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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司法制度。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法律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法律毕业论文范文一：存款保险人法律保护机制的建构
存款保险人法律保护机制基本模式
为确保存款保险人有效履行其法定职责，许多国家的存款保险法律和国际组织发布的相关指引中都规定了对存款保险人的特殊法律保护机制。分析相关规定可见，此种机制的构建主要可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仅对存款保险人及其职员履行职责时主观上为善意的职务行为给予司法豁免或费用补偿，其典型代表为加拿大。依据《加拿大存款保险公司法》第45.1条第(1)款的规定，(加拿大存款保险)公司、公司董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雇员，以及以公司名义行事的其他任何人，不应为了其在依据本法规定，善意履行(DoneinGoodFaith)任何职责和行使权力、权限时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对任何成员机构、存款人、债权人、股东或任何其他人可能遭受或诉求的任何损害、给付、补偿或赔款承担责任。此外，阿尔巴尼亚、巴哈马、摩洛哥、印度、捷克、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秘鲁、萨尔瓦多、墨西哥、牙买加、匈牙利、尼日利亚、菲律宾、土耳其、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均在存款保险法或相关金融、银行法律中规定了对存款保险人的类似法律保护机制。此种模式也是现今各国所遵循的主流模式。从前述国家相关立法字面意义分析，此类保护模式似乎仍可再细分为两类，一为对存款保险人给予司法豁免权保护，禁止相关当事人对存款保险人及其职员的善意行为提起诉讼，如加拿大、巴哈马等。另一类为对存款保险人及其职员提供抗辩费用的补偿，其典型代表为土耳其、尼日利亚、菲律宾等。但实质上二者并无不同。因为相关当事人对存款保险人提起的诉讼总是声称存款保险人主观上存在恶意，而法院仅在审理之后才能确定前述诉求的合理性，因此，所谓“禁止相关当事人对存款保险人及其职员的善意行为提起诉讼”的规定，最后总会演化成对存款保险人抗辩成功后的费用补偿问题。第二种模式也是给予存款保险人部分司法豁免权，但其并非依据存款保险人的主观方面，而是依据存款保险人所行使职责范围的不同确定是否给予司法豁免权保护，其典型代表为美国。依据存款保险法理和各国相关实践，存款保险人的职责最多可包括监管职责、救助职责、担当破产管理人(接管人)职责以及保险金赔付职责四类。而依据美国《1989年金融机构改革、拯救与实施法》(TheFinancialInstitutionsReform，Recovery，andEnforce-mentActof1989，简称FIRREA)第1821(j)条的规定，“除非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基于法规或命令提出请求，否则，法院不得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作为看护人或接管人行使权力或履行其职责的行动”。2010年7月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第210(e)条也基本延续了FIRREA的前述规定。这事实上是赋予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履行看护人和接管人职责时的完全司法豁免权，而不论其对所实施的不当行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因此，存款保险人的法律保护机制事实上可分为美国式与非美国式两类模式。考虑到美国对存款保险人的法律保护机制构建较早，制度设计颇为独特，以及其存款保险法制在国际的巨大影响力，加之我国多数学者赞同应赋予未来的存款保险人复合职能①，而非仅承担保险理赔的单一职能。因而有必要对美国式的法律保护机制加以分析检讨，以利于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构建时相关问题的合理设计。
美国存款保险人法律保护机制构建历史背景与适用实践
上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为拯救陷入困境的储贷机构，美国国会通过了FIRREA。为帮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清理信托公司(theResolutionTrustCorporation，即RTC)更迅捷和有效地对倒闭金融机构进行拯救与处理，该法第1821(j)条赋予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履行接管人与看护人法定职责时的司法豁免权。该法通过不久，美国国会又在《住房所有者贷款法》(TheHomeOwners'LoanAct)中添加了类似条款，其1464(d)(2)(D)条同样规定，法院不得限制或影响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履行其接管职能。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久之后即在考特独立合资企业诉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CoitInde-pendenceJointVenturev.FSLIC)②一案中对前述规定的适用范围作出了限制性解释。该案中，原告指称被告(一个储蓄与贷款金融机构)违反了贷款协议，在法院受理该案两个月之后，被告进入破产程序，FSLIC被任命为接管人，替代被告参加诉讼。FS-LIC辩称自己享有司法豁免权。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却驳回了FSLIC的抗辩，其在判决中称，“对债权人索赔的正当性进行裁决的权力超出了FSLIC担当接管人职责时的权力范围……而且1464(d)(2)(D)条并没有剥夺法院审理债权人对那些已被FSLIC接管的金融机构提出索赔的权力”[1]。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对何为“FSLIC担当接管人职责时的权力范围”并未作出解释，对如何区分“针对破产金融机构本身的索赔与直接针对FSLIC作为接管人身份的索赔”也未作出回答，此种含糊性直接导致存款保险司法实践中，不同的美国法院对此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部分法院认为，存款保险人仅有有限的司法豁免权，当其行为违反既有立法，且原告并无其他替代性救济措施时，法院应当对存款保险人行为———包括其担当接管人或看护人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在塞拉俱乐部案(SierraClub，LoneStarChap-terv.FDIC)①中，FDIC将被接管银行的一块湿地出售给第三方。原告因此声称，作为联邦政府机构的FDIC违反了《全国环境政策法》(TheNationalEnvi-ronmentalPolicyAct，简称NEPA)，因此申请地区法院对此交易发出禁止令。FDIC以享有司法豁免权为由上诉到第五巡回上诉法院，但法院却驳回了FDIC的抗辩，其宣称，自己注意到了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南加州政府诉里根案(SouthCarolinav.Regan)②，垂诺诉特内支案(Traynorv.Turnage)③，以及鲍勃•琼斯大学诉西蒙案(BobJonesUniv.v.Simon)④的审理，所确立的当事人享有司法豁免权的三项基本规则:(1)国会在立法中明确地授予其司法豁免权;(2)进行司法审判有害于立法目的的实现;(3)原告有其他替代性救济措施。法院认为，依据前述规则，除非国会通过立法清楚而毫不含糊地限制法院的衡平司法权，否则，地区法院可享有前述权力。而国会在1821(j)条中并未表明其将FDIC排除于衡平司法权管辖之外的意图。并且，FDIC审核通过对湿地的销售交易时是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身份作出的决定，而非接管人身份。在罗萨案(Rosav.ResolutionTrustCorp)⑤中，美国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则称:“即便RTC是以看护人或接管人身份履行职责，只要原告并无其他救济途径，则1821(j)条的规定也不能阻止法院对其行为发布禁止令。”⑥
而另外一部分法院则坚持认为，FIRREA第1821(j)条已经明确无误地赋予了存款保险人行使接管人或看护人职责时完全的司法豁免权，即便其行为存在不妥之处，法院也无权对此进行司法审查。在全国历史遗迹保护信托基金案(NationalTrustforHistoricPreservationv.FDIC)⑦中，FDIC将破产银行的一栋建筑物出售给了道马克投资公司(DalMacIn-vestmentCorporation)，并允许其拆除该建筑物。此间，得克萨斯州历史遗迹委员会与全国历史遗迹保护咨询委员会都曾向FDIC发出警告，称该建筑物有资格列入全国历史遗迹名录，但FDIC拒绝停止该项交易。1993年3月，原告向法院起诉FDIC，要求法院判令停止前述交易。但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却未支持原告的诉求。其称，FIRREA第1821(j)条已为FDIC提供了司法豁免权保护。
对美国存款保险人司法豁免权制度正当性的质疑
美国法院在就存款保险人得否享有司法豁免权问题作出判决时，时常将存款保险人的行为区分为以接管人(或看护人)身份所实施的行为，以及以公司身份所实施的行为，并因此赋予其不同的法律后果。然而，区分存款保险人基于公司身份所作出的行为与基于看护人、接管人身份所作出行为的标准为何，法院却未对此加以明晰。按照美国学者的解释，诸如清理问题金融机构财产的行为，应属于以接管人(看护人)身份实施的行为，而监管投保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则属于以公司身份实施的行为[2]。从包括前述判例在内的一些判决书中对相关内容的表述，以及美国学者的解释可见，法院理论上似乎是倾向于将存款保险人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即存款保险人作为联邦金融监管机关时所实施的行为)定性为“基于公司身份所实施的行为”(ActinginitsCor-porateCapacity)[3]，而将存款保险人履行救助职责与承担破产管理人职责的行为定性为“基于看护人或接管人身份所实施的行为”(ActinginitsConservatororReceiverCapacities)①。但问题在于，存款保险实践中，存款保险人前述职责的履行时常是相互结合而难以区分的。例如，当存款保险人发现金融机构安全与健康程度不佳，而决定通过自己出资购买该金融机构资产的方式对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特别是存款保险公司依据立即矫正措施的规定，对其发现的、不符合资本充足率规定金融机构的资产处理、股利分配等营业行为予以审批，随后依法对该金融机构实施接管，并执行前述自己参与决定行为时，该行为的性质就难以确定。事实上，迄今为止美国学者仍未就如何区分上述两类行为达成共识。而包括波斯纳在内的许多法官也对此一问题感到极为困惑，其彼此之间对区分标准的设定也存在显著分歧②，这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类似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严重的不一致性。
除前述分类标准难以准确界定外，美国立法中存款保险人司法豁免权制度的确立还对个人私权利的保护造成了严重威胁，有害于其他法律，甚至包括宪法立法目的的实现，因而明显缺乏正当性。此种立法事实上是在相当程度上赋予了存款保险人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空间，因而势必导致其任意专断行为的发生，进而侵害到民众个人权利的实现。不仅如此，该制度对其他立法所确立的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例如，塞拉俱乐部案中凸显的环境保护政策与全国历史遗迹保护信托基金案中显现的历史文化遗迹保护政策。更为严重的是，该种立法的严格遵循将直接威胁到宪法性权利的实现。例如，依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而个人私权遭受存款保险人前述不受限制的权力滥用行为侵害，并且该受侵害之人并无其他替代性救济措施时，如仍赋予存款保险人司法豁免权，则无异于对个人享有的前述宪法性权利的剥夺与限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正是基于此点才对国会通过的法律作了限缩性解释。
最后，美国国会赋予存款保险人司法豁免权的决定在逻辑上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冲突。如前所述，美国国会制定该项制度的目的是，希望帮助存款保险人有效实现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拯救与资产处理，防止引发系统性风险。但存款保险人履行监管职责，特别是及时矫正措施的采取同样有助于前述目的的实现，却为何不赋予其履行此种职责时的司法豁免权?此种制度设计，更易被解读为是各方利益博弈的一种实用性的折衷方案，而非系统性思维指导下的、纯粹基于法律因素考量的结果。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国会总会定期给予联邦机构司法豁免权，其立法理由各不相同，因而需要逐一探究其立法背景③。这也迫使美国法院不得不对前述各种司法豁免权法律规定的适用持谨慎态度，利用其法律解释权(包括宪法解释权)对前述规定的适用设定范围与前提条件，以限制前述规定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我国存款保险人法律保护机制路径选择
就我国而言，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同。考虑到对存款保险人或其职员的法定保护可有效降低他们在履行职责时的自我保护动机，特别是在需要其及时决定对某(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采取何种破产处置策略时，此种保护机制的价值更为彰显。这种法定保护可消除行为人的后顾之忧，避免针对问题银行作出相关决策的迟延，以及采取策略上的保守性，减少银行倒闭造成的损失，预防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加之《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亦建议各国决策者应确立存款保险人法律保护机制，因此，我国亦可考虑构建此一机制。
分析各国现行存款保险人法律保护机制的运作模式可见，其主要可分为两种，一为依据存款保险人履行职责的性质不同而赋予其司法豁免权保护，二为以存款保险人履行职责行为时主观过错的有无，来确定是否给予其法律保护。如上所述，美国式法律保护机制中存在明显逻辑冲突，其区分标准难以准确界定，因而会导致司法实践中此类问题处理结果的不一致性。尤为重要的是，该制度的构建缺乏正当性基础，将会造成严重的法律冲突。由于美国系属普通法司法体制，而联邦法院又拥有宪法解释权，因而前述缺陷可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判例法予以矫正，但对于可归属于大陆法系的我国而言，法官应严格遵守既定成文法的法律规定与传统;法律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会的法律体制，以及法院司法审判水平与经验不足的客观事实都使得其无法对一旦采纳前述规定可能造成的巨大消极影响施加有效控制，因而我国应当采纳《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第十三条的建议，规定存款保险人以及就职于该机构的任何个人无须为其在履行职责时基于善意(GoodFaith)而作出的决策与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笔者认为，为实现鼓励存款保险人积极履行职责与防止其滥用职权之间的有效平衡，应当对“善意”的外延作一限定。考虑到存款保险人(包括其职员)在对金融机构的营业进行接管后，其职责首先类似于金融机构的董事与高管。而依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和《证券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公司董事与高管对公司股东承担的责任为过错责任(包括故意、重大过失，以及一般过失)，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责任以重大过失与故意为限。其次，存款保险人此时的职责又属于履行破产管理人职责。其承担的责任依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类似于专家责任，主要属于过错责任(包括故意、重大过失，以及一般过失)范畴。因此，宜将存款保险人的善意限定为非基于故意与不存在重大过失，此一标准既能体现为存款保险人及其职员提供法律保护的初衷，又与我国现行立法实现了有效对接。而所谓存款保险人及其职员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1)非故意的未能遵循适当的避免利益冲突规则，例如，存款保险机构高级职员在负责处理金融机构资产时，未经批准，自行购买该金融机构资产，或以其近亲属名义购买该资产。(2)非故意的未能遵循事先确定的存款保险机构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如保守秘密规定，泄露其履行职责中获悉的金融机构商业秘密。(3)存款保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具有必备的专业知识;但此种必备专业知识不应解释为作出特定决策所必需的全部专业知识。(4)存款保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能获取在当时情形下可以获取的信息而径行作出了事后被证明为不当的决定。
为有效实现此种保护机制的立法价值，我国应当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明确指明此种保护机制所针对的对象。作者认为，此种保护机制不应仅向存款保险机构的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提供，还应扩展至存款保险机构的一切人员，包括存款保险机构本身、存款保险机构的现任与前任雇员、董事、高管以及代理人，只要这些人是由于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非故意或非重大过失行为与疏忽而遭受法律索赔。在该种机制的保护内容上，至少应包括受保护对象因遭受索赔而需承担的律师费用和其他专家服务费用、其他抗辩费用，以及受保护对象购买诸如忠诚保证保险之类的费用，但这些费用必须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当前述受保护对象遭受索赔时，该机制所提供的前述法律抗辩费用保护应当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地自动适用于受索赔人。但如果事后证明，该受索赔人在做出遭受索赔的行为时，主观上是故意或存在重大过失，则其应向提供补偿方返还前述补偿费用。依照IADI发布的《构建存款保险体系法律保护制度指引》提供的数据，已构建此种保护机制的国家中有90%是由存款保险人来承担前述费用的预付职责的，我国亦可采取此种做法。
法律毕业论文范文二：车贷险三类纠纷的法律分析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汽车消费贷款后，由借款人作为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因借款人不履行贷款合同给贷款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该业务自1997年开办，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蓬勃发展，并带动了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的繁荣。但是，由于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保险期限较长，不仅客观上风险要在经营中逐步释放，而且随着保险事故的不断发生和理赔调查的日趋深入，该业务在管理上遗留的问题和导致的纠纷也越来越多。笔者将理论研究和业务实践相结合，就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中可能涉及的三类纠纷进行法律分析。
一、购车人发生欠款后、保险人赔付银行损失之前，银行或者保险人以银行名义起诉购车人、担保人的案件
当购车人发生欠款并构成保险事故后，银行有权选择依据贷款合同向购车人、担保人主张权利，也有权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这种情况下，除非保险条款或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保险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否则保险人没有权利要求银行先起诉购车人、担保人。同时，在没有赋予保险人先诉抗辩权的情况下，为防止银行在购车人发生欠款后滥用诉权，即便银行自愿选择起诉购车人、担保人，在未经与保险人协商一致时，该诉讼费一般是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
因此，银行和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首先应关注共同利益、从实际出发，对于购车人恶意欠款或无力还款、确已无法通过催收或协议处分抵押物等方式收回欠款，并且购车人或担保人具有可执行财产能够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尽快协商一致，由保险人承担诉讼等经费并以银行名义起诉购车人、担保人，以及尽早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二、银行起诉保险人的案件
银行起诉保险人的案件是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中最为常见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保险人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实践中争议较大、较难处理的主要有以下二种类型：
(一)涉嫌诈骗的案件
涉嫌贷款诈骗的，一般是借款人、汽车经销商单独或串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提供虚假材料以虚构汽车买卖关系、同一车辆向多家银行贷款、非法提取贷款现金挪作他用等方式套取银行贷款。此类案件中，有的是购车人伪造、变造或收购、借用他人身份证购车，有的是提供虚假财产状况证明、虚增车价，有的则是虚拟购车主体、担保人或抵押财产等情况。因此，判断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应根据实际，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利益问题。《保险法》第12条规定了“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因此，对于涉嫌诈骗的业务，如果贷款人并未实施购车行为，保险人可根据新《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规定而拒绝赔偿。
2.银行审贷和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义务。针对涉嫌诈骗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保险人通常基于《贷款通则》、《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和保险条款的约定，以银行疏于履行审贷义务、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不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笔者认为，尽管《贷款通则》和《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银行的审贷义务是独立的，并且银行有审慎地进行资信调查的义务，条款中也通常约定了保险人在因被保险人过错导致贷款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在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实务中，仍然应该根据银行疏于审贷和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具体情形区别判断其法律后果。
如前所述，涉嫌诈骗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但无论是空车套贷、虚增价款或者其他情形，其基本特征均是申请贷款的材料中存在虚假信息。既然存在虚假信息，则必然说明银行在审贷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疏忽、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隐瞒了真实情况。
针对保险人关于银行审贷疏忽的抗辩，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条件应以银行的过错为限，不宜包括轻微的疏忽、更不应以虚假信息推定银行存在过错。特别是购车人收购、借用他人身份证件的情形，笔者认为应构成表见代理，贷款合同成立，保险人不能以银行未尽到资信调查义务或当事人之间没有一致意思表示为由而不承担保险责任。
针对保险人关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抗辩，笔者认为尽管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对“最大诚信”的要求更高，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仍然应以“有限告知”为原则，同时应逐步确立书面询问的有限告知方式。在有限告知的前提下，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此外，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中，由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分离的，被保险人是进行保险索赔的权利人，因此，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履行以及对投保人有关情况的调查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权益的风险。
根据《保险法》规定，对投保人的选择和有关情况的调查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其该义务的履行也关系到保险合同的履行，因此有人提出要通过双方协议将保险人的审查义务和银行的信贷资产审查结合在一起，或者以银行的资信审查代替保险人的承保审查。笔者认为，银行的资信调查和保险人的承保审查义务的法律依据不同，前者是依据《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后者是依据《保险法》，其侧重的专业重点亦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或相互替代，相反，应分别予以强化。
(二)由于银行未履行作为被保险人的催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未代投保人连续投保车辆险等而引发保险责任争议的案件
1.根据《贷款通则》第32条规定，“贷款人在短期贷款到期1个星期之前、中长期贷款到期1个月之前，应当向借款人发送还本付息通知单”，贷款人对逾期的贷款要及时发出催收通知单，做好逾期贷款本息的催收工作。保险条款通常约定被保险人有做好欠款的催收工作和催收记录的义务。
2.根据《保险法》关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时应及时通知保险人的规定，保险条款通常也在被保险人义务中约定被保险人发现投保人有潜在的不还款风险或任何可能导致保险合同风险增加的情况，应通知保险人并协助减少或消除风险。
3.为避免投保人因贷款所购车辆自身发生事故损失而产生的不还款风险，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一般要求投保人一并投保贷款所购车辆的损失险、盗抢险等车辆保险，且保险条款通常约定投保人未按时续保上述车辆保险的，被保险人应代投保人投保。银行违反上述保险法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义务，保险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减小赔偿责任。
三、保险人赔付银行损失后，向购车人、担保人进行追偿的案件
保险人在履行了保险赔偿责任之后，有权向购车人、担保人进行追偿，但笔者认为该追偿不等同于保险代位求偿。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基于保险利益原则，为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而公认的一种债权转移制度”，通常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实质是民法清偿代位制度在保险法领域的具体运用;该制度设立的目的是既不能让被保险人因投保而取得额外的利益，也不能让有过错的第三者逃避其在法律上的赔偿责任。
新《保险法》第60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由此可见，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代位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行使权利;因此有观点认为，由于保证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即是债务人，其是否还款、是否按约定履行义务直接决定了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与第三人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一般不存在第三人过错致使保险事故发生的情况，当然也不存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就是没有区分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形，将保险人的追偿权等同于代位求偿权的错误认识。
(一)投保人因主观意愿而发生恶意违约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承保的风险具有信用性，与投保人对债务履行的主观愿望具有一定的联系。对于保险人而言，其在依赖投保人的诚信态度的基础上为其信用承保，无法通过一般的询问和告知来了解投保人的主观世界，况且投保人的主观意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一旦因投保人主观恶意造成保险事故发生，即出现了保险人承保的不确定性危险的必然发生，保险人得为该射幸率的发生而给付保险金，并将因为缺乏第三方责任因素而不享有代位求偿权。但是，保险人不享有对第三方的代位求偿权，并不等于其不能向投保人(债务人)或担保人追偿;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履行了保险赔偿责任之后，被保险人对投保人不再享有赔偿金额范围内的债权，该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一并转移至保险人，实务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也会就权益转让问题签署权益转让书。
(二)因受第三方侵害影响履约能力而发生善意违约
投保人因第三方的侵权或合同违约行为而遭受侵害，降低或损害了投保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能力，造成保险事故发生，一般称为善意违约。这种情况下，由于投保人最终可以从第三方获得损失的救济，而保险代位权的本质是“一个为了防止被保险人获得超过全额补偿，有利于承保人或保险人的原则”(语出1883年Castellainv.Preston案中的布莱特法官)，故笔者认为此时保险人既可以向投保人(债务人)、担保人追偿，也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向有责任的第三人追偿。
(三)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发生违约
除了主观因素以外，某些客观上的事件，例如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以及战争、武装冲突等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以及非因当事人故意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也可能导致投保人(债务人)不履行、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清偿责任。对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导致的保险事故，保险合同从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减轻并合理分配风险，一般约定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且不向投保人追偿。同时，此类情形下因无特定第三方的过错，亦不存在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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