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防建设的军事理论论文
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安全稳定的环境，离不开国防力量的加强”。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关于国防建设的军事理论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国防建设的军事理论论文篇一
《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战略性调整》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防与军队建设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国防建设与军队发展战略从临战状态下的军队应急建设转向和平时期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长远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理论、武器装备和官兵素质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提供安全保障。作为正在快速发展的大国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参与国际军事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国防发展;中国军队建设;战略性调整;战略支撑力量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防与军队建设发生了战略性转折，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一支封闭的、技术装备落后的、数量规模型的军队朝着实现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发展，向正规化、革命化和现代化的军队转型。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支持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不断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对国际社会提供逐渐增多的公共产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为中国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方面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
一、顺应时代主题，调整国防及军队发展战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为推动改革开放而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中国国防事业现代化与战略观念发生的飞跃式的进步来源于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国防与军队建设同经济建设关系以及国防与军队建设思路的战略调整。
(一)时代主题的新判断
对时代主题的判断直接决定着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制定，也直接决定着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对于时代主题和我们国家面临的战略威胁判断的转折性变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依据，也是国防与军队建设战略转折的起点。
1.从“随时准备打仗”到“战争有可能推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安全形势始终十分严峻，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主流看法是以面对战争、应对战争和预防战争为基点，全党、全国和全军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围绕着准备抵御外敌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入侵，甚至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
在1977年7月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被恢复国务院副、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他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开始有了新的思考。邓小平透过纷繁复杂的国际矛盾认识到，在当今的世界力量格局中，战争的因素虽然也在增长，但和平力量发展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对国际形势和战争做了更为深刻的分析，他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_’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1]
2.“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邓小平同志在当年做出这一重要战略判断则需要极大的战略勇气与战略智慧。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所访华团时谈到：“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3]邓小平同志以敏锐的战略思维，深刻洞察世界局势的最新变化，从当代国际社会存在的纷繁复杂的诸多矛盾中，抓住战争与和平、落后与发展这两对主要矛盾，科学地回答了新的世界战争能否避免、当代战争根源、时代基本特征、如何争取和平环境进行国内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做出新的战略判断，果断地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论断，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正是依据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我们党和政府及时进行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二)调整国防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它不仅涉及资源配置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党和国家整体工作思路的调整。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要忍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百废待兴，饱经战争摧残的中华民族亟待经济的复兴，人民渴望安居乐业。但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又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国家的生存安全再次面临严峻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建设又服从于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但是，就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来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实际工作中也没有完全实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后，面对苏联的严重军事威胁，在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投入过多，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困难，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投入，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质量，也影响了整体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指导思想发生了战略性转变，集中到一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要忍耐。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基于这一基本路线，邓小平明确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先把经济搞上去，再拿出更多的资金、人力、物力发展军队武器装备。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4]邓小平这一重要论断是确保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军队建设大局能够长期协调发展的历史性的战略性决策。
2.军队支援地方经济建设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队要忍耐”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对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投入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同时把许多军队的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转为民用或军民两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后，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向地方开放了101个机场，开放和腾让29个港口码头、300多条铁路专用线、90多条通讯线路、1000多个仓库、300多万平方米军事用地及部分营房设施。中国人民解放军还积极支持地方的许多重点工程建设，并担负急难险重任务。改革开放以后，全军共投入4亿多个劳动日，出动机械车辆2500万台次，参加和支援重点工程1万多项。主要铁路、高速公路和地铁工程150多项，隧道、涵洞340多个，桥梁260多座，码头50多个，民用、军民合用机场40多个，能源工程500多项，水利工程2000余项，通信光缆工程2万多公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旅游开发区建设500多个。此外，部队还积极支援农业和扶贫开发工作。疏通河道500多条，兴修水库上千座。[5]1989年11月10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还专门联合发出《关于军队义务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参加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是人民军队宗旨的具体体现。《通知》要求从1990年起，全军每人每年义务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劳动时间平均不得少于10天。根据部队自身的条件和驻地的实际情况可统筹安排，严密组织，注重实效，保证落实。[6]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光荣革命传统在新时期新的继承与发扬，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三)坚持科技强军，走精兵之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主要体现是：确立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科技强军，实现跨越式发展。
1.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是国家军事政策的集中体现，是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展军事斗争以及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依据和纲领。[7]军事战略方针是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与发展大局确定的，并依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
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中，由于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并没有明确地制定国家军事战略方针。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整个国家以及国防与军队都走上了和平建设的道路，确定军事战略方针就成为必要。1956年3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20世纪50～60年代，针对国家安全形势的严峻性，特别是面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威胁，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举国上下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全面备战，不但军队准备打仗，各行各业也处于临战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长远军队建设。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和战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有限规模的局部战争成为主要的战争形态，中国举国迎敌的全面战争可能性越来越小;核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但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主要还是常规战争。基于这些判断，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移，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下的军队应急建设转向和平时期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长远建设。
(2)立足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1993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在江泽民同志主持下，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其基本精神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斗争准备立足打赢一场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加速我军质量建设，努力提高我军作战能力，扬长避短，灵活应变，遏制战争，赢得战争，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8]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促进了国防与军队建设在现代化条件下特别是在高技术条件下走上全面进行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轨道上来。
2.注重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任何武装力量建设都必然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军队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辩证关系。军队的数量与质量存在着互补关系。中国军队建设走精兵之路的历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根治“肿、散、骄、奢、惰”等弊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虽然经过三次大规模的调整，但一直保持着较大的数量规模，其原因之一，还是因为武器装备落后，同作战对手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只有相应地保持一定数量上的优势，才能满足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稳定的需求。特别是面对苏联严重的威胁，我军数量增加较快，在一定时期内比苏、美两国军队加起来还要多。过多的冗员，不仅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困难，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投入，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质量，而且还使军队臃肿不堪，武器装备得不到有效的研发更新，军队人员素质也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受到““””的影响，全军各部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肿、散、骄、奢、惰”等现象。大量的军费被用于人头费的开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军队质量建设严重受挫。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军队规模上均做了较大幅度的压缩。苏联军队由440万人减少到俄罗斯军队的170万人;美军由217万人减少到153万人;英军由33万人减少到25万人;法军由56万人减少到40万人;日本自卫队由27万人减少到23万人。1996～1997年，美国军队规模又从153万人减少为140万人，俄罗斯军队从17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9]1975年，邓小平同志深刻地看到了这些问题，批评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错误认识。1980年3月初，中央军委召开常务会议，集中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邓小平同志在会议上讲了“消肿”问题、体制问题、训练问题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同年7月，中央军委就此又召开会，讨论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10]
(2)百万大裁军，促进世界和平。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减少员额100万。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并决定在今后两年内有秩序、有步骤地实施。同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转发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全军指战员务必从大局出发，克服各种困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各级党政机关要关心军队的改革和精简工作，给以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此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精简工作。至1986年底，这项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绩。大军区由11个合并为7个;团级以上单位减少了4000多个;裁减了大批机关工作人员;各级领导班子减少了副职干部;开始实行士官制度，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初步改变了官兵比例不合理的状况;陆军的军整编为集团军，加大了特种兵的比重，增强了独立作战的能力;海军、空军淘汰了陈旧装备，相应地减少了人员;军队院校进行了调整，初步理顺了指挥院校初、中、高三级体制;一些担负内卫、执勤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为武装警察部队。[11]
(3)实现军队建设思路的战略转型。为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加强教育训练，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1997年，中国政府决定在80年代军队裁减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并把这一点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足以证明裁军的重要性。到1999年底，裁军50万的任务已经完成，20余万军队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这次大裁军解散了大部分守备部队，部分集团军建制的乙种师归武警部队，这是新中国历次裁减军队员额中干部精简比例较高的一次。2003年9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再裁员20万。
这两次裁军的特点是“精兵、合成、高效”，实现了解放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这对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加速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