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思想政治教育论文(2)
老子的思想政治教育论文篇二
《论“老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摘 要：《老子》中的自然观、道论、以水为象征的上德理论、圣人理论以及辩证、对反和循环往复的方法论与儒家的伦理思想互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千百年来深刻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想言行。思想政治教育要落地生根必须回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来，开发《老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回归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实效性的必然要求。《老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提供了一种民族文化遵道尚德而任自然的视角;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造了一种具有阴柔美的“水德”和“圣人”标准;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构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认知、思考和修身的方法论体系。
关键词：《老子》;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张卫良(1960—)，男，湖南益阳人，管理学博士，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把《老子》与思想政治教育联系在一起，是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民族文化传统的诉求。《老子》其实是一种人生境界和思想认识的高度，这种境界和高度是智慧对自然、对人生与社会深刻感悟的结晶。凡人都离不开冥想，静坐时的冥想是思想的自我教育。文化中国人冥想的轨迹无外乎两条：一条是入世的孔孟之道或者说儒家思想;一条是出世的老庄之道或者说道家思想。因此，老子与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两种路向，儒道互补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不仅是文化的历史，而且是文化的现状;不仅是文化的现状，更是文化的自觉，并已成为大众化、世俗化的文化形态。《西游记》以出世写入世，化人间为天堂，以取经为目标，以斗争与妥协为主线，演化出多少悲喜哀乐，赢得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喜爱，无外乎是对儒道文化的演义;《红楼梦》以入世写出世，一个偌大的家族，权倾朝野，富可敌国，到头来只落得“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最后以“好了”歌收场，无外乎是人们尤其是士人由儒入道的心路历程。儒道文化具有巨大的渗透力、感染力，甚至可以说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的“集体无意识”融入到了中国人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为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提供法则和方向。正如英国人李约瑟所指出的：“儒家和道家仍然是笼罩中国人思想的两大主流，相信将来还有很长一段时期会是如此”[1]。
相对于儒家文化而言，以《老子》为经典的道家文化更富于超越性，它是对世间人生百态、万事万物的超越性整体把握，因而是“道”上的彻与悟，“德”上的根与源，是中国哲学所达到的最高峰。它突破性地对宇宙人生的整体性、根源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万物存在的依据、人生之究竟意义等的深刻反省，建立起了一个系统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体系。因此，陈鼓应先生认为“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就考虑问题的规模而言，无疑是道家最为宏大。儒、墨、名、法诸家都基本局限于人类社会之中，唯有道家能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中国哲学的特色，就思维方式来看，最重要的莫过于道家老子所开创‘推天道以明人事’与‘天地人一体观’以及‘对立’与‘循环’的思想法则;而就思想内容而言，则莫过于道家老子所提出的‘道论’”[2](P336)。
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和高峰，《老子》无疑是中华民族逐渐创造、积累、发展的生生不息的、以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华民族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每个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无价之宝。因此，《老子》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是有价值的。本文拟从目标价值、内容价值、方法论价值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目标价值：提供了一种“遵道尚德而任自然”的民族文化视角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特别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历来都是明确和统一的，不同时期、不同的代表人物虽有不同的提法或者概括，但其内核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有新人”。这个目标是以人为本，从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实、民族与未来等多个维度提出来的一个综合性目标，也是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范式。中国人其所以成为中国人，中华民族要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分子，必然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而在理想、道德、文化、纪律诸要素中，《老子》思想是其民族精神的内在活力，为其提供绵延不绝的思想与文化养料。也就是说，理想是蕴含民族精神的理想，道德是具有民族传统性的道德，文化是以民族文化为内质的文化，纪律是国情与民情所规定的纪律。因此，民族文化与精神特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体系中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
从“有理想”目标的民族性考察，我国社会的共同理想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和一个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而小康与和谐的理想离不开对《老子》的自然观和“道论”的遵循。在《老子》的自然观看来，“宇宙是一个和谐的、平衡的整体，这种和谐、平衡的状态，是通过构成这个宇宙的万事万物自身不受外在强力干扰的存在与发展而达成和维持的。也就是说，万事万物在不受外力干扰的情况下，通常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才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保持良好的关系，整个宇宙就在万物的最佳状态和良好关系中达到了和谐与平衡，发挥出最大的功能”[2](P88)。因此，《老子》强调“无为”，即强调顺任事物之自然，排除不必要的作为或反对强作妄为。“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等都充分表明老子的自然和谐观。当然，老子的“无为”不是消极无为而是积极“无为”，是有效达成和谐目标的“无为”。因此，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可见，老子的“无为”，就是要人们特别是领导者遵循规律，顺应事物发展的内在要求，统筹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排除各种短视的、功利的干扰与破坏，以切实保障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共生与和谐，亦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在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这应该是一个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文化视角。
就建设小康社会而言，我们所建设的不仅是一个物质生活条件能充分满足人们需要，使人能够饱食暖衣、安居乐业的社会，而且应该是一个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环境宽松、心态平和、相亲相善、无欺无诈，令人身心愉悦的社会。在《老子》看来，建设这样一个社会，首先要遵从天道，“天道”的品德突出地表现为公正无私、没有偏爱、平均平等。因此，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八十一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三十二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七十七章)。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老子的“天道”是为善的、利人的、均等的、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它包含了对一切人甚至是自然之物的大爱，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有幸福感、愉悦感，哪怕物质财富不那么充实丰富，也会有一种自得其乐、处之泰然的满足。其次是要“小国寡民”。“小国寡民”是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同时也是其“无为而治”政治主张的具体化。《老子》第八十章对此进行了集中阐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针对战乱和老百姓的颠沛流离，老子以小国寡民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有其天真幼稚的一面，但实质上他所强调的是清静无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受各种强制力量和繁琐规范约束的生活状态。而这种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的状态，是一种更高的“自性由然”的社会生活境界。应该说，比照当今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老子》的遵“天道”与“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具一定参考价值。
就“有道德”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文化性而言，我们所强调的是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教育，并通过道德认知、体验等途径实现道德的内化，以造就“有道德”的人。而这种“造就”往往把德当成了一种外在约束，主体则是德的化育对象。在《老子》看来，这是一种无德之德。因此，《老子》第三十八章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在这里，“上德”是内在的德，完全出于内心之自然，是对道的遵从，这才是真正的德。“下德”是外在的德，是需要执守的形式上的德，这种德是与内心相分离的，因而不是真正的德。而上德之源在道，道与德是一体的，只有真正地仿效自然之道，人就可以成就“上德”，这就是《老子》五十一章所说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命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元德。”老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推天理以明人事，以及天地人一体化的思维路径。因此，他强调“上德若谷”，“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之赤子”。反观现实，当代社会的道德状态，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现象，其实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无德之德或下德。因此，回归老子的上德境界，是实现“有道德”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
在实现“有文化”目标方面，《老子》也是大有裨益的。《老子》的文化蕴涵是很丰富的，但《老子》决非老子一个人所创造，它所蕴涵的深邃哲理、高超智慧和丰富的人生经验，都是在继承前人经验和智慧基础上的发展与提炼。因此，《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路，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3]。《庄子·天下篇》也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2](P880)。可见《老子》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长河中一颗明珠，对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聚集和辐射能力，它代表了中华文化一个重要方面和一种发展格局。每一个中国人，其文化品格、文化心理、文化意识和文化行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即便是不识字的村野老者，他们也可能文化涵养很深、“道行”很高，对于贵和、谦下、不争等都会有很深刻的人生感悟。因此，对于一个炎黄子孙来说，不知《老子》不能说有文化。
“守纪律”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含义中，应该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那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与秩序，以达到社会的和谐统一与稳定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核心问题。在老子时代，天下大乱、社会失序，政治秩序成了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因而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儒家“复礼”、墨家“兼爱”“尚同”、法家“任法”，老子则认为一个好的社会秩序是完全必要的，是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但社会规范和秩序不应该是人为的、强加的，更高更好的秩序是自然的秩序，自然的法则，人们不需要强制而自动遵从，有了本来如此、自然如此的法则，社会就会自然安定。而自然法则建立的关键在于“王者”。因此，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三十九章)。这种观念，在人为的法则因利益而偏私的情况下，是有利于纠偏补失的。因为，事实上很多社会混乱是由不公正的“霸王条例”造成的。
二、内容价值：创造了一种具有阴柔美的“水德”和“圣人”标准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教人做人，是一个社会或社会群体教导其成员如何按照其理想、标准和规范做人的教育。而教育人做人的基本依据是“德”和做人的标准。在这方面，《老子》的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一种作为本源的“水德”和作为本源的“圣人”标准。老子的哲学具有女性崇拜的重阴、尚柔、守雌、好静、崇俭、尚慈、谦下等基本特征。因此，老子的道德思想也具有浓重的阴柔特质。在拟人的思维中，老子把“水”推崇到一个至高的地位，认为“水”的德是一种“几近于道”的德，因为水是至柔至弱的而又是攻坚克刚，无往不利、无往不胜的;是甘处下位、尽其所能贡献自己去帮助别人的，但又是不和别人争名夺利的;是圆中则圆、方中则方，阻之则止，决之则行，但又是击之无创、刺之不伤，谁也不能改变其本性的。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天下莫柔弱如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七十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八章)。因此，水德是上德之美，是上德之人所应有的柔弱而刚强的品格。
由是而知，“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而这三宝是当时社会女性首领美德的集中体现。程伟礼的解读则是：“‘慈’，既有母性的爱护备至、仔细入微、深思熟虑、举无不当的柔情母爱，又有女性的忍辱负重、无私曲成的宽容。‘俭’是‘徐而不费’、‘以约为纪’的意思，近‘节俭’的含义。‘不敢为天下先’，是指不敢走在天下人的前面，这是女性谦卑而后人的意思”。阴柔的女性美德，具有鲜明的慈爱、忍让、宽容、退守、谦下等特征，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持续不断地发展和延续下去，而且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德行资源。即《老子》第六章所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当然，这种德行在社会生活中要体现出价值来，就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元德”(十章)，“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六十八章)，即有所奉献而不占有，有所作为而不邀功，有所建树而不把控，功成事遂而身退，而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与敌人争锋，善于用人的人则处于人之下。只有把握了这种“玄德”和“不争之德”的人才是上德之人。而作为统治者、处于高位的领导者更要具有这样一种道德，当其能够“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的时候，他就是有上德的“圣人”。
“圣人”二字，是《老子》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之一。《老子》81章，仅5千言，就有26章32处提到了“圣人”，而儒家经典《论语》只有4次提到“圣人”[2](P32)。老子认为，圣人是推自然法则于社会的得道、行道之人，是人中之杰，既融合了上古文化的精华，同时又是现实人格的理想化和提升。老子的“圣人”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体现了天道自然无为的基本精神并治国理政于无形之中。如《老子》二章及六十六章所言“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因为这样，圣人所达到的治国理政的境界，是“太上”之境，即“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十七章)。
二是，保持了纯朴自然的心态，即大智若愚的“愚人之心”。这种愚人之心就是不斤斤计较，不精打细算，不趋利机巧，甘守淡泊，澹然处世，无所居心，有着婴儿般淳朴质真的心态。这既是一种自我修养之境，又是圣人用以治国的指导性原则。对此，《老子》的描述是：“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二十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三章)。这里的“心”是指诈伪之心，这里的“志”是指贪欲竞奔之志。因此，老子在这里不是搞愚民政策，而是要老百姓返朴归真，而不机巧妄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六十五章)，也是表达这样一层意思。
三是，以民为本，以百姓心为心。“圣人”没有自己的意志，他们以老百姓的意志为意志，以老百姓的是非好恶为判断标准，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最大利益。由于充分体现了亲民、爱民，以民为重，为民谋利的本质特征，因而“圣人”是可以托付天下、成就其大的人。《老子》中关于这方面的阐述很多，如：“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六十六章);“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六十三章);“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十三章)。
四是，不求奢华，被褐而怀玉，知足常乐。如《老子》第二十章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老子》又说“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七十章)。因为，老子认为，过分奢侈纵欲是有害的，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既然奢华贪欲是有害的，是所谓“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因此老子提出了知足、知止的对策，就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知足之足，长足矣”(四十六章)。
五是，注重自我反省，有自知之明且能自我纠正。老子在第七十一章中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这里的所谓“病”，做名词时，就是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做动词时，则是对自身缺点和不足的认识。在老子看来，圣人没有缺点和不足，并非天生正确，而是能够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加心改进，所以圣人就不会犯错误。
综上所述，老子的水德在于柔弱、谦下、后人而善利万物，老子的“圣人”则在于遵自然之道路，纯朴爱民，节俭少欲，自我反省。而这些既是传统的民族美德，又是现实生活中常人所缺少的品德。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水德”和“圣人”的范式教育是完全必要的。
三、方法论价值：构建了一个以道为核
心的认知、思考和修身的方法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更重要的是思想方法的教育。正确的思想方法是正确认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老子》思想体系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其为中华民族构建了一个认识、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仍然是“道”，认识“道”、把握“道”、应用“道”、回归“道”是老子方法论的主要特征。
首先，老子强调知“常”识“道”。“常”就是事物的规律和法则。如果人们能够去探寻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和法则，就能认识“道”，并能由此实现“道”的持续发展。比如，《老子》十六章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因为“道”不仅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又是人类认识的最高目的，而认识“道”的方法也是与一般知识学习不同的，普通的求知活动是“为学日益”，而求道的方法是“为道日损”，即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这里的“损”就是要尽量减损那些人们内心的偏见、成见、欲望、智巧，回归人的自然本性，以至于达到对“道”的认识。 其次，老子强调涤除玄鉴，绝圣弃智。玄鉴即人的内心之镜，可以呈现人的内心体验，照见人的真实想法。老子认为要认识和体悟“道”，就是要回到自己内心，静思默想，不要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去除机巧诈伪，这样才能体验和认识到“道”的存在。即老子所说“涤除玄鉴，能无疵乎”(十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四十七章)，“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玄同即“道”的境界，户、牖、兑、门、锐、纷、光、尘都是人们自以为“圣”和“智”的那些东西，去除那些东西，人才能得“道”。也就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
第三，老子强调以“对反、循环往复”的思维方式来把握“道”。老子认为“道”流布和渗透在一切事物之中，并寓于天地人一体性的关系之中。事物的对立与依存关系中蕴含着“道”，“道”的运动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把握了事物的对立依存关系及其周而复始的运动规律就能把握“道”。因此，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二十六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五章)，“反者道之动”(四十章)。对此，陈鼓应先生说：“反者道之动”，是老子“对普遍存在于事物之中的对反关系及其相互依存和转化的深刻认识，老子极为善于从事物反面思考和解决问题，从而提出了一些与常识常规相反的观念和方法，这些观念和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往往可以出奇制胜，收到常人意想不到的效果。无为而无不为、柔弱胜刚强、不争而善胜、以退为进、欲取姑与等等，都是‘用反’的典型。所有这些都属于一种逆向思维，或称反向思维，它是老子辩证思维中最具特色、应用性最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内容”[2](P171)。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老子的“彻”与“悟”或者说老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较好地把握了事物对立转化的辩证关系，对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因而《老子》中的许多著名论断至今脍炙人口、影响至深。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物壮则老”(五十五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七十六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等等。实际上，两两对立的概念在《老子》中比比皆是，五千言中，巧拙、动静、盈冲、曲全、枉直、雌雄、强弱、进退等相反相成的概念就有80余处[2](P176)，且这些概念涉及到了天、地、人等一切当时认识水平可能达到的领域。
第四，老子强调“道”的运用和实践，在于“用弱”，即“弱者道之用”。老子的哲学观是以阴柔为基调的哲学观，“弱”是与“刚”和“强”相对立的概念。在老子的哲学中“弱”代表了事物的生机和活力，是事物发展的有生力量和积极因素。因此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七十六章)。由此，老子特别推崇水之柔弱，认为这种柔弱是比刚强还刚强的东西，是最有生命力的。为了防止和延缓事物因刚强而走向死亡，老子提出了“守柔”的对策，即其第二十八章中所说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因为“反者道之动”，所以就要“弱者道之用”，守柔即是把握弱，把握住事物的生命力之所在。因此“用弱”、“守柔”是一种新奇的方法、积极的方法、高明的方法，也是老子逆向思维的实际运用，对于保持“道”的长久生命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强调修身是对“道”的回归。在修身方面，老子提出了“见素抱朴”、“复归于婴儿”、“致虚守静”、“玄同境界”等概念。这些概念，实际上都是要人在心性方面对“道”的回归。如“古之善为道者……敦兮其若朴”(十五章)，“道常无名，朴”。而所谓“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十章)，则是把婴儿当成了高于世俗道德的一种至高境界的道德;因此老子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五十五章)。也就是说，守在“道”上，少私寡欲，便可长久。而“玄同”即是“大道”，通过一系列的修省活动，人们就能提高自身的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而修身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与“道”合一和“玄同”境界。可见，老子的修身之道，即是对其所谓“道”的回归。
冯友兰先生曾指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4]。西方哲学巨匠黑格尔也曾指出，“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但中国人尚有另一特异宗派，这派叫做道家”[5]。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据有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前面所说的自然观、道论、水德、圣人和对反、循环往复的方法论以及治国、修身、处世的道理等，都在长期的化育过程中成为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社会生产、生活等活动中的基本遵循。因此，中国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尊重这样一种文化传承的实然状态，并努力挖掘其有益的养分，以进一步明确我们的教育目标、丰富我们的教育内容、改进和提升我们的思想方法。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实效性方面有更大的收获。
参考文献
[1]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陈立夫主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197.
[2] 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二十五史精华(第一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9：188.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2.
[5]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学录(第一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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