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投行的形势与政策论文(2)
关于亚投行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
《亚投行的快速预热与未来挑战》
摘要：亚投行以超乎想象的魅力令全球瞩目。本文简要介绍了亚投行的预热过程、功能定位及治理结构，分析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亚投行在全球形成巨大吸引力的成因，阐述了亚投行合作共赢的重要意义，最后简要分析了亚投行未来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 亚投行 合作共赢 国际金融格局 投资效率
四海宾朋如约而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展现出宽阔的胸襟与十足的魅力;金融资本结伴而行，亚投行彰显出整合的能量与协同的功力;大国风范应时而现，亚投行释放出中国的声音与牵引的实力。作为一支新锐劲旅，亚投行投入到国际金融体系中，服务的是亚洲，最终惠及的是全球。
预热过程与功能定位
从2013年10月出访东南亚时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到相关具体工作程序的正式启动，亚投行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加速推进。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21个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
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出资50%，总部选址在北京。根据目前的股份设计，亚洲成员国将按GDP水平共享亚投行75%～80%的股权，其他20%～25%的股权将根据经济实力分配给亚洲以外的国家。但随着更多国家的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投行成员国持股比例都将相应地下降。
亚投行成员国分为创始成员国和普通成员国两类。作为亚投行的核心成员，创始成员国有权制定章程，而普通成员国只能遵守已有规则。在股份占比上，创始成员国持股比例会高一些，只要有能力基本无限制，而普通成员国的持股比例有限制。另外，董事席位只在创始成员国中产生，普通成员国没有董事席位。不仅如此，创始成员国有设立“保留条款”的权力，而普通成员国则没有。也就是说，国家在签署某个国际条约时，如果对某个条款有意见或者不同意，可以提出保留，那么这个条款就可以不适用在这个国家，而其他没提出保留的国家就得适用这一条款。
在内部治理结构上，亚投行由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个层级构成，并将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决策的高效、公开和透明。在三个层级中，理事会为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由所有成员国的代表组成，根据亚投行章程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董事会由理事会选举出的总裁主持，主要负责对日常事务的管理决策。银行管理层包括行长、副行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通过“公开、包容、透明和择优”的原则进行选聘。
目前亚投行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量，如果通过金融杠杆放大5～10倍，则可以撬动5000亿～10000亿美元的资金规模。从动态来看，亚投行未来融资将采取三种模式：银行同业拆借、集中创始成员国主权信用发债，同时设立专项基金来吸取闲散资金。此外，预计亚投行未来将择机通过增股扩资吸纳新成员，扩大业务范围及提升业务能力。
本着平等、开放、包容的原则，亚投行将在吸收更多成员国的基础上，于2015年年中完成亚投行章程谈判及签署，2015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亚投行。如同主席在“金砖银行”成立时发出“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的美好畅想那样，亚投行的未来愿景将更加值得期待。
巨大的吸引力
(一)亚投行人气倍旺
亚投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开发机构。按照既定的时间表，2015年3月31日是亚投行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3月12日，英国成为继首批意向成员国之后第一个递交申请的西方国家，之后，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等欧洲国家也紧随其后，纷纷对外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决定。
英国能够最先申请加入，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争取中国国内市场巨大的回报机会。2014年中英之间的年贸易额为800亿美元，还不到中德贸易额的一半，英国政府希望通过亚投行强化对华关系，来获取在中国更多的投资贸易业务。更重要的是，作为传统的金融中心，从建立和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到承揽由西方国家发行的首只人民币主权债券，英国一直在人民国际化领域与中国政府进行着频繁与密切的合作，而亚投行的出现将使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更为广阔，英国也试图借此进一步密切与中国的关系。二是谋求整个亚洲的投资机会。相比于美洲和欧洲，亚洲经济无疑有着更强的活力、更好的弹性和更大的潜力。亚洲是煤、气、油等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主要储藏区，容纳了全球60%以上的人口，GDP占全球40%以上。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国家也正在谋求转型升级，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亚洲中产阶层正在日益崛起，并将形成巨大的购买力需求，亚洲成为全球经济未来最重要的增长重心已不容置疑。由于亚投行的核心职能是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英国在基建、高级工程项目、金融服务和绿色科技等领域都具有全球领先地位，从而势必能够通过亚投行这条固定的渠道打开其在亚洲国家投资赢利的巨大空间。
紧追英国的脚步，作为欧洲大陆制造业强国的德国，更是希望通过站上亚投行这一巨大的平台，拓展与亚洲进行投资与贸易合作的机会。根据笔者调查发现，过去德国对美国的出口要大于对全球其他地区和国家，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德国调整了对外贸易与经济的重心，大力东移。目前德国对亚洲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已远超其对美国的出口，如果加入亚投行，就可使德国与亚洲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巩固。而瑞士、卢森堡等其他欧洲国家也如英国、德国一样，有着试图通过亚投行分享亚洲市场巨大红利的诉求。
此外，为提振经济，欧洲央行在2014年推出了规模为300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但作为成熟经济体，欧洲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新经济增长点，而且在经济增长率低迷之下，投资回报率并不高。由此，欧洲地区过剩的流动性需要在全球寻找高回报的投资出口。而亚投行将采取国际融资方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势必作为项目融资的一个主要趋势，从而为欧洲资本，尤其是其民间资本提供一个进入与获得投资回报的闪亮路径。
追赶着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步伐，中东地区的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和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以及北美的加拿大等国家都鱼贯登上了亚投行这列“快车”。根据2015年4月15日财政部公布的名单，共有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美国、日本暂未加入)。后续其他国家仍可加入，但只能作为普通成员国。
(二)亚投行令全球瞩目
亚投行一夜之间从亚洲国家的多边机构，变身为令全球瞩目的国际性多边机构。重要的是，不论是作为亚投行资金主要来源国的中国，还是借贷项目建设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市场化程度都还不高，市场机制均不成熟。伴随着发达国家的进入，带来的将不仅是亚投行资本规模的扩张，由于这些国家具有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的管理经验，以及熟练的市场化运营方式，亚投行也将缩短市场摸索期。而随着高标准运行规则的制定，亚投行将在实质上走向国际化。
亚投行合作共赢的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第一次主导建立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及其“朋友圈”的扩大彰显的无疑是中国在全球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日渐高涨的信任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充足，截至2014年12月，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高达3.8万亿美元，具备了资本输出和驰援亚洲国家的雄厚实力。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具有比较强的技术实力与实战经验，在实现自身技术输出和产能输出的同时，也能帮助亚洲国家建构和夯实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平台，从而形成合作共赢关系。
除了能够实现资本、技术和产能输出，从而分享亚洲市场的红利收益外，如果与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基金、海洋合作基金以及丝路基金相策应，向亚洲基建领域“供血”的亚投行还将显著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目前，包括印度、印尼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基础设施都非常滞后，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拖累。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未来十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为8.22万亿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基础设施投资约8200亿美元，投资需求占全球GDP的11%。对此，亚洲国家大体只能解决4000亿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额度最多只有200亿美元，即使将世界银行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扶贫贷款计算在内，资金缺口也依然巨大。在这种情况下，亚投行的出现将为这些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将为基础设施的改善与经济的起飞装上强大引擎。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都是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改善的重要“输血”管道。但IMF的功能定位是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稳定，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职能是投资扶贫开发，三者在功能定位、业务重点以及投向方向上都不尽相同。因此，具有定向投资、灵活运作优势的亚投行无疑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有力补充，彼此之间不是竞争和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合作与互补关系。
未来的挑战
尽管亚投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由于亚投行是一个国际多边机构，在规则制定、管理标准、提高投资效率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创始成员国话语权分配问题
根据目前的股份设计，在亚投行设计的15～20个董事会席位中，可能仅有3席预留给亚洲国家之外的成员国。这样，围绕着董事会席位，不仅在亚洲意向创始成员国之间，而且在非亚洲成员国之间也会有竞争。从目前来看，亚投行董事席位的分配既会根据GDP水平，同时也需要兼顾区域平衡，并通过对成员国划分选区的方式定额推选产生。不过，如何划分选区以及让最终的推选结果令成员国皆大欢喜，就需要中国切实履行和发挥好斡旋与协调的作用。为了尽可能平衡多方利益，亚投行可像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那样设置不需选举的特别董事席位，以便让更多指标转移到选区范围中。同时，亚投行将采取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层治理结构方式，对于那些未能取得董事席位但的确又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成员国，在集体决策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在理事会和管理层层面给予其有限的职权分配。
(二)投资风险管理及投资效率提升问题
亚投行的功能主要是服务于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开发，这就意味着亚投行要追求一定的投资回报。然而，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周期都很长，而且融资额度大，盈利困难。特别是在当前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经济风险突出的情况下，项目的投资回报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甚至也可能“血本无归”。据此，亚投行必须做好相对严格、标准的投资论证，如果降低标准或者将政治因素考量进来，势必会损害项目选择和投资的公正性与严谨性，最终给出资人带来很大风险。如果这样，亚投行就会逐渐失去商业魅力，并可能在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倘若只将收益回报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亚投行开展投资就会束手束脚、瞻前顾后，导致一些不发达、但的确需要资金的国家难以获得投资，其结果可能就会与中国发起亚投行的初衷相悖。因此，在恪守投资高标准与支持投资紧迫性、提高股东回报率与增强信贷及时性、强化投资灵活性与控制投资风险之间，亚投行需要练就和展现足够的平衡技巧与智慧。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婧：《亚投行扩容：显多边金融架构渐变》，载《经济参考报》，2015-03-20。
[2]孙琦子：《亚投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载《经济观察报》，2015-03-22。
[3]屠心凯：《亚投行为什么这么火》，载《长江商报》，2015-03-30。
[4]蔡婷怡：《欧美为何博弈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载《财经》，2015(8)。
[5]张锐：《亚投行：中国正在学习当老大》，载《中国青年报》，2014-04-13。
[6]李宇嘉：《亚投行或为执牛耳：主导世界金融秩序》，载《上海证券报》，2015-03-19。
[7]周艾琳：《亚投行引领中国金融外交新常态，载《第一财经日报》，2015-0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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