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国高等教育的论文(2)
探析中国高等教育的论文篇二
《新中国高等教育反思》
摘 要：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经过六十多个春秋，成绩斐然，问题严峻。成绩主要表现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大大提高了国人的文化素质，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问题集中体现在大学同质化现象严重、国际化程度低、大学精神迷失、结构失衡。
关键词：高等教育;高校;教学
中图分类号：G65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257-0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教育被确定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教育改革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高等教育正在逐步向“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级为主的办学与管理体制”过渡;办学体制的改革打破了以往国家包揽办学的传统，办学形式向多样化转变;教育投入体制也随之向多渠道、投资主体多元化转变;“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已成为共识;教育法制建设也有了明显进步。目前，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旨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教育新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现代化的尝试，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教育新体系更是史无前例，因此，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对于高等教育时刻进行反思，反思它的得与失。
一、高等教育之得
六十多年的风雨春秋，中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和文化大跃进的失败后，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春天。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环境逐渐宽松、经济环境大幅改善、文化氛围日渐浓郁，这些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中国高等教育结出了累累硕果。
(一)建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等教育体系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办学体制改革，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政府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二是管理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高度集中，中央对高校统得过死的管理办法，扩大了高校办学自主权，增强了高校办学活力;三是经费筹措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高等教育经费由政府全包的做法，实现了“财、税、费、产、社、基”多种渠道筹措经费，高等教育投入总量迅速增长，大大改善了高校的办学条件，扩大了高校的办学容量;四是招生与就业体制改革，把过去单一的国家计划招生，改变为既有国家计划招生，又有委托生、定向生、保送生的各种计划同时存在以及高校自主招生的新的招生体制，将过去毕业统一分配改为自主择业;五是积极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解决了制约高校扩招的“瓶颈”，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提供了物质保障[1]。但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还不十分完善，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与不足，摆在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
(二)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马丁・特罗教授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创立的。该理论认为，工业化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从精英化经大众化达到普及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下为精英化阶段，15%至50%之间为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普及化阶段。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主要是根据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而构建的。九十年代被引人中国，迅速引起国内教育界的极大关注，并成为政府决策的一大理论依据[2]。学术界在80年代中期就展开了中国是否应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路，由于学术争论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被暂时搁置。直到1993―1994年世界银行派团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考察，考察团得出：“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和大学毕业生数量是比较低的，从而可能影响本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的结论，中国高等教育从此开始飞跃发展。1949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仅为116 504人，2008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为2021.02万人，增长了173.5倍。200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3]。与此同时，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摆脱“诺贝尔奖”的困扰，但是数量上的膨胀也是一种发展，相信，假以时日，量变是会达到质变的。
二、高等教育之失
得与失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有得必有失。高等教育本身是个复杂的系统，对于高等教育规律的研究、本质的把握，前人留给我们的不多，主要是从西方借鉴而来。然而，怎么样将借鉴来的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又成为一大难题。因此，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前要预测、判断，后要反思、总结。
(一)大学主体迷失
大学有史以来就讲究学术“独立”、“自由”，但是，大学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自由，也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独立，毕竟，大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所附属的社会形态而独立存在。在市场经济的诱惑下，在大学生就业难的拷问下，在新的思想、观念的冲击下，“大学精神”正在瓦解，大学主体正在迷失。
著名高等教育学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它的欲望。”大学原本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大学理应要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教育理念是教育发展的指南，没有大学教育理念就没有大学发展的方向。人们对大学的认识是神圣的，大学是理念的发源地，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许多大学是没有理念的。现在的学生首先考虑的就是就业，大学成为了“职业教育”与岗前培训的基地，而不是人才的摇篮。教育部对大学评估，有一个高不可攀的指标体系(北大、清华都达不到)，学校就只能缺什么补什么，学校还谈什么大学理念。大学的理念何在，即使有理念也被指标体系撕扯得血淋淋的[4]。在这种残酷的现实中，大学很难再谈理想、谈追求、谈学问。
(三)大学精神退化
中国古代的大学理念，体现于《大学》之开篇：“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意即大学的精神在于发扬人性之善，培养健全人格，改良社会风气。这里的“大学之道”，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为人、为教、为学的“大学”人文理念，体现着一种强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精神[5]。时过境迁，中国古代大学精神被当作腐朽的封建思想打入地狱，大学不再是新思想的发源地、新文化的发明场、新知识的传播器，大学被现实社会捶打的棱角全无、老于世故。大学已经不是“理想国”，“象牙塔”，人们更愿意把大学当作是进入社会之前的实习地。大学越来越像一个工厂，目的就是加工规格一样、思想整齐划一的廉价社会劳动力。大学到底是怎么了，是什么重创了大学的精神家园?有人将矛头直指市场经济，说是商品经济俘虏了大学精神，导致了大学精神的扭曲。按照这种逻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精神必将遭受更加严重的侵蚀。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下，西方很多大学不但没有丧失大学的应有之义，反而能够与时俱进，肩负起历史、现在、未来的使命，为了人类社会的未来，他们敢于向权贵说不，敢于向现实说不。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Faust，1947-)是美国内战和美国南方历史学家。2007年10月12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举行的校长就职典礼上，福斯特发表了《放飞我们最富挑战性的想象力》的就职演说。在谈及大学精神时，福斯特指出，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单单或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是影响终生的学问，是传承传统和创造未来的学问。知识的扩充就意味着变化，当我们学习时，它改变了个人;当我们的疑问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时，它改变了世界;当我们的知识运用到政策之中时，它改变了社会。因此在面对未来时，大学必须去拥抱那些不稳定的变化，这对人类理解世界的每一点进步都至关重要[6]。福斯特校长对于大学精神理解的境界之高，让人望尘莫及，同时也用事实告诉我们，大学是可以不随波逐流的，把市场经济作为大学精神迷失的归因是不正确的，中国大学思想本身出了问题。
(三)高等教育结构失衡
近年来，高等教育的规模与质量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与研究，但对高等教育的结构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规模与质量问题掩盖了结构问题。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少数研究型大学承担着“精英教育”的任务，而大量高等学校则承担着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任务。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方向，这是客观要求。但是实践中又与之相悖，所有高等学校都自称要办成一流大学，都向精英教育模式靠拢。高等教育结构的趋同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方向是相违背的[7]。这些年来，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规模与质量问题的关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学生的就业观念不能与时俱进，简单说就是“高不成，低不就”，而决不是简单的供过于求。多少跨国公司中层管理人才虚位以待，可是没有合适的人选，事实上是大学的人才供应不对口，人才供应不对口归根结底还是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
自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白皮书，首次提出“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以来，中国的制造业日益引起世人关注。现在，中国已有制造行业的80余种产品位居世界第一。但我国只是制造业大国，并非制造业强国。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对中等层次的人才―技术工人的需求非常迫切。有关资料显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已完成第二次工业化并进人知识经济社会的25个国家中，中等层次的技术工人、中初级的管理人员，在劳动力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超过50%。显然，处在第一次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所需中层职业人才的数量将大于这一比例。此外，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基本都是技术工人，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50%，初级工占15%。而我国七千万产业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技术工人，其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36%，高级工仅为4%。无疑，要改变这一状况，急需大批新型技术工人，也就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技能型人才的结构型短缺使我国制造业的工艺水平落后，即使有高水平的技术也难以制造出高质量产品。比如，同样的配件，我们组装的手表不如瑞士，组装的汽车不如德国。招聘大学生容易，找高级工难，已成为各地、各行业的普遍现象[8]。
显而易见，我国大学结构与实际国情南辕北辙。在构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脱离了实际，我们只看到了高等教育的塔尖而没有关注塔身和塔基，我们的高校都想办成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可是“高处不胜寒”。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急需大幅度的重新调整。
三、高等教育发展建议
(一)给大学足够的自由
大学迫切需要自由。中国高校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处是可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不足是大学要为政府说话、办事，充当政府的喉舌。这样一来，大学就很难讲真话、办实事，也就很难出学问，出思想。在新形势下，政府应该给大学更多的自由，让大学充分发挥批判的功能，这样政府才能够听到真话，才能更深得民心，社会才更和谐，学术也才能更生机勃勃。
(二)调整大学结构
国家应采取措施，进行高等学校结构调整。大力扶持传统名校，限制招生名额，培育精英，缔造领袖;精选适当数量的二类学校重点发展，控制招生名额，培养具有人文素养的中高级管理人才;将目前实力不强、定位不清的一般高校改造成为特色鲜明的职业技术学院，瞄准市场，培养中高级技术人才;建设一批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培养急需就业的初级人才。
(三)培养世界公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把大学的定位仅仅停留在培养专门人才的层次上已经跟不上潮流。大学要把目光放得更远，不仅放在国内，更要放到国外，要有全球的视角。要为人才的全球化发展奠定基础。要增设大学课堂里的人文课程，要培养有人文素养、有人性的世界公民。
(四)引进“寄宿制学院”和“讨论班”
针对国内学生创造力欠缺的现状，提出在高校设立“寄宿制学院”和“讨论班”制度。中国高等教育教师讲得太多，学生讨论的太少，或者几乎没有讨论，所以中国的学生是被动学习的高手，但是主动学习能力差，创新性不强，缺乏主见。寄宿制学院可以让学生和教授有充足的接触时间，教授的治学态度和个人魅力可以切实的感染学生，影响学生，塑造学生。目前，大多数高校都是跨学区办学，学生跟教师很少有课外接触的时间。教师的教育功能在弱化。有关学者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认为：“寄宿制学院”和“讨论班”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先的重要原因。它造就了美国人独立的思维个性，以我为主的主人翁意识。或许，这两种制度正是破解中国学生创造性缺乏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巩在暖，刘为民，雷新华.中国高等教育60年发展历程与成就[J].教育发展研究，2012(2)：15.
〔2〕廖荣碧.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再审视[J].德阳教育学院学报，2003，17(3)：14.
〔3〕巩在暖，刘为民，雷新华.中国高等教育60年发展历程与成就[J].教育发展研究，2012(2)：16.
〔4〕黄正泉.路在何方：中国高等教育的困境[J].现代大学教育，2010(1)：42.
〔5〕刘智强.对当代“大学精神”的思考――从大学的历史角度解读“大学精神”[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12(1)：136.
〔6〕张铃，王建武.福斯特就职演说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J].科教论丛.
〔7〕纪宝成.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转变[J].三江学院学报，2006，2(1)：2.
〔8〕纪宝成.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转变[J].三江学院学报，200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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