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传统文化论文(2)
陕西文化论文篇1
浅析陕西地方民俗文化的翻译
摘要：民俗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之间是部分与总体的关系。它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而且具有民族性。作为文化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陕西地方民俗文化翻译应注重其文化身份、地域性特点、准确理解及措辞等方面问题研究。
关键词：陕西民俗文化;文化身份;地域性;准确理解;措辞
一、引言
“民俗在本质上是一种带有鲜明特点的、沟通传统与现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化现象。”[1]而民俗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传承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文化，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赖以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不竭源泉。也就是说，民俗是一种文化现象，是通俗的民间文化。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传递、交谈和融会的过程[2]。文化具有民族性，地方民俗文化更彰显地域性特征，但这往往成为翻译的障碍。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文化翻译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理论等宏观领域，如Eugene A. Nida(2000)的《语言、文化与翻译》[3]，Susan Bassnett 和 Lelevere(2005)的《文化建构---文学翻译论集》[4]，以及Gutt， E. A.(2004) 的《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5]。具体涉及到每种理论的应用情况，国外翻译理论家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指导意见，尤其是针对汉译外这一特殊情况。关于具体文学作品的译介，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目前主要是请外国翻译家或汉学家从事翻译工作，如葛浩文等。很少有学者对翻译作品进行对比研究，涉及到某个具体领域更是少有人问津。
国内关于民俗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民俗学领域国外学者著作的汉译翻译错误研究;中西民俗文化对比;对外宣传翻译;以古典文学《红楼梦》英译本为例，从不同角度探讨民俗文化词语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很少有学者关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陕西当代作家文学作品中有关民俗描写与翻译方面的研究。就个案研究而言，目前关于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翻译还主要集中像《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地方民俗文化翻译研究只有青海、浙江等少数几个地区。
贾平凹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大部分作品以反映陕西地方文化为主，其中《浮躁》《鸡窝洼人家》《黑氏》《五魁》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其民俗文化翻译不仅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对具有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拟以贾平凹英译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陕西地方民俗文化与翻译问题。
三、陕西地方民俗文化的翻译
民俗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之间是部分与总体的关系。它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目前关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已经从过去单纯的英译汉为主过渡到汉译英为主，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因素是中译外的核心问题，而民俗文化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翻译成为重要课题之一，因为与那些纯粹介绍东方文化，无论是对外宣传资料，还是民俗文化书籍相比，文学作品通过真实描述社会变革以及人们在社会变革中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可以让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的生活细节和基本情感。
1.文化身份问题
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文化身份主要诉诸文化研究中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6]。而价值观念是文化身份特征的集中体现，是社会的精神支柱。与此同时，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更是文化身份的构成要件。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是文化个性或民族特性，是民俗文化固有的文化身份。由于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不同、 语言各异， 各有其丰富而迥异的精神世界， 表现在外在形式、 生活方式上就各不相同， 所以，各个民族必有其各不相同的文化身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地方民俗文化是民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首先应该具有该民族文化个性或民俗特性。中华民俗因其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身份，是中国人特有的民俗文化。陕西关中民俗属于中华民俗大家庭的一分子，理所当然，它首先应具有中华民俗的共同文化身份。因此，在汉英地方民俗文化翻译过程中应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特征，保持中华文化中所固有的个性与特征，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陕西地方文化。
2.地域性问题
由于地域差异，中国各地方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以睡觉习俗为例。中国人的睡觉习俗南北不同，南方人睡的是木床，北方人睡的是炕。炕在北方农村用途很广，既可以睡觉，又可以吃饭、会客、议事。同时天冷时，将炕与厨房灶台之间的隔墙打通，烧火做饭时的余热就可以把炕烧热，晚上睡觉时既暖和又舒适，别具特色。因此在翻译中应该尽量避免将“炕”简单地翻译成“bed”，否则“炕”一词的文化地域特性就会荡然无存。例如，在《浮躁》英译本中，译者将“炕沿”、“炕席”、“四六大席的大炕”分别译为“against the kang ”、“the straw mat of the kang”和“a four-by-six kang”，其中“炕”均直译为“kang”。同样，《黑氏》英译本中共出现20处“炕”，除了第一处“炕”被译为“the mud-brick bed”以外，其余均直译为“kang ”，由此可见，无论《浮躁》英译本的美国译者还是《黑氏》英译本的中国译者，他们都认为，外国读者根据上下文很容易理解“kang”从睡眠功能上讲就相当于西方的“bed”，不会造成歧义。同时“kang”的译文凸显了“炕”在西方文化中所不具有的浓厚地域文化特色。
民俗文化不仅具有文化所具有的共核，即民族性和地方性特征，而且拥有其个性，即民俗是通俗的民间文化和说话文化。“人类有两种文化，一种是文字文化，一种是说话文化，民俗是说话文化”[7]。文学作品中的民俗词汇、民俗描写既属于文字文化，又属于说话文化，尤其表现在作品人物之间的对话中，而俗语设计表现人物特点的有效手段之一。根据《辞海》定义，“俗语也叫‘俗话、俗言’，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语句，带有一定的方言性，包括谚语、俚语、惯用语及口头上常用的成语等。”[8]在文学作品中使用俗语非常普遍，这些俗语反映了当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中文“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浮躁》英译本中对应的译文为“A dragon’s son is a dragon， a phoenix’s son is a phoenix， and a rat’s son knows how to dig a hole in the ground.”。又如，“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英译本为“An official who doesn’t help his people out of jams， might as well go home and plant some yams.”译者充分注意到该汉语俗语中“主”和“薯”的押韵关系，为了表现汉语俗语的这一特点，译者在英译本中相应地运用“jams”和“yams”，韵脚相同，读起来朗朗上口。 3.准确理解问题
理解是意义获得的关键步骤。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 (Eugene A. Nida)认为“翻译即译意”[13]。即翻译是一种意义传达与创造的过程。译者是担当此任的核心任务，如何翻译，关键取决于译者对文本意义的准确理解与把握，因此，如何准确理解在翻译过程中至关重要。
地方民俗文化首先表现为文化，由于人类所处生态环境、物质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宗教文化环境的不尽相同，各自产生的语言文化不尽相同。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不同的文化里，即使相同的词语也可以有不同的文化涵义，以我们比较熟知的“龙”为例，在英语文化中“龙”是邪恶的象征，而在汉语中恰恰相反，“龙”是吉祥的象征。因此，要求译者深刻领会不同文化差异下的词语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含义，以免造成文化误译。
除此之外，由于译者本身所处的文化身份限制，无法准确理解异域文化词语所蕴含的真正含义，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翻译错误，给译文带来损失，同时也影响了译文读者获得异域文化的阅读体验。中国北方农村习惯在过年和婚庆过程中有贴年画的习俗，而年画内容多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等具有喜庆含义的民俗画，其中以“大胖娃娃骑着金鱼”的年画比较常见。然而，在《浮躁》译文中，译者将“‘年年有余’的大胖娃娃骑着金鱼”翻译成“paintings of year-of-plenty cherubic little children astride golden fishes”，其中“金鱼”被翻译为“golden fish”。我们知道，这里的“金鱼”是指金鲤鱼，即红色的大鲤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鲤鱼尤其是红鲤鱼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常被用于年画的素材。英译本中“golden fish”是“金鱼”，个体比较小，颜色比较鲜艳的观赏性鱼类，因此译者将“大胖娃娃骑着金鱼”中的是“金鱼”翻译成“golden fish”属于理解错误，是误译，应该译为“golden carp”。又如“面鱼”被译为“dough fish”。同样，在北方农村，有给新生儿过十天的习俗。亲朋好友都会送来各种礼物表示庆贺，其中包括各种用面做的馒头，色彩斑斓，形状各异，但以鱼形的馒头居多，祝愿孩子像“鱼”一样健康活泼。因此英译本中译者将“面鱼”译为“dough fish”(面团鱼)不妥，应为“fishlike steamed bread”，这样比较符合中国传统文化。
4.措辞问题
文化翻译不可能脱离文化语境，因为“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视心脏以外的身体其它部分一样，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语言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9]。这就说明，民俗翻译在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应充分考虑措辞问题，表达应凸显“俗”的意味。
“社会民俗现象虽然千差万别，种类繁多，但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文化现象，它们大都有共同特点。这种现象是社会的、集体的，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作”[10]。以称谓“王二婶”为例。“王二婶”属于仿亲属称谓，它不仅体现了邻里间亲密、和谐、随意的人际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数千年封建社会歧视妇女的残余[11] 。因此，“王二婶”可以译为“Wang Er’s wife， one of his elderly neighbors” [11]更能体现该称谓“俗”的语气。
又如，关于“妻子”的称呼。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婆”、“爱人”和“夫人”都是对妻子的称呼语，但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对妻子的称呼是不同的。一般老百姓把妻子称为“老婆”，符合他的身份和说话特点;但对于干部和当官的人来说，其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必须用比较正式文雅的称呼“爱人”、“夫人”称自己的妻子。因此翻译中译者应该充分考虑到称谓者的不同身份。例如《浮躁》原文 “做女人的名分多哩，你要嫁的是农民，你就被称做老婆，你要嫁给机关干部，你就被称爱人，你要嫁给当官的人，你就被称作夫人了!” 英译本为“There are lots of ways to refer to women，” Silver Lion explained. “If you marry a peasant， you’re his old lady. If you marry an organizational cadre， you’re his wife. But if you marry a real official， everybody calls you Madam.” 译者充分考虑到不同称谓的身份象征，分别将“老婆”、“爱人”和“夫人”翻译为“old lady”、“wife”和 “Madam”，很好地表现出其语用含义，达到语用等值[12]。
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词形句式千变万化，文章体裁、风格也各有不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翻译模式供译者参考。译者就是带着手铐脚镣的舞者。因此译者必须谨慎从事，深刻理解原文，同时照顾到原文中的特殊语言表达方式，忠实地再现原文所表达的意义与蕴含的文化背景。
四、结语
陕西是一个文化旅游大省，民俗是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文学作品尤其是陕西著名作家贾平凹的英译作品中民俗文化的翻译不仅可以为汉英文化翻译，提供真实有效的语料，为培养新型地方翻译人才提供支持，从而促进翻译学科建设与发展，更能提升陕西文化旅游大省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对促进陕西经济发展，加大对外交流，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陕西、了解中国地方民俗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与窗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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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oward Goldblatt. Turbulence [M] Baton Rouge and Lond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陕西文化论文篇2
试谈陕西红色文化品牌
[摘 要] 陕西红色文化的历史见证价值使其成为陕西重要的文化品牌,西北根据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及西北根据地的革命精神、陕南苏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及陕南苏区精神、党中央在陕北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及延安精神构成了陕西红色文化的三大品牌,陕西红色文化品牌具有强大的品牌力。
[关键词] 陕西 红色文化 品牌力
文化品牌就是具有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并具有独特标记的产品。陕西红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进行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和陕西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其历史见证价值使其成为陕西重要的文化品牌，能为陕西树立良好的形象，具有强大的品牌力。
一、陕西红色文化的历史见证价值使其成为陕西重要的文化品牌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所进行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都印证在陕西的红色文化中
陕西现代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全国一样，发端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发生的消息传到陕西后，陕西学生广泛开展了全省性的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陕西革命运动相结合，使陕西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陕西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1922年8月，渭南人王尚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后成立中共赤水特别支部。在中共陕西省委未成立前，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豫陕区委对陕西党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1925年9月，北方区委派安存真到西安筹建党的组织，于1925年10月下旬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为了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地区的革命运动和党的组织，党中央成立了中共陕甘区委。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红埠街秘密成立。各级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陕西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组织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等大大小小数十次兵变、起义。刘志丹、谢子长等陕西共产党人在总结了多次武装起义和兵变运动失败的教训后，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刘志丹带领工农武装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谢子长带领工农武装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来两个根据地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陕北开展的革命斗争，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
在刘志丹、谢子长创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同时，长征到达陕西的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在陕南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
抗日战争时期，陕北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此战斗了十三个春秋，建立了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成为中国的“红色首都”，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转战陕北，进行了扭转解放战争全局关键的延安保卫战。人民解放军在进行了西府战役、澄合战役、荔北战役、陕中战役、华山战斗、扶眉战役、陕南战役等战役、战斗后，解放战争在陕西取得了胜利。
2.陕西红色文化见证了陕西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民主革命时期，陕西一直是中国西北地区的革命中心，早在1927年上半年就成立了中共陕甘区委和团的陕甘区委。中共陕甘区委积极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开展工作，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军政干部，推动了陕甘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西安也成为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中心，有人比之为1925年的广州和1926年的武汉，曾有“南有武昌，北有长安”之说。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主的陕西共产党人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中仅存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提供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对于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中共中央1983年第28号文件指出：“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立下了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的史册。”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陕北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延安是中国革命的红都，陕西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有3万青年参加八路军;交纳救国公粮100多万石，做军鞋20多万双;支前154万人次，组织150多万匹牲畜运输物资。[1]1585
解放战争时期，在内线作战时期(1947年3月至12月)，边区人民全力支援解放军打仗，累计动员随军担架6633副，临时担架15582副，运输牲口5540头。全年共献出粮食24.6万石，军鞋58.4万双。边区各地男女群众积极为部队抬担架，运粮草，修筑工事，送信送情报，制作军鞋，看护伤病员，涌现出大批支前英雄和模范。[2]137所以彭德怀说：“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看到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
陕西红色文化是革命前辈用生命和鲜血为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的一份档案，具有重要的品牌价值。
二、陕西红色文化的三大品牌
陕西红色文化品牌由三大品牌组成，陕西省在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既要全面充分挖掘陕西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又要突出重点，着力打造陕西红色文化的三大品牌。
1.西北根据地的红色文化资源及西北根据地的革命精神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主的陕西共产党人领导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实践。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唯一的一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再生地，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北根据地的革命精神是在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主的陕西共产党人带领广大军民在建立西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是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西北根据地革命精神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革命精神力量，我们将之命名为照金精神。西北根据地革命精神或照金精神的内涵为：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团结奋斗的合作精神、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精神。[3]114
2.陕南苏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及陕南苏区精神
陕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主要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陕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留下的红色文化资源，是在红四方面军转战陕南、红二十五军、红三军、红二十六军转战陕南、中共陕南特委开展的陕南游击战争、鄂豫陕省委领导的武装斗争、鄂豫陕特委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陕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存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陕南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形成了陕南苏区红色文化资源的精髓——陕南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苏区军民在创建和巩固苏区、进行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和苏区政权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和表现出来的特有的优秀品质、思想作风和精神风貌，“建国执政的坚定信念、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体精神”构成了陕南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3]146
3.党中央在陕北时期的红色文化资源及延安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在陕北战斗生活了十三个春秋，党在延安领导人民进行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在延安市区各地都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党领导人民进行英勇斗争的足迹随处可见，红色文化资源遍布全市各地。每一处红色文化资源都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每一处革命遗迹、每一件珍贵文物都折射出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爱国情感和高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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