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如何调节经济论文
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对于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财政政策如何调节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财政政策如何调节经济论文范文一：财政政策直接调节供给质疑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社会需求不足的实质是供求结构失衡的问题，因此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今后积极财政政策应强调对供给结构的直接调节。本文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并且供给结构只能通过市场无数次的“试错”过程来进行调节，因此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无法直接调节供给结构。
关键词：财政政策;供给结构;需求;通货紧缩
一、引言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连续实施五年。不少学者纷纷提出，积极财政政策的着眼点应由扩大需求为主逐步向改善供给为主转变。其理由为，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社会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供需结构失衡，即一般工业品严重过剩与适合市场需求、有竞争力的产品供应不足并存。论文论文参考网增加有效供给，解决过剩问题，必须从调整供给结构人手，因此，今后的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应对一批高技术产业和特殊产业进行大力扶持，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使我国在这些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与重点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项目连接起来，国债投资应放在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如支持海尔等特有企业。咋一看，讲得还很有道理，细细品味，觉得也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当前我国社会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社会产品供应结构不合理和有效供给不足，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既没有证明财政政策是否可以调节供给结构，也没有证明财政政策是改善供给结构最合适、最有效的手段，更没有说明假如财政政策获得成功，是否还会带来比供求结构失衡更严重、更危险的其它后果，就轻易得出财政政策着眼点应由扩大需求为主逐步向改善供给为主转变的结论。这未免有些轻率。
二、财政政策是一种“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
毋庸讳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方式主要依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理论，该理论认为：(1)就业量是总有效需求的函数，取决于一国的总支出(C+I+X-M);(2)竞争过程不能自动地产生吸收所有生产性资源的总需求，总需求不足会在消费不足或储蓄过度下出现;(3)放弃消费并不一定会导致资本积累，相反，储蓄的作用可能导致失业，国民收入下降，能力闲置，从而减少资本形成;(4)当需求增加时，私人投资上升，而需求的增加也同时意味着消费增加，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不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它们一同增减;(5)利息率不能使储蓄和投资产生均衡，投资不足经常存在;(6)国民经济均衡优于财政平衡，政府的投资活动可以置利率和资本的边际收益于不顾，只把扩大社会的投资看作是提高总需求的手段。
凯恩斯认为，形成经济萧条的根源是由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即人们不会把增加的收入全用来增加消费，而投资需求不足来自资本边际效率在长期内递减，因而，当私人支出不足以产生充分就业时，政府应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直接增加公共支出，通过乘数效应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是一种“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
在西方所有的财政政策思想中，唯有供给学派主张实施“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就是恢复“萨伊定律”，而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萨伊定律的前提条件。因此，供给学派反对政府过多的干预，主张放宽或取消各种限制条件和规章制度，恢复企业自由经营，让市场自行调节经济活动，以激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他们认为，财政政策的最有效工具是减税，反对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力争平衡预算。由此可知，当前学者们提出“供给管理”与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以上分析得知，当前一些学者提出的注重改善供给结构的财政政策主张没有任何理论渊源。
三、市场是调节供给结构失衡的唯一手段
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商品-货币-商品，即W-GW.W-G是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被称为卖;G-W是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或最终变化，被称为买。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社会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这个产品只有通过货币，采取一般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而货币又在别人的口袋里。”接着又指出：“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
当采用直接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时，政府所从事的是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即买的过程，G-W.这时，政府只需拿着货币到市场上去购买商品，就可以刺激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其过程之简单，哪怕是一个学龄的儿童，都能完成这个任务。
当采用直接调节供给的财政政策时，政府所从事的是商品第一形态态的变化，即卖的过程，W-G.这时，情况就远不那么简单了。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为了使这个“惊险的跳跃”取得成功，政府就必须知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何时、何地生产以及在何时、何地销售等因素。与此相关联，就必须完全了解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地理状况等相关因素，并会对未来发展作出准确的预测，这要求政府必须是一个“有先知先觉的圣人”。也就是说，必须存在两个前提条件：决策者是完全理性和信息完全。首先，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政府，其最终的决策是由某些代理人作出的，尽管这些代理人或许是各行各业的专家，但他们都是有限理性的，因此政府是有限理性的;其次，对于相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来说，政府代理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不能穷尽，是有限度的，因此，信息是不充分的。所以当政府采用调节供给的财政政策时，其成功与否具有不确定性。尽管政府会对未来的形式作出一些准确的预测，但最终能成功多少要靠有“瞎猫碰到个死老鼠”的福份。有关政府直接调节供给的例子，可谓是不胜枚举，下面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从宏观层次上看
50年代，日本政府认为，由于日本既没有丰富的铁矿，也没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所以日本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生产汽车的相对成本无法与美国竞争，因此制定了限制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但由于美国当局为日本建立了宪政秩序，最后决定权在私人企业手中，所以市场拒绝了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最终日本成了出口汽车的大国。
韩国政府操纵银行系统，鼓励向大公司和内生比较优势明显的产业投资，这种产业政策追求有递增报酬所产生的比较优势，但实践证明，这种直接干预供给的政策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我国手机行业。国产手机既没有所谓核心的技术，也没有受到政府特殊政策的保护，但获得飞速的发展。1998年国产手机的市场占有率为0，1999年为3%，2000年为7%，2001年为15%以上。据信息产业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02年上半年中国共生产手机4804万部，同比增长31.5%;销量达4516万部(其中近800万的手机属国内品牌)，同比增长28%，产销率更是高达94%.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披露，国产手机市场份额在2002年6月底已上升为17.7%，而赛迪网络的统计则是接近20%.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国产手机到年底拿下30%的市场份额应该不是大的问题。仅仅在四年前，国内手机市场尚是外国品牌的纵横之地，人们对国产手机并没有寄托太多的希望，但悄然间国产手机居然能攻城拔寨、站稳脚跟，让人觉得看不懂，想不到。
当然，尽管世界是无限复杂的，但我们还是会从宏观上理出一些大的脉络，辨识出一些经济发展的端倪。所以你也会举出大量成功的例子，但无论如何也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罢了。
(二)从微观层次上看
与其说在宏观层次上，政府通过观察经济动向、把握市场基本趋势来调节供给，或许还具有某些理性的话，那么，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主体中，控制和参与具体决策，是绝对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譬如说，某行业可能是今后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但具体到一个企业，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适合进入该行业，即使进入，该行业内部又有无穷无尽的亚分类，具体的选择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为一个不具有“先知先觉功能”的政府，无法为成千上万个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作出最优的选择，因此，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是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的。既然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同政府一样是由人作出的，那么他们作出的决策，肯定也具有上述类似政府决策的弊端。是的，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毫无疑问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也不是最优的，甚至时常是不比政府的决策更合理。但市场是由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微观经济主体组成的，每个微观经济主体无时无刻都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上“试错”，每次“试错”都要受到市场的检验。如果证明是错的，则该微观经济主体利益受到损失，就会退回来，同时促使其他微观主体也不会再进入这个领域，这会制止社会资源的进一步被浪费;如果证明是对的，则该微观经济主体获得超额利润，并发展壮大，同时吸引其他微观主体进入这个领域，促使社会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可见，市场机制就用无数次的“试错”过程来弥补现实世界的信息不完全和微观主体的有限理性，并以此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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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分析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调节供给结构的直接表现，是使部分政府国债投资放在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上，如支持海尔等特有企业，启动投资需求，以带动全社会投资需求的稳定上升。下面，我们对“重点企业”和“技术改造”两个问题作一分析。
首先，对于“重点企业”，笔者实在是搞不懂“重点”的含义，不敢妄加推断，但是对海尔还是比较了解的。国家为什么要出重金支持海尔呢?答案是多种多样的。(1)或许是海尔规模大。但是规模大并不等于有发展前景，全球500强企业中有几个是百年历史的老企业?有几个是195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的?那么怎么能根据现在海尔规模大，就断定海尔以后一定有大的发展前景呢!如果不能，凭什么把纳税人的血汗钱拿来支持它呢!(2)或许是盈利高。如果盈利高，说明竞争力强，那就没有支持的必要了!(3)或许是发展快。现在发展快怎么能说明将来发展速度就一定快呢?与此相反，三株公司、红桃K公司，都是迅速崛起，但又瞬间消失于无痕，正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4)或许是所在的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假如说，海尔所涉及的家电和其他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话，那么还有哪个行业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呢?
其次，当前我国国债资金的一部分用于重点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其具体理由是：我国国有企业普遍技术水平落后，所以应利用国债资金支持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换代，以此来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技术水平落后是导致国有企业竞争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造成国有企业竞争力不强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落后吗?进行技改后，国有企业就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了吗?技术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但不能说技术是企业盛衰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起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退一步讲，即使国有企业是由于技术的因素而导致竞争力的缺乏，那么政府如何确定企业恰好需要的技术水平呢?譬如说，是引进90年代的技术水平，还是引进当前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是采用新技术，还是采用新工艺?这都是政府必须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因为技术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技术水平必须考虑到市场状况、企业自身实际情况等相关因素，不论技术水平的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如果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那么该经济主体将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影响其根据市场约束来作出自己的决策。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所以有必要进行干预。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必然会破坏市场机制，必然损伤竞争机制，失去经济发展活力。我国社会需求不足，供求结构失衡，从表面上看是市场失灵，但其实质是以前政府对其供给过多的干预而导致的恶果。
五、小结
凯恩斯财政政策思想中的干预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干预有不同的内涵，前者指从需求方面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而后者则强调从供给方面入手，直接干预经济。当前主张财政政策直接调节供给的观点，既无法在西方经济学的财政政策理论中找到渊源，也无法在具体实践中行得通，其实质是计划经济体制思潮的复归。因为人们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迅速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思维惯性，一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方式。
当前，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仍只有百分之五十多，这离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相去甚远，所以当前要做的首要问题是减少政府干预，尤其是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还市场一个本来的面目。当前出现的供需结构失衡，唯一的办法，是让生产结构缓慢地自发形成消费需求与资本品需求之间的比例。由于市场机制是通过无数次的“试错”过程来完成的，所以调整过程可能比较缓慢，但任何拔苗助长式的直接使供给适应需求的干预，都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并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供需失衡。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政府应为市场调节供求提供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其具体为：通过政策、法律为竞争制定规则，为各经济活动主体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保障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维护市场秩序，充分发挥对市场的监督、服务、沟通和公正作用;反对垄断，反对非法竞争，保护产权，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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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如何调节经济论文范文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财政改革
内容提要：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分析和配合中央近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对积极财政政策加以调整。这不仅有利于巩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而且对于把握机遇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在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中要适当调减财政政策扩张力度，改进原来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实施财政扩张性政策的工具组合，根据公共财政要求调整支出投向和重点。特别是应注重结合财政政策调整推进财政改革，完善税费制度构建内需平稳增长机制，强化财政对结构优化的作用，并建全分税分级的公共财政体制，在长期建设国债规模缩小后，发展新的财政支出方式。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 调整 财政改革
一、积极财政政策与长期建设国债政策调整的原则与要点
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相对1998年以前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而言的，主要内容或代表性事项是以扩大内需、经济扩张为导向，通过长期国债筹资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论文论文参考网但从总体上看，积极财政政策是国债投资、税收、收入分配、财政贴息补助、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的有机组合，并不仅限于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一种形式，不同年度各种政策手段组合方式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看，虽然仍需考虑保持宏观政策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亟有必要配合中央近期采取的金融、投资等方面的宏观调控措施，对积极财政政策加以调整。这不仅有利于适应反周期操作新阶段的新特点、新要求，巩固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而且对于把握机遇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在统筹协调、注重结构优化的前提下，应适当调减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改进原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实施财政扩张性政策的工具组合，根据公共财政要求调整支出投向和重点。
(一)积极财政政策和长期建设国债的调整要与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相呼应，政策重点应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要求。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判断，经济内在自主增长能力明显增强，并已稳定在较高水平，我国经济已开始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应当适时调减，适当控制和减少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这样既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规避财政风险，保证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今后的财政宏观调控留有余地。长期建设国债政策调整必须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要按照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要求，“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并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财政资金要加大对社会发展和农村发展支持力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引导和促进社会投资、消费增长，促进就业与再就业，支持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退出一般竞争性、盈利性领域，尽可能发挥市场在这些领域中配置资源的优势。首先需要将政府通过财政手段的经济参与，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积极财政政策应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和赢利领域，注意最大可能地发挥这些领域中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更好地实现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互补和有机结合。其次，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步从应急性的、以解决短期问题为主要目的、较为单一的目标选择中淡出，逐步转向以健全经济内生增长长效机制为主、兼顾解决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的政策方面，着力点应进一步聚拢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上。要注重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的实施，推进经济内生增长，提高微观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和财政可持续发展。
(三)近年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投入的重心应继续予以关注，以保持必要的政策连续性。长期建设国债应继续支持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确保重大项目的投入和建设。要优先保证在建项目的收尾，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要严格控制新开工建设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要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工程招标采购、集中支付的范围，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工程质量。
国债资金规模压缩之后，在具体的国债资金投向上，首先要确保国家重点项目的投入和建设。国债投资需支持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以及一批水电枢纽工程进入和完成全面建设。二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国家应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资，解决农村公共投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以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是积极促进特大型骨干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基本目标的实现。四是继续为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在西部开发中，国债资金的投入重点应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为主，侧重于解决西部开发中面临的交通、能源、通讯、国土整治、水利等方面面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不足的问题，优化投资硬环境，扭转与化解区位劣势。五是加快实施生态保护项目，促进可持续发展。
(四)长期建设国债的政策调整应当和税收政策的调整相互呼应，协同配合。在1999年以后，我国实际上已经陆续推出了一些局部减税的措施，虽然在总体上不把减税作为重点，但是在结构性的减税这方面已有一系列具体安排。今后一段时间，在前面的局部减税基础上，也存在尚可用的一些减税空间，应以其与今后必然要大力推进的税制改革相结合，来审时度势、水到渠成地发挥减税的效应。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税制改革的一些重大事项，比如增值税的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等等。实际上操作起来，增值税的转型等价于一个比较普遍的减税举措，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并轨按照逻辑来说，也很可能在现在外资比较普遍享受的15%左右的优惠税率和现在内资企业标准的33%的税率之间，求得一个可行的、可操作的税率水平，那么实际上对于广大的内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减税的安排。由于近期对于通货膨胀压力和经济过热可能性的关注，这些措施的出台时机、力度和操作方案，有必要作审慎斟酌。
(五)合理发挥多种财政政策手段的有机组合，培养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长期建设国债应与其他财政政策和宏观政策相结合，积极促使政府直接投资引导和拉动民间投资增长，并服务于培养财源、“做大蛋糕”和配套解决长期性、战略性、体制性难题。
在新形势下，财政政策要调整着力点，稳步实现转型。根据财政部相关报告分析，近年来，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没有增加，实际上“淡出”早已开始：首先，可以从财政赤字和增发国债规模基本未变来看。1999——2001年，中央财政总赤字(包括利息支出)年均约为2500亿元左右(三年分别为：2409.8亿、2596.9亿、2598.0亿)，基本赤字(不包括利息支出)年均约为1800亿元左右(三年分别为：1791.6亿、1866.0亿、1797.3亿)。其次，财政部对央行的净债权基本稳定略有增加。据以上两点判断，在GDP连续几年增幅保持7%以上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已是平稳的和相对收敛的。2000-2002三年间长期建设国债筹资规模在1500亿元上面“按兵不动”，也可认为是“淡出”的先声。所以，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仍达到8%以上，应主要得益于经济自主性增长，例如：国债投资较少的房地产行业近年已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利用国债资金较少的东部地区也是全国投资增长的主要区域。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应更多地注重如何有效地维护和改进启动企业、民间投资的良好外部环境，支持从根本上建立经济自主增长的机制。由于目前财政投资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国债资金的行政配置中，项目审批权力和责任不对称，难以从制度上很有效地保证投资项目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并客观上助长了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心理和一些部门“政府万能”思维模式，不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今后应逐步减少政府直接投资规模，而注重启动民间投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财政政策调整要与调整经济结构、深化体制改革、增加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国债、税收政策、收入分配政策、财政贴息等政策的组合效应。
简而言之，从当前看，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的财政政策应当在总量适当收缩的同时，努力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调整。第一，优化经济结构，改善制度环境，为市场主体——企业的发展和公平竞争提供政策平台。第二，调节收入分配，改善社会经济预期，鼓励消费。第三，调整区域经济关系，并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创造条件。第四、积极服务于公共需要和管理创新，做大“蛋糕”发展经济，主要从“大环境”层面发挥政府特定作用，以丰裕财源壮大财政实力，促进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强调，当前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当从财政直接投资引导投资需求增长转变到以综合性政策手段解决长期性、战略性、体制性难题上来。
二、财政政策调整中财政改革的方向与主要内容
(一)抓住政策调整机遇，推进改革完善税费制度，构建内需平稳增长机制
我国经济运行已开始进入新一轮高增长时期，民间投资出现了较强的增长态势，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增长速度加快，民营经济和新兴行业发展显著，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在国债政策调整过程中，应抓住机遇推进财税制度和政府的审批制度改革，构建鼓励民间投资和内需平稳增长的长效机制。
1.规范政府收入。
一是从清理整顿现行各种收费项目入手，结合政府机构的精简，将那些明显不合理的收费取消。二是在优化现行税制的大原则下，覆盖和替代原来具有合理性的政府与部分收费的很大部分，从而以正税形式筹集吸纳必要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区建设等。三是要通过税收制度的完善、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国库集中收付改革以及强化税收怔管等，将所有政府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的控制范围，重点解决财政收入体外循环和流失浪费问题。
2.调节税制结构，增强税收的“内在稳定器”功能。
在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为主体的流转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70%左右，而所得税仅占20%左右。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过分依赖流转税的政府收入结构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已不容忽视：一是按比例税率全额征收的流转税缺乏必要的收入弹性;二是过重的流转税在出口退税制度下易对财政产生过大压力;三是整体税制对经济波动的“内在稳定器”功能受到较大限制。而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人均GDP的提高，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将有广阔的空间。因此，改善现行税收结构，适当加大所得税、财产税的比重，尤其是加大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构建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种的税制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稳定经济的要求，而且也是调节收入分配、创建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需要。个人所得税在加强征管合理调整起征点等措施之外，还亟需制定由分类征收向综合与分类结合征收转变的具体操作方案。
3.鼓励民间投资，完善相应的税收制度，为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和优惠减免规定。应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及对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规范，不再区分企业的所有制形式而实行统一的税收政策。近期可考虑出台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举措。
——完善增值税制度，分步实行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扩大投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二是造成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负重于其他产业，不利于相关产业发展;三是国内产品税负重于外国产品，不利于内外产品平等竞争。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可以进一步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鼓励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也有利于提高国内产品的竞争力。但同时还要看到，在维持现行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改革后，几乎所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国家财政收入也要相应减少。因此，具体方案的制定要考虑使减少的收入控制在财政承受的范围内，可从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新增设备投资开始，分步推行。
——改革和完善出口退税机制。按照中央业已确定的基本思路，从体制创新入手，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形成中央、地方、企业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适当降低现行出口货物增值税的平均退税率水平。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对国家鼓励出口产品的退税率不降或少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的退税率适当降低，对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和资源性产品取消或多降退税率。二是建立新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将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增量首先用于出口退税，以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将现行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改为基数部分继续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超过基数的增量部分由中央与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实行上述措施后，基本上可以保证出口退税当年不再发生新欠，对拖欠的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贴息的贷款资金逐步归还。
——将环境税收纳入现行的国家税收体系。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一种稀缺资源，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但市场机制并不能使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自愿地对其滥用资源和污染环境支付相应的成本。解决这个矛盾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采用税收手段，把企业和个人对环境的污染计入成本，使滥用、污染的外部成本内在化。环境税收在国际上是一种通行的经济手段，其目的就是为实现特定的环保目标，通过强化纳税人的环保行为，引导企业与个人放弃和收敛破坏环境的生产活动和行为;筹集环保资金，用于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以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考虑在现行税制中，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建立独立的资源环境税税种，其中既可包括已经征收的与环保有关的税费，也可以增加新的税种。
4.完善税制体系强化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功能，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职责、政府支出范围一定的情况下，宏观税负水平应体现税收负担适度原则，并将宏观税负在不同的纳税人、征税环节、课税对象之间进行合理分摊，适当调节地区之间、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当前需要综合考虑我国目前加入WTO，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就业面临的巨大压力等因素，适当调整税负结构。
具体可考虑优化个人所得税，调整消费税，建立社会保障税，健全地方税，改革农业税制等措施，增强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在停征烟叶之外的农业特产税和分步停征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的情况下，需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一体化。方向是用现代税收制度覆盖整个城乡，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
——完善所得税制度，使所得税成为税收收入新的增长点。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之外，重点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特别是在制度中落实防止富裕阶层税源流失的技术性操作手段。
——改进消费税。其主要内容：一是适当扩大征收范围。二是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对税率明显偏高的部分应税品目适当降低税率水平，对需要加大调节力度的应税品目适当提高税率水平，形成更为合理的税目覆盖面、税率结构和税负水平。
——积极研讨社会保障税方案。现行社会保障存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的种种问题，包括社会保障收费制度效率低成本高，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保障对资金的需求，大量单位和个人欠缴社会保障费，威胁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因此，国家应结合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统筹”级次，尽早开征社会保障税，即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税”，以税的形式强化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保障和配合社保统筹级次的顺利提升和功能的增强。
总之，通过税制改革的深化，应逐步完善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及其它税种为补充、对市场变化反映灵敏、对要素市场具有宽履盖面的现代复合税制体系，并按照公平、有序的原则，清理和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税收制度与政策在维护经济稳定、内需增长和支持体制创新、促进结构调整，以及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积极作用。
5.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管理制度，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国家只审批关系经济安全、影响环境资源和政府限制类投资项目，其他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由投资主体自行决策。对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实行同等政策待遇，扩大非国有经济投资主体的产业准入范围，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高经济自主增长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楼继伟：《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
2、贾康、马晓玲：《财政职能进一步调整的思路》，《财贸经济》，2000年第7期。
3、贾康、白景明：《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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