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论文免费范文(2)

　　乡土文学论文免费范文篇2

　　谈新时期文学初期乡土小说的理性精神

　　摘 要：在新时期文学初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思潮中的乡土小说，贯穿着理性精神的因子，其注重对极左政治历史的批判、对乡村文化与农民意识的反思，既承接“五四”以来文学传统，更呼应社会发展的脚步，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 乡土小说 理性精神

　　本文所说的新时期文学初期，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的乡土小说自发轫之日起，就贯穿着理性精神。它继承“五四”以来文学传统对乡村文化、农民意识的反思和批判，又触动社会历史大转折时期新的时代变动，折射出特定的时代景观。以理性精神为聚焦点，将其作为观察新时期乡土小说的视点，就会发现：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凝聚着理性、睿智的思考，呈现了不断扩大的开放视野和动态变化的多元趋势。无论是文本客体还是创作主体，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都处于纵向深入的发展态势之中。

　　20世纪70年代末期，思想解放的帷幕被拉开，它促进了理性意识的觉醒，带动了理性的反思。理性精神作为时代产物与时代精神的表现，使复苏的现实主义文学也贯穿着一种理性精神。而乡土小说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翼，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一文学潮流当中，理性成为被高扬的旗帜，乡土小说以理性的目光对历史和传统进行了多维度的反思。

　　“伤痕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先声，率先对刚刚结束的““””进行了理性的反观。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呈现了一个农民的苦难人生。极左政治使邢老汉无法实现只求安分守己、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可怜愿望。他在失去亲人和感情寄托后，便养了一条狗与之相依为命，以慰藉孤苦心灵，但在非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他的最后一点慰藉也被剥夺殆尽，邢老汉终于在寂寞中默默死去。作品控诉了极左政治灭绝人性的残酷。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着重塑造了从曾经积极走合作化道路，热爱集体到因生活潦倒而逐渐变得粗暴、孤独、自私的许茂的形象。他的四姑娘许秀云也饱尝被残害之苦，命运多舛。作者通过描写他们一家人的命运，反映了““””中农民的痛苦与抗争。“伤痕文学”思潮中的乡土小说，对““””进行理性审视，对极左政治所包含的个人崇拜、现代迷信以及导致社会灾难和心灵创伤的封建家长制等思想意识，置于理性的天平上加以衡量。

　　与理性审视同步进行的，是作家在进行理性思索时主体的情感态度。创作者怀着愤世嫉俗的情感取向，在控诉，在呐喊，在审问。在每一个人物的悲惨命运之后，都在追寻为什么?为什么骨肉分离、家破人亡、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为什么人性泯灭、兽性猖獗、好人受难?在作者不断的追问之后，我们似乎看到捶胸顿足、高声呐喊、为民请命的遗世者形象。在乍暖还寒的“春天”里，逝去的历史给人们留下的可怖记忆依然清晰可见。作家急切地想从对过去历史的理性审视中蜕变出新的未来。摆脱逝去的历史阴影，走出历史的误区，总结其中的教训，以期望把对不堪回首的过去的控诉埋葬进坟墓，进而诞生新的希望。

　　在新时期迭涌而起的文学潮流中，继“伤痕文学”之后的“反思文学”的乡土小说把理性反思引向了建国后的历史。如果说，“伤痕文学”的“伤痕”是激起了人们对极左政治不满的涟漪，它搅乱了平静的水面，却没有触及深层的原因，而且仅仅注重对““””的理性批判。那么，接踵而来的“反思文学”，则从历史演进的前因后果的逻辑出发，追寻造成““””的历史根源。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性，偶然性的历史现象其实受到必然性的支配，这种偶然性只是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因此，造成灾难的极左政治的根源与历史有一定的关系。

　　遵循历史的角度，以历史的眼光，对建国后的极左政治进行反思，体现出作家历史意识的觉醒，在创作实践中便使“伤痕文学”的理性审视发展为“反思文学”的理性反思，由审视――写作者的旁观态度，转向反思――写作者的能动思考，理性精神既一脉相承，又深化提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以三十年来农民的命运作为反思历史和认识现实的出发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农民来说，与衣食住行紧密联系的经济状况的好坏，经济地位的高低，决定着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亦即作为一位公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同时影响着其自身心理状态的形成。高晓声从政治、经济、心理等多种角度，从小农意识、狭隘性、自我独立人格认知等多个层次来考察人物与社会、农民命运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李顺大、陈奂生等人物几十年来在生活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他们先天缺乏个性、缺乏主人公意识，而有一种依附、忍耐、等待的天性，表现在他们善良忠厚的品格和安分守己的人格中。这种善良忠厚毫无疑问有着优秀的特质，但是，当和因袭了封建专制影响的顺从、依赖附着在一起时，就有可能忽略对自我人格的呵护，形成对自我个性的压制，更对自我的独立意识漠然视之。而极左政治对人权的践踏、对个性的扭曲、对人格的蔑视、对大写的“人”的戕害，一旦和顺从、忍耐、依附的文化心理结合，就更容易造成伤害。因此，虽然农民也受到极左政治的严重损害，但他们还是不能自觉地认识到这种损害的深刻历史根源。高晓声通过塑造农民形象、反思农民的命运变化，把农民悲怆的命运颠簸置放于极左历史条件与因袭文化心理的二重维度中，对农民性进行了理性反思，由此提出自主权利、独立意识等农民觉醒的重要因素。在其他作家的小说中，例如《笨人王老大》、《河的子孙》等也对农民性作了深刻的剖析。反思乡土小说注重于揭示温顺农民与善良弱者被极左政治的残害，批判了人的主体意识的丧失。

　　与贯穿“反思文学”的理性精神相对应的，是创作主体情感取向的冷静批判，由小农经济滋生的农民性、农民意识、乡土情结、土地怀恋等心理定势已深深地镶嵌在农民的思想深处，已成为一种潜意识，在他们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它们表现出的巨大惰性已构成农民自身悲剧历史的内在原因。创作者一改“伤痕文学”中对农民遭受苦难、悲惨命运的同情，转而冷静分析农民灵魂深处的弱点，思索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传统对农民潜移默化的影响与造成悲剧的历史文化渊源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制约的动态趋势。一味同情最终只会淹没悲剧的实质成因，冷静审视、客观评判的情感定位，能够引导农民摆脱精神束缚、取得独立人格、获得主体意识。于是，“伤痕文学”中渗透于文本内外的爱憎分明、针砭激烈、痛切、恨深、疾恶如仇的情感取向消隐了，作者的呼号抗议让位于理性反思与冷静批判，这同时表明作者的成熟与洞察的深刻。因为现实中的落后因子并不能顿然消逝，它成为隐性的因素时不时地表露在外在行为之中，在理性的烛照下，审视造成悲剧的根源，比热烈的呼号更有意义与价值。

　　“反思文学”的浪潮尚未平息，“改革文学”已在涌动。“改革文学”的兴起是与社会时代氛围相契合的。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改革是新的历史起点，这不仅是一场经济变革，还涉及到社会意识、价值判断、思想取向等多向互动关系，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农村变革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乡土小说作家及时把握住了时代脉搏，以敏锐的艺术感觉捕捉社会变革中农村社会发生的裂变，并给予理性视野上的观照。《古船》、《浮躁》、《鸡窝洼人家》及时触摸到了时代的动向。这场变革所引起的中华民族的蜕变是深层的。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使古老的中国在弃旧从新的道路中发生痛苦的改变。这种痛苦性从总体来说是蜕变的艰难性在人们感情上的表现。矫健的《河魂》较早有意识地把焦点集中在现实变革引起的人们灵魂蜕变的痛苦感上。二爷固守自己原来的价值标准和道德信念，不同意开矿而坚持要修南河坝，他心里有一个理由：“为保住地里的庄稼，为多打粮食，就该修，这是庄稼人本分的事”。

　　在他的观念中，庄稼人应该以土地为本，以庄稼为命，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离开土地离开庄稼无异于离开生命之本――二爷的这种观念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而小磕巴与河女在现代文明和科学文化的感召引导下，终于走出了束缚自己的观念峡谷。河女要出去，小磕巴要开矿，他们要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现实变革的双向冲击一方面解构着传统文明，逼迫人们向它告别;一方面又召唤着现代文明，引导人们奔向富裕。“改革文学”透露的整体创作倾向与《河魂》中的思考并无太大差异。乡村作为传统文明体现最集中的场所，它发生蜕变经历的痛苦无疑更为深刻，更为剧烈，而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的农民要么告别历史，告别过去，奋然而起，向现代文明突进;要么在痛苦中无奈、失落、遵循原有的生活模式，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

　　改革引起农民对待现实的不同选择，同时也折射出作者观照现实的情感价值判断。对冲破传统枷锁奋起搏击的弄潮儿，作者是热情呼唤的。背负着浓重的传统历史文化的因袭在走向新生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分娩带来的剧痛，但作者对“新生之子”的期待之情溢于言表。相反，对依旧挣扎在传统的桎梏中，无法挣脱巨大的历史之网的人们，作者是惋惜的，带着一缕感伤。传统的历史文化积淀的长期熏染，使农民不可能断然与之决裂，但当其内含的某些消极因素一旦和现代化的浪潮相遇，就不免捉襟见肘，显示出其自身的局限性。它抑制了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弱化了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理念，使农民因循守旧地重复着自古以来的生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把农村卷入了巨大的经济体制和思想观念的变动之中，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必然冲突，形成了复杂的悖论关系，作家主体对传统文明在历史蜕变中的悲剧命运怀着忧虑和挽歌，作者的情感冲突是复杂的，热情呼唤和忧虑哀挽共存于作家的主体情感之中。这表明作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更是以理性精神来观照和反思的结果。

　　可以说，理性精神统摄了新时期文学初期乡土小说的魂灵。由“伤痕”“反思”至“改革”文学潮流的演进，表明文本空间的拓展。由对刚刚过去的历史批判转向对传统历史文明的深入透视，显示了创作者不断深化的历史意识，同时也显示出理性思考的深度突进。伴随着理性思考的深入，作者主体情感的表现由热烈趋向平静，由强烈的控诉到冷静批判的转变，意味着作家对现实认识的深入。理性精神作为沟通作者和文本之间的桥梁，作者的理性思考与文本自身透露出的理性启示是融为一体的。二者的相互融合促使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乡土小说，在理性光辉的照耀下，在理性旗帜的指引下，取得了辉煌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