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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论文范文
新中国初期陶行知批判的历史考察
1951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过程中，教育界展开了对陶行知的批判。长期以来，人们对陶行知批判研究较少，对于陶行知批判的发动、进程等尚未有系统研究。因此，本文试图从陶行知批判的发动人手，对这一场批判作初步探讨。
一、批判的萌芽
要认识和理解新中国初期陶行知批判的历史，须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认识开始。电影《武训传》于1950年年底全部摄制完成。影片试映时，“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与此同时，报刊、杂志等发表了一系列称赞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当时，在有关武训及《武训传》的好评中，就有人将电影的拍摄以及将武训与陶行知联系在一起。如孙瑜就说其编导《武训传》是受到了陶行知的影响。赵丹在谈到其之所以扮演武训时，也说是受到了陶行知的影响。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还专门举行了座谈会，会上不少教师就将武训和陶行知联系起来。有教师说：“陶行知先生办育才学校和武训先生也有相似的精神”。“如果没有武训，育才可能在创办的第二年倒下去了。”由于此时对于《武训传》是一片赞扬之声，因此，此时将陶行知与武训联系起来，主要就是要借陶行知来赞扬、肯定武训。
到1951年4月，关于武训、《武训传》的评价出现了相反的评论。5月16日、17日，《人民日报》分别转载了《文艺报》发表的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和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等文章;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笔修改过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判武训、《武训传》的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从5月中旬武训批判开始到5月底是陶行知批判的萌芽阶段。之所以说这一阶段是陶行知批判的萌芽，主要是因为：在这一阶段，批判者的主要精力是集中在批判武训方面，陶行知是在批判武训过程中涉及到的。当时批判的矛头并非是对准陶行知的。在这一阶段，除了杨耳和贾霁的文章中提及陶行知外，其他批判文章基本上没有提到陶行知。而且这两篇文章在涉及陶行知时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评价。贾文指出，陶行知在当时条件下表扬武训“有着积极的作用。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杨文主要是深化贾文对于武训的批判。杨文认为，陶行知赞扬武训是错误的。但是，杨文对陶行知及其赞扬武训的做法进行了区别，进而对陶行知给予了一定正面的肯定：“如果陶先生在这件事上(指表扬武训精神——笔者注)错了，那并不足以掩盖陶先生的全部的光辉。
可见，在武训批判开始的两篇檄文中。虽然都提及了陶行知。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这就意味着陶行知批判的开始。因为贾文对于陶行知表扬武训精神的行为给予的是肯定，杨文虽然否定了贾文的这一观点，但是对于陶行知也给予了一定肯定的评价。但是，批判过程中毕竟提及了陶行知，因此，此时是陶行知批判的萌芽。
二、批判的开始
从1951年5月底、6月初，到8月武训批判进入尾声时，武训批判中开始出现了对陶行知的批判。这一时期的陶行知批判还是为武训批判服务的。批判陶行知是为了深挖武训及其精神的遗毒。但是，这一阶段对陶行知赞扬武训的清算带来了严重后果：批判者们在结合自己思想和自身部门工作时已经将批判的矛头转向陶行知，明确提出要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而且提出了之后大规模批判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基本论点。
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丁曼公(即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笔者注)的《武训的真面目——评<武训传>影片、武训以及孙瑜先生的检讨》的文章。虽然丁文的目的仍是呼吁深入批判《武训传》，但是在文章中却将陶行知定性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而且把陶行知与武训批判中所要整肃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联系上了。
自此以后的武训批判中，与陶行知有关联的人在进行批判或检讨时基本上都通过深挖陶行知在武训问题上的影响而进行。1951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武训画传编者的检讨。作者说明自己赞扬武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到了陶行知的影响。作者指出，正是陶行知等人的影响“使我慢慢地由浅入深地对武训这个人物进入更错误的理解阶段，进一步更坚决地站在拥护与表扬他的立场，去尽力地歌颂了这个‘不足为训’和‘不应歌颂’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物。”
6月2日。转折开始出现。武训批判终于将目标引向了陶行知批判的核心问题——教育思想。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清除武训一类的错误教育思想》一文。该文开篇即明确提出，武训批判应该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即教育思想问题。在旧中国教育界，陶行知是倡导武训及其精神最为突出的。因此，在批判武训中要讨论教育思想问题，必然就要讨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该文认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有武训思想成分;提出要检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并将此事提高到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确立高度上;而且，文章将教育界对于武训的错误认识归因于陶行知的影响。因此，得出结论：要肃清错误思想就必须要批判陶行知。该文结尾处提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应该受到检查的若干种旧教育思想之一，不应该因为他本人尽力于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而就迁就他的教育思想，无原则地加以原谅或赞成。他尽力于反国民党的斗争应该受到尊敬，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的错误就必须受到批判。不然我们就不能确立新民主主义的正确的教育思想。”至此，陶行知批判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6月5日中央教育部指示教育机关讨论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指示提出：“所谓《武训精神》，在教育工作者中，影响极深也极普遍。这种影响模糊了革命的立场、观点，成为人民教育事业前进的严重的思想障碍。”在此期间，有些地方则直接提出要将武训批判与陶行知相关问题相结合。有关部门就提出：“我们估计武训传的问题虽然爆发在文艺界，而所谓‘武训精神’的根则深入在教育界，在讨论中教育界暴露的问题将更多更复杂，而一定发展到教育本质问题、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问题。可以看出，伴随着武训批判的深入、教育界的介入，与武训影响有密切关系的陶行知也要被纳入到批判和清理的范围之内。
从5月底到8月初，武训批判中涉及到陶行知的主要有以下问题：如何看待陶行知及其对武训的赞扬?陶行知赞扬武训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陶行知错在何处?陶行知与武
训是否需要区别开来?等等。这一时期的批判主要还是围绕武训批判而展开，讨论陶行知问题是为深化武训批判服务的。
这一阶段，批判者对如何评价陶行知及其对武训的赞扬这一问题。基本上都认为：陶行知表扬武训是错误的。但是绝大多数批判者还是肯定了陶行知追求进步的精神，并强调要将这种精神与他倡导武训的错误区别开来。
关于陶行知赞扬武训带来的影响。批判者主要认为陶行知赞扬武训导致一批人迷信武训。有些人强调，因为受了陶行知影响、而为武训“奇迹”所醉所迷，创作了武训的歌剧。有些人则说：“因我跟陶行知先生是知友，对于他所支持的教育事业我从来一样支持。他曾经赞扬过武训，我也盲目地跟着赞扬一番而不甚深考。”时任政务院副、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也在6月7日发文指出，他对于陶行知的称赞。也是受陶行知表扬了武训的影响。
那么，陶行知错在哪里呢?虽然这一时期并没有展开关于陶行知问题的广泛批判，但是郭沫若等分析陶行知的错误时，认为：陶先生的错误是在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不曾把武训的行为和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等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他的表扬可以说为盲目的表扬，也可以说是受了武训和历来反动派的欺骗。还有批判者提出：“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仍然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的距离，他观察事物的方法还常常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他还没有能够完全抛弃他过去接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
这一时期关于陶行知与武训是否需要区别开来的问题，绝大多数批判者认为，陶行知是不同于武训的。“我以为把陶先生和武训加以区别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一系列文章对于陶行知“错误”的分析、思想的定性、陶行知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为后来的大规模批判揭开了盖子。
三、批判的高潮
1951年7月底、8月初陶行知批判开始进入高潮阶段。8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发表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对比判》一文。该文仍是集中笔墨批判电影《武训传》，对陶行知没有进行系统论述，但周扬对陶行知所作的评论却带了权威性的定性。他对陶行知思想进行总体评价，认为：“他的教育学说中有不少观念论的因素”，而“这是他的思想上的弱点”：并指出，陶行知赞扬武训是错误的，他的赞扬“表现了他早年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表现了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的脆弱的一面;他对陶行知一生进行了总体评价：“就他整个的政治倾向和他在晚年努力使他的教育活动的内容革命化的事实来说，他无疑地是中国人民的杰出的教育家之一。”“周扬的评价总体上看是辩证的。但是，他的文章也基本上为之后对陶行知的大规模批判定了调子：陶行知一生分为两个阶段、陶行知思想是改良主义的。
8月27日，教育部部长钱俊瑞发表了《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一文。该文对陶行知问题进行了分析，其基本观点与周扬是一致的。钱俊瑞与周扬的最大区别在于：周扬将陶行知早期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后期赞扬武训是受到了早期改良主义的影响;钱俊瑞则强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周扬和钱俊瑞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定性的不同，也成为之后陶行知思想批判中，批判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
在武训批判的敏感时期，作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周扬和作为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钱俊瑞如此评价陶行知，无疑就把教育界清理混乱思想的焦点转向了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思想批判过程中的许多基本观点也均源自于周扬和钱俊瑞。
自1951年7月底、8月初开始到1952年7月底。教育界以《人民教育》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对陶行知的大规模批判。在约一年的时间之内，一个期刊上连续发表十几篇同一主题的批判文章。这样的阵容还是十分强大的。当时，批判者们批判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陶行知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批判者既批判了陶行知本人的教育实践，而且批判了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的教育实践。对陶行知本人教育实践的批判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批判陶行知对于武训赞扬。批判者基本上都对陶行知赞扬武训持否定态度，并强调了陶行知做法带来的危害。有批判者指出：“由于陶先生的声望，这种错误地表扬曾一度大大抬高了武训传政治上的‘身价’，因而其危害性也是极大的。”另一方面。批判者还批判了陶行知曾经实践过“小先生制”：“小先生制的实施，一方面降低了教师的素质，削弱了教学的效果;在另一方面：打乱了儿童(小先生)自己学习的系统性，使他们在学习上受到巨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批判者还批判了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的“萌芽”学校的教育实践活动。
第二，陶行知具体教育思想中的问题。这是批判者集中批判之处。对此，批判者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展开批判的。首先，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毛泽东教育思想、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区别。作这方面批判的主要是曾经赞扬陶行知教育思想并将其等同于毛泽东教育思想、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人。在实际批判中，批判者往往是首先检讨自己曾经的“错误”认识，分析自己没有分清二者区别的原因，然后对二者加以详尽区分。批判者基本上都认定陶行知教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而毛泽东教育思想、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则属于马列主义教育思想。戴白韬就自己在1947年写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中的观点自我批判到：“我在这本小册子中的主要的严重的错误，是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中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思想画成等号，混淆起来。没有能够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加以分析与批判，把陶行知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严格地从本质上区别开来。”还有批判者否定了自己曾经肯定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革命作用和地位：“说陶先生的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很显然的，我们对陶先生的这种评价，不仅是过高了，而且是不合事实的。”“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则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不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
其次，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定性。批判者一致认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改良主义的，但是具体进行阶级定性时，则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有的批判者认为：“从他三十年的言行看来，他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不同意把陶行知划入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批判者认为陶行知走的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他的教育思想，从始到终都是贯穿着杜威的学说和阶级调和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只是后期在阶级调和方面有所转变罢了。”实际批判中，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到底是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不仅意见不一致，而且还出现了争论。这实际上就反映了批判者对于思想的阶级定性标
准的模糊。
再次，陶行知 教育思想的渊源。大多数批判者都强调陶行知教育思想直接来源于杜威，批判者也由此推导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错误性。但 是对于二者的关系，批判者的定性是不同的，有的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是杜威思想在中国一的翻版，有的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是杜威思想的中国化和 发展，还有批判者认为，杜威思想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础等。
再其次，关于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工学团”、“亲民亲物”等教育思想的批判。有批判者提出：“社会生活”这个概念本身的认识就比较混乱，把教育原始化、低级化，同时也是把教育的作用过分夸大抬高，“生活即教育”“只是冲淡缓和乃至消释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寻找桃花源，满足个人的小资产阶级的没落情调。”“社会即学校”这一命题的来源和意义也是含糊的：“教学做合一”的实质是狭隘的实用主义，并犯有 经验主义的错误;“工学团”思想“是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的。陶先生是想把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文明中去的”;“对于亲什么民?亲什么物?用什么态度去亲民亲物?为着什么而亲民亲物等问题，陶先生是提得不够明确的，甚至没有比实用主义更高明。”
此外，批判者就陶行知对地主阶级的态度、对农民的立场问题上展开了批判。主要是批判了陶行知的超阶级立场。
四、批判发生的原因
至1952年8月以后，陶行知批判逐步冷却。陶行知批判的发生可以说充满了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主要就表现在表面上完全是由于武训批判而牵连出来。1985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胡乔木的话中，可以看出武训批判的发动开始时并不涉及陶行知。那么，出现由武训批判转向陶行知批判的原因在哪呢?
其一。批判陶行知可以连接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对于武训的批判毕竟属于历史批判，其最终目的还在于服务于现实。武训批判发动者发动批判的首要目的就是由批判历史而整肃现实思想。在《人民日报》5月20日的社论中就明确提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 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既然思想文化领域存在严重的混乱，那么就必然要进行整肃，对历史人物的批判就必须回到现实批判。而现实批判则需要一个可供批判的载体。由于陶行知本人曾经极力倡导和赞扬武训和武训精神，同时陶行知的思想在当下还存在极为广泛而深厚的影响。因此，陶行知就成为连接历史和现实的最佳载体。批判陶行知既能够实现对历史的批判，而且很容易能够 联系到现实的批判。
其二，批判陶行知能弥补武训批判的不足。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面临着思想整合的任务。批判武训可以达到整肃封建主义思想的目的，但是如何肃清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则是批判武训所无法完成的。而批判陶行知无疑是能够弥补武训批判的不足的。一方面陶行知是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的学生，有着深厚的美国思想文化背景，对陶行知及其思想的批判无疑能够达到整肃亲美、崇美思想的目的。同时，在批判者看来，陶行知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思想的。因此，批判陶行知无疑也能够达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目的。可见，对于陶行知的批判不仅符合武训批判的直接目的，而且契合了当时整肃思想文化的需要。因此，由批判武训而引出对陶行知的批判是势所必然的。
其三，部分知识分子中不良风气的推动。1951年5月，当《人民日报》转载贾霁和杨耳的文章时，就有知识分子认为党要发动对陶行知的批判了。据当时在上海《解放日报》任职的袁鹰回忆，当读到《人民日报》转载杨文所加写的编者按时，“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两天读了都还没有引起重视，认为大概要批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了，没有想到其他。”由于臆测风气的开始，就出现了虽然党并没有提出要批判陶行知，而就有知识分子臆测认为党要批判陶行知。于是就有知识分子为了表明立场而率先开展了陶行知批判。之所以会出现由武训批判转向陶行知批判，部分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对由武训批判向陶行知批判的转变要有着客观的认识，而不能想当然地将其归结为毛泽东的发动。此外，对于这一批判还需要进一步分清批判的发生和批判中所出现的问题的区别。陶行知批判的发生不仅是武训批判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附带结果。还存在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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