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论文2000字
每个人都知道中国近代史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大学生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真正认识又有多少呢？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大学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2000字论文，欢迎阅读!
大学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2000字论文篇一：《试论蔡和森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
摘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各自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探索中都做出了有益贡献。蔡和森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在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中，有其独到的见解，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蔡和森;近代中国国情;认识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原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
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及社会特点的探索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该文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闽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尽管这时蔡和森还没有跳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但是他已经迈出了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二二年九月，《统一、借贷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完整地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很早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特点有其独到的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蔡和森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1](p107)。“中国的资本家”，“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取全国政权”[1](p88)。这就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控制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以及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中国的社会特征。
二、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
如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样，蔡和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都曾认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对敦请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的帝国主义”[1](p260)。这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p283)，同时又一次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p284)。这就区分了中国革命与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1](p989)。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由于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做出区分，但蔡和森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的认识上基本是正确的。
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的分析
关于无产阶级，蔡和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能革命的”，“中国的唯一出路”，由无产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统一”[1](p114)，包含了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的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
关于农民阶级，蔡和森深刻地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蔡和森对农民问题较早的论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他认为“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1](p657)。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农民在中国各阶级中占多数，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严酷的压迫，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要求。同时蔡和森还意识到，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却不能领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之后，蔡和森在总结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教训时，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需要可靠同盟，这个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广大的农民群众。大革命失败以后，蔡和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重要”[1](p984)。这就更加强调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联合广大农民阶级，就不可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资产阶级，蔡和森同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能领导这次革命，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由于政策不当、组织涣散也无力领导这次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长篇讲演中回顾中国革命及党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在其内心是有革命需求的。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软弱妥协性，他们与军阀有冲突，又不愿意为消灭军阀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却不愿拒绝他们的援助。所以“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1](p803)。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国民党”[1](p798)，他们“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不知抓住群众”，因此“不能领导这个革命”[1](p803)。蔡和森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不要革命”，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革命”[1](p843)。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蔡和森未能像后来毛泽东那样准确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定位。但他将资产阶级进行了基本的划分并意识到在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蔡和森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是这些探索和认识毕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蔡和森文集(上下)[M]，人民出版社2013版。
大学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2000字论文篇二：《对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的再认识》
摘要：革命与改良既是人类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式，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的主要手段。二者无高下优劣之别，亦非对立排斥的关系。如果说“五四”前革命与改良的更替推进，乃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探索国家出路初期对各种民族复兴方案的不断比较和试验，或者说各种政治力量对时代话语权激烈争夺之表现的话，那么“五四”后革命主体性的形成，则是改良道路一再受阻及其试验过的各种救国方案难以展开，以及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背景下民众诉求和心态发生变化的结果。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反复实践，实质上是对旗帜、道路和主导力量的不断选择，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和由谁来领导的根本问题。
关键字：革命，改良，国家出路
对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历史作用与相互关系的认识，自20世纪初以来就是一个争执不休的话题。至今所形成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一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盛行的“灰色改良”说。在这种学说中，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改良则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阻碍和对抗革命的工具，因而是灰色、保守和反动的。该论断在强调革命正当性的既定目标下，否认了改良的进步意义，可称之为“以革命否定改良”论。二是李泽厚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告别革命”论。他们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包括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共产革命的“历史沉淀”都是消极的，因而“要改良不要革命”。该判断以改良代价小、进取易的优点否定了革命的正当性，故可称之为“以改良否定革命”论。三是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潮流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完善的革命与改良“互为补充”说。其主要观点在金冲及先生的著述中清晰可见：改良与革命是社会变革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中前者是常规化手段，后者是一种补充形式，亦即“只有当社会经济文化的渐进变革积累到相当程度，已同它不相适应的旧的社会秩序都不能改变、已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难于继续维持下去时，那种能够迅速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革命才会到来”，而“新的社会秩序通过革命手段建立起来后，又为渐进的改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再次证明了改良在实现社会进步上的独特优势，也事实上颠覆了“灰色改良”说的价值判断。“告别革命”论自提出后，相关讨论除邹谠《革命与“告别革命”》等少数有说服力的成果外，多数未进入学术对话的层面，故有继续探讨的必要。革命与改良“互为补充”说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已经显现，但如何将其融入历史教学，包括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之中，还是一个有待深化的课题。简言之，无论是出于进一步清理“灰色改良”说和加强与“告别革命”论学术对话的需要，还是基于深化历史教学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研究的目的，对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历史地位及其辩证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和思考，都是有必要的。
当史学研究逐步摆脱二元对立思维和革命叙事范式，进入历史辩证思维和现代化视野后，对近代中国基本问题的认识越来越贴近历史的真实。特别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丰富而独特的实践经验，学界对革命与改良问题的整体性反思，不仅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合法性理据，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学术研究无止境的基本要求，同时提醒我们：前人的研究，包括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相互推进的“新陈代谢”论，黎澍先生从经济必然性视角对革命与改良历史地位的重估，所提供的主要是方法论和思想上的启迪，而非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标准答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视角，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历史地位及其辩证关系，或许会有新的启发与收获。
在西方力量的压制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政治上，国家主权部分丧失，皇权渐趋式微;经济上，传统自耕农经济受到冲击，现代工商业发展举步维艰;文化上，东方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文明发生冲突与对抗，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出现动摇;国际关系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被打破，中国被强制拉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条约体系之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各阶层相继加入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的行列，这便为观察其目标诉求、行动特点和历史贡献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平台。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革命的太平天国运动，事实上也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为应对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并因外部环境的变化，其政治行动呈现出承上启下的时代特征。这场运动的路线和目标是以种族革命为号召，以农民战争方式推翻现有统治秩序，并通过社会改造，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天国”。被注入的种族革命要素，即推翻“胡虏”(满族统治)复兴“中国”(汉人政权)的社会动员和军事行动口号，上承明清之交的反清复明思想，下接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帜，从而使这场农民运动具有了近代民族革命的色彩。同时，运动初期禁缠足、禁买卖奴婢、禁蓄妾、禁娼妓、禁吸鸦片等社会革命举措，特别是以《天朝田亩制度》这种革命纲领形式对农民建立“四有二无”理想社会的完整表达，将旧式农民起义推向历史高峰。但太平天国社会建设方案和指导思想的非科学性，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也标志着旧式农民战争时代的结束。《天朝田亩制度》中“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全部收获除留下“每人所食可接新谷”之口粮“余则归国库”的绝对平均主义，严格管制下百姓被“督之为农”的中世纪专制，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的高度一体化，以及“功勋等臣世食天禄”等规定所体现的世袭等级观念，违背了人类社会对私有产权的自然选择意志和近代自由民主化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作为运动指导理论的拜上帝教，“以民间原有之思想，牵强附会于欧人所言之宗教”，带有浓厚的宗教性彩色;而太平天国整个行动中无所不在的神权主义，也背离了现代科学精神。旧式农民运动在旗帜选择和建设方案制定上的这些内在缺陷，决定了“单纯的农民战争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历史任务”。太平天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另一重要成果，即运动后期推出的《资政新篇》，其中立国法“昭法律”，举办近代工矿、交通运输、金融业，奖励科技发明、机器制造，兴办新闻馆、士民公会、医院等主张，反映了以洪仁为代表的农民领袖“因时制宜，审势而行”，试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寻找国家出路的努力;经济方面一些设想在洋务运动中的实现，反映了这一努力方向的现实与正确性，预示着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新时代的来临。概言之，太平天国的政治行动，拉开了学习西方、工业救国的序幕，也显示了古老的中国试图走出以农民战争方式实现王朝更替之历史循环的迹象。
在外来侵略与农民起义双重压力下开启的洋务运动，挽救统治危机的特征十分明显，也决定了其改良主义的基本属性;在引进西方物质文明、举办军用民用工业和发展近代教育方面，它具有改良维新的意义。洋务运动继承了林则徐从鸦片战争实践中总结出的“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建军主张，以及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因而可以说是清政府将思想先驱零散的探索上升为国家行动的开端。同时，它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内在传承性，特别是在后两个阶段向制度变革方向的逐级推进，彰显了清政府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的行为特征和意志。进一步拉开历史观察的焦距，我们便不难发现，清政府这次探索国家出路的成果，并没有因甲午战败而终止：一方面，它提供了20世纪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如1890年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到全面抗战时期仍在发挥作用;1878年左宗棠筹设的兰州机器织呢局，直到20世纪末才完成其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办学堂和派留学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开端，京师同文馆等对西学的引介，在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同时，也正式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并为后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但王朝自救的行动目标、守旧势力的过于强大以及探索之初认识和观念上的局限，使洋务派自觉地遵循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事实证明，仅以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根本不足以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易言之，重建帝国秩序这面旗帜方向上的逆时代潮流性，决定了洋务运动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国家出路与实现民族复兴。
变法的失败引发了保守势力的反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几乎不变的规律，此亦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在直隶一带迅速高涨的主要原因。中西文明冲突和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背景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因而也是农民阶级探索国家出路的再尝试。这场运动的贡献，主要是所显示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精神，对挽救民族危亡即避免中国滑入殖民地深渊发挥了作用。但“扶清灭洋”运动目标的方向性错误，即昧于大势而笼统排外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性;行动本身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也宣告了以旧式农民运动方式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性终结。同时，义和团由于缺乏是非利害辨别能力，被封建势力所驾驭和利用的弱点，再次证明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易言之，农民阶级要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需要科学旗帜的指引和先进阶级的领导。
在探索国家出路和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的辛亥革命，无疑具有彪炳史册的意义。它的贡献，并不限于通过颠覆帝制和创立民国将近代中国的制度变革推行阶段性高峰，还在于它以民有、民治、民享和民主、共和、法治、宪政这些原则，建构起“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架构”，“确立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方向”，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根本性变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它的失败即民主共和制的夭折，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搞糟了”，而是它的旗帜和道路选择出现了偏差。一方面，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狭隘性，限制了革命的进取，即“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将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中国，骤然推入当时最先进的民主共和政体，在制度变革道路上“颇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于‘假革命’之嫌”。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有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终不可久”;辛亥革命“全弃我故常之传统，以追效他邦政制之为我所素不习者，此当时一大错也”。辛亥革命这方面的教训，成为中国人民接手马克思主义这面新旗帜，选择人民共和国这个新方案，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条新道路的逻辑起点。
国家出路探索在民国初期的再度反复，同样不能归咎于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上，这是社会大变革失败后旧势力全面进攻的结果，即“旧政权解体后紧接着的现象，便是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转见抬头，而新力量无法加以统制。”从割据势力的来源上看，这并非辛亥革命的产物，而是起于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并在清政府军权下移和军队多体化的格局中，随着洋务运动和编练新军而发展壮大。他们在民国初期的割据与混战，“正是旧势力旧传统在新社会的变异与表演”，且“与共和制度、共和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这恰恰证明：“辛亥革命是何等的必要”，“辛亥革命的任务又是何等的艰巨”。
民初政局的动荡混乱，各种旧势力的日渐猖獗，民生的极度凋敝，民族元气的严重损伤，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的卷土重来，使“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再次突显，并将革命与改良的道路选择再次摆到中国先进分子面前：“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的经济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革命手段实现根本性制度变革和社会改造，成为时代最强音，革命与战争也因此上升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体。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内在弊端，加速了人类思想界的大分化，即在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基础上，出现或发展了否定自由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极端化的民族国家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否定民族国家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经过对各种新思想的试验与比较，中国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不断探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功实践了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方案，基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和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派所倡导的社会改良，与高歌猛进的共产革命相比，尽管色泽暗淡且并非社会变革的主体，但它仍属于探索国家出路的组成部分，并为当代中国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两个引领改革开放事业之口号与胡适思想的历史渊源，体现了实验主义的当代价值。梁漱溟从创造新文化和培养新政治习惯做起、拯救外力侵入下文化失调和社会几近崩溃之中国的主张，晏阳初“一切从人民出发，以人民为主，先使农民觉悟起来，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然后一切工作，才不致落空”和“有了‘自力’才能做到‘更生’”的社会改造思想，对于当今的乡村治理乃至大众文化的重建，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这一时期改良运动历史地位的滑落，并不是因为他们只能解决枝节问题或空而无用，而是“救亡图存”时代主题再次突显后革命主体性确立的结果。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近代中国改良道路一再受阻及其试验过的各种救国方案难以展开，以及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整体心态趋于激进，对于不能迅速改变现状和变革难以彻底的改良运动，国人渐渐失去了兴趣和关注。
一部中国近代史，一定意义上即革命与改良交相辉映、相互推进的历史。“五四”前，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三次革命高潮”，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这三次改良行动之间，此起彼伏、交替更迭的特征十分明显;而“五四”后，随着革命历史主体地位的确立，改良渐渐被边缘化。如果说前一阶段革命与改良的更替推进，实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探索国家出路初期对各种民族复兴方案不断比较和试验，或者说各种政治力量对时代话语权激烈争夺之表现的话，那么后一阶段革命主体性的形成，则是改良道路一再受阻及其试验过的各种救国方案难以展开，以及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背景下民众诉求和心态发生变化的结果。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的反复实践，实质上是对旗帜、道路和主导力量的不断选择，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和由谁来领导的根本问题。共产革命的胜利，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探索国家出路历史经验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人民共和国方案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结果。
大学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2000字论文篇三：《试谈民国年间的中国近代史》
[摘 要]民国年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时代主题“救亡图存”密切相关，侧重于外交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的研究，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同时中国近代史学科经历了从开创到完善的过程;这证明关注现实生活是史学发展的源泉。
[关键词]救亡图存;中国近代史;外交史
历史研究的目的为何?中国传统史家司马迁、班固、范晔、杜佑等均提出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杜佑给出的答案最直接：“将施有政”，即历史研究在于“经世”、“致治”，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据学者统计，在1949年前，以中国近代史、近世史、近百年史命名的著作约34种，其中1940年前出版物约21种;数量不菲的专题问题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国难史、痛史、外祸史、侵略史、国耻史、失败史、租借地等命名的近代史的相关著作约83种;中外关系通史54种。(1)
这显示史学界在研究方向上将研究重点从传统史学转向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近代史研究、对现实具体问题的思考，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史学现象。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的现实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中国逐渐丧失了领土、海关主权及治外法权。《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凸显。清末民初的中外关系中，中国处于完全被列强宰割的地位。“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现实政治情势，促使部分史学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为与时代主题、现实走向密切相关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于是，中国近代历史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中尤以中外关系为研究的重心。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关注的问题
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上自政府下至国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修约、废约运动，以改变中国国际地位、求与列强处于平等的国际地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国废约、修约的外交历程被打断。此后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转为全力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以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亦与时代所赋予的主题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解决当下的外交与内政等问题，这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史学家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关怀与影响。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二十世纪较早对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进行研究的著作。他认为鉴于李鸿章与中国近世关系，应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的角度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显示的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态度、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令人震撼，在当时的影响极大。学者称“独擅史林”。(2)强大国力以“救亡”是刘彦提出的拯救时弊的方案。
李鼎声(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化史》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侵略及其与中国各政治、军阀势力之间相勾结、侵剥百姓的事实，以激发民族情感、燃起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团结起来共同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此书“是平心最早发表的史著，也是我国现代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编写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3)钱亦石的《中国外交史》，讨论了当时政、学两界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弱国无外交”的问题。他认为，“这个解释是非常不正确的”，是当局推委责任的谰言，中国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考虑，是导致中国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重点是系统论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两个过程”的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全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权的变更，是学术推动政治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4)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资料，以探究中日问题解决之道。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为研究重点，希望人们了解当时中外交涉的背景环境及其失策、责任问题。认为：目前中国内政、外交中出现的问题完全是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后果。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详述了列强的对华政策及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以求解决的方案。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侧重于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5)蒋廷黻以“学术的态度讨论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观学术。他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视中国与世界为一体。”(6)
王芸生编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7卷)的目的，是要警醒国人，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趋势，注意日本的真正动机，不要上日本人的当;激励国人团结一致、奋起救国。虽然王芸生谦称是编撰史实不是“作史”。但从学术角度研究中日关系或外交史的层面看，意义非凡，“常有公允中肯的评论发表。”“对外交史的研究，促进之功甚大。”(7)
以上所列诸学者及所著书目，都属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创建过程中较有代表性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所列的1949年以前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数量可观，约近200部之多。这些著作是在民族主义的支配下，多为辗转选译、东抄西凑的编汇之作，缺乏根据完整的外交档案所作的细微地深入地个案研究，但在向群众宣传与动员群众的政治性运动上贡献极大。随着20、30年代清代外交史料《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的逐渐刊布，及世界各列强外交档案的公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三、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针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束缚，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废约、修约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又开始以全力解决中日问题为外交的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解决当下的中国内政外交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成为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近代史学科的著作和研究人才。从以上所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近代外交史著作的主要内容看，外交史与近代史是二体合一的。这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救亡”问题相契合。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点。
20世纪早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受到海外史学家关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及观念的影响很深。他们强调学术化、历史化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强调通过档案材料探寻历史演变的真相。一战后各国外交档案的公布、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清季外交档案的公布，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形成了如蒋廷黻、张忠绂、王芸生、陈恭禄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严谨的、近于苛刻的学风。蒋廷黻称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以前研究中国外交史者虽不乏人，但是他们的著作，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的证据来撰外交史，好像专听一面的辩词来判讼，那是不能得其平的。不过以往中国方面的文件，不但出版者少，且极零星;就是学者要考察中国的材料亦感困难。有了《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二书，以前的著作均须大加修改，并且这二书已引起全世界的学者注意。此后他们将逐渐知道中国材料的重要”。(8)
从以上所述各书作者在著述过程中对史料的重视程度看，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路上，他们非常注意史料的来源及考辨问题。他们不仅利用中国公布的外交档案材料，也利用国外开放的档案材料研究近代以来中外关系演变的真相。同时他们还以不小的篇幅在文中或序言中专论使用史料的方法、如何鉴别史料的价值问题，这是他们求真的学术精神的体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蒋廷黻1931年、1934年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等均是利用档案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代表作。他们运用档案史料的叙事结构，影响了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创立、发展的贡献，在学界有口皆碑。
虽然他们自称要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学术精神关注现实的危机。他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一方面开拓了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以学术救国，为当下中国内政外交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与咨询，这也是他们在著作中所强调的。所以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高的现实政治价值。这是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还关注了中国的近代化问题，这与中国现实的“救亡”主题密切相关。近代史研究中关注的中国近代化问题，是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也是中国政界与国联正在开展的技术合作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为了战胜日本入侵者而进行的物质上的准备。但更多的是通过对中外档案史料的爬梳、考证研究，找寻1840年以后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中国国力日趋衰弱、中外关系嬗变的原因，以“资治”现实中国外交问题、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强烈的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趋势等问题的关怀。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征。20世纪上半叶中外外交档案的公布、对海外学者历史研究理论的借鉴、中国的现实危机共同造就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与成就的取得。陈寅恪先生1930年6月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言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
蒋廷黻、陈恭禄以“冲击―反应”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式，有利于人们深入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在应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进行的外交部门的建制、外交人员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等洋务举措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钱亦石、李平心、范文澜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样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没有考虑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10)
当时，有不少学者虽不以近代史为研究方向，如傅斯年、顾颉刚，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也注意对现实的关怀。即使被人认为从不谈论政治的陈寅恪也通过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在论文中曲折地表达了他对政治的关怀：“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11)这些学者与直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一样，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学术为救国的工具，以笔做枪，希冀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才智。
近代史著作中所表现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有生命力的、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史学思潮，往往是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历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12)
注释：
(1)《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研究》，《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3)胡逢祥：《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4期。
(4)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4、22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第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6)蔡乐苏、金富军：《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期。
(7)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载《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8)蒋廷黻：《<清季外交史料>序》(1933年10月)，载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二辑)。
(9)陈寅恪著：《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0)[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153、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陈寅恪著《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2)于沛：《史学思潮、社会思潮和社会变革》，《史苑》200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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