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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的论文范文
重演的未来
关键词:彩票 儿童 成人
摘 要:美国作家雪莉・杰克逊的短篇小说《彩票》中人物繁多,其中不乏儿童的出现。笔者认为这些儿童在小说中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雪莉对这些儿童的行为和态度的描写预示着小村庄抽彩活动的未来:作为其父母的继任者,这些孩子会将抽彩的传统持续下去。笔者通过对小说中儿童和成人的对比分析,指出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和微妙的关系。
一、引言
美国当代作家雪莉・杰克逊的《彩票》讲述的是美国的一座村庄每年七月都要在广场举行抽签活动,先以父姓为单位抽一家,继而由家庭成员再抽一次,直到其中一人抽到有黑点的签。而一旦有人抽到这张签,意味着他/她将成为被献祭的“替罪羊”,被其他村民用乱石砸死以保证来年收成。尽管小说中从牺牲者到执行者都是成年人,但儿童的形象不容忽视。故事中每个儿童和成年人都有着密切联系,像镜子一样反映着成年人的各个方面。笔者认为,杰克逊试图通过种种巧妙的联系告诉读者在每一代人中都有人会保持父辈的传统,他们长大后也会重复旧的习俗,将父辈的传统延续下去。杰克逊在小说中对儿童的描写做了精心的安排。
二、分析和讨论
1.儿童与成人的集体一致性
作为集体,儿童与成人在故事中具有一致性。在小说第二段中孩子们在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在鲜花绿草的簇拥下首次出场,乍一看去是非常美好的场景。杰克逊写道:“当然,是孩子们先聚在一起”,“他们在玩闹之前总喜欢小聚一会”,杰克逊用“当然”来强调孩子们集会的热情,在目击了多年的血腥场面以后,这些孩子还把残忍的抽彩当成平日的“玩闹”。孩子们不但不打算从抽彩中逃出来,反而把它当成日常游戏并乐在其中,而正是这种“平常心”增添了小说的恐怖色彩――连孩子都对杀戮麻木了。成年人聚在一块时,男人们“谈论作物和雨水,拖拉机和税收”,女人们则闲话家常。在第三段中,杰克逊写到“抽彩就像广场舞会、青少年俱乐部或万圣节一样”,意在写出成年人也把抽彩当作普通的活动。孩子和成年人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把血腥的抽彩当作寻常活动,且是娱乐活动。当孩子们长大,也将毫不怀疑地将抽彩执行下去。
对于孩子,“闲暇的感觉让他们坐立不安”,“话题还是老师和课本”,他们对假期的反应在我们看来有点不正常。孩子放假本应是欢天喜地,而他们似乎都承受着无形的压力,以至于不习惯闲暇的时光。事实上,他们的反映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小说接下来的情节告诉我们,懒惰的人或者劳动力低的人更有可能被抽中。例如,顿巴(Dunbar)家和华生(Watson)家劳动力不足,顿巴先生断了一条腿,华生先生已去世,家里只剩下华生太太和十六岁的儿子。在所有家庭都抽了签以后,人们的猜测都集中在这两家身上:“是顿巴家吗?”“是华生家吗?”人们潜意识里都认为劳动少的人将成为下一个替罪羊,而这种观点也影响着孩子们,让他们闲暇的时候都“坐立不安”。彼得・可萨可(Peter Kosenko)认为孩子们像他们的家长一样,觉得休闲和玩乐都是不可靠的,而为了减轻这种焦虑感,男孩们都积极地为抽彩捡石头,让自己忙碌起来(Kosenko, 1985)。
2.儿童和成人的个体对应关系
《彩票》中的儿童作为个体也极具代表性,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成人。先看几个男孩:鲍比・马丁、哈里・钟斯和迪奇・迪拉克尔斯,他们将成为未来抽彩的统治阶级。
鲍比是第一个出场的,也是杰克逊在小说中第一个具体提到的男孩。“鲍比・马丁已经在口袋里塞满了石头,其他男孩子很快也纷纷效仿,开始搜集最圆最滑的石块。”鲍比的父亲马丁先生正是抽彩的负责人之一,另外两个负责人夏曼斯先生和格雷斯先生都没有孩子,鲍比便成了孩子们追随的榜样,他深知抽彩的规则并积极参与其中。
随后,另外两个男孩紧接着鲍比出场了。“鲍比、哈里和迪奇终于在广场一角围好了一圈石头,在那儿守着防止其他孩子偷他们的石块。”这三个男孩捡石头动作比别的孩子快,石头也符合标准,而且他们很清楚自己要守卫这些石块。事实上,鲍比、哈里和迪奇分别是马丁先生、格雷斯先生和夏曼斯先生在儿童世界对应的原型。这三个成年人是提倡和控制抽彩的人,他们负责保管黑箱子(抽彩箱)、制作签子和举办整场活动等事物。作为统治阶级,他们当然不允许有人挑战他们的权威。鲍比、哈里和迪奇只是以孩子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捡石块为抽彩活动做准备,保卫它们不被别的孩子抢走。
马丁先生在抽彩活动中负责举着黑箱子,而鲍比在捡石头活动中则是他父亲的翻版。他和父亲的关系非常密切,小说特别做了这样的描写:鲍比不听母亲的话,但当父亲一发话,他便立刻跑回去规规矩矩的。当马丁先生被点到名字抽签的时候,鲍比也一直看着他向前。不论是在行动上还是思想上他都与父亲保持一致。尽管哈里的父亲钟斯先生只是普通的村民,但哈里的名字却和抽彩的另一个统治者格雷斯先生――哈里・格雷斯是一样的。两者重名并非巧合,格雷斯先生没有孩子,所以杰克逊刻意给他安排了一个继任者。夏曼斯先生也没有孩子,迪奇似乎和他没什么联系,但我们应该注意迪奇的母亲迪拉克尔斯夫人。能说会道的夏曼斯先生是抽彩活动的主持人,当他与别人不停聊天的时候,长辈老华纳还抱怨:“年轻的夏曼斯到处和人聊天打趣可真不好。”作为主持人,夏曼斯先生最重要的职责便是向大家讲解活动规则。而迪拉克尔斯夫人和夏曼斯先生有许多共同之处:她也将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当哈金森夫人到来时只有她主动打招呼,哈金森夫人离开的时候也只和她道别;她担当着和夏曼斯先生一样的角色――讲解规则,哈金森夫人质疑抽彩不公时她马上跳出来说“要遵守游戏规则”,“我们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在维持秩序时,她甚至比夏曼斯先生还积极。鉴于迪拉克尔斯夫人和夏曼斯先生的诸多相似,迪奇作为迪拉克尔斯夫人的儿子,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夏曼斯先生成为未来的继任者。
至于普通村民,则应由哈金森家的孩子们所代表。哈金森家在第一轮抽签中抽中,要进行第二轮家庭成员之间的抽签。南希、比尔和戴夫也得参加,但幸运地没被抽中,而他们的母亲哈金森夫人则被抽中了。我们来看孩子们的反应:南希和比尔同时打开他们的小纸条,两人都笑了起来,随后高举着纸条转向大家。孩子们没有被抽中,高兴很正常,但不正常的是明知自己的母亲将要死去却没有表露出任何的难过和伤心。村里的成年人同样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尽管牺牲者都是他们熟悉的人,但他们对其没有任何的同情。不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只关心个人利益,根据吉利甘(Gilligan. C)对人性的划分,他们出于最原始的阶段――只关心自己的生存(Nicholas,1994)。如果鲍比、哈里和迪奇是未来的统治阶级,那么哈金森一家的孩子们则将成为未来冷血自私的普通村民。
鲍比、哈里、迪奇和哈金森一家的孩子们将是未来抽彩的重要成员,但还有一个小女孩――她也许代表着某种例外,或是对抽彩活动的挑战。当哈金森家开始第二轮抽签时,肃静中传来一个女孩的私语:“希望别是南希。”声音虽低却传遍了各个角落,让读者不由得有一丝欣慰――尚有人性未泯之人。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认为人类只有在成为受害者时才会行善(Goldberg, 1996),这个小女孩并没有被抽中成为牺牲品,故她的人性弥足珍贵,她的话已经是对抽彩的挑战,因为活动不容许任何同情存在。老华纳因此抱怨道:“人们不应该是这副模样。”他的潜在之意应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敢挑战抽彩的无上权威。而在本次抽彩中,两名女性也对该传统提出了质疑。亚当斯夫人在一开始便试探着说:“有的地方已经不抽彩了。”哈金森夫人开始也没把抽彩当回事,她甚至迟到了,她家被抽中时她愤然提出:“这不公平!”因此,她们也许代表了对本次抽彩活动提出挑战的女性。
三、结论
作为集体,孩子和成人都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认为血腥的抽签是一项寻常活动,但在潜意识里都存在恐惧:不努力就可能被乱石砸死。而作为个体,儿童都和成年人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孩子身上可以找到大人的影子,或是看到若干年后抽彩的未来。是什么导致了两者惊人的相似呢?成年人如何对孩子施加影响?在故事里同样能找到答案。
“戴维,从箱子里挑一张纸。”夏曼斯先生说道。戴维把手伸进箱子里,笑了起来。“比尔。”夏曼斯先生点到比尔的名字。比利脸红红的,抽签的时候差点把箱子撞倒。随后有人给了小戴维几块小石块。
孩子们的称呼都变成了昵称。当戴夫和比尔要抽签时,夏曼斯先生用昵称来称呼孩子们:戴维和比利。在故事的结尾,有人给戴夫石块引导他参与杀戮时,杰克逊再次用了“戴维”的称谓。在整篇小说中,昵称只出现在这两个场景中。成年人在执行杀人活动时装作友好善良,为的是向孩子们灌输这样的思想:血腥的抽彩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反而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仅有思想灌输还不够,他们手把手地教这些孩子,例如“格雷斯先生牵着小男孩的手,孩子心甘情愿地跟着他来到箱子前”;接下来,“他抓起孩子的手,从紧攥的小拳头里拿出折好的小纸条,这时小戴夫正充满好奇地抬头看着他。”是格雷斯先生引导了小戴夫完成了整个抽彩过程。小戴夫根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更糟的是,杀戮开始后还有不知名的人“给了小戴维几块小石块”。彼得・可萨可相信村民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在小戴维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之前,要让他先学会怎么做(Kosenko, 1985)。
在孩子们形成判断力以前,他们已经习惯了这场没有人性的游戏。这便是为什么在每个孩子身上都能反映出大人的影子。新的夏曼斯先生们、迪拉克尔斯夫人们,还有更多麻木的村民,会将残忍血腥的抽彩代代相传。但是,从那个小女孩身上反映出来的人性,让我们对新一代有了一些希望,也许她会被同化,但也许她会成为敢于反抗的人。杰克逊通过建立两者的种种联系来揭示抽彩的未来,但也给读者留下了悬疑――没有人知道这些孩子长大后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打破传统。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林书舟,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凌海衡,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 Goldberg,C.SpeakingwiththeDevil: Exploring Senseless Acts of Evil, Penguin Books, 1996.
[2] 陈玉涓.论“替罪羊”原型在《抽彩》中的意义[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2).
[3] 龚心愿.集体无意识下的替罪羊――析雪莉・杰克逊的《彩票》[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0).
[4] 雷红珍.《抽彩》中体现的原始集体无意识[J].时代文学,2008,(2).
[5] 王群.畸形的抽彩人:人性的沦丧与希望的渺茫――小说《抽彩》人物解读[J].中州大学学报,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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