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论文(2)
近代史人物的论文篇三：《近代著名儒将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作为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中兴”的第一名臣，拜相封侯，全国景仰;也是湘乡近代最知名的大人物，号称曾湘乡。他自幼熟读经史，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又点翰林，学问相当了得，可以说是一位传统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当曾国藩在仕途上不断攀升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攻克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天国政权。于是，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办团练，组建统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几经反复曲折，艰苦奋战，终于取得镇压太平天国的全面胜利。他可以说是极具典型意义的一名儒将，值得研究。我对本县这位先贤没有专门研究过，却也颇感兴趣，颇为敬仰，或亦有些惋惜。个人有几点粗浅认识，提出来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保卫传统与学习外洋
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斗争，原是农民起义与封建王朝两个对立政权的斗争;而曾国藩却从文化的角度，说他所率领的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是保卫传统文化——儒家名教与学习外国文化——拜上帝教的斗争。在《讨粤匪檄》中明白指出：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 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之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为之所也。[1]
曾国藩又揭示太平军“焚彬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曾国藩号召湘军及军民人等，为保卫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而战。这样的口号对于官僚士绅和一般读书人，自然都有极强的鼓动与号召力量;即对于长期在儒教和传统思想风俗熏陶下的民众，同样有相当的召唤力。正因为如此，湘军从两万人出征，迅速扩大，虽经不少曲折挫败，还是取得了战胜太平军的巨大胜利。
洪秀全所领太平军，学习外国，提倡一种朦胧的平等观念，认为天下民众都是天主的子民，皆以兄弟姊妹相称;又提倡剪辫留长发，故俗称“长毛”;还提倡放脚。这些都有积极的意义;起义之初，能激起长期受压迫剥削的农民手工业者及下层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因而队伍迅速扩大，战争进展顺利，势如破竹，先后打败了满清王朝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的江南江北大营，占据南京，改称天京，建立了与满清相对峙的天国王朝。
应该说，他们学习外洋文化是不错的。但他们只学到了皮毛，并不真正了解耶教的本义。而更大的错误在于全盘抹煞传统。“凡民之父母皆称兄弟姊妹”之说，否定了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等传统美德，加上欺神灭道等行径，使所学外国的东西，难以被本国民众所接纳，也就不可能在本国生根。其实早期(或耶稣教)，曾反映被压迫的奴隶阶层对奴隶制度的憎恨，但后来也曾为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利用。而洪秀全本身也曾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的侵染，是多次应考失意的下层小知识分子。进入天京以后，竟完全搬用封建王朝的那一套，他做“天王”，自称“万岁”，其实质等同于做皇帝，奢靡享受，后宫竟选用有数十位“姊妹”，供他一人淫乐享用，与众多“妃嫔”无异。天国封了许多王，大多奢侈骄横，争权夺利，民众对这些王稍有不敬，便要遭杀头惩处，并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凡此种种，便成为招致天国政权崩溃失败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既中进士，又点翰林，是清代道咸以后，正统派一路文人。他崇尚儒学及其后续的程朱理学，传承了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良好道德风尚。如孝道、宗亲之情;师道、友道;对乡邻的关切，乡间社仓积谷的热心，以及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等等，都有良好的表现，不必赘述。
曾国藩所尊奉的儒学，确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适应中国封建主义专制王朝的需要，也曾促成封建社会的安定和谐。然而时移世异，清道咸以后，世界早已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儒学已不适应近代世界的发展，而且蔽固思想，阻碍革新，致我堂堂中华日趋衰惫，屡受外敌侵凌，割地赔款之事屡见不鲜。究其根源，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儒学便难辞其咎。而曾国藩这时却说：“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2]大加吹捧，这就显得十分保守，近乎顽固的了。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曾氏在某些地方也曾突破儒家的藩篱。如他本来是科举出身，官运亨通，却也开始意识到科名进学的道路不合世用，“此中误人终身多矣”。在家书中谓纪译儿“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3]。又说他“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毋徒汲汲于进学也”。[4]而更重要的是，曾国藩在实践中也开始感受世界潮流，主张向外国学习，成为洋务运动的先行倡导者和最初的实行者。早在咸丰年间，他已经认识到“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5]，并尝试创办军械所，造小火轮;同治二年(1863)派容闳赴美购办机器，随后即在上海建立并扩充江南制造总局，在国内自己制造兵器和轮船。曾氏的这些举措，不仅仅是为“可以剿发逆”，而且为的是“可以勤远略”[6]，即振本自强的长远谋略。同时为了振本自强，曾国藩曾几次上书朝廷，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7];“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曾氏又与李鸿章专门合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摺》，并订有章程12条，为具体实施办法[8]。他们希望把幼童培养成人才，归国以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凡此种种，不必讳言，也表明了曾国藩思想和行为的某种进步意义。
二、尊崇孔子与帝王专制
作为儒将，曾国藩在根本上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和践行者;他要保卫的传统文化，也主要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他对孔子的尊崇，是相当真诚的，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曾国藩颂赞“孔子，圣之盛也”[9]。在《圣哲画像记》中，称赞周文王、周公、孔子为“三圣”;又肯定“宋之贤者”以为《孟子》可以配《论语》，即以孟子为“亚圣”的说法。同时，选择“文周孔孟之圣”以下古今圣哲三十二人(主要是儒家的继承者)，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称赞他们“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并谓“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10]在孔孟儒学的诸多继承者中，曾国藩特别推重程朱理学。他说：“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氏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博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其说允已。”[11]清乾嘉之间，“汉学”兴起，有人以实事求是的观点，“薄宋贤为空疏”。曾国藩批评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谓即物穷理者乎?”而且责备这些汉学家“名目自高，诋毁日月”。[12]其说不无可议，却也可见曾氏对程朱理学的褒爱。在《圣哲画像记》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批评，肯定有宋五子(周敦颐、二程、张轼、朱熹)“上接孔孟之传”，并谓“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13]
曾国藩所表彰的文周孔孟以下儒家的思想家们，确实承继了儒家“修齐治平”的道路和宏远理想。曾国藩自己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他曾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同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已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14]
他是因六弟为“小试不利”，有些牢骚，笑“其所忧之不大也”，故在家信中发了这番议论，表达的是正统儒家那套“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曾是这样表白，他一生确也是这样做的。按孔子教导的那样克己治家，那样治军治国，从而与诸多同仁一道实现了所谓“咸同中兴”。
然而，儒家的后继者一直到曾国藩，他们所尊崇的孔子，在自己生活的春秋时代，其实也是很平常普通的儒者;他所代表的儒家，只不过是当年百家争鸣时代较为突出的九家中的一家而已。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圣人”，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样阔得可怕的头衔，正如鲁迅所说，“完全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15]从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6]，从而为促成汉朝大一统帝国的出现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孔子儒家学说是在小生产经济的条件下，总结东周以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成为封建思想的集大成者，故能适应君主专制社会的需要，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能独占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长达二千余年。后继的许多思想家们自然也有发展与完善，承传并发展了儒家的优秀成分，故促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及康雍乾等鼎盛时段的出现。然而儒家思想的根本——三纲五常，君主专制，却也一直传承下来，长期适应并服务于封建专制社会，而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灵魂。它对人性的压抑，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与摧残，对外的闭关锁国，愈到后来愈加发展到极至，以致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也特别严酷，残忍和保守。如前所述，近代中国也便愈加落后而衰惫，不断被外敌侵凌欺辱。曾国藩尊孔，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也便和帝王专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他难以超越的时代局限。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升任翰林院侍讲，感激涕淋，说“受君父皇上天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17]他要努力尽忠并维护满清封建王朝。即如他的征讨太平天国所要捍卫的以孔子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危机。在《讨粤匪檄》中，有明白的表述。曾国藩之所以“卧薪尝胆”，统湘军征讨，“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同时赞颂“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18]这就把尊崇孔孟与忠于君父、颂赞君主，完全统一起来。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太平军围逼集贤关，安庆形势紧急，曾国藩在家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19]这位孔丘信徒，已经把自家的命运，与清王朝的安危连成一气，不可分割了。
辩证法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两面或多面，孔子及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曾国藩也知道孔子最初并不时行，“仲尼干诸候不见用，退而讲学于洙泗之间”。[20]那时诸子各家自由争鸣，到汉武帝以后，孔子儒家思想才一家独尊，终止了自由争鸣的时代。二千余年来，孔丘既有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面，也有与封建帝王专制相伴而行，不可分割的一面。正如李大钊所说的，孔子是“历代君主所塑造之偶像”，是“专制政治之灵魂”。[21]以史为镜，凡尊孔的时代，多是封建帝王专制的时代。民元以后，实现共和，而袁氏尊孔，接着便上演复辟丑剧;张宗昌尊孔，便是辫子军企图扶溥仪复辟坐龙廷。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令全国举行“孔诞纪念会”，说如此可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胡适批评说，这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22]而紧跟着国民党便提倡所谓“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制。由此可见，既要继承孔子儒学的优秀传统文化一面，又要批判其封建主义灵魂的消极一面;只热加追捧，而不正视并批判其负面，便有思想文化倒退复辟的危险。验之历史，屡试不爽!
三、曾国藩湘军传统的正面与负面
曾国藩及其所统率的湘军，既有优良的传统，对后世有良好的影响，但也有其负面的不良的影响。试分述之。
其一，曾氏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传统，统率湘军，而“以爱民为第一义”。在咸丰十年(1860)四月，《致沅弟》信中说：
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语时时与弁兵说及，庻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致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23]
这是曾国藩的真心话。刚隔一年，又说到同样的意思[24];其他地方还多次提到。咸丰十一年(1861)旧历除夕，在军中遇大雪，外间饥民甚多，故而放赈的举措;[25]皖南亦有设粥厂放赈的事[26];对湘军统领营官哨弁的教诫，第一条便是“禁骚拢以安民”，指出“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27]。又说：“凡为将帅者，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义。”[28]他看到大乱之世，“一片荒凉之景”，凋丧不忍耳闻情境所表示的同情[29]。以上数端，都可见曾国藩戎行之间对百姓的关心。而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则是他所作的《爱民歌》，歌前有“禁扰民之规”的引言，其中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30]歌词中的扎营不要“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鸡鸭，“切莫掳人当长夫”，“号令要严明”，“军士与民如一家”，及后作的《解放歌》中优待俘虏的政策等优秀传统[31]，对后世影响更为明显。毛泽东早年崇拜曾国藩，受过曾氏影响。他创建领导红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体现出受曾氏影响的痕迹。自然，毛泽东点石成金，其思想境界的高度，表现的完整缜密，影响的广大深远，则与曾国藩所言不可同日而语了。
其二，曾国藩认识到，“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32]，因此特别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使用。他曾说“凡将才有四大端”，第一条便是“知人善用”;再加上“善觇敌情”，“临阵胆识”和“营务整齐”。他自己这样考察人才，也希望弟弟曾国荃于这四大端下功夫，并以此“考察同僚及麾下的人才”。[33]他曾告僚属“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尤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34]总之，人才是办事之本，也是战争胜利之本。
怎样才能罗致人才?曾氏总结说，“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曰慎用，曰勤教，曰严绳”[35]。他的部下多有良将头目，即其幕府，便集有近百人，多为才士，可谓广收。同时他又认识到“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36]，故对手下人才绝大多数能量才使用，相当慎重。至于“勤教”，曾国藩主要是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他“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并私心立誓，总不肯做官发财以遗后人”[37]，强调家中子弟要读书自立。因此曾家后人多不是什么“富二代”或“官二代”，如曾纪泽、曾纪鸿等多人，都有各自的长处。这一点很值得后人学习借鉴。此外，曾国藩有相当严格的生活习惯，坚持早起;对待部下则“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泰而不骄”，且经常“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38]。这样，部属也就好治理了。最后的“严绳”，即谓严格地惩罚错误，使趋于正。只要看看《曾国藩全集》中的许多革职查办的奏稿摺片，就可明白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惩处的例很多，如咸丰十年(1860)七月，曾氏因战功刚举荐任皖南道员的李元度，(李本是曾的儿女亲家);事隔月余，却因徽州失陷，“贻误大局，责无可辞”，便又请旨将李“革职拿问，以示惩儆”[39]，可见其惩处不问亲疏远近，秉公执法。对贪腐尤为痛恨。安徽涡阳县知县沈镰，借清查田亩为名，敛钱肥己，“差役四出，鱼肉乡里”。又造言生事，残害善类，诸多劣迹。“非从严参办，不足以示惩儆”，故奏请将沈“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为贪劣不职者戒”。[40]
曾国藩以为“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乃是“君子之乐”[41]。他的知人善用，成绩最显著者，莫若对李鸿章，左宗棠的选拔，培养与支持。李鸿章，安徽合肥人。道光年间进士。原在本籍办团东，后投靠曾国藩充任幕僚。曾对其赏识有加，影响良善。咸丰十一年(1861)，李初组淮军，曾国藩便多方关注支持，说“少荃一军……新军远涉，孤立无助，殊足危虑”[42];曾对九弟说，“少荃欲再向弟处分拔千人，余亦欲许之，不知弟有何营可拔?”[43]一个“再”字，可见支援帮助之多。这是因为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是一个可任封疆大吏的干才。说李研核兵事，于水师尤有心得，故向朝廷奏请派李“前往淮扬，兴办水师，择地开设船厂”;又请旨擢授两淮盐运使，“以济舟师之饷”，代其筹划周全[44]。使李鸿章的淮军得以迅速成长，发展壮大，连外国人戈登的“常胜军”对李也不敢怎么样。曾在家书中赞扬说，“此间近事，惟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戈登虽屡称欲与少荃开仗，少荃自度力足制之，并不畏怯。戈登亦无如之何。近日渐就范围矣”。[45]李鸿章后来的建成淮军劲派，称霸北洋水师，与曾国藩的爱赏、支持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李也始终对曾国藩感恩不忘，待以师礼;曾死后，在《曾文正公神道碑》里犹极加颂扬。而左宗棠则有所不同。左系湖南湘阳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后，几次会试皆不第，便不再去应考。每自比诸葛亮，出语令人感觉狂放。曾为胡林翼所赏识，后入骆秉章幕府，赞助湖南军务。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攻克武昌，因左宗棠“济师济饷”有功，曾奏请朝廷升任兵部侍郎，加四品卿御，入曾营襄办军务。期间，湖广总督官文“为蜚语”攻击左，曾国藩胡林翼等皆奏左无罪得免。曾国藩在后来的奏稿中，对左有分析，还有评价。说他“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深中左氏缺点。另又褒扬宗棠“其才可以独当一面”，且“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又说他“素知大局，勇敢任事，必不肯舍难而就易，避重而就轻”，故奏请留左宗棠襄办江皖军务[46]，优点评论也相当精当。曾在家信中也说，“与左季高同行，则以气概识略过人，故思与之偕，以辅吾之不逮。”[47]这些都说明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赏识和器重。然而左宗棠后来却自己说有些意气用事，以致八年与曾国藩不通音问。曾国藩却还是从大局出发，在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西征叛回过程中，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重任，为左筹解饷银，每月以三万两协济左宗棠军营。并强调“甘肃艰险情形，实为各省至苦之区，权衡缓急，不能不先尽甘饷”，“每月仍筹足三万两，全数解交甘肃”。[48]左宗棠之所以能荡平新疆，并取得新疆建行省的历史性胜利，与曾国藩的协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让左十分感动。最终结果是大家所知道的，左氏终于在赠曾国藩的联语中，上联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这样的话从左宗棠这位战功卓著，又睥睨一切的人口中说出来，对曾是极大的慰安，尤其可见左对曾国藩是从心底折服了。
其三，曾氏组建统领湘军另一显著特点，是多用书生领兵。湘军的四大名将，曾自己是道光十八年进士，左宗棠是道光十二年举人，彭玉麟是附生，胡林翼是道光十六年进士。名将李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举人。湘乡人罗泽南，诸生，讲学乡里，他的学生李续宾也是诸生，李续宜系文童，王鑫诸生，许多弟子都跟随老师出征;所谓“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学”。[49]这是罗泽南师生提兵破贼的特点，也大致可以概括儒将治军的特色。语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虽不一定是所有儒将能够做得到的，但曾国藩提出的将才四大端，则基本上都能具备;特别是“知人善用”，“善觇敌情”，可以说是儒将的长处。曾国藩还因知识丰厚，往往善于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能讲求舆地，相度山川脉络，审慎行军;断言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50];又能从大局出发，顾瞻战争全局，如同治《湘乡县志》所说：“其治军，则不分畛域，湘、鄂、江、皖、苏、浙诸军，联为一气，而粮台之军火饷糈，以时分应他军，接济邻省”[51]。这正是曾氏之所以为各地各军将士拥戴，湘军迅疾凝聚扩大，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然而，曾氏及湘军不僅有优秀传统，如前所述，也有重要的不良方面，对当世和后代都有突出的影响。
统领湘军的儒生，曾国藩以下诸人，都是传统的知识分子，饱受“四书”“五经”的熏陶，“三纲五常”那一套牢不可破。他们无论领军打仗，治理民众，或提倡洋务，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所谓“咸同中兴”的短暂光焰，其实正敲响了满清王朝统治崩溃的丧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任何人也阻挡不住民主共和取代帝王专制的历史潮流。
曾国潘标榜“不要钱，不怕死”[52]，他也曾严惩贪官，这些自然很好;他自己大致也做得不错。但到后期，湘军中腐败现象却也逐渐滋生发展，甚或相当严重。打破天京以后，曾经抢掠数日。洪秀全的天国金库，原来传说金银多多，后来竟无有下落，不僅朝廷怀疑，国人也不无疑问。留下一个大谜团。有些人讽称曾国荃为“老饕”;而湘乡后来流传俗谚云，“打开南京发洋财”，大概都是这谜团中的事例。
湘军最大的负面传统影响，主要还是开启了地方武装势力割据的源头。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之外，当时还有李鸿章为首的淮军;湘军也兼及楚军，《清史稿》及一般人都以为是左宗棠为首;还有鲍超建川军，朱洪章的黔军，胡林翼的鄂军以及沈葆桢的闽军;等等多种说法。到了民国，更是各种军阀割据：奉系，直系，皖系，川军，黔军，滇军，桂系等等，指不胜屈。军阀横行，鱼肉百姓，国家不能统一，且往往被外国帝国主义窥伺侵凌。故中国革命进程中，曾突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和实际运动。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方才统一政令军令，后来称八路军、新四军，再后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再有畛域之分，真正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恶习。我们今后还能去搞什么川军、湘军，再去提什么桂系、皖系，倒退到地方割据的思路上去吗?
四、研究儒将曾国藩需有一定的知识准备
曾国藩一生读书甚多，经史百家，涉猎广泛;后来军旅生涯，仍坚持每日读书数十页，很少间断。应该说他的知识相当广博，而且丰富;生活阅历也十分充裕而多经验。但大半生戎马倥偬，学问成就不突出，不足名家。而要研究他，却需有多方面的知识，否则容易出偏差。湘乡出版的《曾国藩与湘军文化研究》2012年第一期所刊曾氏手书日记若干篇的文字移译，便有不少的纰漏，大多由于知识准备不足。我并未全部接触过曾氏手书日记，更不用说研究，仅就上述若干篇按刊发顺序说点个人意见。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温《诗经》《鼓钟》《楚茨》。三者不能并列。前面是总书名;后者是《诗经》中的两篇。可于《诗经》后用冒号，或不用标点。 “伦仙”，应是“崙仙”。《汉书》后可用冒号或不加标点。马官传，应为《马宫传》;为《汉书》中三人合传的末篇，先天读完了前两人传，接着又读下一篇三人合传，这是曾国藩读经史的特点，一篇接一篇点读，基本上不间断，很值得后人学习。可胜“概”哉，应为“慨”。“初虞日”，应是“初度日”，出自《离騒》，后即指称生日。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大人“寿履”反菲，应是“寿辰”，系指本月初九日，父亲“大人寿辰”，“酒食太菲”。自己生日反而“酒食较丰”，故觉得“颠倒错谬”。下面“应酮”，系“应酬”之误。“天头”以下数语，是国藩的前辈好友，倭仁字艮峰的批语，整句应加括号。他的日记写好后，请师友传看，并求批评指教。艮峰看过后加批语，“自寿诗”是否改为自警诗或自勉诗，如何?故断句应为：“寿字，易警、勉等字，如何?”“次于自寿诗韵”，“于”应为“予”，《正韵》与“余”同，即“我”。次韵，亦称步韵，即根据我的自寿诗的韵及用韵的次序来作和诗。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夜月如画”，似应为“夜月如昼”。繁体畫与晝两字易混。用昼可与夜对照，因夜月如昼光明，可以清楚观览南山雪景、渭水寒流诸美景。“伺”以过此，当是“何”以过此。
[咸丰八年十月十一日]书籍字“面”，是书籍字“画”。“树立于孙”是“树立子孙”。这反映曾国藩不积家财遗留子孙，而要让子孙自立的思想。
[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鬯谈”误为“久谈”。鬯谈与久谈二者在曾的日记中均多次使用，却有区别。颜师古注《汉书》，谓鬯同畅。久谈只表谈话的时间长久;而鬯谈则可能表谈话的对象相悦，谈话的内容投机，含感情色彩。两者一般不应混同。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因国割未满百日”，“国割”系“国制”之误。咸丰帝(文宗)于本年七月十七日(癸卯)崩，朝廷规定百日丧制礼，全国遵行，不得娱乐宴请等。因百日丧制未满，故曾的生日也“谢绝请客”。旋改水陆各军克复“无力”运漕等处摺一件，“无力”系“无为”之误，地名。又“隋”心泉“朴”安庆府摺一件，系“陈”“补”之误，手书繁体“補”。本日所改另二片，合计四件，并皆见于《全集·奏稿三》整理本此日均不误。
[同治元年十月十日]《尔雅义奠》，是《尔雅义疏》，书名，为我国古代解释词义名物的专书，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各家注疏颇多，而以清代郝懿行(字恂九，号兰皋)的《尔雅义疏》较为详审。写祭帐四幅，“帐”系“幛”之误。幛，在较长宽的整幅绸布上题字或词句，用作庆贺或悼唁用。帐则是蚊帐或帐(账)册，《全集·日记》整理本亦错。
后面几日日记文字移译，大多不误，只有几处衍字、漏字及标点不甚妥当处，不赘述。
以上若干篇的纰缪，或者出于对经史不太熟悉，或者由于社会风俗礼制知识缺欠;或由于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知识未备，或对古代各种书画文体了解不多，等等。除有些纯粹由于粗心所致外，大多是知识准备不足。这些缺憾对于研究作为著名儒将的曾国藩，应该是有妨碍的。补救的办法，看来还得向曾国藩学习，勤字当头，“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53]，“读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此之谓“专学诀”;又说“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54]自然，还得在实践中学习，充实阅历，丰富社会知识，熟悉风俗习尚等等。说得如此头头是道，在下做得怎么样呢?实未能至，心向往之，愿与诸君共勉。
注释：
[1]《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以下凡引是书，均简称《诗文》、《家书》、《日记》、《信札》、《奏稿》等。
[2]《书学案小识后》，见《诗文》，第166页。
[3]《家书》，第292页。
[4]《家书》，第87页。
[5]《奏稿》三，第1603页。
[6]《奏稿》三，第1603页。
[7]《奏稿》十二，第7191页。
[8]《奏稿》十二，7331—7335页。
[9]《书学案小识后》，见《诗文》，第165页。
[10]参见《圣哲画像记》，《诗文》，第247-252页。
[11]《送唐先生南归序》，《诗文》,第167页。
[12]《书学案小识后》，《诗文》，第166页。
[13]《诗文》，第249页。
[14]《家书》，第39页。
[15]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4—316页。
[16]《汉书·董仲舒传》。
[17]《家书》，第62页。
[18]《诗文》，第233页。
[19]《家书》，第673页。
[20]《送唐先生南归序》，《诗文》，第167页。
[21]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载1917年2月4日《甲寅》，后收入《李大钊全集》。
[22]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湖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23]《家书》，第540页。
[24]《家书》，第548—549页。
[25]《日记》，第699页—670页。
[26]《家书》，第814页。
[27]《诗文》，第437页。
[28]《诗文》，第456页。
[29]《日记》，第632页。
[30]《诗文》，第466页。
[31]《诗文》，第429—432页。
[32]《家书》，第868—869页。
[33]《家书》，第352页。
[34]《家书》，第559页。
[35]《日记》，第740页。
[36]《诗文》，第393页。
[37]《家书》，第183页。
[38]《日记》，第391页。
[39]《奏稿》二，第1247页。
[40]《奏稿》九，第5506—5507页。
[41]《日记》，第421页。
[42]《家书》，第814页。
[43]《家书》，第808页。
[44]《奏稿》二，第1188—1189页。
[45]《家书》，第1061页。
[46]《奏稿》二，第1181—1182页。
[47]《家书》，第585页。
[48]《奏稿》九，第5799—5800页。
[49]《诗文》，第307页。
[50]《家书》，第723页。
[51]《湘乡县志》(同治本)人物志·名宦篇。
[52]《家书》，第388页。
[53]《家书》，第11页。
[54]《家书》，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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