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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儿童心理学的教育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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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儿童心理学的教育论文篇二

  《语言与儿童心理理论关系的一种新观点》

  摘要语言与心理理论的关系是儿童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们长期探讨的话题,大量的实验结果表明二者的确存在密切的关系,但具体机制尚未弄清。该文介绍了探讨二者关系的一种新思路,即把心理理论重铸为对认知灵活性的测量,来考察语言在心理理论中的作用。文中介绍了语言的标签效应对认知灵活性影响的实验证据,并预期了在心理理论任务中使用语言标签可能出现的结果。

  关键词语言,心理理论,标签,认知灵活性,灵活性项目选择任务。

  1引言

  心理理论是近年来发展心理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自从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引发了大量探讨儿童何时获得心理理论的实验研究。采用两个经典心理理论测试任务的研究表明,正常儿童通过错误信念任务的年龄是4岁左右。迄今为止,这两个测验已为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不过我们可看到“标准测验”是一种言语测验,要成功完成这种测验需得具备一定程度的语言技能水平,由此在学术界引发了关于该测验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心理理论与语言能力存在相关的问题,故研究者们的目光也被吸引到了考察心理理论与语言能力的关系上。Astington曾指出,未来心理理论研究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语言能力在心理理论发展中的作用问题[1]。

  2语言和心理理论的关系

  语言和心理理论的关系最初可能是Dunn及其同事们发现的[2],她们发现儿童在33个月时的谈话能力能预期40个月时的心理理论任务成绩。这种关系是显著的,尽管由于地板效应看起来在心理理论成绩上几乎无可变性。在Dunn等人观察以后,其他人也考察了语言是否与心理理论相关。在这方面,心理学家们已做了大量实验并提出了一些观点。例如Jenkins和Astington的研究就得出3~5岁儿童的标准错误信念测验得分与各类标准语言能力测验得分之间的相关高达0.61~0.64[3]。同时,他们在后继实验中不仅发现语言发展与标准心理理论任务(包括错误理念和表面现实任务)成绩显著相关[4],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发现语言发展――特别是句法发展――40个月时的句法能力对44和47个月时的儿童的标准心理理论任务成绩发展起了预期作用。而40个月时的心理理论任务成绩不能预期后面的语言测量分数。国内隋晓爽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儿童的语言成绩与错误信念成绩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5]。同时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异常发展儿童的心理理论和语言的关系。例如,有些研究已发现患孤独症儿童的语言能力显著不足,心理理论任务也完成得不好。耳聋儿童也有类似的结果。

  因此,研究者们提出了语言与心理理论之间存在关系的多种可能性:语言发展影响心理理论能力;心理理论发展影响语言发展;二者均受第三种变量影响[4]。这里,第一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它认为心理理论发展与语言发展从根本上是相关的并相互依存的,并指出语言发展在心理理论发展中起着基础作用,它为儿童提供了诸如句法能力或语义理解的认知资源,它们有助于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

  不过仍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可解释为什么语言发展可以预期后期的错误信念任务成绩。例如,语言与心理理论的关系可能不是直接的:语言技能发展较好的儿童与语言技能发展较差的儿童相比可能社会化水平更高,因而他们有更多的社会经验,所以这些较精通语言的儿童比起那些不太精通语言的儿童较小时就可能在日常交往和评估这类理解的任务中学会考虑其他人的心理状态。由此,就不能下结论说语言在心理理论的发展中起着直接的因果作用。此外,解释心理理论与语言关系的部分困难还在于尽管对心理理论的研究差不多有20年了,但对于如何才能更准确地描述它仍旧没有定论。因此,有研究者(Jacques与Zelazo)提出把对心理理论的测量重铸为对认知灵活性的测量,来评估语言在心理理论发展中的作用[6]。

  3重铸心理理论能力为灵活的观点采择能力

  Jacques与Zelazo认为尽管心理理论毫无疑问地涉及与心理状态有关的表示人类行为的特定概念的获得,但心理理论的大多数变异(variance)可能是由于灵活的观点采择(flexible perspective taking)能力的发展,或者说得更普遍一些,是由于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执行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发展[6]。也即说,使用心理理论测试或日常生活经验中的特定心理概念,例如“信念”(belief),就会涉及认知灵活性。例如,在标准错误信念任务中,如果儿童能够灵活地采纳持有错误信念的故事主角的观点,那么他将能够基于那种错误观点去预期主角的行为。然而,如果他们不能够从多种观点中进行推论的话,那么他们将基于自己目前的观点预期主角的行为。因此,儿童为了成功完成标准错误信念任务(或者甚至为了有一个错误信念的观点),他们的思维就必须是灵活的,因为错误信念要求儿童能考虑到一个物体或事件的多个冲突性表征(除要求儿童对心理状态本身有一种概念理解之外)。这样看来,成功完成心理理论任务的关键在于认知灵活性,因此,Jacques等人提出对心理理论能力的考察就可转化为对认知灵活性的考察。进一步,要明确语言与心理理论的关系,就可通过语言对认知灵活性是否存在影响来说明。

  3.1语言和认知灵活性

  许多理论家,包括维果茨基、布鲁纳,甚至皮亚杰,均已表明语言的获得在认知灵活性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普遍承认语言可能涉及认知灵活性的发展,然而,几乎没有理论家清楚地描述过这个过程。Jacques等人提出语言的一个方面――对相关刺激贴标签(labeling)可提高认知灵活性[6]。

  Zelazo提出的意识水平模型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解释[7]。该模型认为语言标签推动了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的发展,并依次推动着灵活性思想和动作的发展。特别要指出的是,对个人的主观经验贴标签有助于使那些经验成为在较高意识水平上考虑的目标,而意识水平的提高使人能灵活选择用来推理的观点(例如,它们能提高认知灵活性)。所以,语言标签是间接的通过对意识水平的影响引起灵活性的提高的,这表明语言在认知灵活性的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语言标签对认知灵活性的影响早已有实验证实。例如,Inhelder与Piaget发现在一个其条目可做多种方式分类的分类任务中,儿童改变其分类标准和预先预期种类的能力受最初条目是否被命名的影响。Loewenstein与Gentner使用一种较严密的方法,发现语言标签在一个空间映射(mapping)任务(可作为对认知灵活性的测量)的交叉映射(cross-mapped)版本中对学前儿童有影响[8]。

  3.2灵活性项目选择任务

  专门设计用来测量认知灵活性的任务是灵活性项目选择任务(flexible item selection task,FIST)[9],它适用于学龄前儿童,任务中除认知灵活性外的其它认知要求被降到最低。在该任务中可通过操纵语言标签来看此种变化是否能引起儿童灵活性思维的变化。

  施测中,每一次的FIST测试均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三个项目(例如,一把小的黄色茶壶,一把大的黄色茶壶,还有一只大的黄色鞋子),如图1所示。这些项目在三个维度上变化(颜色,形状和尺寸),每种维度用三种可能的提示中的一种来表示(例如,对于颜色,提示有红,蓝,黄)。设计一套三个项目是为了让一对项目在一个相关维度的提示上彼此匹配(图1中,一把大的黄色茶壶与一只大的黄色鞋子在尺寸上是匹配的),同时让另外不同的一对项目在另外不同的相关维度提示上互相匹配(图1中,一把大的黄色茶壶与一把小的黄色茶壶在形状上匹配)。因此,一个中心项目(一把大的黄色茶壶)总是在一个维度上与一个项目匹配,同时,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与第三个项目匹配。此外,第三个维度的提示是不相关的,它在三个项目中都不变,例如图1中,所有项目均为黄色。

  同时,每一次测试均要求儿童作出两次不同的选择:第一次要求他们选择在某方面相同的一对项目(选择1)。选择1的回答提供了一个儿童在不恒等项目中提炼出一种共同成分的能力指标。一旦儿童在选择1中回答正确,就要求他们在三个项目中选出其它方面相同的另一对项目(选择2)。选择2的回答也是对提取能力的测量。但选择1的成绩不是测量的指标,选择2的回答才是作为儿童在维度间灵活转换能力的指标。为了完成两次选择,儿童必须能够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征中心项目:在图1的例子中分别根据尺寸和形状进行表征。

  用FIST所做的实验结果表明(与标准的FIST版本稍有不同) [9],3岁儿童在选择1中的成绩不如4岁和5岁儿童,这表明让他们选择一对在共同维度上匹配的不恒等项目就有困难。同时,4岁与5岁儿童在选择1中的成绩同样好,但4岁儿童在选择2中遇到的困难明显大于5岁儿童,这表明他们在维度间的灵活转换中有明确的困难(例如有认知灵活性的困难)。

  Jacques等人进一步做了两个实验来考察语言是否在认知灵活性的发展中起作用 [10]。首先在实验一中引入语言标签来弄清它是否能够改变儿童的灵活倾向。实验测试了108名41个月、53个月和65个月大的儿童。测试在三种条件下进行:在无语言标签条件下,仅仅给儿童出示任务的标准版本;在有语言标签条件下,要求儿童对每次选出的项目进行语言标签。即在选择1中除了要求儿童选择在某方面相同的两张卡片外,还进一步问“为什么把这两张卡片放在一起?”(语言标签)。在选择2中也进一步问上述问题;在无关语言标签条件下,要求他们对无关维度(即在那次测试中不变的维度,例如图1中提到的颜色)给出标签,这里进一步问的问题是“这两张卡片的颜色是什么?”。无关语言标签条件是重要的,它为语言标签的可能的不明确效应提供了一种控制条件。实验者关注的是选择1的语言标签对选择2的成绩的影响,即认知灵活性。

  该实验的结果不但证实了最初研究 [9]发现的结果,还发现4岁组儿童选择2的成绩受是否要求他们对选择1的有关维度给出语言标签的影响。同时,3岁和5岁儿童的选择2的成绩看起来好像不受语言标签的影响。这表明语言标签的影响可能存在于过渡期儿童。

  此后他们又做了实验二来确定选择1中提供的语言标签是否确实引起了选择2的进步。结果发现仅仅指代有关维度的语言标签(例如尺寸)是有作用的,而那些指代无关维度的语言标签(例如颜色)并无作用。

  3.3心理理论任务中引入语言标签的预期效应

  既然实验表明语言标签对认知灵活性有影响,而前文提到心理理论的大多数变异可能是由于认知灵活性的发展,那么可假设语言标签同样会对心理理论任务存在影响。不过标准的心理理论任务,例如,错误信念任务本质上并不是认知灵活性的理想量度标准,因为要完成这些任务,其它的几个认知过程(例如对心理状态的较好理解)也是需要的。尽管如此,两种任务中的语言标签效应显著相似,所以,在标准的心理理论任务中引入语言标签操作是可行的。例如,Wellman和Bartsch的意外地点任务 [11]就特别适于这类语言标签操作。在该实验任务中,给儿童出示小道具并问,“简想找她的小猫,简的小猫在游戏室里,简认为她的小猫在厨房里。简将到哪儿去找她的小猫?小猫真正的位置在哪?”通过操作是否使用明确的语言标签去指一个或两个地点(游戏室和厨房),或者地点是否被指出并且是否仅被一些不明确的语言标签,例如“这儿”和“这儿”(“here” and “here”)指出,从而构建了故事的不同版本。根据语言标签对其它认知灵活性任务存在影响的实验证据 [6,10],可预期4岁儿童在一个无语言标签版本中将经历相对的困难。首先,4岁儿童在两个地点都被给出不明确的语言标签“here”的任务版本中比起一个或两个地点用名称指出的任务版本中成绩可能更差。第二,3岁儿童的成绩在不同的版本中将不会有差异,这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成绩在各种版本中很可能具有地板效应。同样,5岁儿童的成绩在不同的版本中也不会有差异,这是因为推测他们可能会本能地用语言来译码信息。第三,正如在FIST实验中,在无明确语言标签版本任务中本能地命名一个或另一个地点的儿童将会做得比不对地点进行命名的儿童好。

  不过也有研究者 [12]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特别强调心理理论任务中视觉显著、形象显著作用的解释。他们认为儿童基于主角的错误信念预期主角的行为有困难是因为主角的观点不如他们自己的观点明显,儿童难以抑制自己的优势观点。根据这种解释,对儿童自己的观点进行语言标签将会使儿童脱离自己的观点并根据主角的观点进行推理更难。相反,Zelazo等预期的是对于儿童来说在这种情形下去做更容易,因为他们认为语言标签会导致儿童在如何表征信息方面发生一些质的变化。看来只有实验的出炉才能为这种分歧提供一些说法。

  4结语

  总之,对语言与心理理论能力关系的探讨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一种圆满的解释。虽然国内也有相关的研究 [5],但要能够解释二者的关系还需更深入的实验探讨。我们认同Jacques等人提出的观点,认为这种解释的部分困难的确在于对如何最好地去描述心理理论仍缺乏统一定论,而把心理理论能力重铸为对认知灵活性的测量不失为一条新的研究思路。同时,语言标签已经在实验上表明对认知灵活性存在影响,下一步我们需要的是验证语言标签对心理理论任务存在影响的假设。不过虽然如此,但我们可看到,FIST任务本质上是一个归纳任务,因此这其中还涉及儿童归纳能力强弱的问题。在我们新近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怎样结合儿童归纳推理能力的发展状况来探讨语言与心理理论能力的关系,也是我们进一步要做的工作。此外,语言也可能在好几个水平上并以好几种方式影响着心理理论的发展(例如,它可能分别影响心理状态理解和认知灵活性),因此,考察语言标签效应的作用仅仅是语言影响心理理论能力发展的一个方面,未来还需更多的实验研究来确切地了解语言在这些过程中是怎样起作用的。

  参考文献

  1 Astington J W. The future of theory of mind research: understanding motivational states, the role of language, and real-world consequences. Child Development, 2001, 72: 685~688

  2 Dunn J, Brown J, Slomkowski C, et al. Young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other people′s feelings and beliefs: Individuals differences and their antecedents. Child Development. 1991, 62: 1352~1366

  3 Jenkins J M, Astington J W. Cognitive factors and family structure associated with theory of mind development in young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6, 32: 70~78

  4 Astington J W, Jenkins J 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ory-of-min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9, 35: 1311~1320

  5 隋晓爽, 苏彦捷. 对心理理论两成分认知模型的验证. 心理学报, 2003, 35(1): 56~62

  6 Jacques S, Zelazo P D.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ve and social processes. Chapter in preparation for publication in Homer B. & Tamis-Lemonda C. (Ed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002

  7 Zelazo P D. Language, levels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ntional action. In: Zelazo P D, Astington J W, & Olson D R, (Eds.), Developing theories of intention: Social understanding and self-control. Mahwah, NJ: Erlbaum. 1999: 95~117

  8 Loewenstein J, Gentner D. Relational langu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al mapping. Manuscript under review. 2002

  9 Jacques S, Zelazo P D. The Flexible Item Selection Task (FIST): A measure of executive function in preschoolers. Developmental Neuropsychology, 2001, 20: 573~591

  10 Jacques S, Zelazo P D, Lourenco S F, et al. Age- and language-related changes in preschoolers′ performance on the Flexible Item Selection Task: The roles of labeling and abstra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Manuscript in preparation. 2002

  11 Wellman H M, Bartsch K. Young children′s reasoning about beliefs. Cognition, 1988, 30: 239~277

  12 Carlson S M, Moses L J.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nhibitory control and children′s theory of mind. Child Development, 2001, 72: 1032~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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