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研究分析论文相关范文
资本主义是指在一个国家中，资本属于个人所有的经济制度，不属于国家的一种制度。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带来的关于资本主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资本主义论文篇1：《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状况及劳资关系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资关系是贯穿资本主义社会过程始终的社会关系，劳资矛盾运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先后经历了从协调到离斥的变化过程，无论怎样变化，都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无法消除劳资之间的对立局面，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劳资之间的对抗，工人阶级仍然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肩负着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阶层的划分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内部构成
1.中等资本家阶层
中等资本家阶层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主体力量，中等资本家阶层一般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合一的职能资本家阶级，它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在现代化大生产中通过专业化分工而产生的企业;二是因大公司调整而放弃或尚未顾及的领域;三是从事传统小生产的领域。”[1]中等资本家阶层在阶级利益上同雇佣劳动者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资本和经济实力的薄弱性，它也有受到大型垄断资产阶级剥削的一面，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中等资本家阶层仍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2.大型垄断资本家阶级
随着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大型垄断资本家阶级数量不断攀升，大型垄断资本家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掌握和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命脉，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领域处于统治地位，大型垄断集团通过创办资本主义大企业，将势力触伸到工业、农业、商业以及保险、军事等多行业，它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培植自己的政治代言人达到控制整个国家的目的，因此，大型垄断资本家阶级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和势力最大的一个群体。
3.食利者阶层和企业管理者阶层
二战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对资本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企业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进一步分离，这导致食利资本家阶层迅速发展，这些食利资本家主要靠“剪息票”为生，他们与生产相脱节，不劳而获，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据统计，“在美国，食利资本家中的百万富翁的人数，1948年为113万人，1980年为5 714万人，32年间增加了40多倍。”[2]在企业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不断分离的同时，还造就了一个不断庞大的企业管理者阶层，他们在企业中担任着代理人、总经理、董事长等高级职务，作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掌握着整个企业的生产、运营以及人事调动等，实际控制着企业的发展，他们的利益与企业所有者利益一致，但由于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只是参加生产资料的管理，因此他们并不是一个阶级，而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个阶层，行使着“职能资本家”的职能。
(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
作为劳资关系天平上重要一极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既包括传统的体力劳动者阶级，也包括知识型的脑力劳动者阶级，有西方学者将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仅仅理解为体力劳动者阶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1.传统的体力工作者
传统的体力工作者，也就是蓝领工人，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产生的，是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雇佣工人，二战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自动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体力工作者比重日益下降，并且不再局限于仅仅依靠消耗体力维持生活的劳动者，而是扩展到了在自动化生产线上从事单调生产作业的新型体力劳动者，从产业分布来看，体力工作者也不再局限于农业、钢铁、煤炭、电力等传统第一、第二产业，而是扩展到了第三产业中的家政、清洁、餐饮等行业。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美国，从1900年到1997年近百年间，从事运输、邮电、贸易、金融、教育等各类服务业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在总就业量中的比重，由37.9%上升到81.12%。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合计所占比例则从1900年的62%下降到1990年的31%。
2.新型的知识型工人
随着资本主义自动化、专业化、信息化进程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型工人阶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脑力劳动工作者，并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中坚力量，据统计，在美国，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从1950年的36.7%上升到了1996年的58%，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扩大。新型工人阶级大都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和培训，掌握了相关专业知识技能，不再是单纯地从事体力劳动，而是以监工、调度、工程师、技术员、普通管理员的身份参与生产劳动，是新型的知识型脑力劳动工作者。在脑力劳动者中，也有一部分人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被称为脑体双重劳动者，诸如维修员、测试员、画图员等。
(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间阶级”的内部构成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中间阶级”，它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游离于二者之间，这个阶级包括农村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自由职业者，他们少量地占有生产资料但又自食其力，虽然使用现代化生产设备，但很少雇佣工人生产劳动，“中间阶级”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二战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旧中间阶层，一部分是二战后逐步形成的新中间阶层，由于“中间阶级”成分比较复杂，地位比较特殊，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独立的阶级。 1.旧中间阶层
旧中间阶层是在二战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社会阶层，它主要包括小农场主、小商人、小企业主以及城市手工业者，他们占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一般不雇佣或者很少雇佣工人，独立生产，自主经营，自食其力。在旧中间阶层中，还有部分的自由职业者，包括律师、医生、会计师、作家以及记者等等，他们主要从事精神文化方面的生产和劳动，但又有别于一般的脑力劳动者。
2.新中间阶层
新中间阶层是相对于旧中间阶层来说的，它是在旧中间阶层逐步衰落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新生阶层，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分工逐渐细化，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诞生了一批中级行政管理人员，他们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在企业生产管理中并不拥有决策权，不与经营管理者分享剩余价值，但是他们又对生产资料有一定的控制权，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资本和总体工人的双重职能。
“中间阶级”成分相当复杂，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它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反动的一面，“是对立阶级之间冲突、积累过程中劳资对抗以及国家机器中政治力量增大的产物。”[3]它处于不断分化中，因此，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阶级。有西方学者将知识型的脑力劳动者归入到“中间阶级”的范围，并提出了“知识阶级”的概念，笔者认为，撇开“中间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不说，知识虽然能够创造价值，但它并不是生产资料，它只有同生产资料相结合，并为劳动者所使用才能够创造价值，因此，“知识阶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知识型的脑力劳动者也不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只是新型的工人，依然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二、当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趋势
二战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结构、企业制度、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劳资根本对立的现象有所缓解，战后劳资关系出现了由对立走向缓和进而劳资合作的倾向。
(一)“三方体制”的协调劳资关系
“三方体制”的协调劳资关系，是指在国家和政府的干预下，对资本运行和劳资关系建立一套规范和制衡机制，将劳资冲突纳入到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框架内，政府不再是一味地顺从资方的要求，而是竭力平衡劳资双方的实力，缓和劳资冲突，使劳资双方达到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
在“三方体制”的框架下，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双方开始展开不同程度的合作，劳资双方达成各种和平协议，从法律层面确认工会的权利和地位，不断吸纳工人加入工会、依靠工会，提高工会工人的工资，并逐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这一系列措施都促进了劳资关系的相对稳定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集体谈判和工会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解决劳资纠纷的主要依靠力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集体谈判过程基本上是由工人和工会、雇主和雇主协会、政府三方相互协商、相互妥协的过程，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是三方共同意志的体现。
“三方体制”的协调劳资关系机制的优势在于，采取协商和谈判的管理模式解决劳资冲突，为劳资利益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集体谈判和工会制度不仅有利于协调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而且有利于规范劳资双方行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劳资矛盾的激化。但应当明确的是，“三方体制”的协调劳资关系机制，是工人阶级力量增强使得劳资双方势力均衡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威胁做出的一种妥协，它并不是资本家的慈善活动，而是工人阶级不断斗争的结局。
(二)政府干预的“资强劳弱”的劳资关系
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也越来越激烈，自1968年法国开始的“五月风暴”，到美国的反战游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在一系列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滞涨危机，这场危机迅速波及资本主义国家各行各业，由于“黄金时代”引起的工人实际工资不断上涨的情况严重剥夺着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再加上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繁荣发展导致的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资本主义利润率持续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资产阶级开始采取种种措施，最大限度地缩小开支，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二战以来劳资双方达成的各种和平协议逐渐被破坏，劳资之间的相对平衡被打破，“三方体制”的协调劳资关系机制逐步解体，“‘黄金时代’期间，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些制度――美国的劳资协定、日本的就业体制、西欧的福利资本主义等等，现在到处都面临着挑战”。[4]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遏制和扭转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发起了一场被成为“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复兴”[5]的阶级战争，这场战争是由资产阶级单方面发动的一场针对劳工的战争，劳资双方针锋相对，劳资平衡被打破，劳资关系运行中“离斥”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三)“劳方抬头”的劳资关系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以来，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退让之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开始复苏，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重新觉醒，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开始同资产阶级做斗争，这段时期出现了“劳方抬头”的劳资关系，工人阶级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反抗，主要形式表现为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和群体性事件，“如法国1995年的运输、邮政及电信员工罢工、2005年岁末的骚乱和2006年年初的‘学潮’;美国1997年的邮政快递工人罢工、2005年岁末的纽约公交工人大罢工和2011年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2006年3月的百万市政工人大罢工和2011年11月的200多万公务员大罢工;欧盟(德国)2013年5月底‘占领法兰克福(欧盟央行所在地)等等”[6]。其他罢工事件还有诸如2010年6月美国低成本航空公司Spirit Airlines百名飞行员罢工、2010年2月希腊全国大罢工以及2011年11月英国公营部门大罢工等等，这些罢工运动和群体性事件都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再满足于自身的弱势地位，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做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劳资关系，资产阶级开始积极谋求同工会的磋商，形成一股“新合作主义”的趋势。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和过程是曲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要想实现其历史使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积极寻求同全社会、全球进步力量的合作，加强同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斗争。
资本主义论文篇2：《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道德支撑》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西方宗教伦理学理论的代表作之一，着重论述了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合理主义)之间的生成关系。在此马克斯?韦伯抛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论点：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基督教的新教为资本主义提供了道德基础，新教伦理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道德依托和价值呵护。
一、合理主义：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
作为现代工业秩序的诊断学家，马克斯?韦伯指认了一个令人惊诧的事实：“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马克斯?韦伯列举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主要表现：第一，“谋利、获取、赚钱、尽可能地赚钱，这类冲动本身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第二，“我们将资本主义经济行动定义为：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动，亦即非强力手段获利、和平获利。第三，“合理化程度很高的资本主义计算”或带有鲜明量的发展的资本主义类型。第四，“合理的法律结构和行政管理结构”为现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法律体系和按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
马克斯?韦伯认为：世界其他地方或民族的“资本主义”样式明显缺乏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即表现为合理性的缺乏：系统性、逻辑性、方法、概念体系或思想形式、经典化、专业化的缺乏。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斯?韦伯为自己确立的研究课题：“一定的宗教思想对经济精神发展的影响。
二、道德呵护：作为合理主义构造工具的新教伦理
对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而言，新教伦理发挥着道德规范的职能，即为资本的生产经营者的意见、志趣、情绪、甚至心里状态编制道德程序。这种程序往往具有相当高的运作效率，具有道德操纵的性质。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道德运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充分显示：
(一)社会分层背后的宗教底蕴
马克斯?韦伯列举了十分常见而又奇怪的情况：现代企业的经营领导和资本所有者中，高级技术工人中，尤其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较高训练的人中，新教徒都占了大多数。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又特别倾向于一场教会的革命?马克斯?韦伯认为要发现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征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联系，要从以下几点去观察：
1、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处于所有者和管理者地位的清教徒较多，这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受的教育类型有关。从家乡和家庭的宗教气氛所偏重的教育中获得的心理与精神特征，决定了职业选择从而又决定了他们的职业生涯。
2、宗教改革受到欢迎，是因为改革并不意味废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而是以一种新的控制方式代替旧的控制方式对行为的整体管制，这无疑符合发展资本主义的利益。
3、尼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与资本主义营利活动这两个方面存在着一种亲密的关系，狂热的虔信和同样强烈的商业思维判断力的结合，往往是虔信派的特征。
(二)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渊源
马克斯?韦伯所使用的“资本主义精神”特指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主义，它在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中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斯?韦伯通过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揭示资本主义精神浅层意义上的构成：诚实、信用、守时、勤劳、节俭。此外马克斯?韦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容，主要包括：
1、马克斯?韦伯认为职业责任的观念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构成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
2、把赚钱纯粹当作目的本身，赚钱、获利支配着人并成为他一生的最终目标。获取经济利益不再从属于人，不是满足于他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成为资本主义的一项主导原则。
3、非资本主义精神化的地区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谋取私利：劳动者缺乏良心、商人不讲廉耻，马克斯?韦伯认为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无情谋取财富的现象绝对不能代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精神是与某种道德理性相结合的，它既是对赚钱的中迷，又体现道德理性的要求。
4、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把劳动本身当作唯一目的、当作天职去完成。这种劳动态度不是天性的产物，也不能单靠高工资去唤醒，它只能是长期的道德教化的产物。
(三)“天职”观念的世俗影响
在完全现代意义上使用的“天职”(德文中的Beruf或英文中的Calling)术语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对尘世日常行为的宗教评价或者说赋予日常行为以宗教的意味。第二，新教认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天职概念为新教提供了核心的教义。
(四)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马克斯?韦伯发现：起源于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的心理戒律对个人的实际行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戒律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背后的宗教思想特征有关，因此对新教教义进行观察很是重要。加尔文教派认为：作为神意的工具，人应该通过禁欲的活动来荣耀上帝并获救，这种获救观念和手段的革命无疑对教徒的日常生活行为的伦理化和合理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韦伯式发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借鉴
马克斯?韦伯认定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孕育与发展离不开道德情感的支撑和依托， 不仅如此，马克斯?韦伯还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三种倾向并对此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一)自禁欲主义试图重造尘世并在尘世中实现它的种种理想以来，物质财富获得了一种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未曾有过的、愈来愈大且最终变得不可抗拒的统治人类生活的力量，成为生活的“牢笼”。
(二)以科技为基石的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宗教禁欲主义的支持，追求财富的生产努力已渐渐失去宗教和伦理的意义而与纯粹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
(三)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热衷，齐一性逐渐统治社会。现代资本主义将走向何处?在财富的生活“牢笼”中心安理得，还是在这场巨大发展告终时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旧观念旧理想的大复兴?抛弃超验性假设，将生产同宗教价值相剥离，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分离过程中却产生了科学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完全拒绝，从而使资本主义活动丧失了文化的根基。对此贝尔一语道破地指出：造成这种怪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性因素“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作为资本主义的扬弃物，社会主义的确立体现了价值非神圣化方向的发展，因而它将生产活动置于真实的道德规范之下，并为其提供了健康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既不是“自由市场的乌托邦”，也不是“技术的乌托邦”，更不是使社会世俗发生逆转的“宗教乌托邦”而是要构制充满人文道德关怀的综合理性社会。这种社会体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对平衡，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就此而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是向上述目标的迈进。
资本主义论文篇3：《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在某种立场上，他们的正义观好像非常的不同。马克思主张，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作，是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章律令;罗尔斯主张正义，是对社会合作中彼此的利益以及负担进行公平划分，是能够公平、公正、合理进行问题商讨的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二者都受到了康德与黑格尔的不同影响，所以说其观点虽有所不同，但也有所同。本文就来对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正义观进行辩证分析。
一、马克思与罗尔斯
对于生产资源中非常重要的财产关系，是马克思所说的，是建立在生产资源之上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为生产力的做出了贡献，有意识形成的、内在的以及被利用的因素则是生产资源的广义概念。而生产资源包括的最高水平的生产工具、聚集、劳动对象以及集体劳动活动等，可能会被依次分解到其个人的活动，或者集体的工作组织中去。为了应用所必须的程序知识和动机，个人的劳动将会被逐一分解为特殊的技巧。对个人、团体在社会合作体制中的地位，将由这些建立在生产资源之上的财产来决定，并由此来进行他们在社会地位中的权利、义务以及利益与负担。由此可见，罗尔斯的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也是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样也是包括了主要的公共机构，在社会合作参与者之间进行权利、义务以及利益与负担的分配，也是以这些机构为依据进行的。
而有的人则认为，可以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罗尔斯的基本机构等一系列的社会生产关系等同起来，因为马克思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做出了区分，这对罗尔斯的社会规则实现之间做出的区分也能进行相关的反映。可是马克思将社会政治上层建筑是排除于社会经济基础之外的，而罗尔斯是将其包含在法律制度中的，所以这种观点还是没办法成立的。在罗尔斯的基本机构中，其生活和工作的原则是要采用行政手段加以实行的，并且为了让市民对他们所期待的生活和工作的原则都能实现的肯定，要对这些生活和工作的原则进行调节。
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对于不管是罗尔斯的基本结构还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都会背离两者虚拟的聚合于罗尔斯严格规划的理想状态。所以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自己的理论上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相结合，也可以看成是罗尔斯的“社会结构”。由此来看，一种有机的统一体，能由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其法律上以及政治上层建筑的结合而构建，也就可以说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体性包含在罗尔斯的“基本结构”中。
对于结构上的正义形式，于马克思而言这不是正义的主题，暂且不说现实社会安排的正义的政治论点，没有理由去假设。而对于罗尔斯而言，这种结构上是正义的主题。罗尔斯与马克思在是否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基本结构，是区别二者正义立场的第一个方面;另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在完美共产主义中的应用，会不会超越，甚至代替马尔斯所确定的正义原则则是区分二者正义立场的另一个方面。
二、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1.在资本主义正义方面，马克思和罗尔斯都认为其是非正义的。于马克思而言，将直接生产者与直接生产手段分离，是对财富不公平分配的积累行为作为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基础;于罗尔斯而言，在非正义资本主义的财产分配中，就算将不公平的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进行转让，把非常平困的一群群体的生活水平提升到最低的水平，这种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财产分配现象仍然会存在。
2.在市场安排的正义方面，马克思认为市场安排疏远了生产者与生产者的有意识合作能力以及自由之间的关系;而罗尔斯则认为市场安排上的正义是社会基本机构正义的根本。可是，如果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对市场正义的关注那么马克思的市场正义以及基本关注之间的关系将得到调和。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下，支撑着一种商品的拜物教，因为资本主义下的商品生产，是的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成为依赖于整个商品生产的驱动力，直接生产者被逼将商品卖给资本主义的雇佣主。
3.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修订之前，有承认其中没有对拥有财产的民主这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经济体系的不同进行充分的强调，也没有对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系的不同做出强调，承认了其中的严重错误。而这正反映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比罗尔斯开展了更为全面的估计，使得罗尔斯在正义社会体系中的讨论没有足够的争论点。
4.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手段，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为生产者的独立用完全私有的财产给予很大程度上的独立，而进行有意识的繁荣合作，这是马克赛在对资本主义非正义的全面分析理论。可是其中对生产手段的限制，以及对私有才产生的限制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协调发展这是该正义理论中出现就的一个问题。商品交换就说明，卖者对于商品没有任何的权利，而买着则获得商品的所有权，并且买者有义务对卖者进行货币支付，也就是说买者在支付的货币上没有了任何的权利，货币权掌握在卖者手上，总之一句话商品交换，是完全私有财产权唯一必须的基础。
三、总结
综上所述，马克思与罗尔斯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方面，除了马克思的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之外，两者的立场是相当相似的，虽然两者的正义观立场完全不同，但是还是能对其进行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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