了军队并不能保证革命胜利，还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关于这方面，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及其战友就在战争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进入抗战时期，结合新的经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著作中，进行了系统深刻的阐述，主要内容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等。这些战略战术思想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特别贡献。
4.完善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建立了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有新的发展，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比以前更加丰富。毛泽东论述革命根据地建设理论的著作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抗日时期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组织起来》、《怎样学会做经济工作》等。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理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毛泽东指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其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实行“三三制”原则。毛泽东具体阐述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方针和具体政策。关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毛泽东明确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4]p891要以农业为主，全面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原则，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同时，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文化工作的方针，以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思想，为党的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5.深化了党的建设的理论。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时期。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等著作中，深刻分析了遵义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风。毛泽东特别着重于思想上建党。针对抗日战争以来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存在的问题，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用整风的形式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出现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指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贡献。
6.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党和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和成熟。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目的，以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特点。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特点以及革命性质、主要矛盾、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内容。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探索的成果;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规律;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和以后发表的著作中，又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化，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
7.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前期得到发展和多方面展开的革命理论，加以总结、提炼与升华，概括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同时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使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更加系统化，完整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已经达到成熟，并形成了较完备的科学体系。这种体系化、科学化的革命理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必胜信心，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8.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指导抗日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其指导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发生了突破性的进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被全党公认为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思想，这就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在七大上，刘少奇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5]p333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从此，全党更加团结统一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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