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管理学相关论文(2)
商品世界或交换世界就这样被严格地等级化了，从最卑微的职业——脚夫、装卸工、小商贩、运输者、水手，到出纳员、店主、各种经纪人、高利贷者，直至批发商。一眼看上便使人惊异之事，就是专业化，即劳动分工。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迅速增强，波及整个商业社会，但处于顶层的批发商——资本家却是例外。职能分解的进程是一种现代化，它首先并且仅仅表现在下层：各种手艺人、店主，甚至商贩都专业化了。但金字塔的顶尖却并非如此，直至十九世纪，实力雄厚的商人可以说从不局限于某一种经营活动。当然，他是商人，但从不只干一种行当，他随机应变，一会儿是船主、承保人、贷款者，一会儿又是借款人、金融家、银行家，甚至是实业家或企业经营者。在巴塞罗那，十八世纪的时候，零售商店总是专业化的：出售的或是粗布，或是呢绒，或是香料……财发大了，有朝一日变成了批发商，他就立即从专业化走向非专业化。从此之后，一切力所能及的好生意他都做。
此种越规行为经常被注意到，但通常的解释却不能令我们满足：人们对我们说，商人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散经营，为的是减轻风险：做红染料赔了，靠香料赚;错过了一桩生意，那就靠换汇或向某农民借钱收息赢利……总之，他遵从一则法国成语的忠告，即“不要把全部鸡蛋装在一只篮子里”。
对此，我认为：
——商人不实行专业化，其原因在于，在他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其全部的活动拢固。人们往往以为，往昔的资本主义由于缺少资金而财单力薄，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积累才得以枝繁叶茂。然而，商务函件或商会的备查文书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显示，一些资金找不到投入的场所。资本家于是有兴趣置地，土地是保值之物，拥有土地在社会上亦颇光彩，资本家有时也有兴趣购置收益颇丰的、以现代方式进行经营的土地，在英国，在威尼斯或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资本家或者受诱在城市倒卖房产，还可能谨慎而再三地涉足工业领地，如进行矿产投机(十五—十七世纪)。但是，意味深长的是，除了个别例外，商人对于生产体系不愿入股，而是满足于使用把活计外派到承揽人家中去做的办法，即puttingout的办法，来控制手工生产，以便保证更好地销售。与工匠和puttingout系统相比，工场直至十九世纪只不过是生产领域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大商人经常更换经营活动，这是因为高利润不断地从一个部门向另外一个部门转移。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随行情而变。现今也还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巨大能力之一是它很容易适应形势与进行转产。
——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只有一种有时具有专业化的倾向，那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它的成功从未为时长久，好像是经济大厦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这个经济尖端一样。佛罗伦萨银行，曾辉煌一时，但在十四世纪便败落在巴尔迪家族和佩鲁齐家族手里，到了十五世纪又改落在梅迪契家族手里。从1579年起，热那亚兴办的普莱桑斯金融交易会变成了几乎全欧洲的汇划结算所，但是，热那亚银行家非凡的作为持续了不到半个世纪，至1612年便销声匿迹了。在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独点了欧洲信贷流通的鳌头，但这一番经历到了下一个世纪以失败而告终。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在1830—1860年之后，金融资本主义才取得了成功，因为这个时候，银行已掌握了一切，既控制了工业，也控制了商品，而且，从总体来说，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茁壮，最终撑得起金融建筑了。
我现在总结如下：有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我并不否定可能有一种既狡滑又残酷的明火执仗的乡村资本主义。莫斯科的达林教授对我说，列宁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若一旦将自由归还给乡村市场，它便能够发育出资本主义的整棵大树。我也不否认存在着由店主们实行的某种微型资本主义。格申克隆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脱胎于此，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力量对比可能成形并且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层次。但是，归根结底，初始的资本主义铺展、显示力量、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地方是社会的上层。只有在巴尔迪、雅克·科尔、雅各布·富格尔、约翰·劳或者奈克尔等家族的高度上方可探索并或许能了解到什么是资本主义。
通常，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加区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者从中世纪至今总是同步发展的，是因为人们经常将资本主义说成是经济进步的驱动力和经济进步的充分的展现。其实，一切都驮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藉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展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约瑟夫·熊彼特把企业家奉为天降的神明，我不认为他说得有理。我固执地相信，整体运动才是决定性的，一切资本的轻重大小首先取决于支撑它的下层经济。
第四节
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然而，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全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带着或多或少的清醒意识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当然，情况并非一贯如此。
一切密集的社会都可被分解为几个“组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级制度。只有与其他“组合”联系起来，渗透到其他“组合”之中并且也向其他“组合”敞开大门的情况下，经济这一块才能被理解。这些“组合”既有单独的行动，也有相互的作用。资本主义是经济“组合”中的一种特殊的和部分的形式。上述的“组合”相互为邻而又相互渗浸，只有以此为据，资本主义方可得到充分的解释。
所以说，现代国家并没有造就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时好时坏。时而允其扩展，时而断其生机。当资本主义与国家趋同，当它即是国家之时，便是它得胜之日。在资本主义第一个大发展阶段，在意大利的城邦中，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掌握政权的正是财主中的佼佼者。在十七世纪的荷兰，摄政贵族为了生意人、批发商和出资者的利益，甚至根据这些人的指示来统治国家。在英国，1688年的革命标志着工商界的登基，如同荷兰一样。法国则晚了一个多世纪，经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工商资产阶级才稳稳当当地主了政。
国家根据自身的均衡状况和自身的抵制能力对于金钱世界采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文化与宗教的情况亦然。从原则出发，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对于市场、金钱的使用、投机、高利贷等方面出现的新事物总是说不。但是，教会对此却有些顺应。教会口头上也是不断地说不，到后来对于世事迫切的需求终于说了行。简言之，教会采纳了aggiornamento(意大利文，意为入时)，aggiormento是个较新的用法，当时的说法是modernisme(modernism，现代主义)。奥古斯丁·勒诺代回顾说，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确立了第一个应运成功的现代主义。不过，如果宗教，或曰实质上的文化，相当快地撤除了障碍，但却坚持了强烈的原则上的反对，尤其对于有息贷款，将之谴责为高利贷。有人甚至过于匆忙地认定，若没有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些顾忌是消除不了的，还认定，这正是北欧国家臻至资本主义的深刻原因。马克斯·韦伯认为，从字眼的现代意义上来讲，资本主义不多不少就是新教的产物，或更恰当地说，就是清教主义的产物。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反对这种难以捉摸的论点，尽管他们做不到将其彻底放弃。此一论点不断在他们面前再现。然而，该论点显然是错误的。北欧国家只不过取代了地中海老的资本主义中心长期而出色地占据过的位子。它们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工商业的操作上，都没有任何创新。阿姆斯特丹仿效威尼斯，正如此后伦敦仿效阿姆斯特丹，纽约仿效伦敦一样。此事的关键每次都是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转移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并不涉及资本主义固有的或秘密的性质。在十六世纪的最末期，由地中海向北海的最终转移正是一个新兴国家对衰老国家的胜利。此外，其规模亦今非昔比了。随着大西洋的兴起，全面的经济、各种交换、贷币的储存都扩大了，这也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进展。市场经济忠于阿姆斯特丹的约会，此后便背负起资本主义更大规模的建树。最后，依我之见，马克斯·韦伯的错误主要在于一开始便夸大了资本主义的作用，将其视为现代世界的创导者。
但是，实质问题并不在此。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真正命运是在同社会各种等级制度的较量中决定的。
一切发达的社会都允许几种等级存在，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几个阶梯，这些阶梯可供人们从楼底向上攀登。住在楼底、在贫寒中生息的是基层的大众，即纳尔·桑巴特所说的Grundvolk。等级分为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各种钱财的。根据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在等级之间，有敌对，有妥协，有同盟。有时甚至混乱不清。在罗马，十三世纪的时候，政治等级和宗教等级汇为一体，但是，在城市周围，土地和畜群造就了一个危险的大领主阶级，而与此同时，教廷的银行家——即锡耶纳人——也爬到了很高的地位。在佛罗伦萨，十四世纪末，过去的封建贵族与新起的商业大资产阶级已经合二为一，组成了英气勃发的钱财集团，理所当然地也攫取了政权。相反，在另外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等级制度能够压倒其他的等级制度：中国的明朝与清朝便是如此。欧洲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政体亦如此，只是不像中国那样明显与一贯而已。在很长的时期内，法国的君主政体只准商人、哪怕是富有的商人扮演一种无威望的角色，而将贵族的决定性的等级制度推至一线。在路易十三统治下的法国，通往权势的道路是接近国王和宫廷。穷酸的吕宋教区的主教黎世留的真正生涯的第一步是当上了皇太后玛丽·德·美第奇的指导神甫，由?吮阒比牍?⒉⒓方?苏迫ㄕ叩男∪ψ印?BR>有多少社会便有多少实现个人野心之路，也就有多少成功的典型。在西方，尽管孤立的个人成功并不少见，历史却频频不休地重复同样的课程，即个人的成功几乎总应记在某些大家庭的账上，这些家庭警觉审慎、专心认真，拚了老命也要一点一滴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影响。他们的抱负与耐心配合，长期铺展。如此说来，是不是应该赞颂一下那些“继世长”的家族，赞颂一下名门的荣光和功德呢?我之所以讲这些，为的是突出我们从总体上称之为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我们使用的“资产阶级”这个词是“很晚”才被人们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进程的推动者，是日后成为资本主义的牢固的等级制度的创造者和利用者。在实际中，为了确立其财富和势力，资本家们轮番或同时依靠商业、高利贷、远程贸易、官府和土地。土地的价值是可靠的，此外，超出人们的想象，土地为其拥有者在社会上建立一种显耀的威望。如果你们注意研究一下这些渊源流长的家系，注意一下慢慢积累起来的家产和荣誉，你们就差不多懂得了欧洲是如何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封建制度是领主家族分享基础财富——土地财富——的一种持久的形式，即一种在其结构中的稳定的秩序。“资产阶级”，延绵几个世纪，寄??谡飧鎏厝ń准叮?????址炊运???盟?拇砦蟆⑸莩蕖⒂问趾孟小⑷狈υ???S酶呃??陌旆ǎ?崛×怂?牟撇??钪兆杲??男辛校?缓笕诤掀渲小R慌?什?哒庋?闪耍?硪慌?俳釉倮鳎?⑵鸪宸妫?匦峦度胪??亩氛?W苤??纳?浅诘模鹤什?准段?搜?首约憾?莼偻持谓准叮?谡夥矫嫠?蔷霾换岚帐值摹5?牵?什?准兜纳仙?腔郝?模?哂心托牡模?浔Ц旱氖迪钟勺铀锵嗉膛?Γ?哟?谒铮?镉执?樱?扌菸拗埂?BR>此类社会，从封建社会派生出来，自身还处于一种半封建状态，它是一种这样的社会：财产、社会特权都相对地受到庇护，由于财产是、至少想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家族在一种相对的安定中尚可享受财产与特权，每个人大体上各归其位。财富得以积累，家系得以成长与维持。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浮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平静的或相对平静的社会之水。这样做，资本主义摧毁了上层社会的某些堡垒，当然是为了修筑有利于自身的、同样坚固的与持久的新堡垒。
家财孕育经千日，光彩成就一朝至，在过去和现在，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说是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难于意识到这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的一大特点。只有当我们置身境外，放眼欧洲之外的社会所展现的不同景象之时，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此点，在欧洲之外的这些社会里，我们称之为，或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总要遇到很难或者不可逾越的障碍。通过对比，这些障碍成了我们进行全面解释的引子。
我们且把日本社会放在一旁。其发展进程与欧洲大体一致：封建社会日渐损蚀，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脱胎而出。再者，日本乃商业豪门传世最久之邦：其中一些形成于十七世纪，至今仍兴旺发达。但是，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是比较社会史上几乎自动由封建秩序转入金钱秩序的唯一例子。在其他地方，国家、身分特权和金钱特权的地位殊异，我们正是从这些不同之处谋求教益的。
书归正传，且谈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在中国，向我们提供的不完善的统计留下的印象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机动性较欧洲更大。这倒不是因为拥有特权的人数相对更多，而是社会的构成远不如欧洲稳定。科举是敞开的大门，开放的等级。虽然这些考试并不总是在绝对公正的环境中进行，但社会各界皆可应试，比十九世纪进西方名牌大学不知方便了多少倍。科举打开了通往高官厚禄之路，实际上是社会游戏的重新分牌，是恒定的NewDeal(新政，新的分配局面)。晋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不过是终生受用。他们在任时所敛之财很少能够奠定一个在欧洲称得上的大家族。再说，过分富有，势力过大的家族定将受到国家的怀疑。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尽管商人与腐败的官吏在地方上共谋，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都毫不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就会被可以称为极权(totalitarian，该词并非当今理解的贬义)的国家所制服。中国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处于中国之外，譬如说在东南亚诸岛。在那里，中国商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行事与作主。
在广阔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在十八世纪之前，土地的拥有是临时的，因为土地在这些国家同样属于君王。历史学家使用旧制下的欧洲语言说，在这些国家里，好处(即终生得到的利益)是有的，家族采邑是没有的。换言之，领主权，即土地、乡村、地租，是由国家分配的，如同加洛林王朝过去之所为，受益者一死，领主权重新由国家支配。就君王而言，这是一种酬赏士兵和骑士、保证他们效力的方式。领主一死，其采邑和一切财产便重归伊斯坦布尔苏丹或德里的大莫卧儿。可以说，只要权在手，这些大君王便能够像换新衣一样地更换统治圈子和精英阶级，这个权，他们不可能不用。社会的顶峰因此经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动。最近有一份研究十八世纪开罗的材料告诉我们，大商人无法维系一代以上。政治社会将他们吞噬殆尽。在印度，商业生活比较稳固，那是因为商业生活的发展处于上层变化无常的圈子之外，处于商人和银行家阶级的护栏之内。
讲了这些之后，你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我所阐述的相当简单的、也许正确的论点：资本主义的推进与成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或某种殷勤。就在西方本身，这种殷勤讨好的程度也有差异：由于广泛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的原因，譬如与英国相比，法国一直是一个更不赞同资本主义的国家。
我想，这个观点不至引起严重的异议。相反，一个新问题自动提出来了。资本主义需要有一种等级。但是，在一个审视过成百上千个等级社会的历史学家的眼中，等级制度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这些社会的顶峰都形成了一小撮特权者和负责人。这便是昨天的现实：在十三世纪的威尼斯如此，在旧制度(AncienRégime)之下的欧洲如此，在梯也尔先生的法国也是如此。在1936年的法国，人民群众提出口号，谴责“二百家族”的权力。在日本，在中国，在土耳其，在印度，情况亦然。这仍是今日的现实。甚至在美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创造各种等级制度，它只是利用这些等级而已，正如它并未创造市场或消费一样。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是一个晚间来客。当它到达的时候，一切早已安排就绪。换句话说，等级这个问题的本身已将资本主义超越，事先就支配了它。非资本主义社会可惜也未能革除等级制度。
这一切引发着漫长的讨论。在这里，我试图对此介绍，不求结论。因为，这肯定是个关键问题，是问题中的问题。要不要打碎等级制度?要不要消除人对人的依附?1968年，让—保罗·萨特说要打碎，要消除。然而，这真的能做到吗?
注释：
(1)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第一部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大著作。他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涉，认为自由竞争就会增加国民财富。
(2)杜尔哥(Turgot，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十六在位时曾任财政总监，试图进行经济大改革，取消了内部关卡，主张商业与工业自由，由于阻力巨大，终遭失败。
(3)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居于领导地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起了他对经济问题的兴趣。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分析了社会中三个阶级，即地主、工人和资本家在社会产品分配方面的规律。他使经济学的研究系统化了，然而他把经济学的范围规定得比亚当·斯密狭窄得多。
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法国经济社会史》、《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杨起，学者，现居北京。有译著多种。
市场经济管理学相关论文范文二：德育市场经济管理改革论文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做好学校德育管理工作，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现代管理意识;改革德育管理体制，优化社会育人环境;改革中小学德育内容与管理方法;同时还要增加对德育工作的投入。
关键词：学校德育管理工作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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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革命，它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必然会引起广泛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把各项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学校德育管理工作，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拟就市场经济与中小学德育管理的改革，谈几点看法：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现代管理意识
(一)培养学生的经济头脑，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
市场经济的建立要求我们树立新的人才观，价值观。中小学德育的改革首先要更新观念，按照社会市场经济对人的道德品行的要求，开展德育，改革德育工作的管理，使德育工作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更新观念应着眼世界，放眼未来，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新德育观念，应主要包括新的价值观，新的德育内容观、新的德育过程观、新的德育工作管理观。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贡献的肯定的有机统一。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常常过多要求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而在社会对个人的贡献的激励、报酬方面容易被忽略，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人创造价值的热情和积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还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本义，切不可顾此失彼。在兼顾“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贡献的认可”的同时，决不容许只顾追求经济价值而践踏道德价值，不允许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唯利是图的畸形价值观念滋长膨胀。
德育内容观的更新主要体现在，德育工作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德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特点，适当地修正原有德育内容中的空洞、抽象、脱离实际的部分，使德育内容更加务实、有效。在当前的形势下，德育内容需要突出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法制教育、传统教育等内容，以弥补市场经济引发的消极、不良的东西。在形式上更强调生动可感，避免空洞说教。根据市场经济开放、竞争、创新的特点，德育应向培养学生拓宽视野，锐意创新、坚定果断、经济务实的品质方面转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过程，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道德鉴别能力上。在德育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学生积极主动地从复杂纷纭的社会信息中，筛选积极的、有益的部分、摒弃消极、不良的部分，形成自觉的德育内化意识。
新的德育管理观，就是善于用现代化的管理意识武装管理者的头脑，善于捕捉复杂的社会信息、知识信息、以高屋建瓴的视野把握德育管理工作。同时，还要不断探索德育工作的可操作性管理方法。在这方面，德育量化管理的工作方法，是目前比较先进可行的德育管理。但要克服其死板的地方，增强其灵活性。
(二)由“封闭型”管理转向“开放型”管理
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教育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造成目前的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不适应，在德育管理上，改革和开放十几年来，我国无论社会结构、城乡关系、利益格局，还是人们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行为规范都已发生深刻的变化，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我们处在社会生活中的学生;而我们的德育管理，还几乎是十几年一贯制的“封闭式管理”即“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学生”，“教育——考试——分数”，这种管理模式，造成目前的德育工作缺乏动力，缺乏实效，必然带来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育人目标期望值的差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改革与开放的全面展开，封闭型的管理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德育需要，德育管理的“开放型”，既是客观存在，也是大势所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改革和开放，使学生走出了狭小的圈子，结束了从家到校门的“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在开放的社会中经风雨，见世面、受锻炼。这是德育管理的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我们的教育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变化，自觉地变“封闭式”为“开放式”，不仅要学生学会、学好学校的“教科书”，而且还必须学会社会的“教科书”。引导他们学会生活，增长能力，提高素质，全面发展，在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进行德育管理。
(三)树立正确的德育效果观，由“务虚”到“务实”
人的思想观念决定人的思想行为。教育实践表明，许多优秀的德育工作者之所以取得良好的德育管理效果，都与他们在工作中十分讲究工作效果有关。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以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追求高效率，高效益的德育管理，由“务虚”到“务实”，把德育管理与“效益价值”联系起来，寓虚于实，出虚而实。
德育及管理向来被认为虚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因而往往被误认为是软任务，甚至曲解为耍嘴皮子的把式，由于对德育及其管理缺乏正确的理解，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空对空”，即所谓务虚，在实践中一般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没有树立德育效果观的人。认为德育管理只要有耕耘，没有收获，只要肯干，就会必然有好的结果。岂不知，有什么样的耕耘就会有不同的收获，不同的教育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如果管理不当即便教育者辛辛苦苦搞了许多活动，也可能是产生零效果，或事倍功半的低效果，或是事与愿违的负效果。第二种是不愿树立德育效果的人。他们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他们认为只要我努力工作了，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就心安理得了，致于生产的效果如何，从不过问，他们只满足于行政式的“走过场”，对学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采取回避，敷衍的态度，他们还会有意无意地以各种“合理”的理由，将德育效果不佳的原因推向受教育者或家庭、社会，推卸了一个教育者应负的责任。第二种是缺乏正确德育效果观念的人。他们只图表面上的轰动，不求实际效果只讲搞了多少次大型活动，创新了什么活动方式，但不关心学生思想深处的实际问题，这种形式主义的教育，只能产生虚、假效果。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破除这些虚假德育管理观，把德育管理当做硬件，以对教育事业和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责任感，由虚到实，从根本上提高德育管理的实效性。
二、改革德育管理体制，优化社会育人环境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全社会都要关心和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形成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同学校教育密切结合的局面”，因此，我们的德育体制改革就要变单一的学校管理为以德育管理体制和社区教育组织为纽带，将学校德育管理力量和社会各行各业德育管理力量集结成整体合力，扩展中小学德育的时空范围，优化德育的外部环境，形成中小学德育管理的社会一体化格局。
首先，按纵向分层，强化内外结合的德育管理体制。要加强中小学德育管理工作，最根本的在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德育领导管理体制，它是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下一代教育健康成长的组织保证。为此，各级领导要站在对中华民族未来负责的高度，切实加强德育工作的领导与管理;同时要转变管理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引导、监督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要重视和加强决策研究工作，建立由教育和社会各界专家参加的咨询、审议、评估等机构，对地方德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发展战略和规划等提出咨询、建议，形成民主的科学的决策程序。
其次，横向联体，集结成社区教育网络，优化学生的成长环境。优化社会环境，一方面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用顺应时代潮流的社会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澄清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思想观念的混乱和迷惘，形成一种有助于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奋发向上的精神舆论氛围，使当代中小学生受到激励和熏陶，进而逐步建立良好的社会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另一方面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不断优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尽量减少阴暗面对中小学生的不良影响，还要引导学生逐步学会运用辩证法。全面地观察社会、分析社会、分清主流与支流，提高思想“免疫力”和是非辨别能力，心理承受能力。
再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学校要突破过去德育管理封闭在校园的范围，对各种影响人的发展的社会因素，进行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综合而有效的运用，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同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以社会教育为纽带，以德育基地、校外场所、家长学校、文化环境净化等方面为德育合力的主体投向，加上校内德育形成合力，保证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一致，确保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三、改革中小学德育内容与管理方法
中小学德育的内容的改革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补充和强化一些教育，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首先，对传统教育内容一方面要加强，一方面要根据市场经济要求充实新因素，使其更具活力。例如：爱国主义教育，应更多地提倡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贡献，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兴旺发达而奋斗，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应更多地提倡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做到“三个有利于”，爱人民的教育，要更多地提倡树立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占领世界市场的雄心壮志;集体主义教育，应更多地提倡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等等。其次，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增加具有时代的价值观教育。目前，特别要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的教育与引导，弄清一些是非问题，克服师生中的一些模糊认识，既要增强竞争观念，效率观念、民主与法制观念等，又要反对片面强调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进一步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关系，弄清作为经济法制的等价交换原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弄清价值导向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等等，总之，德育的内容要改革，势在必行，但必须体现时代特色。
工作方法或管理方法，历来是我党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在方针、认识问题解决之后，关键就在于有无一个先进、科学的方法。在新形势下的德育管理，同样也面临着一个“管理方法”问题，以下一些管理方法，我们认为是可取的。
超前管理即现代化的管理、面向未来的管理。也就是要求德育管理工作要着眼于培养跨世纪的新型人才服务。正如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讲话中所指出的：“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21世纪大业的主力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也要求我们的德育工作者，把眼光放远，不断探索现代化、规范化的德育管理方法，在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思想解放、思维敏捷上下功夫。同时，在有一个高瞻远瞩的超前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基础上，把对未来人才的品德要求，始于今天的德育管理之中，要长计划、短安排，有步骤地达到目标。
要实现对德育工作的超前性管理，必须立足于对未来人才素质的构成的理解，离开了对未来人才的理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超前性的管理，只会是盲目的、短浅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管理，就此类管理是培养不出21世纪新型人才的。
二是信息管理的方法。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现代的学校对学生来说，已不再是唯一的或主要信息来源。随着现代化的视听工具和有形的精神产品运用于生活，多渠道、多样化、多载体的信息与学校德育遥相呼应，随时随地影响于学生，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文化生活、人际关往日渐丰富多样，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多样化、形象化、复杂化的信息网络之中。
由于社会多种信息作用的结果，学校德育管理的可控性相对缩小，不可控性和自控性在无限扩大，德育的时空观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要了解和掌握学生从社会上接收信息的情况，正确地进行引导，及时调节学生与社会两类信息之间的关系，排除和防止社会上某些信息对学生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同时，要充分利用积极健康的有益信息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只要我们善于运用信息管理的方法，就可以增强学生接收信息的自觉性、自控性，排除随意性，减少盲目性，从而获得信息管理的良好效应。
三是心理管理的方法，在德育管理过程中，研究中小学生的心理因素，心理特点，从他们特有的心理角度来进行德育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针对不同年龄学生的心理特点，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因势利导，发现其心灵上的“共鸣点”，找出其品德形成的“共同点”与“闪光点”，发挥其自身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不断诱发其奋发向上的内在诱因，在知、情、意、行等几方面施加良好的影响，从而达到德育的目的。
四是自我管理的方法，自我管理是管理客体向主体，由外部向内部转化的主要标志，中小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意识在不断发展，已经具有了自我控制、自我激励、自我管理的能力，教育者不仅要直接负起管理的责任，而且还要通过学生实行自我管理，使他们在德育过程中能主动地自己管理自己，在学生自我管理过程中，应注意发挥学生自己组织的作用，通过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班委会等有组织地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充满活力的集体活动。这对形成学生的集体主义、团结协作、组织纪律等十分必要。总的来说，个人只有置身于集体中才能更好地成长和发展，也只有在集体中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管理。
四、增加对德育工作的投入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德育工作及管理工作始终被认为是一个软任务，造成了德育工作中的“空对空”，这是目前德育及管理工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摆正教育工作位置的同时，要不断增加对德育及管理工作的投入，以不断提高德育管理的实效。
对德育工作的投入一是人员的投入，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的管理队伍和教师队伍，这是搞好德育工作的前提。二是物质投入和经费投入。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的不够，德育管理者及思想政治工作的物质待遇长期不能落实，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管理手段，还不能应用于德育和德育管理工作。来自国外的信息表明，德育和德育管理，是一项硬工作，是可以创造巨大价值的潜在的优势。不少有识之士，都把德育及其管理视为一种崇高的“投资”，轻视德育的思想是“值得反省的”，这些都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对我们同样有借鉴意义。因此，我们要增加对德育及管理工作的投入，使德育适应形势的要求。
以上就市场经济与中小学德育管理，谈了一些我们的体会和看法，不妥之处在所难免，不少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愿和大家一起为德育管理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添砖加瓦，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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