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社会和谐的毛概论文(2)
浅议社会和谐的毛概论文篇二
《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
【作者简介】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100872)
李路路，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社会和谐是当代中国在从旧式现代性转向新型现代性的过程中凸显出来、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体制改革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而社会结构的状况又直接体现了社会关系的状况，构成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社会和谐源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协调和整合;另一方面，社会更加和谐目标的实现，又会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二者良性循环。
【关键词】社会和谐/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
一、社会和谐作为政策目标的重大意义
和谐社会，正如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的，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运行论的术语来说，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
从社会互构论的角度看，和谐社会意味着多元社会主体，包括个人、集体(群体、组织、阶层、阶级等)、社会，以及作为整体社会的代表——国家，经由行动意义效应的互构过程，在认同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持久的行动协同。换言之，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体间行动关联及其模式化结构的最佳状态，这种状态是以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基本前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和谐社会的制度性结构性质和价值取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新型现代性理论的一种富于创意的表达。
贯穿于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双赢互利的观念。因此，也可以通俗地说，和谐社会就是双赢互利的社会，也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都能双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双赢互利，这是和谐社会的要旨，同样也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旨。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则是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能达到社会和谐的，同样它也是社会发展问题上的“零和博弈”，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旧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就中国社会来说，当代的社会转型兼具双重使命，即从前现代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的变迁，以及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换。
所谓旧式现代性，是指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谐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了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于是人类“向地球发动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1]。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胜、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当代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巨变，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省。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世界潮流和趋向。
在这一双重转型过程中，多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随着社会风险化和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各种不和谐因素频频展现在人们面前：自然灾害、城乡区隔、区域差距、贫富分化、失业、刑事犯罪、生产事故、劳资纠纷、族群冲突、新型传染病、人口结构变化、高新技术冲击、道德滑落、规范虚化、信任缺失、心理疾病、邪教、恐怖主义、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等等。这些问题对我们现行的社会政策、政治体制、服务和管理系统构成了挑战。而且，由于社会政策的不适应，政府部门某些功能的蜕变，服务系统公共性的丧失和效率减退，管理阶层的内卷化和自我伺服等现象，使得社会共同体的和谐与稳定面对新的考验。因此，在战略机遇期实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更加和谐，就成为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必经之途。
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对以往的历史和知识问题的简单回复，而是反映了执政党有关现代性过程的实践和理论，以及中国社会的经验现实提出的根本性问题，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包含了对旧式现代性弊端的深刻检视，以及对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转型经验事实的概括总结。它标示着我国执政党在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转折点上，就中国怎样走自己的路展示了新的蓝图。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和谐的意涵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范域。应该说，社会和谐是现代性过程中凸显出来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焦点、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
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是一场划时代的结构性变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以两个方面的转型为标志：第一，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二，由初级工业化向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两个转型过程紧密相连，互相促进，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先导和主流。
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而且是涉及整个社会特别是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和获取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与方式、职业结构、利益结构、社会权力结构、社会沟通模式、社会交往与社会行为方式、社会流动模式、居住和生活方式、社会认同方式、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评价等各个层面都出现巨大变化。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是一场划时代的结构性变革。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各种社会地位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化或模式化体系。所谓社会地位，是指人们根据那些具有社会意义、在社会中为社会成员所重视、能据此将社会成员区分开来的客观位置。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关系，就是指这些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地位实际上是人们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相对位置、如果将社会关系比喻为一张相互交织的网的话，社会地位就是各条网线上交叉的那些网节点。
社会地位可以根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社会标准来加以界定或区分。例如，可以根据社会功能、社会分工、社会不平等、职业、资源占有状况、利益取向、价值观念、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种族、居住模式等标准，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地位做出界定或区分。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社会关系体系中占有特定的地位，因而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在相同社会地位的基础上，基于社会地位的一致性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因此可以进一步说，社会结构实际上是指在社会地位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之间的制度化关系或模式化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通常在经济或其他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在本质上都可以看做具有社会结构的意义。例如，经济结构意味着具有不同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的经济领域，在其中活动的社会成员因此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丹尼尔·贝尔就是依据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口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标志，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再如城乡结构，实质上是反映了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或职业地位、社会身份的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结构。
社会关系是复杂的，社会地位是多样化的，因而社会结构也是复杂和多样化的。例如，以社会功能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以资源不平等占有为基础的社会分层结构，以生产关系和市场关系为基础的阶级阶层结构，以职业为基础的职业结构，以利益为基础的利益结构，以价值为基础的文化结构，以种族为基础的族群结构，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结构，以及人口结构、城乡结构等。
在原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单一性、行政性、集中性、封闭性为特征。中国社会20多年来在结构上所发生的变迁，以及社会结构所显现出的新的特征，与此前的社会结构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革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化、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已经实现了初级工业化。但工业化、现代化的水平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质的改变，所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20多年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变革，而且对社会结构的状况和变革产生极大影响。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发生改变，新的产业和职业不断出现;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成千上万的农民脱离了农业生产，成为工人的一部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形成了不可逆转的“移民”浪潮;而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广泛深入展开，专业技术人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2)多元化。多元化是中国体制转轨最重要的过程之一。其内容特征至少包括：
第一，体制和制度的多元化。体制多元化在这里主要是指从单一公有制体制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体制转变的过程。体制多元化的转型首先从原有体制之外开始，创造了所谓“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行动空间在国有体制之外被创造出来，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仅从就业指标来看：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中的比重已经达到2/3左右，多数劳动力已经在非国有单位中就业。根据2003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城镇2.478亿就业人员中，在国有单位中就业的人员总数为0.7163亿，仅占28.9%;与1999年相比，在国有单位中就业的人员数量减少了1400万左右。[2]与此同时，在一系列国有体制的改革中，即使是国有单位，也由于各种体制制度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与国家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国有制或公有制体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体制的多元化弱化了，各种组织特别是非国有组织对于国家的依赖性大大减小，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脱离了国有体制，转到非国有体制。
第二，利益多元化或利益分化。利益分化的过程在原有体制中其实就存在，只不过那时整个社会的同质性相对更高，因而协调的复杂性相对较低。但是，体制的转轨特别是体制、制度、资源的多样化趋势，扩大了利益的多元化和分化，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乃至不同人群，其利益目标越来越独立，利益边界越来越明晰。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在原有体制中、在其他社会形态中都存在，这里的问题在于：利益获得和利益协调的机制和以往社会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质上形成了新的利益结构。
(3)市场化。市场化同多元化一样，是中国体制转轨最重要的过程之一，并且构成了包括多元化在内的其他变革的基础。首先，市场化的发展意味着国家直接控制的资源与过去相比大为减少，大量的资源为各种各样的市场主体所控制。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关系的性质是交易性而不是命令式或强制性的，交易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当整个社会的协调机制从一个曾经以行政命令为主的社会向越来越多地以市场协调为主的社会转变时，协调交易性关系和命令式关系就成为一个问题。不仅市场中不同主体的关系是交易性的，而且国家和市场主体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易性的。即使是行政性的命令关系，其基本的制度环境仍然是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补偿而发挥作用的。大量存在的市场化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以命令关系为主的行政化关系体系。
日益以市场为主的资源分配机制，有可能导致财富分配格局变化，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加大。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导致一些新的社会群体或阶层迅速崛起，而一些社会群体的原有地位则发生了相反的改变。社会权力结构和利益基础也随之发生变革，利益矛盾和冲突不断显现，群体认同和社会认同进行了重新组合。
(4)非集中化。相对于多元化和市场化来说，非集中化一方面是多元化和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结构变革的过程性特征之一，而这一特征往往被市场化所掩盖，为人们所忽视。这里，“非集中化”主要是指在体制转型中，国家或政府的权力，特别是动员和调动资源的权力，由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向下分散和转移的过程。现在，行政命令权力无疑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但相对原有体制来说，它更多地已经由中央政府分散到各级政府手中。这种非集中化的趋势是由财政体制改革、利益分配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教育体制改革等造成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已经从不同方面深入探讨了非集中化对于基层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结构和利益群体变化的影响。
(5)流动性。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自由流动的空间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地理上的流动，还是社会空间意义上的流动，情况都是如此。社会成员有控制的流动构成了原有体制下控制有效性的基本前提。体制转轨以来最引人注意的问题之一，莫过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最新的统计表明，大约有1.1亿多的人口处于流动状态，人口流动的范围已经从国内不同地区扩展到不同国家之间。人口流动的过程特别是城市化的过程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常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控制人口流动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当这一人口流动的过程发生在一个急剧变迁的时期，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在短短20多年里突破体制的限制而流动起来，就更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前，多数人在一个单位中终其一生，工作、生活、保障、娱乐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所在的单位组织。城市化、多元化、非集中化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人们开始在相对自由的空间中流动起来。例如，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在工作单位之间的流动和职业伺流动等。
从更广泛的范围看，“流动性”不仅是人员的流动，而且是资本、技术、观念的全面流动;不仅是在一国国内的流动问题，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过程。各种社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自由的、大规模的流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社会资源的大规模流动蕴涵了巨大的风险，而且会强化由其他原因产生的社会风险。
在这样一个正在经历巨大变迁的社会中，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规律和趋势进行研究，对社会结构变迁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做出回答，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一项基本的国情研究。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巨变中的大国来说，有关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变迁及其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探索，需要科学、系统、全面、持续的调查研究和分析。
三、社会和谐源于社会结构的稳定、协调和整合
社会结构概念是分析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最重要、最基本的工具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以是重要的和基本的，是因为社会结构的状况直接体现了社会关系的状况，既构成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构成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原因。也就是说，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源于社会结构的稳定、协调和整合，而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则源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人们的利益追求或取向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结构位置，利益差别和利益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社会结构位置而划分的。特别是那些直接推动社会结构变革或剧烈社会冲突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人们往往习惯于将这些运动看做是某种有意识的、自己选择的结果，但实质上这些运动或冲突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一些结构性条件起了根本性作用。如果缺乏相应的结构性基础，这样的行动基本上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很难持久，更不可能获得成功。
社会结构状况是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结构的变革是社会转型和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当我们回顾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历程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之路，一方面是人们战略决策和“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原有社会结构和相应制度中找到深刻的原因。中国改革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固然是改革战略和策略使然，同时也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可以说，正是由于改革战略和策略针对这种深厚的社会根源对症下药，才起到应有的作用。应该说，是具有特色的中国社会造就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与改革开放。
今天的结果和未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历史状况的制约，这就是所谓“路径依赖”的规律。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我们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时，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就构成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新的社会关系结构正在形成，原有的社会结构处于剧烈的重新分化和重新整合过程中。这一切都将对未来的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产生巨大影响。
当代中国在现代化和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和技术的范围，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日益显现。其中，社会结构变革的特征及其趋势，已经构成了我国社会当前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变迁，而且构成了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大社会政策决策不容忽视的基础。
总之，社会结构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制约着各类社会主体的社会行动，以社会根源的形式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协调，以中介条件的样式规定着行动主体活动的范围和能够达到的限度。一句话，社会结构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建构着、塑造着社会行动。同时，我们也要强调，按照当代社会学的观点，包括我们提出的社会互构论的观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又是相互建构的。社会行动反过来也以自己具有能动性的实践活动，如发展理念的形成、发展战略的制定、社会政策的出台、体制改革的进行等，影响、重组着种种社会结构。换言之，社会行动也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建构、塑造着社会结构。
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相互建构中，何者的建构作用是主要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社会发展来说，社会结构的作用是基本的，也通常起着主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
但是，一个社会在不改变原有的结构就不能发展时，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社会行动就起着主要作用。例如，““””后，我国就面临这样的形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作为社会行动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同样，两个社会在差不多相同的社会结构下，何者发展得更快，社会行动的作用也可能是主要的。例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有所收益，取决于两个条件：初始水平和经济政策。在初始条件上，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但苏联、东欧国家，特别是苏联的经济绩效是令人失望的，结构问题和政治不确定性阻碍了它们的经济改革。但是，中国却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受益程度大大超过这些初始条件比自己好的国家，真正是创造了奇迹。中国能够这样，主要应归功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即主观因素。
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相互建构的观点，我们提出建构合理的社会结构，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而社会更加和谐的实现，则又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进程，二者良性循环。
四、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
在我们看来，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结构转型与变迁的最重要表现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与变迁。
对于一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来说，社会阶层结构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虽然社会阶层结构不是决定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惟一因素和机制，但它构成了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社会内容，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最重要的特征和过程也往往发生在社会阶层结构领域之中。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不仅是社会变迁的基本内容，而且社会阶层结构本身对于社会变迁的发动、过程和变化方向都将产生极大影响。越是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问题就越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社会阶层结构的实质，是基于社会权力、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所形成的社会地位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一结构不仅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活动范围和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机会，也对各种社会制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阶层结构之所以是决定整个社会结构状况及其变迁过程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因为它是构成社会不平等、形成社会认同和社会运动、决定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阶级阶层结构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分界线，是决定社会权力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是社会行动的基本组织原则，因而是决定社会结构其他方面的决定性因素。阶级阶层关系限制了其他社会关系，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社会关系的实质和形式是通过阶级阶层关系来解释的。作为社会群体存在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阶层结构构成了社会稳定或者社会冲突的基础。
因此，社会阶层结构的视角和分析一直集中在理解社会关系、社会行动和社会冲突问题上，特别是在理解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问题上具有重要地位。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发明，而是早已为许多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所讨论过。但是，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指出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于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意义，以及阶级阶层结构未来的前景。
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还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原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后，建立了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并希望借此去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框架内，将几乎所有的重要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都控制在国家手中，所有的社会剩余都集中于中央分配系统，然后由国家按照一定的制度由上而下逐层分配，国家因而具有了高度的控制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过程、中国现代化的长期落后状况，以及社会资源的相对稀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由此所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国家高度集中分配资源和权力的制度决定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地位。中国原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分配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的制度。例如，行政化体制、身份制、单位制、户籍制度、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等。国家的资源分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社会资源、社会机会、社会权力的占有。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群体、单位(组织)、个人没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其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占有虽然是有差别的或不平等的，但这种差别和不平等形成的机制在于国家的集中分配体制。
第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缩小了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相比，社会阶层的分化程度和社会不平等程度都有较大幅度的缩小。尤其是在控制两极分化和收入分配方面，传统经济体制具有一种很强的平均化趋势，以至于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去分层化”。
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特别是在制度领域中，从生活资料市场到生产资料市场、从劳动力市场到资金市场、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已经扩展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此导致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巨大变革，引发了社会结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些变化和问题在社会阶层结构上有着集中的体现，对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形成了巨大冲击。社会阶层结构及其相应利益结构的变化趋势和重新整合，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社会阶层结构的状况和变化，将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制度转型过程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在本质上，社会的利益结构和关系会受到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影响，构成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如果说过去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以及相应利益结构的变动，那么，社会阶层结构及相应利益结构的状况和变迁将对未来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归根到底，现代化和体制改革将会在根本上逐渐改变原有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资源占有状况，改变资源分配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利益的得失。在原有体制中据有特定地位、占有相应资源和权力的社会群体，其相对地位是否发生变化，谁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谁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改善或上升，谁受到了损害，谁在未来的变革中会处于主导地位，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对社会现实具有重大影响，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现代化和体制转轨过程，是一场人们从未经历过的社会变迁，其现代化和体制转型的庞大规模与复杂程度都在当代世界上罕与匹敌。中国在一个渐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体制改革的领域逐渐扩大，程度逐渐深化，转型的过程呈现出多方位、多层次、多种制度混合的特点，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制度转型和现代化发展仍然保持着强大活力。因此，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和规律，它所走过的道路和模式，它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乃至其他国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参见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123.^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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