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日形势与政策论文
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引发中日关系危机,包括民间交往在内两国之间的正常往来受到严重冲击。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日形势与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日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一：新形势下影响中日关系的钓鱼岛问题
摘要：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日本觊觎其丰富的资源与战略价值，近年来，通过各种方式染指钓鱼岛，妄想窃取钓鱼岛的主权。面对日本的行径，中国在积极推动和平手段的同时，也应当采取主动、理性的实际行动，打破日本的梦想，维护钓鱼岛主权。
关键词：中日关系;钓鱼岛;主权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5-0068-03
近几年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屡次制造事端，来显示它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国拖网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冲撞，后又受到日方另外两艘巡逻船跟踪、冲撞、截停、登船、检查，并且非法扣留中国渔民与渔船，导致一场中日外交风波。这一事实证明了钓鱼岛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本文将在分析近年来日本染指钓鱼岛行径的基础上，讨论日本觊觎钓鱼岛的原因以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一、钓鱼岛问题的由来与现状
钓鱼岛又称钓鱼台、钓鱼台群岛、钓鱼台列岛(日本称其为“尖阁列岛”)，是中国东海大陆架东部边缘的一组群岛，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5个岛屿与大北小岛、大南小岛、飞濑岛等3块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6.344平方公里。在地质结构和海底地形上看，它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明史》记载，1372年，明朝派杨载为册封使出使琉球，途中杨载的船只停靠在钓鱼岛，并成为第一个踏上该岛的人。明朝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的《顺风相送》中对钓鱼岛进行了记载，书中称呼“钓鱼岛”为“钓鱼屿”。这都远远地早于1884年日本登陆钓鱼岛。
但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条约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其中包括钓鱼岛)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二战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的规定，日本理应归还台湾以及全部附属岛屿，但是钓鱼岛被美国所占领。直到1972年美国将冲绳归还日本的同时，将钓鱼岛一同交给日本，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抗议。针对这一问题，美国政府表示“在归还冲绳时，美国将尖阁列岛在内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但美国认为施政权和主权是两回事。如果在主权问题上产生分歧时，应由当事者协商解决”。1972年，中国政府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局出发，提出钓鱼岛问题暂且搁置，等日后解决。后来，针对钓鱼岛问题，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措施，但是日本并没有领情，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妄想窃取钓鱼岛的行径不断，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一)一些日本高级官员公开宣称钓鱼岛为日本“领土”。据2009年2月27日环球时报报道。日本首相麻生太郎26日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这是日本首相历史上首次公开发表该内容言论。2010年9月16日，前原诚司受委为外相前一日，前原声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中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这些日本高官的谬论与错误的行为严重扭曲事实，引起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强烈抗议。
(二)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加强军事控制。2005年1月16日，日本共同社报道，防卫厅已对日中两国有领土争议的尖阁列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冲绳本岛以西的其他岛屿制定了一套“西南岛屿有事”对策方针，其核心内容是：当西南诸岛“有事”时，日本防卫厅除派遣战斗机和驱逐舰外，还将派遣多达5.5万人的陆上自卫队和特种部队前往防守。另外，2011年2月，日本向冲绳增派F-15战机，加强钓鱼岛巡逻，以维护其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除此以外，日本努力联合美国以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2009年2月26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上表示，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当然是日美安保条约适用的对象，如果受到其他国家“侵犯”，日美将共同应对。2010年9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日本防卫相北泽俊美对此番言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极为恰当”的。这种联手对抗中国的态势，势必使钓鱼岛问题更加复杂。
(三)阻扰中国对钓鱼岛的合法行为。钓鱼岛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我国对钓鱼岛进行维权巡航等行为都是合法行为，理应不受任何一国的干涉，但是日本却频频给予阻扰。据联合早报报道，2010年10月24日晚9点左右，两艘中国渔政在冲绳县钓鱼岛西北偏北约33至37公里的范围内巡航，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提醒两艘船不得进入日本领海。针对此事，日本政府内阁秘书长仙谷说：“这件事之后，我们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2011年1月28日，中国“渔政201”在钓鱼岛附近进行作业，日本飞机和巡逻船向我国渔政“201”发出警告，要求勿侵犯日本领海。这些阻扰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合法利益。
二、日本觊觎钓鱼岛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走强硬的路线，不断地对中国钓鱼岛的主权进行挑衅。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国际利益决定国家行为”，日本对钓鱼岛主权的争夺，不是仅仅为了几个荒芜的小岛，而是看中了钓鱼岛背后的战略价值。
(一)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战略资源丰富。自1968年以来，联合国、美国等一些研究机构先后对钓鱼岛海域进行了勘探，认为钓鱼岛海域石油储量可达140亿吨。1969年一份“埃默里报告”宣称，台湾和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很可能是世界上油气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甚至被称作为第二个“中东”。另外，钓鱼岛以及附近海域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金、银、钴的储量可供日本使用5000年，锰的储量可供日本使用1000年。对于资源非常贫乏的日本来说，这是一个近在眼前的肥肉，所以一直伺机窃取钓鱼岛。
(二)钓鱼岛的军事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从军事战略上看，钓鱼岛位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上，是防止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封锁的至关要点，也是日本梦想遏制中国向深海发展、防止中国对其威胁的关键点。如果日本窃取了钓鱼岛。并且在钓上安装远程预警雷达，将直接监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另外，日本一直担心中国统一台湾，因为台湾海峡是日本能源海上输入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中国顺利统一台湾，将对日本能源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再者，钓鱼岛离台湾非常近，如果日本在此建立军事设施，一旦发生台海冲突，可以迅速插手，加大我国统一台湾的难度。
(三)遏制中国崛起的棋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快速地提升，2011年初，我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对此非常担心，害怕中国的崛起威胁它在东亚来至太平洋地区的地位，阻碍它向政治大国进军的梦想。所以日本希望通过钓鱼岛问题，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共同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护
自己的利益。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面对日本近年来对钓鱼岛的各种行径，中国不能坐以待毙，应该要有所为，才能维护领土安全和国家尊严。
(一)积极地推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和平解决钓鱼岛问题。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中日两国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在当前阶段，推动两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务实途经，也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崛起的大局需要和平的周边环境。经济的崛起是中国国家崛起的重要支柱，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特别是在人均方面。2010年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但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105位左右”。显然，中国依然比较贫穷，综合国力不够强大，发展仍然是中国的主旋律，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内外的和平环境，尤其是周边的和平环境，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尽可能地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
(二)采取实际行为，维护钓鱼岛主权。自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发展”政策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地推动和平方式解决钓鱼岛问题，但是这么多年来，日本并不太理会，而且近年来窃取钓鱼岛的行径不断。因此，中国为了维护钓鱼岛的主权，在推动和平手段的同时，也要实施一些实际行动。
首先，加强对钓鱼岛的管理。钓鱼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有权对其加强管理。2011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正式施行，要求中国政府加大对钓鱼岛海域的执法力度。中国要进一步加强对钓鱼岛海域的巡航制度。切实地实施对钓鱼岛的监管。必要时还应该对入侵中国领海领空的日本海空军实施警告及拦截、驱除，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力，以维护钓鱼岛主权。
其次，重视民间“保钓”运动。保护中国的领土不受侵犯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与使命。在日本没有坐下来与中国谈判之前，中国政府应该支持民间的“保钓”运动，使民间的“保钓”更加地具有理性、理智，也可以对中国政府主张钓鱼岛主权以及避免使日本占领钓鱼岛合法化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民间的“保钓”运动可以加强与日本民间的交流，深化中日民间对钓鱼岛问题的共同认识，从而从民间带动政府，促进两国政府用和平方式解决钓鱼岛问题。
最后，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军事发展迅速，这是他们敢于窃取钓鱼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强大的军事作后盾，中国想维护钓鱼岛主权难度较大。另外，随着东北亚局势的变化，在和平方式不能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这都需要强大的军事。所以，中国应加强自身的军事建设，尤其在海军与空军方面。
四、结语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一直从东北亚安全、稳定的大局出发，呼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钓鱼岛问题，但是日本却我行我素，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在此希望日本尊重历史事实，积极地回到谈判桌，通过和平协商彻底地解决钓鱼岛问题，使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与深化。
中日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二：“中日韩三边关系与东北亚形势”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4月24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了“中日韩三边关系与东北亚形势”学术研讨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发展研究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的学者与本院学者共计2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中日韩合作的地区影响、中日韩首脑会议机制化合作趋势与前景、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的困境与出路、中日韩合作中的美国因素、东亚战略环境的变化对中日韩三边关系的影响、中日韩合作与东亚合作框架、日本“3•11”灾难及中东政局变故对于东北亚局势的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日韩首脑会议与东亚区域合作
中日韩首脑会议的相关议题是此次研讨会的焦点，与会学者围绕秘书处的设立与中日韩首脑会议的机制化发展、中日韩首脑会议机制化发展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影响、中日韩首脑会议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并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首先，秘书处的设立系中日韩首脑会议机制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对东北亚区域合作将产生深远影响。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过去20年来东北亚区域合作主要是议题推动模式，制度建设十分滞后。三国合作秘书处的设立，从职能上而言，可以协调三国首脑双边或多边会面事务，同时担负对外宣传的工作;管理和支援三国首脑会谈和外长会谈等三国协商机制;挖掘新的合作项目;评价和研究合作项目，并制定报告;管理网站，进而实现三国合作方案的制度化。在此基础上，中日韩三国不但可以推进政治外交领域的高层接触和战略对话，还可以推进成立安保对话机制，这对未来东北亚区域合作势必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中日韩首脑会议的机制化发展，必将弱化东亚区域原有的由东盟主导的“10+X”合作模式，但这种“小马拉大车”现象并不会消亡，未来东亚合作会呈现多模式并存的状况。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东亚区域原有的由东盟主导的“小马拉大车”模式，受东盟各国政治经济实力所限，并非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常态现象。由中日韩合作主导东亚区域合作才是区域整合的正常模式，与本地区政治经济力量分布相匹配。因此随着中日韩首脑会议的机制化发展，由东盟主导的10+1、10+3等框架机制势必会被削弱，面临边缘化。同时，与会学者也认为，东亚区域合作受一系列区域内矛盾及区域外因素制约，“小马拉大车”现象并不会消亡，未来东亚区域合作将会呈现多种模式并存的格局。
最后，中日韩三对双边关系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将阻碍三边合作的顺利推进，其地缘政治属性更导致中国与日韩两国在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的同时，军事安全等方面却渐行渐远。作为应对之策，中方不宜对三边合作定调过高，应遵循由低到高的原则，按照循序渐进的方针，拓展三边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与会学者多数认为，中日韩三国受地缘政治和历史、台湾、领土及朝鲜等问题影响，双边关系矛盾重重，尤其在中国崛起、日韩原有优势相对弱化的情况下，三边合作受到严重阻碍。
有学者指出，上述因素导致中日韩三边合作呈现三个不对称性：三国合作与东亚合作进程的不对称性，表现为首脑会议的高调运行与事务磋商层面的落差巨大;双边合作与三边合作的不对称性，表现为三边合作落后于中日、中日及日韩这三对双边合作;三边外合作与三边内合作的不对称性，表现为三国对三边外的其他主要国家关系定位相对明确，合作内涵充实。还有学者指出，上述因素导致中日韩三方合作存在“政冷经热”的困境，即中国与日韩两国在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的同时，军事安全等方面却渐行渐远。
但有学者指出，中日韩三方虽在军事安全方面存在困境，却在反恐、国际维和、朝鲜核问题及加强三方核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内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作为应对之策，有学者指出中日韩三方应该：(1)超越历史宿怨;(2)超越冷战思维;(3)超越自身局限。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崛起导致地区格局改变，是东亚合作面临的最大困境，现阶段不宜对三边合作定调过高，宜多进行双边、多边的战略运作，在一些非传统问题上，促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对接。概言之，中日韩三边合作宜遵循由低到高的原则，按照循序渐进的方针，首先增强经济领域的合作，再逐步过渡文化等层面，不断拓展三边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美国因素对中日韩三边合作的影响
与会学者都认为美国因素是影响中日韩三边合作的最大外部因素，此次研讨会主要在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因素对中日韩三边合作的影响、中国对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战略应采取的对策及如何看待中东风波与美国战略东移这三点上展开讨论。
首先，东亚地区是美国战略重心之一，中国不可能在中日韩三边合作中排除美国因素，宜在摸清美国战略意图的情况下，在战略上加强中美合作，如此才能有利于三边合作机制的推进，使中国在三边合作机制中掌握主动。
与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崛起使东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日韩出于防范中国的心理，加强了同盟关系。其给东亚战略环境带来的变化如下：(1)日韩对美依赖增强，加强对华战略防范;(2)美国主导的东亚同盟体系出现了多边化倾向;(3)美国亚太战略、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并重。这一变化对中日韩三边合作的影响有：(1)导致中日韩三边合作的有限性，如韩国意欲在推动中日韩三边合作的同时与其他合作机制并轨，美国因素给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2)中日韩FTA谈判机制虽然已经启动，但会旷日持久;(3)日本调整自身安全政策，主要针对中国;韩国更加担忧中国对朝政策，影响中日、中韩之间的战略互信，三边合作的政治氛围更加复杂。
在此基础上，大部分与会学者提出，在中日韩三边合作问题上，中国一则没有能力排除美国因素，二来排斥美国的后果极有可能导致出现美日韩三边同盟之虞。因此中日韩三边合作进展如何，从战略角度而言是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首先要对自身国家定位明确。目前，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尚未具备领导能力，因此积极争取搞好对美关系，是中国外交努力的目标。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国内巨大的市场，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情况下，美国亦面临在新的经济伙伴与传统盟国之间进行平衡的战略尴尬期。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力的提高，加大了美国介入中日韩三边合作的成本。中国宜充分利用本国优势，加大中国因素的影响力，在战略上加强中美合作的前提下，在三边合作机制中掌握主动。
其次，TPP是美国意欲主导亚太自由贸易和遏制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一种手段，中国的对应之策宜选择适当的时机加入其中，现阶段应提出一定的技术标准，提出让日韩及国际社会均能接受的条件，推进中日韩FTA谈判。
对美国主导下的TPP谈判，与会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TPP系美国企图将其市场规则推广至亚太地区并主导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和遏制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一种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但在中国如何应对TPP的问题上，与会学者的观点大致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中国应在TPP建章立制阶段积极加入，以提高政治发言权;另一派则主张中国或不加入TPP，或等待时机加入。有些学者还认为，美国TPP战略促进了中日韩启动FTA谈判机制，现阶段中方不必高看TPP的影响力，而应提出一定的技术标准和让日韩及国际社会均能接受的条件，并进行跨部门协调机制，在技术层面提高自身在中日韩FTA谈判中的话语权。
第三，中东风波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美国战略东移的部署，使得美国不太可能像2010年那样高调对付中国。
与会学者在中东风波是否打乱美国战略东移部署的问题上分歧较大。一些学者认为，中东风波显示美国目前关注的重点仍是中东，阿富汗、伊朗、利比亚局势及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等因素将会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另一些学者则提出相反观点，指出美国战略东移的步伐不会因中东问题而放慢，即使因此受到掣肘，并不意味着中国战略机遇期会延长。还有学者认为，美国自2003年便出现战略东移，其全球战略重心已经放在东亚，中东风波虽然给美国未来战略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却并未改变其战略重心。不论如何，与会学者基本同意如下观点：中东风波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美国战略东移的部署，且受美国国内经济、阿(富汗)伊(朗)等问题牵制，其不可能像2010年那样高调针对中国。
日本“3•11”灾害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
关于“3•11”灾害对日本经济政治的影响，与会学者基本认为日本经济虽然遭受重创，但仍会呈U字形状态恢复。政治方面，日本国内保守的新国家主义有所抬头，政治环境有向右转之虞。
基于上述判断，多数与会学者指出，受“3•11”灾害影响，日本政府的战略部署将呈内向化，对外关系也力求平稳，但自民党等在野党却可能会不断激化一些对外关系的议题，促使日本政府对外采取强硬政策。
在日美关系方面，与会学者普遍指出，美国不希望日本国际影响力陡降，会继续扶持日本，此次救灾也成了日美共同处理应急问题的一次检验契机，有利于深化日美同盟关系。
多数与会学者还认为，受此次“3•11”灾难影响，关于核安全及救灾机制等议题会成为中日韩三边合作的重要议题。但也有学者强调，核安全对话的基础是共享平等对称信息，日已向韩通报了很多内部信息，但中国未能实现信息共享。因此，中国应该在2011年5月下旬举行的中日韩峰会上，提出促进三国在核安全及救灾机制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整体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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