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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军事理论课4000字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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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军事理论课4000字论文篇二

  《墨家思想对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启示》

  摘要:墨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显学”之一。本文通过概述墨家思想的基本轮廓,尝试找寻墨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的契合点,探求墨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启示,完善和丰富当代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思想来源。在新时期,中国需要根据国家实力的变化,以“兼爱”作为国际战略的价值理念,明确基本的实施原则,确定适当的行为选择,通过赢造一个更加有力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奠定基础。

  关键词:墨子 墨家思想 中国外交 国际战略

  纷乱的时代通常催生出缤纷灿烂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堪为作证。并列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的儒墨思想是那个时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派。不同于儒家的“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篇)和繁琐礼乐,墨家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宣扬以“兼爱”、“非攻”为核心的民本主义仁政主张。虽然墨学一度被罢黜而成“绝学”,但仁人志士却一再期待着其理想光辉的重现。叶自成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在思想文化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相当价值的流派众多的外交思想。这些外交思想无论是其讨论还是关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墨家思想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本文意在概述墨家思想的基本轮廓,尝试探寻出对当代中国国际战略有所裨益的原则及观点,进一步推动墨家思想与中国外交的结合,丰富当代中国国际战略定位的思想来源。

  一、墨家思想的基本轮廓

  墨家思想创始者墨子姓墨名翟,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更是一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其思想记载于《墨子》一书中,世称“墨家思想”。韩非将儒墨并称为“世之显学”;鲁迅称墨子“是中国的脊梁”;毛泽东则认为:“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承载着后世如此崇高评价的墨子,堪称纷争时代所造就的伟人。

  墨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88年。纵观那个时代,封建领主经济不断转变成为封建地主经济;诸侯之间的矛盾纵横交错,士族阶层开始蓬勃发展。同时,大量的下层民众却过着饥寒交迫的贫苦生活,遭受着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当时残酷的现实状况,正是墨子庶民思想得以催生的历史背景。墨子出身贫寒,自诩为“贱人”(《墨子?公输》)。他常同工匠农民交际,掌握了高明的手艺和精湛的技术。年少时曾“学儒者之业,通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后来却逐渐厌恶繁琐的贵族礼乐,进而“非之”(《墨子?非儒》),自创和形成了儒家的反对派――墨家学派。墨子所拥有的“不异不同”的包容精神,使其理论相比繁文缛节的儒家思想多了一些清新感和平实感。

  (一)墨家思想的核心

  《墨子》现存15卷53篇,其思想有五类十条纲领:“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其中,兼爱和非攻是墨家思想的核心。

  “兼爱”意指人与人之间要普遍地、无差别地相爱与互助,“兼相爱”的关系必然会带来“交相利”的多赢结果。正如墨子所言,只有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非攻》)时,才能实现墨子所向往的“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非攻》)的大同世界。墨子学说是围绕其“兼爱”思想而建构的。“非攻”意指反对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崇尚社会各成员之间和平共处。墨子认为,由于国君觊觎别国的领土,家长觊觎别家的基业,人人觊觎别人的功利,从而导致以争斗的方式来夺取所觊觎的利益,最终上升为一国吞并另一国的攻战。同时,征伐战争对攻守双方也都是巨大的摧残,“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最终致使“兼国覆军,贼虐万民”(《墨子?非攻》)。因此,墨子希望各国能消除隔阂,“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进而实现“非攻”的和平环境以更好的施行“仁政”。

  “兼爱”和“非攻”贯穿了人与人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架构,是墨家思想的源泉和目标。在此基础上,墨子推演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思想,从而建构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

  (二)墨家思想的主要内涵

  在政治领域,《墨子》一书深刻阐释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提出解决这些矛盾的主要方法就是“尚同、尚贤”的,即人治和仁政。他认为只要人们都“尚同”于君主,自然会产生共同的法律和国家;只要诸侯国都“尚同”于天,自然会带来共同的秩序与和平。墨子是民本主义政治学家,他提倡诸侯君王尚贤任能,希望有才干的民众能自觉地投入到政治生活当中。墨子反对为谋私利而进行的征伐战争,其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该和睦相处,以利于民。墨子的政治思想归根究底是属于中下层阶级的,既是向统治者建议,又是为劳苦人民请命。

  在经济领域,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执政兴国的目标,对百姓的物质利益给予了很大的关注。L5J墨子认为“义,利也”(《墨子?经上》),利与义之间是相互统一的,所以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要判断所获之“利”是否符合普遍的“义”。由于“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墨子?非乐》),因而生产劳动才是最大的“义”举。墨子提出社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要采取开源节流的经营与消费伦理,即“强本节用”。他还强调在经济行为中要讲求互爱互利的诚信原则,鼓励人们“视诚如金”(《墨子?贵义》)。

  在文化领域,墨子提出“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上天兼爱而没有偏私,一视同仁。墨子提倡道义的作用,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人们既可以坚持利己主义而追求利益,又要抱持利他主义而“交相利”。它赋予利益追求以一种超利益的价值,既保障了“义”的崇高地位不受损害,又使“利”的实现总能获得伦理道德的支援。此外,墨子既主张“有教无类”地传授经验知识,又要“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墨子?公孟》)。

  二、墨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外交的契合点

  墨家思想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鲜明性和清新感,其教义虽然没有像儒法两家那样为统治者所利用,却深得平民大众的认同。尽管曾一度被罢黜成为“绝学”,但相比儒、法、道等诸子百家之言,墨学其实更适应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今天,也更容易与当代中国外交的发展脉络相契合。

  (一)兼相爱,交相利――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

  墨家思想产生于饱经战乱的春秋战国时代,主张诸侯国间遵循“兼爱”的原则,和睦共处,做到“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墨子?兼爱》)。墨子所言的“爱”是国与国之间互谅互助的“兼爱”,他所说的“利”则是国与国之间互惠的公利。他相信只要各国都恪守这一原则,自然可以消弥战争,共享和平与安宁。

  虽然东周末年的诸侯列国还不完全具有主权国家的全部要素,但墨家所提倡的“兼相爱,

  交相利”的外交准则,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关系主线。二战后,当世界人民不断寻求和平与安全的途径时,新中国的领导人就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友善地与世界上所有对华友好的国家进行和平交往,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建立了深切的民族友谊与和谐的国际关系。江泽民1991年访问莫斯科时也曾引用墨子“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观点,说明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概言之,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与当代中国外交有着非常紧密的契合点。

  (二)攻与诛――非攻而不非义战的战争观

  墨家较早地提出了战争正义性的问题,将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攻”,即恃强凌弱、扩张黩武的非正义性战争。另一类是“诛”,即为人民兴利除害的正义性战争。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墨翟反对兼并战争,但他不是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只是主张非攻,而不主张非战。”因此,墨家所反对的战争,是穷兵黩武、荼毒人民的兼并战争。在明确正义与否的是非标准前提下,墨家主张积极支持正义的斗争,坚决反对不义之战,对弱小国家的灾难要积极“救守”,即从经济、军事和道义等各个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墨家所主张的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等信条,与当代中国外交政策中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精神相契合。新中国成立前夕颁布的《共同纲领》就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既反对外国出于限制和扩张目的对台湾进行的军事支持,同时也表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针对台独和外国势力的干涉和入侵。”与此同时,新中国也在积极地对其它国家“救守”,无论是建国初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还是当前派出维和部队和捐助财务到需要帮助的落后国家,都侧面印证了中国在以“诛”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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