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积极财政政策论文
积极财政政策迟早要淡出,早在淡出前,对政策的认识和操作也要适当调整。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积极财政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积极财政政策论文范文一：积极财政政策方式研究论文
但随着包括大江大河大湖堤防工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公路铁路建设、中央储备粮库建设和国企的技术改造与产业升级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工，积极财政政策的功效正在逐步降低，弊端正逐步显现。
现有投资体制运作下，国债投资正出现某些“投资效率递减”的现象，再持续大规模地通过增发国债来进行政府公共投资，无疑必将会对民间投资活动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1.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潜在风险正在不断积聚
以国债发行和扩大政府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在产生着潜在的财政风险。
虽然目前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还率等都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但如果在名义赤字、名义国债规模的基础上，再加上诸如粮食系统亏损挂帐、国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各地方政府举借的债务以及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金上的缺额和其他潜在的债务，债务风险其实已不可小视。
“祸故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由于政府赤字和债务是很容易具有“刚性”和“惯性”的，财政投资对整个需求的拉动只是起一种短期调节作用，只能刹住经济下滑的势头，起到一个启动经济的作用，很难支持长期的稳定增长。而长期使用赤字和债务政策的结果，却往往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埋下通货膨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隐患。在经济出现重大转机之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还应继续乃至持续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大半个世纪，世界经济变化的经验和教训已反复表明，财政赤字、国债政策只宜在经济波动中发挥短期的缓解矛盾的作用，不能作为刺激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推动力。正确处理好深化改革、体制创新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关系至关重要。从中长期看，我们应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作为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基本动力，尽可能地控制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防止财政赤字和债务对改革的“挤出效应”。如果我们不能抓住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较好的时机，抓紧解决深层次的矛盾，而是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缓解矛盾，则可能坐失良机，积累体制矛盾。
2.我国财政有掉进流动性陷阱的可能
进入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已出现一些新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一是经济增长与财政收支形势形成明显反差;二是宏观经济增长与微观经济效益提高明显不同步;三是经济增长与社会矛盾的缓解明显有差距。由于积极财政政策这一调控方式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供大于求的市场总体格局，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动机、投资动机和出口动机很难在这样一种经济大环境下被激发，再加上阻碍消费与民间投资的体制性因素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一味依靠政府支出的增长非但不能引起消费、投资、出口的相应增加，反而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影响将来的经济发展。巨额财政支出所带来的巨额赤字极易引发债务风险，甚至导致财政危机，并使财税政策有掉进“财政的流动性陷阱”的可能。
这种“财政的流动性陷阱”的存在是由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匮乏，消费者缺乏消费热情与能力，影响投资的诸多因素尚未消除。面对这一状况，走出陷阱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调整一味依赖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趋向，综合运用各种扩张性宏观管理政策，唯有这样才能最终使我国的经济摆脱“财政的流动性陷阱”的困境。
二、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主要途径与方式
鉴于当前影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经济增长波动，而是风险过度集中于政府财政负担较重、社会矛盾不断累计、特别是就业压力日趋增大等，探寻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下，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淡出，已成大势所趋。
首先，可通过调整财政支出政策，对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要降低积极财政政策对国债发行的依赖度，防范与化解财政潜在的风险，增加社会产品的有效供给。当前切实有效的措施是应允许非国有经济广泛运用财政贴息、政府控股或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增强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应有选择地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支出优惠等手段，引导、刺激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热情。通过加强政策性融资的力度，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基础设施建设，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协调引导，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来影响其他投资主体的行为，以最大限度地扩大财政支出的乘数。
1999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果断作出增发国债、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的决策以来的事实证明，国债技改项目的启动，不仅极大鼓舞和调动了企业技术改造的积极性，还有效引导了银行贷款投向，带动了其他社会资金的投入。据测算，已下达的1218个项目，总投资281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721亿元，国债贴息资金265.4亿元，1元国债带动了10元社会投资、6元银行贷款。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优化升级[2]。
其次，继续对税收政策进行适度的结构性调整。
(1)适度进行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
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具体到政策层面上，就是要千方百计启动民间的有效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尤其是那些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减税是一条积极可行的、便利有效的政策选择。不论对流转税、所得税和其他各税。尽管不同税收之间有着不同的功能特点，但是在具有扩张效应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所得税的减税，可通过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影响社会的需求;而流转税的减税，则可刺激社会的供给。
目前，民间投资启动缓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民间投资进入领域的“门槛”较高。这需要取消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限制，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进入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高科技和高新技术领域以及金融等新兴服务行业。应该说今年刚通过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已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二是税赋较重。民营企业除了一般33%的企业所得税外，还要缴纳相当部分的个人所得税;国家对企业技术开发费、技术改造投资购买国产设备抵扣所得税的政策优惠，往往将私营企业排除在外;所得税减免对外资企业是从“获利年度起”，对民营企业则是从开办日期起。在许多地方，大部分民营企业要上缴50种税费，不少地方收费多达70余种，其中相当部分是不合理收费[3]。
考虑到我国现行税制和财政的承受能力，虽然全面减税的条件尚不具备，但结构性的减免税收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标准，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某些消费(如：化妆品、汽车等消费税率较高的消费品)放开限制，给予减税;在现有减税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有关购房的税费负担，以盘活商品房市场;对吸纳下岗职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给予适当的税收照顾，以利于扩大就业;增加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适当提高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以扩大外贸出口;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尽快按WTO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努力把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左右)，对高新技术企业适当减免税收，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适时开征财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等新税种，以缓解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等等。当然，强调减免税必须要科学界定减税的对象和范围，而且减免税收的权利应集中在中央和省级政府，以免损害国家利益，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延缓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2)加快农村费税改革，有效激活农村消费市场。
工业消费品的潜在大买主应当是农民，9亿农民的未来就是中国经济的未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近几年来，农村消费却一直呈现持续低迷的态势，其与城镇消费的差距在不断扩大。1998年农村消费增长率比城市低0.7个百分点，2000年和2001年则分别扩大到2.3和3.8个百分点，今年1-5月份，农村消费增长率比城市低2.9个百分点[4]。我国消费需求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农村消费需求的明显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及农民向城市、非农业转移困难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农民的各种负担偏重所致。目前，除了各种农业税赋外，各种收费和摊派名目繁多，随意性较大。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维持、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开支、计划生育等费用也大多需要农民来负担。故整顿农村公共收入秩序，规范公共收入筹集方式，把农村公共收入制度各环节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应当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再次，逐步实现由单一型积极财政政策向整体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转变。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战略性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当前出现的通货紧缩绝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防范财政金融风险也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极可能将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长期矛盾。如果只是一味采取单一型积极财政政策而不注重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的配合，很可能事倍功半。因此，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实施适度宽松的金融政策，尤为重要。从长期看，必须采取有远见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消除通货紧缩的根源。当前，首先应着重解决基础货币投放和扩大货币供给问题。
因为从表面上看，1998-2001年四年间，我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比1997年底增长了74%，货币供应增长比经济增长率与消费物价增长率之和平均每年约高出7.3个百分点，似乎通货较为宽松。其实，如果分析一下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运用结构就不难发现，在1998-2001年四年间，在货币供应量的运用结构中，平均每年的海外资产就占到14.7%，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每年提供的货币中有近15%并没有用于国内的实体经济活动，而是仅仅作为购买海外资产的外汇储备等在进行利息的增值。四年中，用于国外的资产一共增长了93.4%，年均增长17.9%，而用于国内的资产则仅增长了59.6%，年均增长12.4%。再从货币供应运用于财政与企业的结构与增长情况分析，我们又会发现，自1998年以来，在银行体系的净债权中，政府部门净债权以年均61.6%的增长速度在增长(累计增长581.4%)，远远快于对企业债权年均10.4%的增长速度(累计仅增长48.6%)。企业信贷量占全社会信贷总量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底的84.69%持续下降到2001年底的72.35%，下降了12个百分点[5]。实体经济货币偏紧已是不争的事实。
为此，需要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力争扩大货币供应量，提高货币的流动性。这一方面可通过适当下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利率，对超额储备金实行零利率，强化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约束机制，以增强商业银行向企业贷款的主动性，进而扩大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再贷款需求。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扩大公开市场的交易规模，适当增加公开市场的交易品种，以吞吐基础货币。
当然，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取决于企业、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能否作出积极反应，增加投资与消费;取决于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迫使商业金融机构作出积极反应，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股票市场发展的稳定。而所有这些，无不依赖于改革的整体推进和配套措施的逐步落实。
特别是应该在改革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上做好文章。把如何更加有效地促进民间投资和消费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积极探索促进民间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有效增长支持方式。通过彻底放开国有商业银行的政府行政管制，大量容纳各种形式非政府资本的股份;可把实际上已经大量存在的灰色金融甚至是黑灰色的金融纳入新的市场金融体制的规范序列;应在政府规范管理下允许举办适度规模的民营银行，特别是中小规模的民营银行，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除此之外，应努力解决好“三农”问题，保障构成GDP不断增长的工业产品在广大农村市场得以销售的畅通渠道;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保障商业银行面对的是一大批市场性的客户;进一步完善消费信贷制度，促进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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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论文范文二：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关键词]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我国近年来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特定的实施背景。从理论上讲，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的联系，在于两者均以刺激有效需求为主要目标;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更多地依靠增发并运用国债的手段作为支撑。从实践上看，积极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是明显的，而且也为我们应对经济运行中的难点问题积累了经验。今后，应该围绕如何形成扩大有效需求的内在机制，改进财政政策手段的运用方式。
自1998年起，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动荡、国内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着力实施了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目前，已有许多关于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对与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
中国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需求的相对萎缩使得经济增长的势头放缓。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方面却缺少经验。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问题，需要有新的理论加以指导。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其观宏经济理论和政策也较为成型。尽管我国的具体国情与之有所不同，但国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却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和借鉴。
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正是这场空前的危机，给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否定了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传统经济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所谓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凯恩斯学派运用总需求模型对经济大萧条与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认为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导源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下降。受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价格通常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达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于是便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凯恩斯学派得出的结论是，大萧条已证明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自我陷入萧条，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实施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减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经济学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主张是维持经济稳定，通过调节有效需求(即所谓“需求管理”)，萧条时反萧条，通胀时反通胀。其中，当出现经济萧条时，在通过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要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运用减税、增支(包括扩大政府购买支出)、发债乃至实行赤字预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
中国自1998年以来应对通货紧缩所采取的财政政策，被称为“积极财政政策”(proactive fiscalpolicy)。应该说，从实施背景和具体内容上看，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其中，有许多内容和措施是近似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先，从支出的角度来看，加大了财政资金的投入，用于加快农林、水利、公路、铁路、粮食仓储、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此，国家于1998年增发1 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1999年，国家又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包括：(1)继续增发国债，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的办法。(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需求。(3)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的征税，收入专门用于城镇低收入居民和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
增加国债发行，提高投资水平，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治理通货紧缩，中国实行了以国债政策为支撑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中国首次发行了建国以来的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基本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同时，又增发了1 000亿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并且配合中央银行准备金制度的改革，由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专项国债423亿元。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继续增发国债。2000年，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出现好转表现之后，为了巩固这种重大转机，在年初决定发行1 000亿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国债。新增国债重点投向五个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态项目建设;二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三是教育设施建设;四是城市环保项目建设;五是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大科技项目。
税收对投资、储蓄和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财政政策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国1998年以来所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只是处于辅助性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外，几乎没有动用税收政策。自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才开始逐步扩展到运用税收政策，包括继续提高出口退税、恢复对存款利息所得征税等。
从总体上看，在近年来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中，我国把扩大需求的短期政策与改善供给的长期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经验及若干约束条件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总体上讲，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第一，将刺激需求与改善供给有机地结合起来，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将刺激需求与调整分配政策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第三，注重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鼓励投资和消费，促进技术进步;第四，并没有完全按照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关于实施减税的教条，而是通过保证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时通过推行税费改革，适当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第五，充分运用财政手段，带动银行贷款的增加，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第六，将松中有紧的财政政策与紧中有松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
在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所发挥的有效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的初步执行结果与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预期目标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行财政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约束条件，制约着政策效应的发挥。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购买)的乘数效应不足。二是税收负担方面的约束。三是转移支付方面的约束。
三、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后在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可考虑在国家有限的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作间接手段。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也有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除了银行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外，应引导和鼓励发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大都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发行公债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并且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实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进而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引发了通货膨胀。因此，8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转向了有节制的效率型财政支出政策。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收入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具体包括：提高工交人员和国有经济职工工资收入(还包括提高国有企业家的年薪收入，使其与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相适应)，普遍提高低收入和离退休人员的收入等。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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