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关于孙中山的论文(2)
近代史关于孙中山的论文篇二
《孙中山“逊位”浅见》
[摘 要]孙中山之“逊位”袁世凯，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是其时各派势力集团博弈的结果。但中山先生关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甚于关注自身政治命运的政治特质，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而且不容忽略的因素。正是这种天下为公的政治特质，中山先生作为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初期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而为两岸人民所无限景仰和尊崇。
[关键词]孙中山;大总统;政治特质
武昌起义后不久，各省纷纷独立，满清王朝旋即瓦解土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民主共和国创建，海归的孙中山众望所孚，就任临时大总统。其平生之理想与抱负得以部分实现和即将在全新的政治体制框架下予以实现。但临时大总统的席位还未坐热，孙中山先生就将此位谦让给被世人口诛笔伐的袁世凯同志。个中缘由，的确颇让人费解、嘘唏以至愤愤不平。但这就让后世的学者或非学者们大有文章可做与有话可说。笔者也凑个热闹，对这一写滥说厌的话题，谈谈一下个人粗浅的看法。
先从“让”方说起。是孙中山功成名就、急流勇退或是有意让贤吗?其时的孙中山谈不上功成名就，要说其功其名，乃是其恰到好处的归来，暂时平衡了各方各派的利益均势，避免了一场争抢总统席位的政治纷争。既谈不上功成名就，当然也就谈不上急流勇退。孙中山之后掀起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就是力证。至于有意让贤，更是不着边际。孙中山曾与自己持不同政见的黄兴与宋教仁之会内同志尚且一度关系闹得很僵，甚至剑拔弩张，又岂能“逊位”于时已声名不佳的袁世凯?其二，多年的亡命天涯，浪迹海外，颠沛流离，奔波呼号，只为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与抱负，如今好不容易才有这个施展才华的政治平台与舞台，就算为天下苍生计，岂一个“让”字了得。再者，即便中山先生视功名如粪土，看富贵如浮云，不恋这总统席位，但会内其他同志不见得有这样的胸襟与气度。中山先生可以毫不在乎以前多年亡命江湖的艰辛，但那些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而抛头颅、洒热血幸存的和故去的革命同志，又该何去何从呢?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席位，虽不至享受到与日后登基的袁世凯同等规格的礼遇，遭到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一致的愤怒声讨与强烈反对，但理应受到些许的谴责，至少不无遗憾地表示吧?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包括黄兴在内的不少革命同志，对此是持支持态度的，至少是对此不表示反对的。落差之大，不得不引人深思，发人深省。那么是不是南方阵营的分化剥离已到了必须将此宝座拱手相让。方能维系和保证革命内部的精诚团结呢?愚见以为，于理于情，既无此必然，亦无此必要。将总统宝座让出，无关团结根本，亦于团结有害无益。如此，只会使原本涣散的组织更加离心离德，因为说雅一点，从此再无坚强的领导核心，说俗一点，树倒猕猢散。也许，受英法美政治文明浸淫的中山先生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人亡政息的政治传统缺乏深刻了解与认识，但阅历丰富的中山先生总该知道人走茶凉的常理呀。那么是不是浑水摸鱼的各怀鬼胎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势力强大顽固到中山先生等人竟将总统席位让出呢?也不至于。若此，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就值得大大商榷了。
再看“受”方：是袁世凯实力强大到足以震慑孙中山等“让”出总统席位吗?诚然，袁世凯集团的实力，不可否认，也不容小觑。袁世凯集团有军队，有枪杆子，笔杆子，有外援，还比南方有票子;袁世凯本人虽说被世人语为无学有术，也许其不能作治世之能臣(袁世凯野心也不仅是作臣，这一点与退位就去当铁道部长的孙中山大异其趣)，但作为乱世之枭雄足矣。翻阅袁世凯的履历：镇压义和团时毫不手软;戊戌政变时，闻风而倒，毫不犹豫;被贬垂钓赋闲，伺机卷土重来的隐忍;武昌起义后东山再起时精苛的坐地起价，及挥师南下，攻克武汉重镇汉阳后旋即返京组阁的决断，以及以后的花样百出的政治表演，真是好戏连连，精彩不断。从中可以看出，袁世凯既有马基雅维利在其政治学名著《君主论》里所说的狮子的雄暴，又有狼与狐狸的隐忍与狡诈。平心而论，较可爱的孙中山先生更具备在乱世政治中生存与发展的特质。乱世之中更行销的是狼道，而不是仁道。加上袁世凯麾下也不乏人才与有利的地理优势等，使袁世凯集团与南方革命阵营较量与博弈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综合考察，南方得风气之先，且武昌首义，“驱除鞑虏”，创建共和，拔得头筹，拥有重要的话语权，软实力占优;剩下的问题，当是如何把袁纳入自己的政治轨道或者是如何与其妥协，但无论是南北相安或南北一统，都不一定非要“让”出总统席位不可。如果两者皆不可行，唯有一战而已。南北之战，时势既易，胜负难料。即便战败，袁世凯若逆流而行，势必作茧自缚，自取灭亡。如此，则有“商君虽死，秦法未败”之意想不到的历史效果。相反，拱手相让，又不能对其加以制衡，以致后来竟然帝制自为，搞得民国一派乌烟瘴气，反而阻滞了中国政治近代化地进程。换句话说，以当时时势论，投怀送抱虽不失为解决问题症结的一个办法，但无论短视或者远视，它既非唯一的办法，也并非绝佳的策略。作为“受方”的袁世凯当然也清楚，并非自己势力强大就可坦然将大总统席位安置于腚下，所以在以武力为后盾的基础上，不断地演出历史的新场面。两面三刀，南顺共和，北逼清帝，制造政变，北京就任等，种种史实说明，“受方”袁世凯对总统席位，不能单凭其势力而稳超胜券。相反，是南方的再三礼让，虚位以待。
那么，既不是孙中山等心甘情愿的投桃送李，也非袁世凯强大到心安理得地享受革命果实，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孙中山等再三虚席以待，又是什么原因使袁世凯增强了自信，认为总统席位非我莫属，终于置之于腚下呢?原因在于一个字：“烫”。因为“烫”孙中山等必须“让”出，因为“烫”就连有实力的“受方”袁世凯接受也须绞尽脑汁，玩尽花样。那么，总统席位如此之“烫”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其原因是清朝速亡，政局诡变，经济破败，社会动荡，文化断层，国家与社会处于“破”旧并未“立”新之时，一切都面临重建与重组，如何在清朝速亡后传统与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中，进行各种重建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并无模式可仿的历史重任。这些历史重任，内部纷争不断的南方阵营中的革命党人及立宪派、旧官僚难以担当，关心个人权力甚于天下苍生疾苦的袁世凯之流更无法解决。他们试图突围而出吗?是的。他们都在不懈地探索和努力。包括孙中山、宋教仁，包括立宪派、旧官僚，甚至包括袁世凯及其徒子徒孙。突围结果如何，历史是一面镜子，得失已尽在其中，或嘘唏或感叹或痛恨，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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