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高等教育概论论文
高等教育是产业，是第三产业，高等教育产业化是高等教育产业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引入市场机制的过程，是使高等教育机构更具有竞争性、自主性和广泛适应性的过程。下面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高等教育概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高等教育概论论文范文一：中澳高等教育男女科学教育比较
摘要：科学之所以纳入学校课程中，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学生可以有机会了解身体情况和所处生态环境;其次，各阶段的科学都为更复杂的研究奠定基础。通过学习，部分学生会从事科学或科技的研究工作。学生在学科选择方面的明显不平衡，这是一个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改善的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科学教育对学生的高等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性别方面，也有着很长的一段历史。本文通过对社会、政治和智力等因素的分析，对中澳高等教育中科学教育在性别上的不同进行比较。介于比较的重点是性别，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男女同校。
关键词：性别;高等教育;科学教育;社会;政治;智力
一、澳大利亚的科学教育
高等教育在澳大利亚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概念，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等继续教育取代少数人或特定学生群体的经验，成为受教育的标准，1964年马丁报告(MartinReport)之后，高等教育作为扩展教育进行重组。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经历一段充满争议的阶段。这其中，社会和政治因素对教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性别方面。20世纪70年代早期，与男孩相比，大多数的女孩不会完成学业，因此她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学校教育习惯性地忽视女孩，教师很少注意她们，学校也不可能分给她们非学术类的课程。同样，在12年级，与男孩相比，女孩也没有机会学习所有的可以获得升学机会的学科，因为当时的校方认为，为女性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没有必要，声称“女孩并不会从高等教育中受益”。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女孩的学校教育决定她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和身份。因此，关于高等教育中性别平等的政策在1973年出台，联邦学校委员会组建一个临时委员会，以调查学校教育是否影响女性学生的高辍学率。最终，联邦学校委员会在女性学生中间做了一个关于对于学校教育要求的问卷调查，这在澳大利史无前例。这份名为《女孩、学校和社会》(Girls，SchoolsandSociety)的调查报告指出，学校加强了性别模式化教学：采用具有性别歧视的课程材料，不使用可显示出女性重要社会角色的材料，不重视非模式化家庭;低估人际交往能力，不指任女性担任学校校长或加入学校执行委员会。这项政策影响了学校课程的设计和改良。自各种政策施行之后，公众开始广泛关注女性教育，本文称之为“向女性教育的倾斜”。在这种条件下，女孩的学术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当然，她们在接受继续教育和职业选择方面就有了更广泛的选择。种种有利条件吸引女性乐于学习很多科学相关科目。澳大利亚国家数据统计显示，女性开始学习与生物相关的课程，且在全国范围内，女性在各个科目报名学习的比例分别为：科学35%，医药40%，牙科30%，但只有7.5%的女性选择工程类。与此同时，国家天主教会委员会报道，天主教会学校正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他们改善女学生在学习科学、技术和体育的设施，以保证资源的平均分配。国家私立学校委员会也分配给女学生更多的教育资源。尽管在当时，女学生逐渐开始进行科学科目学习，但报名上课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是男学生。学习科学的主要群体仍然是男学生。
研究表明，当不同年级的学生被要求画出一位想象中的科学家时，95%的学生画的是男性科学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大多数学生和教师的观念中，科学家通常是男性。事实上，性别在学校中被重新情境化了，“对男女恰当的行为方式的理念转化为了使之接受恰当的学科教育”。一旦一门科目对参加学习的学生有了性别要求，比如男性报名时，男学生就会得到鼓励，而女学生的积极性则会被削弱。反之亦然，一些如语言和打字之类的学科，则会吸引更多的女学生。就读于中学和大学的学生比例己证实未来科学的前景属于男性。在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和西方及北美国家所处的情况相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学教育的“歧视”现象就己被提出。美国国家评估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学及高等科学教育中存在一个主要问题：学生成绩下滑和兴趣丧失，是因为很多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发现，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很难应用于现实生活中。个人来讲，科学课的内容设计己超出实用范围，这导致更少的女学生参与这些科目学习。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学校性别平等政策中对女学生的关注开始向男学生转移。自由国家联盟政府己投入大量资金到教育项目中，例如“男学生的成功”，在当时己不再有针对女学生而采取的投资干预措施。作为澳大利亚政府的门户之一，澳大利亚科学教育部(DEST)网站在2004年11月出现“学校”的图标可供学生进行选择，然而只有“男性教育”却没有相应的“女性教育”，显然说明针对女性的教育己不再得到重视。对政策的接受或妥协，只会让教育各个部门达成一致，但同时“女权保障”办公室(由联邦女性权益办公室资助)对女性教育提出一些建议，如“对女性在校教育的需求”进行评估，这看起来己不再有“性别差异”，特别是评估那些可能没有完成学业，或由于经济等原因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对学校教育的需求。纵观公众或政府对性别教育所做出的努力，这是一个曲折且充满未知的过程。在近几十年中，和男性比起来，更多的女性在中学及大学学习科学课程，这一现象被大量报道。但对一些高收入的领域，如物理和化学，女学生并没有很高热情。因此，通过对性别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政策和社会影响可以促进男性教育，而这一结果并不是有意而为之。因为，对女性教育的关注，意味着要指出教育的困难或障碍，如哪里出了错或哪里需要改进，以便向教师提供更好的教材和教学方法，这不可避免地会使男学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例如，教师在课堂上不可以只提问男学生，而是要对不积极的男学生和女学生投入更多的精力。教师也不可以只使用策略提问女学生，而忽视成绩好的男学生，他们同样需要得到教师的注意。所以，实施一种更好的针对女学生的课程，而不使男学生从中受益，是不可能的。除却这些优势，男学生可以意识到他们的女同学在智商、能力和野心方面与他们是相同的。在世界范围内，女性在工作中己经获得很大成就，而且这一趋势会一直持续。因此，更多的女性选择接受大专等高等教育，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过短暂的“向男性教育的倾斜”，但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教育趋势会转向男性?这一项目的成功很可能取决于教师、辅导主任及教育部门的管理人员。
二、中澳科学教育比较
本部分讨论的是中澳中专以上的科学教育在性别差异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两国都经历长时间饱受社会、政治和智商等因素影响的斗争。基于研究结果和笔者的经历，本部分会对中国教育现状做简要描述，同时比较两国的教育特征。首先，与澳大利亚的教育历史类似，早年中国无论是小学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存在性别歧视。当中国刚开始施行教育之初，大多数人就坚称只有男孩可以接受学校教育，女孩应该在家里照顾家人。学校的创立始于吴怀旧(音)，他支持女性参与公共教育以强国，介于当时为外国势力所利用，及清朝日渐衰落的政治和经济，所以教育的目的是“拯救并复兴中国”，显然这是强调个人对国家的贡献，而澳大利亚课程的设立是以个人发展为目的。其次，两国课程设计覆盖范围很广。尽管中国教育包含道德、中文、外语、算术、历史、地理、绘画和体育，但是学校对“家庭和体育教育”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此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更多地注重自然科学教育。因此，中国教育的中心是提高个人体能，而澳大利亚投入更多精力的是在扩展和加深学生常识和基本知识方面。再次，政治因素在性别教育的发展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澳大利亚的科学教育广受无处不在的报道和大事件的影响，而非出于个人想要受教育的愿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呼吁成员国成立工作小组，作为学校课程设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享各自在科学、科技和数学课程教育方面的经验。中国科学教育同样受到西方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在中国，甚至一些由西方传教士所经营的高等教育机构，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针对中学及高等教育有远见且有实践意义的想法和理念。1919年，国家教育联合会第五次会议在山西太原召开，会上代表坚持男女学生在教育方面不应存在理论上或实质的差别。然而，由于研究证明，男女的大脑构造不同，知识界对此进行热烈的讨论。一篇发表于当时最前沿的激进期刊《新青年》题为《女性问题》的文章指出，平等教育，并不意味着女孩和男孩学习相同的科目，由于“生理结构区别”，女学生应该学习人文科目，而男学生应该学习科学。
当时社会提供给女性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不多。澳大利亚的一些专家也持有类似观点：“女孩并不会受益于这种类型的教育”，本文前半部分对此有所提及。由于对女性教育的歧视，整体教育趋势是更多的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时选择艺术而非科学，这导致科学教育性别不平衡的现象更为严重。10年前至今，中国教育的领先观念之一己转向女性教育，特别是那些只有极少数女性学习的科目。中国政府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女性现状》的报道，体现对女性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这包含大量培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并鼓励女性参与其中的意思。这篇报道的目的是提高女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吸引其从事科学方面的研究。结果是很多女性从大学或职业学校毕业后，在各个领域，如物理、基因工程、微电子和宇宙研究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功。不到10年的时间，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增加3倍，从27000增加到183000人。由此看来，中国“向女性教育的倾斜”经历一段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且女性吸引来自社会、政治和知识团体的注意力，她们致力于实施各种方法，以改变女性在高等教育中所处的劣势。这些方法进展顺利，比如调整科学课程设置、教师对男女学生的态度以及用以吸引学生对科学课兴趣的方法等。在这方面，澳大利亚与中国相近。唯一的显著区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自由国家联盟向男性教育提供大额资金支持，而当时中国教育部仍着力提高女学生在科学学科的成绩。最近，两国教育部发布一些针对高等科学教育中性别平衡的政策。但既然一些“生理原因”导致男性在某些领域占有优势，那么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否会再次倾向男性，还是不同性别在科学学习方面终会平衡?
三、总结
现今社会，社会大众看重基本科学知识，并把它作为从事高科技领域的有效手段。没有性别差异而广泛接受的科学教育，是众望所归，用Cohen的话说：“我们并不清楚未来将会带来什么，但是我们期待会有一个不断丰富的、全球共享的资源和模式以改善科学教育，这种教育易于理解接受且适用于任何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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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oetz，SG.ScienceforGirls：SuccessfulClassroomStrategies[M].USA：ScarecrowPress，2007.
有关高等教育概论论文范文二：高等教育财政政策论文
一、基点：增加教育投入，保证机
为了保证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资助政策。2000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所有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开展国家助学贷款。2004年，国务院建立了以风险补偿金为核心的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2007年，国务院又决定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目前，国家在普通高校建立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等多种方式并举的资助政策体系，同时实施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国家资助政策体系的出发点就是促进教育公平，对潜在学生的资助可以减少其为接受高等教育所承担的私人成本，从而提高他们进入大学的可能性。扶持困难家庭的子女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国家的资助体系虽然帮助了许多困难学生获得平等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中国的学费仍然处在比较高的水平。家庭困难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仍然受到学费的制约。帮助弱势群体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需要完善的资助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首先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上升，而国家财政能力有限，“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决定了各项财政政策制定的基点与价值目标主要是满足人民群众享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机会公平将是很长时间内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的基本落脚点。
二、关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过程公平
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上升，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壮大，国家财政投入及资助力度持续加大。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引起关注。高等教育的资源利用效率是影响学生平等享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决定性因素。国家的财政政策开始关注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过程公平。财政投入不断加大，政策越来越关注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情况。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财政投入不断加大，后4%时代怎么办成了社会热点。其中最引起关注的是投入的经费如何支配，也就是资源利用的问题。从投资体制入手，国家进行了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的改革。中国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经历了从“基数加发展”到“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再到“基本支出加项目支出预算”的变革历程。1955年至1985年，中国采取“基数加增长”的高等教育拨款模式，但这种模式不利于高等学校教育成本控制和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1986年，国家开始采取“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学校经费的利用效率。但是，没能切实核算高校的实际成本，导致各高校过多地依赖在校生人数作为拨款的参考依据，只注重学生规模的扩张，忽视了办学质量。2002年至今，“基本支出加项目支出预算”模式得到应用。基本支出预算是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所需要的经费;项目支出预算则是学校某些专项业务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在高等学校核算中需要按照项目进行管理，独立核算、专款专用[4]。拨款方式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而提高效率的价值追求并没有否定促进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教育公平并不是说要将教育资源平等分配，而是教育资源有效分配，满足高校运转需求及项目的开展，使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学生享有其该享有的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即促进高等教育过程公平。高等教育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是确保每位学生平等享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是学生公平地分享学校的教育资源，以满足和平衡每个人不断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受教育过程处于公正合理状态的决定性因素。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地追求，政策中折射出公平的价值取向。
三、方向：加强投入产出率的评估，实现结果公平
教育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的最终体现在教育结果公平上，教育结果公平是教育实质性的公平，也是衡量大学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5]。起点公平一直被视为教育公平的核心组成部分,过程公平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起点公平和教育公平成为中国以往制定政策时的主要目标导向。增加投入、提高资源利用率，最终目的是要提高投入产出效率，而机会公平与过程公平的最终结果需要用结果公平来考证。在中国当前主要强调教育起点公平、教育过程公平的教育公平政策中,教育结果公平可以作为一种客观的政策评价和监控的工具。同时,教育结果公平也将为中国教育公平的未来发展提供新思路和启示[6]。结果公平应该成为今后制定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目标和导向。加强对高等教育投入产出率的评估，不仅是对高等教育投入资金与其所创造价值之间的关系的评价，而且也是对教育质量的评估，包括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估，是促进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财政政策促进教育结果公平，以产出机制拨款的财政政策可以激励大学提高教育质量，使更多的注册学生完成学业，促进高等教育结果公平。
四、行动：以公平为取向，构建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体系
(一)明确政府高等教育拨款的主体地位，加大投入
《国家教育与发展纲要》中提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本世纪末达到4%”[7]。这个本世纪末是指20世纪末，然而，直到2012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28%，首次实现4%的目标[8]。目前，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为4.8%左右，中低收入国家的这个均值反而更高些。从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支出来看，2009年，该比例首次突破7%，达到0.79%，成为历史最高值，但2010年又有所下降。中国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始终没有超过0.8%，而该值是目前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平均值，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1%，主要发达国家平均为1.7%。很明显，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中国财政压力不断增大。但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保证更多的适龄青年公平的享有高等教育，实现教育公平，仍然需要财政拨款发挥其主导性作用。
(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目标是平衡中央和地方财政及各区域之间的差异，从而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是最主要的促进公平的财政政策。由于中央财力和地方财力的差异，教育部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的经费数量差异明显，各地方政府财力不同，不同地区的地方高校的所得财政拨款也不同。这样就造成了高校间发展的不均衡，造成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学生在享有教育质量上的不公平。而高校毕业生涌向发达地区，又使欠发达地区在投入高等教育的收益降低，造成欠发达地区在财政上和人才流失上的双重风险。这种不公平问题，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高等教育财政支付转移要以公平为导向，并以法律形式给予保证。支付的程序及算法要体现公平原则，具体来看要加大中央政府对不发达地区的纵向转移支付，并不断推行省级政府间的横向支持。增加过渡性的转移支付金额的数量，根据各地实际支付能力与全国平均生均经费标准间的差异，给予各地发展高等教育所必须的经费补偿。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资源的差距，保证不同地区的学生享有高质的高等教育质量的机会。
(三)不断完善高等教育资助体系
除少数国家外，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接受高等教育都需要缴纳学费，这是个人及家庭承担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的渠道。然而，学费却成为一部分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障碍，从而影响了高等教育公平。目前，中国在普通高校建立了多种方式并举的资助政策体系。但是，为了惠及更多的学生，切实解决因学费而无法入学的问题，资助政策体系还应该不断完善。随着高等教育成本的增加，各地高校学费的上涨的趋势明显，因此，要不断的提高资助的标准及比例。丰富及细化资助的项目，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不同项目的资助。对于申请资助的程序要给予简化，并且要透明化，保证公平、公开、公正。
(四)推行高等教育财政绩效拨款模式
不断完善高等教育财政绩效拨款模式，将公平作为其重要的价值导向与目标，将是中国今后制定财政政策的着力点。高等教育财政绩效拨款模式是在保证教育活动拨款的同时，在高等教育领域为鼓励高绩效、高水平而进行的一种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是绩效拨款思想在财政拨款机制中的运用，即以高等学校的绩效状况和改进程度作为拨款依据[9]。以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为价值目标，高等教育财政绩效拨款模式需要不断改进。制定绩效拨款的标准时，要以公平为导向。不再单一地以学生数作为政策参数，要选取教学质量、就业率、升学率和创业率等指标，体现教育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据此对高校进行拨款，激励高校的办学积极性，并且提高学生享有的高质量教育的机会。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经验，在政府与高校间成立中介组织，绩效考评可以由中介机构负责，对于绩效考评及拨款的全部过程给予公开公示，接受各部门及各方人士的监督。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公平取向，能够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高等教育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及结果公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在制定高等教育财政政策时，要以公平的价值取向为导向，构建一个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体系，切实推进高等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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